媒體技術變遷與網絡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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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如何看待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對傳媒的影響，就是各方關注的焦點議題。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圍繞國家安全視角下的媒體技術變化與網絡輿論演進，在理論、戰略、政策與實踐等不同維度，均形成了較為明確的認知；而且這些認知，也處在高速變動和發展的過程中，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互聯網向全球高速擴展開始，到2013年斯諾登披露棱鏡系統之前為止，這一時期是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在全球意識形態場域占據顯著優勢，歐美國家引領互聯網新技術應用在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占據顯著優勢。

盡管遭遇各種挫折和挑戰，但在心理和認知層面，歐美發達國家的治理模式與經驗被賦予普世價值，并在全球得到了高速的傳播。第二階段從斯諾登披露棱鏡系統開始，到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確定之前，這是一個過渡和轉折的時期。最重要的轉折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斯諾登披露美國棱鏡系統及其運行的相關事實，使得美國不再能夠以“良心霸權”的形象，繼續壟斷構建和維護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體系的道義制高點；其次，在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中，2010年至2011年間在中東地區推行的基于互聯網自由的顏色革命呈現顯著的反噬態勢，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提供的戰略規劃與政策建議，盡管在內生邏輯上還是自洽的，但是在實踐中的挫敗逐漸引發了更多的思考，已經不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第三，新媒體在全球范圍初步完成了對傳統媒體平臺創新和生產流程的早期沖擊，相關理念、技術、應用和能力在全球，尤其是在非西方國家內高速擴散。第三階段從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塵埃落定算起，迄今為止正處于發展過程中，其中前不久引發各方高度關注的臉譜公司5000萬用戶數據可能被用于政治態度分析乃至操控選舉的事件，可以看作是這個階段的又一波高潮。這個階段目前展現出來的最顯著的特征，是新媒體技術與網絡輿論的互動關系遵循“去中心化”和“反傳統權威”的內生屬性繼續向前發展，并從外圍反向蔓延到作為技術和應用發端的核心區，有點類似漣漪拍岸之后的反向運動。

從客觀上來說，這是新媒體技術與網絡輿論走向深度互動的必然；從主觀上來說，全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主流媒體和精英對此發展的速度、深度、廣度和力度，均缺乏相應的準備和預判，強烈的挫折心理和具有顯著集體性的選擇認知構成了強烈的反彈。從基礎性的事實看，目前能夠確認的是，名為“劍橋分析”（CambridgeAnalytica）的數據公司，涉嫌通過設置在社交媒體臉譜（Facebook）上的第三方應用，自2013年起系統收集了超過5千萬的個人數據，并對數據進行深度挖掘，用于實現精準的政治廣告推送，進而試圖達到影響受眾投票行為的目的。影響投票行為的研究在歐美學界高度成熟，雖然輿論鋪天蓋地，但從學理上要論證社交媒體數據分析、廣告投送和投票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要更加深入的基于有效控制變量的科學研究。但很顯然的是，控制傳統主流媒體的群體，表現出了典型的后真相時代的行為特征與模式，采信了論證最為困難，但將解釋最令人滿意的假說，來作為基于事實的真相，進行廣泛報道。撇開因為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帶來的干擾因素，這一階段全球范圍內，各方確實都在關注巨型社交媒體平臺及其帶來的影響，不僅包括對網絡輿論的影響，更重要的還包括對國家政治安全的影響。顯然在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的案例中，全球最為發達和強大的西方民主國家，似乎也認為自己的國內政治安全無法有效豁免來自外部的帶有敵意的國家行為體的網絡輿論操控行為。社交媒體的影響，凸顯在其匯聚的海量數據，以及由此帶來的可能實質性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戰略潛力。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7年第四季度，臉譜公司每月活躍用戶數約為22億，每日活躍用戶數約為13億，上傳照片總數超過2500億張，整個臉譜網數據總量約為300PB，每日新增數據量為4PB，相當于每天增加16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數據量。這些數據中包含了用戶的個人信息，情感表達以及比較真實、準確的政治態度，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從技術發展的視角看，更重要的是，當今世界通過對社交媒體數據進行政治態度和立場分析的技術已經高度成熟，用分析結果影響甚至操控政治過程的實踐也已經普遍展開，并有顯著的進展。2010年至2011年間，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倡導并大力推動的互聯網自由戰略，對這種擴散進程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推進；相關分析挖掘技術的擴散，以及成熟的市場化的運作機制，正在證明其超乎想象的潛在影響力。

從規制的角度來看，這種融合與變遷的發展態勢，對各國建設和完善相應的治理能力體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其中至少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的要點：其一，對具有戰略性的本國數據資源進行有效的管控，避免超級平臺對數據的富集和相關挖掘處于某種事實上的失控狀態。其二，對數據挖掘的技術、能力以及商業模式進行有效的規制，構建一個良性的生態，避免相關能力被濫用，轉化成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其三，在共識基礎上催生新的、有效的國際規制，形成一個良性的國際環境，避免與新媒體以及網絡輿論相關的國家安全議題領域陷入叢林狀態。整體看，新媒體技術的應用和拓展，正遵循技術和市場的內生規律，持續高速地向前發展，各種指向國家安全的新型威脅，與其說來自技術，不如說來自于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的相對滯后。可以預見的是，哪些國家能夠在此過程中獲得領先，那就意味著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宏觀背景下，在國際體系結構變遷的微妙時刻，贏得更大的戰略主動。

作者:沈逸 單位: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