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輿論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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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實主義國際輿論觀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從古展到現今已涌現出多種理論派別，包括漢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提出的古典現實主義、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N.Waltz）的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以及最近發展而成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80年代初，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一直占據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的主流理論地位，認為：國際體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各國都會為了實現以權力為中心的國家利益而斗爭。而不管現實主義有多少理論派別，但其核心思想被繼承下來，即都沒有否認權力是無政府國際社會的核心變量。正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所總結的，“世界政治仍是政治實體在全球無政府狀態下爭奪權力、威望和財富的斗爭。①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輿論的影響主要是形成了現實主義國際輿論觀，其主要表現在：

1、現實主義國際輿論觀認為公共輿論是無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義的立場。從“二戰”結束到“越戰”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對公共輿論的性質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達成了“阿爾蒙德—李普曼共識”（Almond-LippmannConsensus），即認為民意是無知、輕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統和連貫性，對外交政策的執行和目標的實現影響有限。由于現實主義（包括各種理論派別）一直占據國際關系中的統治地位，因此，現實主義影響下的國家政治精英和政權機構對國際輿論的關注度不夠，只是在民主選舉時（基于西方國家語境）才處于獲得選票的需要而暫時重視公眾的聲音，以及從國際輿論中獲得國際威望而顯得重視國內和國際輿論。

2、現實主義國際輿論觀認為，權力因素是國際結構的核心問題，一個國家的崛起必然會引發國際局勢的動蕩，甚至是沖突。就當前和可預見的將來看，國家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是無法否認的正確命題。有鑒于此，軟實力較之于硬實力并不具備必然的優勢，國際關系的核心因素還是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之上；軟實力以硬實力為后盾。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所指出的，軟實力也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現實主義國際輿論認為，一國在國際關系中為了達到自身目的而營造的、可資利用的一種手段而已，這也說明只要國際體系中權力結構的制約因素始終存在，國際輿論對崛起大國的恐懼、懷疑等負面傾向的認知就難以消除。

3.現實主義國際輿論觀認為國際輿論/世界輿論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權力或為了達到見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來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者有否認國際輿論存在性的傾向。對此，漢斯·摩根索認為，也許（在國際社會上）存在一種“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約民族國家的外交政策。他論述到：“對于一個主要從輿論調查來獲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學文明來說，世界輿論成為一種神話中的裁判者/公斷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樣，這個裁判者/公斷人則會通過世界輿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動。對于大多數傾向于哲學思辨的人來說，‘歷史的審判’（judgementofhistory)具有類似的功能。對于宗教人士來說，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willofGod）。”③因此，國際輿論是一個危險的神話怪物，因為有時它會對那些本來因普遍的反對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權力給予鼓勵，有時它又會為強權和自私提供偽造的合法性——正如當今國際社會在某些時候所做的那樣。④

二、自由主義國際輿論觀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經歷了一個從18世紀啟蒙運動中的樂觀主義、19世紀的自由主義以及20世紀的威爾遜理想主義，到冷戰后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演變過程，并形成了與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相互論戰、彼此爭鳴的理論格局。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思想也相當久遠。意大利學者但丁（DanteAlighieri）認為，對于人類來說，正當的工作應是發展知識和文化，一個和平的世界是這種工作的基本條件。許多法國人也提出了建立國際組織和推進和平的計劃。他們相信，依賴外交、仲裁和判決可以實現永久和平。例如，埃默里克·克魯塞（EmericCruce）相信多數人安于和平，強調以合作方式處理國際關系中的沖突，主張提高貿易商的地位，使其高于打仗作戰的騎士（他們在和平年代用處不大，但危險不小）。他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因為根據實踐的結果，他認識到這種做法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失大于得。英國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Penn）希望消除他所說的“魚類邏輯”，即國家之間相互吞并的現象，提議歐洲各國君主擺脫自然狀態，服從于有效的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體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那些主張強權、戰爭的現實主義理論家在國際公眾中失去很多市場。很多國際精英人士開始支持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的理想主義國際主張，即通過國際聯盟實現國際和平的集體安全體系，強調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輿論對國家事務的影響，并確信世界公眾輿論在建立和維護和平中的作用（他們并不否認權力的作用，只不過使權力服從于擁有權威的國際組織。）⑥

冷戰的結束改變了既有的國際政治格局，歐盟的成立和運作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對國際關系發展的作用，使得人們重新開始認識國際關系問題。由此，新自由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認為國家間存在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強調國際制度、國際規范和國際合作對解決國際問題、推動國際關系的重大意義。

總體來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輿論的影響主要是形成了自由主義國際輿論觀，其主要表現在：

1、自由主義國際輿論觀認為公共輿論是理性的，較為尊重和重視國際公眾的意見。國際法院或國際議會的建立將依賴于公開的外交、輿論的力量和新聞自由，新聞自由能夠支持合理的實際決策。⑦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倡議設立國際聯盟，認為：“在此世界組織的監督之下，權力將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將受民意指揮”，“如果大眾能獲知正確的信息，戰爭就根本不可能發生。”⑧他在巴黎和會上曾指出：“整個條約（《國際聯盟條約》）主要依恃的是一股偉大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輿論的道德力量——眾目睽睽所產生的消除、澄清及強制的影響力……好讓見不得陽光的事物，可經由世界人普遍加以譴責的萬丈光芒予以適當的摧毀。”⑨

2、自由主義輿論觀重視國際合作、國際制度的重要意義，認為國際社會可以通過良好的國際制度運作實現國際和平。從合作各方的相互關系來看，存在三種情形：①國際關系中的“霸權穩定論”也可以提供某些霸權國家治下的和平，如19世紀英國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和20世紀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在這種合作模式下，霸權國家維護整個國際機制的基本運轉，小國、弱國通過接受現有國際機制而享受霸權國家提供的安全和經濟福利，即可以“搭便車”（freerider）。這是一種非平等合作關系的國際合作。②以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合作。這類合作超越了傳統的合作空間和合作層級，上升到了彼此相依、共同發展、共享成果的較高階段。③面對全球重大挑戰而展開的國際合作，如反恐，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衛生、饑荒、網絡犯罪以及突發性公共危機事件等問題而產生的國際合作。這些問題更多的是技術性問題，國際政治色彩相對較淡，可以借助于具體的需要或功能，通過加強合作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三、建構主義輿論觀

長期以來，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占據著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地位（當然，新馬克思主義或激進主義也具有重要影響，也是國家國際關系理論學派之一）。但與此同時，非主流學派也開始迅速發展，批判理論、后現論、女性主義理論等紛紛向主流理論范式發起挑戰。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理論也就是在這種爭鳴環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重要理論派別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并不是永恒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對于國家行動的最高準則——國家利益來說，它是國家在國際社會實踐中觀念認知的結果，即不同的觀念產生對國家身份的不同認知，而這種對自身身份的確認則導致對國家利益不同的認知和界定。一言以蔽之：觀念建構身份，身份決定利益，因而觀念建構利益。由此，我們就可以得知，觀念成了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變量，是建構主義利益觀的核心要素，發揮著“自我實現的預言”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觀念？建構主義的觀念是個集體性概念，即是共有觀念（sharedideas），而不是個體中存在的各不相同的觀年，這種觀念是主體間共識（intersubjectiveunderstandings），是共有的文化、共有的知識、共有的期望、共有的理解等。而身份的確定是由社會/群體的文化以及自身的觀念建構而成的，并形成一種集體認同，從而最終影響自身作出的決定及行為。溫特認為，集體身份（collectiveidentity）把自我和他者的關系引向其邏輯得出的結論，即認同（identification）。認同是一個認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并在交界處產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歸入”他者。集體身份則是角色和類屬身份的獨特結合。而“角色身份（又）依賴于文化”，“存在于和他者的關系之中”。上述這種關系若用一個圖線譜來表示就是：

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輿論的影響主要是形成了建構主義國際輿論觀，其主要表現在：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超越物質主義思想的認識視角，從社會性因素出發，如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念等諸多因素的互動結構中來研判國際輿論的本質。

1.從建構主義的結構層面來看，國際輿論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思想認知系統。首先是共有知識（sharedknowledge），這也是最根本的因素。這里的“共有知識”，是指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社會環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具體的文化形態，如規范、規則、制度、習俗、意識形態、習慣、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識建構而成的。⑩

就國際輿論對國際安全困境的認知來說，存在兩種潛在的輿論傾向：一是，當國家間相互猜疑時，一方軍事實力的增強就會令對方感到威脅，從而使對方也通過加強軍備來應對這種危險。反之亦然。由此，國際輿論的認知結果就是國際安全困境的產生。二是，當國家間有著高度的相互信任時，即使它們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國際輿論認為也可以通過和平途徑得到解決，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安全共同體的輿論傾向性認知。同時，建構主義國際輿論觀也是動態的、不斷發展的：可以建構一種觀念結構，也可以分解這種觀念結構，并建立一種新的觀念結構與現實適應。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輿論支持美蘇合作并組成反法西斯聯盟，而隨著戰爭勝利的臨近，美蘇利益沖突越來越大，彼此猜疑和矛盾促使戰時的同盟分裂為兩個新的對立集團：北約和華約。

2.從觀念的建構作用來看，國際輿論作為對國際事務、對各種國際行為主體等的態度、意見等，是國際公眾、國際傳媒等觀念結構的外化，具有自我實現的特征。一方面，觀念有時是在相互交往與社會實踐中建立起來。例如，在各種公共外交中（孔子學院就是一例），雙方的交流就可以讓彼此陌生、沒有共享觀念的狀態走向彼此有所了解、享有某些共識等。隨著當前傳媒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以及各國對外傳播的強化，國際公眾間的交流、了解日益增多，他們之間具有的共有知識也在隨之增加，“雖然不是全部，但確實是一大部分”。?輥?輯?訛另一方面，觀念又是人們深層次思想中的信念、態度和情緒的綜合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其改變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和過程。其中，信念，是指先在于人們將要接觸的外在世界而在頭腦中已經存在關于它的圖像、信條、價值觀等，是“共同享有的思維模式”。“它喚起每個人對于某種景色、某種家具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憶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喚起這些信念。”?輥?輰?訛雖然李普曼有時將其稱之為“固定成見”，但信息對輿論產生的重大影響確實客觀存在的。態度的表現則多種多樣，“以言語形式的表達，構成顯輿論；以情緒形式的表達，構成潛輿論；以規模行為來表達，構成行為輿論。這里容易忽視的是潛輿論……潛輿論不是一般的純粹個人的情緒表現，而是指有著規模公眾、既定輿論客體的情緒型意見，它預示著多數人的預存立場，并有可能進一步形成顯輿論。”?輥?輱?訛

3.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國際輿論隱含著深層的文化向度問題。國際輿論的觀念性、思想性、情感傾向性等特征說明，文化建構是其形成的一個重要機制。文化是“從歷史上留傳下來的存在于符號之中的意義模式，是以符號形式表達的前后相襲的概念系統，人們借此交流、保存和發展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輥?輲?訛它“不僅僅是個體成員大腦中共有觀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體支撐’的現象，因此從本質上也是公共現象。正是因為如此，文化形態才具有多元實現性質。”15在媒介全球化、傳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逐步的凸現，特別是西方文化在國際輿論中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成熟的話語系統，成為人們判斷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如西方文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的傳統成為西方社會衡量“他者”是否發展進步的重要標準，是西方國際輿論中文化因素的內核。

以上探討的三種主要國際輿論研究進路為我們認識國際輿論生成動因和發展規律提供了理論框架。三者間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既有本質區別，又相互補充。因此，在對現實存在的國際輿論形態進行研究時，要綜合運用，不可偏廢。

注釋

①See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60-67.

②嚴格地說，國際（國家間的）輿論主要是指向國家作為輿論主體而表現出來的一種輿論形態，而世界輿論的內涵和外延要寬泛的多，包括各種非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等。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世界輿論主要是指世界范圍內人類所共有的價值觀或基本意見，其主體主要是世界上大民族國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政治影響，所以需要對國際輿論和世界輿論加以區分。但一方面，這種區分在現實中難以準確劃定，二者有很多的邊際重疊，另一方有鑒于國家仍然是當前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體，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同時目前的國際輿論主要指向的是有關他國的事務，即國際輿論客體具有較強的民族國家屬性，所以本文將兩者視為通用概念，這也是目前國內外大多數學者的意見。

③ChristopherHill,“WorldOpinionandtheEmpireofCircumstance”,InternationalAffairs,Vol.72,No.1,Jan.1996,pp.112-113.

④Ibid,p.113.

⑤參見[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家關系理論》，閻學通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頁。

⑥同上，第16、70頁。

⑦同上，第10頁。

⑧[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頁。

⑨同上，第34頁。

⑩[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頁。

11同上，第200頁。

12[美]沃爾特·李普曼：《輿論學》，林珊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頁。

13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頁。

14[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

15參見[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頁。

摘要本文運用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對國際輿論內在的生成、發展、演變機制做出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論證。

關鍵詞國際輿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