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與農民日常生活分析論文

導語：新媒體與農民日常生活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注新媒體對于農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力，首先需要確定的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無論是在口語化的時空，還是在文字化的時空里，日常生活這個概念都被所有人在不同層面上不厭其煩地使用著，就像是每一個個體的生存載體一般，沒有了日常化意義上的社會生活，便難以談及組織化的生活。本文所說的日常生活的意義包括幾個層面：一是所謂日常是沒有波瀾的、始終如一的、與生活的動感性、秩序性和個性化聯系在一起；二是日常既包括公共的社會生活，也包括私人的隱秘生活中所關涉到人們的習慣性生活；三是日常生活是與歷史時空的每一個細節的流動、每一種表情的定格、每一個歷史碎片的動感性聯系在一起的；四是日常生活在這里是與制度化的生活相對而言的。

對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的興起，是以關注個體的微觀層面的內容為特征的。這一領域的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德國和意大利興起，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則將關注點放在中世紀的歐洲，借助文獻資料中的記載來呈現出歷史在那一刻的活生生的面目，原因在于：正在變遷中的“人”的日常生活，使對于傳統歷史研究的一種個性化和時代性的補充，而這種補充不是歷史教科書可以給予我們的。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僅在學術界受到關注，而且走出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進入社會視野。在西歐，無論是文物展覽，還是成人教育；無論是地方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大眾傳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內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現稱為史學發展的“標識性”事件。自20世紀90年代迄21世紀初，關于日常生活史理論的不斷結集出版。德國和意大利發行了日常生活史專業刊物。美國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紀的歷史學》一書中，設專章對“日常生活史學”予以評介，研究者認為：空談“社會結構”，而忽視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導致對歷史規律認識的簡單化。①而在國內，關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正在興起，新近出版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便是集中描述農民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嘗試，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的“我首先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時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們在一場又一場的社會變化中又是如何參與創造了那地方的歷史。”②而從文學、文化乃至政治學、法學等學科視野角度關注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意識的變遷的研究也正在露出端倪，個體的成長史對于歷史而言，不再是一種沒有記憶的記憶，而是一種動感符號，透過這些符號，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歷史的呼吸。

但是，我們的歷史研究在建國以來，基本是遵循線形的發展規律和尋找道德理念為核心的歷史觀念。正如列文森所說：“儒家與共產主義者都同樣注重研究歷史。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核心內容自然是各個歷史階段的線型式發展，但儒家史觀一般并不注重歷史演變的過程，而是注重闡明儒家提出的永恒不變并具有廣泛意義的道德理念，…因此，許多知識分子逐漸喜歡上共產主義者的歷史觀點。因為這種歷史觀不是盲目地崇拜過去的制度，而是提供了歷史的延續性；同時，它還保證中國歷史的發展與西方是齊頭并進的，而不只是現代的兩極對抗。”③

盡管西方所興起的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的背景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背景不盡相同，但我們所處的工業化和農業化的轉型社會則為歷史的微觀研究提供了契機。換言之，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理應關注社會群體的日常生活，而社會群體對于學術立場和社會立場而言，農民這一群體日常生活之變遷，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特質。

所謂日常生活，便是在公共生活領域和私人生活領域中，找出一個研究的點，對于農民而言，由于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領域或界限基本還混合在一起，因此，這里的討論是以私人話語的角度進行的。私人生活如果“廓清”概念之后，其剩余項之一便是作為“人”的日常生活。“廓清”的意思是指從講政治含義刪除，將社會含義刪除，將私人在公共生活領域的“非人性化”的表現刪除，將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人的“社會化”因素刪除，剩下的便是我們要討論的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的領域。當然，刪除并不意味著沒有聯系，也并不意味著與日常生活無關，只是鑒于中國近代社會以來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對于“人”的私人生活領地的侵襲，尤其在1949年之后，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雙重建構中演繹著。因此，研究和關注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的困難就往往在于：一是他們自身也沒有將“私人的”和“公共的”分開，二是研究者也往往在“話語權”的立場上，忘記了“自己的”和“社會的”，乃至“學術化的”和“政治化的”立場。

而在大眾媒介日益日常化的現代生活里，無論是個性化的還是非個性化的生活行為和方式，都被拉到一個沒有遮攔的社會工廠里，進行著各種各樣的表演，歷史的記憶在這種表演里沉默地被記錄著，被演繹著。我們因而也擁有了我們所慣常看到的歷史典籍中所陳列的和展現的歷史情境，并沿著這種情境追溯著久遠年代的記憶。或許有一天，我們夾在歷史與現實的幻境之中，看著蔓延在眼前的各種學術化和制度化的詞語，很深刻地體會著自己所締造的這種悲哀而不知所措。所有的記憶都是那樣地死板和沒有活力，那活躍在歷史深層的情感、記憶、感覺和反思的嘆息，不知所蹤。

其次，在認識日常生活史對于認識中國農村發展的歷史意義的同時，要關注在新的媒介環境下，我們這里所說的日常生活與新媒體之關系。由于新媒介④自身與技術、費用以及設備、社會環境的更加密不可分的關系，對于農民的日常生活而言，新媒體技術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人口流動為核心的影響圈。而且，新媒介技術的影響力一定意義上契合洋蔥模式中對于媒介研究的基本界定。洋蔥的結構形式可以說，很清晰地剝離出了媒介在不同形態的社會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所受到的鉗制，并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媒介系統。在媒介自身的運作系統中，媒介的組織形態、媒介的性質、媒介的管理模式等等在單一媒介的實際運作過程中，相互作用而構建了媒介工作者和媒介擁有者心中所認可和理解的媒介的特征和媒介的慣例。媒介工作者經歷了認可后，通過個體的文化背景、心理結構、對媒介性質的個性化的界定，鑄造著不同媒介不同的話語陳述模式。這種話語陳述模式很大程度上給予了受眾一種虛擬的需求心態，并塑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媒介的話語陳述模式便是我們認可的話語陳述模式的基層構成因素。媒介自身的演繹活動構成了媒介作為整體和作為個體的獨立的特征，媒介從業人員的構成模式的全球化趨勢使得對媒介性質的確定成為一個新的研究話題。媒介經營的全球化的運作使得媒介系統、媒介組織對媒介的操縱和控制越來越在很難把握的環境下進行。媒介從業人員的地域化使得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的背景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不同的是，新媒體技術將受眾的力量凝固在媒介自身上面，使用者或者消費者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量身定做，選擇自己需要的功能。對于農民這一群體而言，其層次在經濟發展中和人口流動中，由經濟基礎所產生的觀念意識也各有差異。因此，使新媒體走入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集中討論新媒體技術對于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性的影響以及變遷。因為，農民工利用新媒體手段來完成與留守在村落中的人群的聯系，以及與同伴之間的聯系。比起單純從農村生活來做相關調查，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會更有意義。

2006年暑假，筆者在北京市朝陽區分別對兩家家具市場及安裝市場，對于安裝工人和家具店的承包商（非京非市民戶口的）進行了訪談,采用的是深度訪談法，共采訪20人。他們都是做家庭裝修、安裝或做某些品牌的和售后服務的，被采訪者一般都十分健談，核心的問題是詢問他們手機和上網對他們的意義，被采訪者都認為為，沒有手機，現在根本沒有辦法和外界聯系，尤其是在北京，要和家里人聯系，因為他們的工作總是在流動中，家里人有時找他們就可以隨時隨地，或者發短信聯系。他們的客戶也因為手機的關系，可以在他們所服務的公司之外，為自己培養和建設一個穩定的客戶群。網絡對年輕農民工（年齡在18-35歲之間）而言，則很有吸引力，幾乎都會上網，只是感到用處不大。但所有的農民工都意識到上網是一種必須學會的技能，對于他們而言，主要并不是為了消遣、娛樂，最主要的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要跟上時代的發展，采訪期間，有一個來自四川的農民工則向我詢問哪里可以買到二手電腦，因為他的孩子要來北京，希望可以讓他學習電腦。還有一個農民工則是因為女朋友也在北京，要經常用手機聯系。另外的有的農民工則表示，手機比電腦更實用，上網會消磨時間，信息很難選擇。有一個農民工告訴我一個如何利用手機維權的例子：

“我曾經幫一家人裝修，在安裝水管的時候，他們提出水管的樣子凸出在外面不好看，要我們重做，我和同事們全部拆卸后，按照要求安裝好了，他們覺得還不錯，但是又提出，萬一將來漏水怎么辦，我們把手機號碼留給他們，說有事請我們隨時會再來。當時他們還拖欠我們兩萬五千元工錢，說什么也不給，我還有其他的工程，也沒有時間等，只好打電話催，沒想到，過了一個星期他們把手機號碼換了，家里的電話也永遠是流言，我們大家覺得這樣不行，但平日里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又不住在一起，只有靠手機聯絡，找律師為我們維權。如果沒有手機的話，這件事根本無法完成。”

筆者親自經歷的一件事是：家里廚房的水管被重新改裝后，過了一星期開始漏水了，打電話找到安裝的師傅，他很快就來了，而且滿懷歉意，水管連續修了3次，他也沒有什么怨言。

試想，如果他們沒有新媒體—手機的聯系，在城市里是無法生活的，而且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由此而建構的新的觀念，又會通過他們延伸到他們的家鄉。

2006年11月，筆者與同事在北京宣武區的三個中醫按摩中心對那里的農民工使用手機和電腦的狀況進行調查，采取的是個案訪談法和焦點小組方法，采訪時間大多是在晚上，這與被采訪者的工作性質有關。采訪的人數在18人。總體情況如下：

按摩中心的農民工平均年齡在22歲左右，每人都有手機，每個月的手機費用在50-100元不等，他們的月收入大約在1000元左右（免費提供食宿）；他們每周休息一天，活動包括上網、去書店和與同事、朋友逛街、吃飯；

他們雖然沒有機會與城里人的生活完全接觸，但使用手機不僅僅是一種需要，他們認為，對他們而言，主要的意義還在于：可以轉變他們與城里人在心理上的一種差距，尤其是與城里年輕人的差距。起碼他們可以以這種形式，完成心理上的一種滿足感。⑤

另根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相關調查，⑥農民工生活消費的另一半被手機、上網、MP3等“數字化消費”占領。農民工有手機已經不是什么稀罕事。有64.2％的被訪者使用手機或小靈通，每月手機話費平均在100元左右。在東莞，大多數人都有被偷、被搶手機的經歷，他們買手機和相關配件的費用難以計算。除此之外，年輕的打工者開始學習“奢侈消費”。會上網無疑是個很“時尚”的本事。“很多人會玩個QQ，就自認為會上網。”有位略懂計算機的工人在接受訪談時說。工人們上網的目的很模糊，他們主要是在網上聊天、看片，對其他的網絡應用技術知之甚少。

不僅如此，一些農村地區的農民手機的使用也日漸頻繁。唐河縣桐河鄉3.5萬人中，擁有手機的農民就上萬人，李司莊村800多戶農民人均一部移動電話，四通八達的手機信息網，使全村農副產品銷售額達615萬元。投資600萬元創辦三力乳業有限公司的農民郭申民說“現在不僅我自已離不開手機，還為20名農民職員配備了手機。靠手機聯絡，只用三個月時間產品就銷售到全國十幾個大城市。”筆者在桐河鄉農產品購銷協會了解到，該協會近年來在網上桐蛋、土豆、地毯、棉花、小辣椒、藥梅等農產品供求信息1.2萬次，推銷農產品1000多萬公斤。該鄉通過網上咨詢，與土耳其一家外商建立地毯銷售關系，來自土耳其的外商投巨資在桐河建立地毯公司。⑦

從上述調查狀況可以看出，手機與上網已經成為青年農民工獲取信息和與外界聯系的主要手段了。但是，技術手段如果僅僅停留在技術的層面上，其對于社會發展和個體心理的影響力就難以發揮出來。對于社會的整體發展而言，新型的媒介手段往往會突破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界限，將一個信息共享和機會均等的社會場景展現給我們。再次，對于日常生活史而言，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層面，以新農村建設為政策理念的這一歷史階段和以新媒技術的日益普及為特征的歷史階段，在歷史的這一點無可復制地重合了。這種重合本身為我們提供了從新媒體與新農村角度發現和重建農民的日常生活歷史的一種很好的契機。對于學科背景而言，新媒體的影響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問題上：集中在對于傳統媒體的沖擊上；集中在對正處于變革和轉型時期的中國媒介產業化的影響力尚；集中在新媒體本身的產業化上；集中在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上。這些問題的集中點或者是媒體自身，如新媒體與舊媒體之關系，新媒體自身的發展問題，或者是集中在由于行政力量而不得不依靠外界力量來不斷推進的中國媒介轉型的研究中。上述問題用一個時髦的詞語來說，是社會主流層次關注社會的主流問題。

關鍵的問題是：再過一百年，當我們的后人再尋覓這一時刻的新農村建設的故事形態時，他們抱有怎樣的心態我們現在自然是不得而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我們所能夠提供給他們的是那種層面上的和那種意義上的新農村建設的歷史場景和歷史痕跡。而在這些痕跡中，我們的農村生活的體系化建設的陳述或者是全面的而細致的，而我們所能提供給他們的關于農民的日常生活的細節性和動感性的陳述則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農民的日常生活雖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卻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次，并規定了社會存在和社會行為的各種方式。

歷史不會發出任何抱怨和嘆息。那種載體在未來的時代會起到更到的作用也不得而知。可以決定的是，在我們擁有歷史決定權的今天，如何由我們來勾勒出農民的日常生活的變遷過程。因而，在這里我們提出新農村建設與關注農民的日常生活的變遷的命題，并認為以新媒體技術的同步發展為關鍵契機來進入研究。

具體而言。對農民的日常生活的變遷的描述，首先不應該是體制化的、組織化的和制度化的，而應該是機動性的、個性化的和動態性的。這種個性化的、動態性和機動性的關注，是讓“活生生的個人“走在歷史前臺的一種經歷，對于中國農民而言，他們的面目在歷史的長河中幾乎都是陌生化的和群體化的，當我們使用農民這個詞語時，當我們說起農民運動、農民工、農村戶口、農民后代等等這些概念的時候，其實已經忘卻了農民這個概念原本是我們在定義時所概括的一種靈活機動的現象，在這些現象背后更多的各式一個個個體的“原始”生活。而這種“原始”生活正是我們在新農村建設的體制化進程中，被社會的主流層面所忽視的、有時甚至是故意忽視的，因為農民本身的弱勢地位和非主流層面的力量所致。

其次，對于農民的日常生活的變遷的描述，理應與新農村建設的理念體系的解剖緊密聯系。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決策和宏觀目標以來，許多專家學者發表了好多，各地也都紛紛行動起來了。然而，對于什么叫新農村建設，至今還沒有一個科學的定義，從而導致現在不少地方出現了方向目標上的、實際工作上的諸多現象，可以說“百花齊放”。我們這里所說的新農村建設，更多地是從農民的立場出發，因而，新農村建設便成為農民發展自己的一個很好的歷史機遇。在歷史發生轉折的時機，農民與新農村建設的關系依然成為大眾日常話語世界的一種不很奢侈的詞語，而對于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政府和學界而言，如何避免繼續淪為歷史的奴隸而忽視農民作為個性化的日常生活的意義，才應該是著力加以解決的問題之一。

再次，對于農民日常生活的變遷的描述，要與新農村建設的外部環境出發。農民的日常生活在每一個時代的變遷，都與當時特定的政策、制度、社會現象、技術發展以及社會突變不可分割。以往的關注都在于這些外部環境對于農民這一群體的影響，而對于新農村建設而言，更多地要從新農村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生產體系的變化、大眾媒體的變遷、整個社會氛圍的轉化、城鄉之間的人群流動，還包括城市居民對于農民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的關系所持有的態度、行為體系等等方面進行關注。

換言之，“新農村”與“新農民”之間的聯系并應該也不是僅僅停留在目標、戰略決策諸方面，(緊轉第9頁）

（緊接第28頁）對于政府而言，目標和決策時必要的和重要的，對于農民而言，目標和決策的具體化過程才是真正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宣傳和動員對于這個時代的農民而言已經不再具有激情般的影響力，市場的力量和經濟行為的開放化和公開化使得感恩和無私不再與當代農民有深刻的牽連，他們在赤裸裸的現實中所接觸到的和感覺到的，已經足以令他們很自由地暢想著大眾化意義上和現代化意義上的主流的社會生活了。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新農村建設要著力關注農民在市場經濟體系中，日益缺失了傳統的道德力量之外，僅僅將利益至上而在未來的時空里將會對于中國農村社會所帶來的巨大的動蕩性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或者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日益顯現出來。

最后，對于農民的日常生活的變遷的描述，還要重視歷史的延續性，重視在上個世紀以來，各種歷史事件對于農村社會的不斷沖擊，在這種種力量的沖擊之下，農民的心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心態的變化又如何致使他們的日常生活行為發生變化。與這個歷史時期正在進行的新農村建設相比，農民的日常生活又將會發生怎樣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的研究，因了歷史的延續性，又應該是持續性的、動感性的和個人化的。

注釋

劉新成:《日常生活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光明日報.[J].2006-2-24。

閻云翔著,龔小夏譯,《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1頁。

[美]列文森（Levenson）著，鄭大華等譯:《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310-311頁。

關于新媒體的概念：美國《連線》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熊澄宇教授：“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之上出現和影響的媒體形態。”本文所指的新媒體是指：（1）與傳統媒體相對而言，例如：報紙、期刊、書籍、廣播電視、廣告屬于傳統媒體；（2）受眾與傳者的邊界基本是融合的；（3）消費內容和功能的完全個性化等。（4）種類包括：手機、網絡、電子期刊、以及與網絡相關的網絡媒介的各類形式。

以上資料來源于筆者2006年暑假與11月份的采訪筆記。

《農民工的底層生活：怎么也滾不出打工這張桌子》,中新網，/newcountryside/2006-09/11/content_5075530.htm2006年9月11日。

劉清文,曹西廣:《唐河農民三件寶：手機、汽車和電腦》，唐河網。/Article/Kjww/200604/2082.html2006年4月26日.

摘要本文從新農村建設的話題延伸到對于中國當代農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力的討論上，并以新媒體技術為這種影響力的決定因素之一，以便引起學界對于不同時期的農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及關注。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農民日常生活新媒體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