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傳播政策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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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二次大戰的三個法西斯國家中，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黨主要通過暴力對媒體實行法西斯化，而日本，媒體的法西斯化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埋下了種子，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性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日本自7世紀“大化革新”后，確立了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12-19世紀，日本最高軍事長官（征夷大將軍）的幕府實際上控制政權達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權（其中又有如此長久的軍事中央集權），以及作為意識形態與政治、軍事上的中央集權相伴的神道教、中國儒學、佛學的廣泛傳播等，鞏固了日本歷史上逐漸世襲化了的社會等級制度（士、農、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識，這對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響是巨大的。日本傳統的國家主義、集團主義，在單一民族和單一語言的有力傳播條件下，很容易貫穿到現代新聞傳播中。

一、19世紀末日本媒體主動、積極地鼓動侵略戰爭

1867-1868年明治維新運動中，官方提出了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三大政策。在熱鬧的政治爭論、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國民整體處于興奮狀態，新聞業在這種大環境的刺激下，發展極為迅猛。但是，這一發展過程始終處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

在政治改革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央集權制的明治政府，通過學習西方，對報紙的作用有了新認識。1871發給報紙發行人的文件中有這樣的話：“新聞紙應以開啟人們的知識為目的。而開啟人們的知識，就是要打破頑固狹隘的思想，擔任文明開化的先導。”[1]因此，這時的主要報紙都有官方支持的背景。一旦報刊，特別是政論性報刊開始批評政府，實行下情上達，政府對報刊的態度立即轉變。每次修訂報紙條例，都在控制力度方面有所強化和完善。1875年7月，《東京曙新聞》的末廣重恭因上書反映對條例的意見和在社論中引證了其上書的內容，被判監禁2個月和罰款。不過，這屬于媒介或記者“忠”得不夠而出現的“違法”事件，很少有觸動官方新聞政策的爭取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抗爭事件。

在經歷了較多的因涉及政治而受到查處的事件之后，一種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新聞職業意識開始形成，日本的政論報刊衰落，報刊的商業化發展成為一種趨勢。明治政府“殖產興業”的政策造就了工商業突飛猛進的發展，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商業報刊也迅速發展了起來。

這種情形下的日本報業的產業化，是一種畸形發展。作為產業，報刊要生存就必須找到讀者感興趣的話題和進行適當的炒作，以爭取更多的讀者。而要炒作硬新聞，就只能順著當權者提倡、允許的方向，顯然，就國內政治問題提出反面議論是危險的，而炒作對外戰爭則會引起官方和民眾舉國一致的關注，帶來利潤。于是，借助日本武士征戰的傳統和民族“恥感文化”的心理特征，以及明治維新以來不斷增強的對天皇“忠”（傳統的對各自主君的忠誠，是日本千年社會結構的思想基礎，將對各自主君的忠誠，轉移到最高而唯一的人神天皇身上是較為容易的，并且做到了）的觀念，日本報刊和通訊社從19世紀下半葉對日本侵略朝鮮、侵略中國的戰爭，到20世紀初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報均主動、積極地鼓動戰爭。通過組織大規模的戰爭報道，強化記者新聞業務的訓練。主戰的觀念，甚至超越了當權政府把握的分寸，例如1905年反對日俄媾和，《朝日》社長村山龍平說：“只要堅持主張，即使報社垮了也在所不惜。”[2]。反戰的媒介或反戰的言論很少見，即使偶然出現，立即會遭到右翼勢力的暴力襲擊，同時也受到絕大多數同行的譴責和蔑視。日本新聞媒體營造的這種輿論環境，大大推動了日本對其他民族的戰爭，同時也為媒體自身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物質上的商業利益＋精神上的國家主義，這是驅動日本媒介從明治到大正時代產業化的兩個輪子。

二、明治－大正時期的新聞政策為媒體法西斯化提供了法制條件

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一般被視為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這是在“王政復古”的名義下進行的，建立的只是具有開明色彩的新型專制政體，并未建立起新的文化價值體系，而是將神道國教化，武士道被泛化全民的道德行為準則。官方某一派掀起“歐化風潮”之后，便有一次官方另一派發動的保存國粹運動，各種媒介既為歐化制造了輿論，更為張揚國權論叫囂塵上?；谌毡鹃L期中央集權、軍事化統制的傳統，保存國粹、弘揚國威的國家主義漸占上風。

經過對西方各國經驗的比較鑒別，日本的當權者在19世紀末，將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國國家主義與傳統儒學道德的結合上，凡是英美系統的思想均受到排斥。因為德國的國家主義與日本的國權論是最為相近的。“東洋道德西洋藝”、“士魂商才”、“和魂洋才”等口號，反映了這場維新運動的不徹底性。在這種本質上沒有徹底改革的政治體制基礎上，“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政策并提，那么工商業的振興就可能為軍國主義勃興和發動侵略戰爭奠定物質基礎。而從明治時代開始，到大正時代，對新聞的越來越嚴厲的控制，則在精神上為此作了準備。

經過多年的考察和比較，日本政府于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該法大量照搬1850年普魯士王國憲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除了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外，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權利必須服從德國那種“法律限度”（Gesetzevorbehalt）。因此，憲法強調的是“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圍之內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也就是說，這些權利是在憲法法律框架內給予的暫時的權利，天皇制政府有權根據需要，以簡單的立法形式撤回給予的權利。對于德國這種憲法的性質，馬克思當年曾作過分析。1850年普魯士憲法頒布后，馬克思引證了其中的條文：“每一個普魯士人都有權利以口述、書寫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接著他寫道：“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何等驚人的矛盾。……沒有當局的許可，你……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為什么會有這個矛盾呢？原來普魯士憲章的恩準的這一切自由受到一個重大的保留條件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圍內’被恩準。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3]憲法頒布后，撤回出版自由的具體法規越來越苛刻。自末廣重恭案件以后，每年都有幾十件迫害媒體和記者的事件發生。

從實際上不允許存在政黨報刊，到頒布和修訂一系列管理法規，以及懲處一批又一批的媒體和記者，日本當權者有效地限定了媒體的言論和報道范圍。日本的媒體本來就沒有與當權者抗爭的傳統，經過幾個不大的斗爭回合，便基本上被納入了天皇專制制度的軌道，在鼓吹國家主義方面，相當多的媒體充當了自覺的工具。

三、九·一八事變——日本媒體轉向法西斯的質變開端

日本軍部干預政權過于明顯時，日本的媒體對此多少是有些微詞的。但是，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系列外侵略戰爭中媒體鼓吹戰爭的傳統，以及半個多世紀天皇制政府在新聞政策方面對媒體的“調教”，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發生，各個媒體再次積極地卷入戰爭叫囂。報刊和通訊社采用無線電發報、傳真和飛機運送稿件等當時最先進的傳播方式，極為快速地報道日軍進攻中國東北、攻打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戰況，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針。報上隨處可見諸如“冰天雪地中激戰的皇軍”、“保衛帝國的生命線”等煽動戰爭的新聞標題。1932年9月16日，日本全國132家報社聯名發表共同宣言，謳歌偽滿洲國成立。

為促進政府快速法西斯化，多批青年將校自1932年起，連續刺殺他們認為促進法西斯化不得力的政府文官，從大臣到首相，直至1936年最終確立起完全法西斯化的軍政府。對于這種慘烈的暴力行動，媒體對他們的夢想改造國家的動機持一定的同情。而到后來，即使想批評，也不可能了，因為這種法西斯暴力也降臨到一些主要媒體和其工作人員身上。例如，1934年3月《時事新報》一位記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殺，同年4月《朝日新聞》編輯總務被刺重傷，1935年2月《讀賣新聞》社長被刺受傷，1936年2月《朝日新聞》社遭暴徒襲擊等等，當事的媒體不敢言，其他多數媒體對此也保持沉默。并非這些受害者不贊成軍國主義，只是極端派認為他們做得不徹底。

對待九·一八事變的態度可視為一個轉折點，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媒體持反對意見。這個時期媒體對軍部的批評，并不是在發動侵略戰爭方面，而是策略上的相對溫和與極端激進的分歧。

日本軍部自九·一八事變后，一步一步將日本的各種新聞媒體牢牢地綁在了侵略戰爭的戰車上?；仡櫤脱芯窟@段歷史，對于防止法西斯主義新聞政策的卷土重來，亦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日本政府和軍部采取的一系列媒體法西斯化的措施

1，大規模的思想和人員整肅

從1932年起，日本政府對各種出版物（包括報刊）實行空前嚴厲的檢查和取締，僅當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這類事件一般為幾十起。其中真正直言反對戰爭的極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軍部直接統制的新聞報道和言論。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達3.4萬人，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軍部對已經相當支持戰爭的媒體仍舊不放心，要求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國策”與“國論”必須完全一致，國論與國策保持距離也不被允許。陸軍省的新聞負責人本間雅春發表談話：“國策與國論毫不相干的時期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近年來，輿論雖然不斷增長著可貴的力量，但還沒有像日中事變這樣發揮過威力。一旦我們的報道機關闡明正義觀念、統一國內輿論、指出前進方向，使國民緊密團結、燃燒起火一般的愛國熱情，即使以整個世界為敵也毫不畏懼，那就是為國家立了大功，無論誰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脫帽致敬。”[4]這基本反映了軍部后來進一步鉗制媒介的立場和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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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體明征運動和精神統制

為了使輿論進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發起“國體明征運動”，“明征”即“明確”之意，目的是徹底消除明治維新時期傳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歸到神權天皇制絕對主義的“國權論”。在這一運動下，教育和國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對偏重智育，禁止高級享樂，電影中只有行軍、射擊、高呼萬歲的鏡頭，連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書籍，也由于軍方極端派認為不夠徹底，以破壞國體觀念、提倡多元化、主張思想自由等罪名，將當事的教授們趕出大學。接著，1938年發動“國家總動員運動”，全面實行經濟統制、國民統制和精神統制。政黨被完全禁止，議員不屬于政黨，而被納入“大政翼贊會”會議局領導。該會對所有的施政演說、軍事戰況報告、致出征將士的感謝決議和答前線電，都以熱烈掌聲通過。原有的各種社會團體解散，按職業、年齡、性別分別被納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國性單一社團，如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大日本青少年團、大日本婦人會、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等等。高壓政策還蔓延到宗教，許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數千人被捕。在這種精神統制下，對新聞傳播一步進一步的控制，更是無以復加。

3，情報局對新聞傳播的法西斯統制

早在1932年，為控制輿論就成立了尚沒有列入編制的情報委員會，由外務、陸軍、文部、內務、郵政等省派出委員和干事，統一協調對輿論的控制。1937年該機構列入編制，名為內閣情報部，直屬首相。1940年，內閣各省和軍隊各兵種的情報部門合并為統一的新設“情報局”，對所有涉及傳播的載體，包括報刊、廣播、通訊社、電話、電影、戲劇、曲藝、繪畫、唱片等等實行直接控制。該局成立之后，立即向各出版單位發出了一大批被禁止寫作的人員名單。情報委員會時期，各主要媒體的領導人尚作為委員，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現役軍人在情報局的各級領導崗位占了多一半。戰爭失敗前夕，政府指定成立的新聞界自主統制的御用團體“日本新聞會”也被解散，改由情報局直接向報刊發出具體指令。這個機構凌駕于與傳播業相關的各個部門之上，參與制定了一系列鉗制輿論的法規，例如取締危險文件法、思想犯監護法、報紙等揭載限制令、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臨時取締法，以及廣播、電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導方針”和“綱要”。至此，日本法西斯從思想到體制，編織了一張完全籠罩新聞傳播的龐大而嚴密的羅網。

4，國家直接管制廣播業

日本1925年3-6月間分別成立了民間社團法人的東京、大阪和名古屋廣播電臺。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發出指示將三家廣播電臺合并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壟斷廣播業的“日本廣播協會”。政府對所有消息和演講，以及講演人選都進行嚴格審查。九·一八事變中，廣播煽動戰爭的作用遠比報紙廣泛，極大地刺激了收音機銷售。1934年，為強化對廣播的控制，進行了一次廣播協會的改組，郵政省的無線電科、內務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會教育局負責人均參加進來，現役軍人主持的煽動戰爭和進行法西斯教育的節目越來越多。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廣播中越來越多的是首相、軍界和其他官界首腦的鼓動演講，以及經過特別甄別的御用民間知名人士的講話，主題均為“作為大東亞指導者的日本”、“美國侵略東亞史”等等。為了防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1942年起，甚至連外來詞匯都不準使用，例如“播音員”改為“放送員”、“消息”改為“報道”，同時開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國歌曲的單子。

5，合并通訊社，全面控制報刊的新聞源

通訊社是所有媒體的主要新聞源，集中力量控制了通訊社，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報刊、廣播。戰爭爆發時日本的通訊社多達200家以上。為了強化對新聞傳播的控制，日本政府于1936年11月合并兩個最大的通訊社，建立同盟通訊社。該社實際上完全由軍部控制，其他通訊社以加盟的形式歸到該社名下（當時共189家），凡新聞傳播之電報，不論發稿還是受稿，只授權與該社。同盟社還直接負責對外國際廣播，從成立的當年起，使用英、法、德、西、漢語對歐洲、北美、亞太地區廣播，隨后擴大到使用24種語言全天候廣播，積極參與法西斯軸心國與同盟國的電波戰，其宣傳的廣度和強度毫不遜色于德國法西斯。

6，報刊大合并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第五天，政府即頒布新聞事業令，宣布首相和內閣有權對新聞業的合并經營、轉讓和廢止作出決定，違抗者將進行處置。為了便于更好地實行控制，除了幾家全國性和區域報紙外，其他一律按照一縣一報的原則實行合并。幾個月內，日本全國只剩下53家報社（57家日報）。而1937年七·七事變時，日本全國有日報848家。

雜志也沒逃過大合并的命運。九·一八事變后，遭到查禁的雜志每年都有幾十種。僅1939年，日本全國的雜志被禁止出版的就有4000種（包括警視廳管轄的500種）。再經1941年和1942年的兩次整頓與合并，原來數千種雜志剩下996種，綜合性雜志只保留了3種、時事性雜志只保留了7種。1944年又迫使最大的綜合性雜志《中央公論》、時事性雜志《改造》?？?。

五、日本新聞界為什么追隨法西斯

明治時代初期，日本的媒介為自由民權運動的傳播作出過貢獻，但幾經“歐化”與“國權論”的較量，后者漸占上風，日本特有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在傳媒居完全的主導地位。明治時代末期起，日本的媒體追隨國權論，在煽動戰爭方面一向是積極主動的。一些主流媒體對軍部的一些具體做法有些微詞，然而戰爭一旦打響，國權論勃發，依然追隨其后，反對意見只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對過分極端做法的意見。當這類意見也遭到鎮壓之時，只剩下服從和積極配合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新聞虛假到這樣的程度：日方戰果的報道是實際情況的六倍；日方損失情況是實際情況的五分之一；商船損失的情況是實際情況的十六分之一。

關于“言論自由”，幾乎成為一個反面的概念，最多在順從方向的角度偶然被提到。例如1944年7月一次有記者參加的大政翼贊會的座談會上，一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確實不是一種激發人們斗志的好辦法。”[5]其實，限定范圍的言論自由并不是自由，最終只能導致否定這種自由本身。

正是由于日本的媒介忠誠于軍國主義已經成為常規，一旦天皇宣布戰敗，它們便處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每日新聞》發表文章說：“這對最終解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薄冻招侣劇氛f：“過去的態度使我們幾乎一無所獲而損失慘重。”《讀賣新聞》說：“我們必須堅定地相信，軍事的失敗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兩回事，應當把軍事的失敗作為一種動力。”廣播中則一再強調“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6]顯然，媒體主持者考慮的只是日本民族的榮譽和未來發展，對于軍國主義本身的反省是很有限的。

戰后聯合國軍（主要是美軍）1946－1952年組織清算日本傳媒的法西斯主義，最初進行得較好，朝鮮戰爭爆發后，由于美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參與戰爭，對日本傳媒法西斯分子的清算轉而變成了“清共”，因而日本傳媒對法西斯主義的清算和自由主義改造是不徹底的。

注釋：

[1]內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聞事業史》第3頁，新華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2]山本文雄等編《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史》第84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655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

[4]內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聞事業史》第51頁，新華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5]本迪尼克特《菊與刀》第24－25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中文版。

[6]本迪尼克特《菊與刀》第210－211、118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