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行政成本增加的倫理透析論文

導語：對行政成本增加的倫理透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行政成本增大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倫理問題。行政成本增大從倫理角度來說，至少可以是由行政道德失范，行政制度不完善，社會道德調拉力度弱化造成的。由此，本文從倫理學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相關的建議。

論文關鍵詞:行政成本行政道德行政制度倫理治理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帶有舊體制慣性的行政管理，必然顯現出許多不適應性和弊端，它們和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相互作用，并且通過行政過程中行政行為的人力、物力、財力耗費的增加即行政成本升高表現出來，行政成本一旦超越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必然會影響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

1，行政成本增加的道德內涵

行政成本，從行政管理主客體來說，可以分為決策成本、執行成本、溝通成本、監控成本等。從行政環境來說，又可分為時間成本、資金成本、’心理成本、結構成本。無論主體之間，主客體之間倫理狀況怎樣，還是時間、資金等資源分割的公正性如何，都和行政成本有關。因此，行政成本的升高不僅有著政治、經濟、行政科學化程度的原因，同樣也有著道德的影響。行政管理的權力是人民給予的，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是我國行政管理的職業道德價值定位，同時，市場經濟的自主性，競爭性所要求的社會結構是“大社會，小政府”的理性模式，政府的運行應該是高效的，行為上應該是廉潔的，因此，行政成本的增加是非理性的，非道德的。

就目前的行政管理來說，由于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造成行政成本增大的不道德因素占去很大一部分。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政企不分，官僚主義嚴重，直接阻礙改革的深人和經濟的發展，影響黨和群眾的關系”，這種嚴重背離了公權力所應有的公正、精干、高效的原則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顯然是不道德的，是行政道德失范的結果。

2，行政成本增加的倫理剖析

行政成本增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而，可以從多視角加以分析。從倫理角度來說，它可以分以下幾方面:

第一、它是行政道德失范所致。所謂行政道德失范，是指行政主體行為已經逾越了政府和社會所期望的道德規范，是行政道德的“惡”代替了“善”。在具體行為上，就是行政權力的異化，公權力本質的異化。行政道德失范，必然引起以下現象的出現，首先，行政組織結構的非理性，具體表現為職能不清，權限不明，機構重疊龐大，條塊分割，人員臃腫等。其次，行政管理中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大量存在。任何一種行為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人的欲望必然無法在萌芽狀態之時和進行過程之中受到約束，那么任何情形都有可能發生。在龐大的行政機構中，不可避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幾乎成為現代政府難以消除的通病。

在官潦主義方面，擺門面、說空話、思想僵化、辦事拖拉、不負責任、不講信用、不深人調查、不關心群眾疾苦等反道德行為，導致了決策失誤，造成了國家上百萬以至上億的損失。在腐敗方面，權力腐敗的實質是行為主體為其自身利益偏離了公共職責而濫用權威，即行政主體權力行為的變異，公權成了私權。主要表現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用權力對社會資料進行了強權分割，在一些人看來，權就是利，“一心為公”的高風亮節蛻變成“相機謀私”的市民觀點，由此，不少行政主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加速了對公共權力這一特殊“商品”的爭奪。比如成立一個公司，勞動局、環保局、企業辦、工商局、稅務局、老建辦、經委等紛紛登場設立審批權，這場爭奪的結果，便是各種審批權形式的不斷翻新，各種人事任免的出籠，各種收費權限的擴大，通過這種權力設租，大肆索取高額回報，這些都構成了行政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第二、行政制度的不完善所致。行政制度是一系列相互聯系的行政行為規范的集合。在行政過程中，人們都可以通過建立制度來約束行政主體彼此行為，行政制度廣泛存在于行政主體的各項活動領域，雖然這些制度本身并不是具體的、直接的道德行為規范，但是，在設立這些制度時，又往往是依據特定的倫理原則、道德要求。這些原則、要求指向特定的倫理目的，并可能產生一定的具體道德意義的結果，這種制度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都有一定的支配約束作用，規范行政主體的行為模式，影響主體的價值取向，引導著主體的道德選擇和行政成本的變化。

綜觀我們的行政制度的安排和制訂，我們發現，無論是行政程序、行政決策，還是行政處罰、人事管理都制定了制度，但是，由于行政監督制度的不完善，這些制度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實。行政管理中，決策時的“一言堂”、人事任免的暗箱操作、行政過程中的隨意性、處罰時的“小金庫”，都顯示出制度的不完善和執行不力。還有干部福利制度、福利的多少與干部的級別掛鉤的，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干部考核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強出現了有些干部急功近利、貪大求功等非科學性行為。這些都導致了行政成本上升。

第三、社會道德的調控機制弱化所致。十多年來，人們對現實生活中世俗取向和道德心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市場經濟下，人們對現實生活中世俗的感受和功利人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關注，市場經濟的言利、個性顯化、個人利益凸現造就了相當一部分人以“一切向錢看”為自己的價值定位。多樣化價值的存在使得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評判標準不是唯一的，因此，對不同的社會現實表現出了前所末有的寬容性，這樣，社會道德無法為社會轉型時的行政主體提供一股正義的社會監督力和震憾力，行政管理當中大量的不道德的丑惡行為不能受到社會輿論譴責和討伐。就公務員自身來說，有的因主觀行為造成決策失誤給國家造成幾千萬以至幾億損失，也無半點良心的不安，竟然以“交學費”一言了之。某些領導干部也以“改革允許犯錯誤”掩蓋失誤，自相慰安，受害者也無動于衷。這一切導致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相反，在行政活動中那些公而忘私，剛正不邪，無私奉獻被視為“遷腐”“跟不上時代”而被嘲諷。

3，倫理對治理行政成本增加的作用

隨著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社會需要協調的面和深度也必將越來越大，尤其是社會轉型新舊體制的碰撞導致的社會無序面的增大，成本上升成為一種必然趨勢，但是，行政成本畢竟是來自于社會納稅人的錢，是一種社會財富的耗費，從道義上來說，無止境的增大是不允許的，行政行為在給社會協調的同時，倘若超過一定的范圍，必然會給社會的經濟文化等發展設置障礙，因此，盡可能降低行政成本，以低的投人獲得高的產出，是社會對政府的期望。

那么，在降低行政成本當中，道德發揮什么作用呢?就行政主體本身來說，道德主要是以行政道德發生作用。首先，它用于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引導行政主體正常的價值取向，五六十年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公而忘私，舍己為人等行政道德價值定位激勵了整整一代人，與這種價值相一致的行政行為確實讓政府和公務員的面貌煥然一新，行政成本維持在較低水平上，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其次，行政道德能最有效地促使行政主客體之間的溝通。任何政府行為的施行最終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才能辦成，政府在制訂政策命令之時，更多地是如何發動群眾，這就涉及主客體的溝通。五六十年代干部深人群眾，與群眾同甘共苦，為群眾辦實事成為一股行政風氣，焦裕祿、鐵人王進喜和當代的孔繁森就是這樣的楷模，他們喚起了群眾的熱情，讓紙上的藍圖最終化成現實。最后，就行政環境來說，道德能夠創造出一個寬松的行政環境，在這里，不但有群眾的配合，而且也有群眾的監督，從而規范行政主體的行為，降低行政成本。

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就必須加強道德建設，制訂公正的制度原則，這里包括建立正確的輿論導向，道德的法律化，政府的市場經濟中的準確定位，強化社會的輿論監督，加強社會成員的道德教育，創造出一個用最低的成本為社會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極大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