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行為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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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對老齡化程度較高的江蘇省的實地調查，利用兩部模型法對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老年人口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決定了老年人群擁有更大的健康風險和更多的醫療消費需求，老年人的個人和家庭特征、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疾病的嚴重程度、參加合作醫療的情況和醫療服務的質量等因素對農村老年人口醫療消費起著決定作用。

關鍵詞：老齡化；醫療消費；就診決策；醫療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國老齡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隨著老年人口規模日益龐大和老齡化速度快速提高，社會在養老保障、老人福利設施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等方面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江蘇是全國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省份之一，根據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2006年，全國老年人口撫養比①為12.72%，江蘇省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4.95%，名列全國第4，其中，農村老年撫養比達到17.83%，高出城市6.16%。農村老齡化速度快于城鎮的原因在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轉移的主要對象是年輕人，農村和城市的年齡結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20世紀7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健康老齡化”的概念，強調人在進入老年階段后應繼續保持健康的身體狀況。因此，在老齡化的背景下探討農村老齡人口這一特殊群體醫療服務的消費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文獻對老年人健康狀況和醫療服務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對老年人生活質量、醫療消費和就醫狀況的分析，顧大男基于1998年中國高齡老人健康長壽調查數據，分析了中國高齡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時醫治的狀況，結果表明農村高齡老人不能得到及時醫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鎮［1］；任遠初步探索了老齡消費市場的特征，提出老齡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護理服務”、“護理商品”和“護理設施”消費為主的老衰老齡市場［2］。然而，現有相關文獻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對城市老年人醫療需求和醫療服務利用的研究［3-5］，缺乏對江蘇省這一老齡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的分析，對江蘇省老年人醫療與健康相關問題的研究僅見于黃潤龍等，他們對江蘇省高齡老人健康狀況的進行了分析，探討了高齡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及健康狀態等問題［6］。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實地調研數據，分析江蘇省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特征，構建兩部模型對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行為進行實證分析，探討老年人就診決策與醫療支出的影響因素，為政府應對農村老齡化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決策提供依據。

二、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特征

本文數據來源于2007年11月對江蘇省北部5市（每市各選擇一縣：新沂、東海、漣水、泗洪和響水）農村居民(包括年輕人樣本和老年人樣本)健康狀況及醫療消費的調查。調查內容包括農村居民的個人和家庭特征、社會經濟狀況、健康狀況、醫療消費情況、參加合作醫療的情況等。調查實行面對面詢問填寫調查表的形式，樣本兼顧了各村的經濟發展水平、農戶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齡結構等，最后獲得985個農村居民有效樣本，其中，18～59歲的年輕人樣本為803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樣本為182個。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樣本進行研究，總結了調查地區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狀況較年輕人更差，慢性病發病率較高

居民對醫療服務的消費來源于對自己健康狀況的改善或保持，這是政府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而制定相關醫療衛生服務公共政策的出發點。調查結果顯示（表1），農村老年人自我評價健康狀況為一般的比例最多，約占總樣本的38%，自我評價差和良好的比例相當，自我評價健康狀況非常好的比例最少，僅占8.24%。老年人樣本和年輕人樣本相比，年輕人自評健康狀況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評健康狀況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顯比老年人的高。從有無慢性病指標來看，老年人樣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遠遠高于年輕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種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種。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經濟困難應就診未就診的可能性也較高

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過病，但在患病的樣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診所或醫院就診，有12.1%的樣本應就診未就診；在就診的樣本中，看門診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輕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進一步分析顯示，老年人應就診未就診的原因大多是經濟困難，占各種原因的57.14%。

3.老年人醫療支出較高，但收入水平較低，疾病經濟負擔更為嚴重

調查樣本的老年人在過去一年的醫療支出均值為1361.66元，高出年輕人403.15元。然而，調查樣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819.4元，比年輕人家庭人均純收入低603.63元。這說明，老年人的疾病經濟負擔更為嚴重，他們會將更多的錢用于看病就醫。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機能逐漸發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較高，具有較高的醫療服務需要，但由于老年階段收入較低，面臨更為嚴重的疾病經濟負擔，因此，老年人群因為經濟因素導致的應就診未就診的問題更為突出。

三、老年人口醫療消費的影響因素

根據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費特征以及醫療產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將影響老年人醫療消費的因素分為以下幾類：

1.個人和家庭特征

影響醫療服務需求的個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家庭人數。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男性的預期壽命均低于女性，這可能是生理因素決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輕的時候對身體的折舊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規律決定了個體隨著年齡的增大將需要更多的醫療服務，年齡程度不同，對醫療服務的消費也可能會存在差異；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對醫療消費有潛在的影響，越是受過較好教育的人越有預防和就診的意識，他們生病帶來的機會成本更高，同時，受過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經具備更好的自我護理能力而擁有良好的身體狀態，因此相對減少了他們患病后的醫療服務支出；單身的老年人更容易產生孤獨感，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狀況從而影響到醫療消費；另外，文獻研究表明，家庭人數也是醫療服務消費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人數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關懷和照顧更多，有利于老年人優良健康狀態的保持，減少醫療消費。

2.健康狀況與疾病特征

老年人醫療消費這一購買行為來源于對醫療產品或服務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長壽命、恢復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況。因此，健康狀況與疾病特征是影響醫療消費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問題決定他是否進入醫療服務市場，本文采用自評健康狀況、慢性病史和疾病嚴重程度3個變量反映老年人對自己是否需要消費醫療服務的感知。健康狀況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時可能會更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更注重醫療服務方面的消費，慢性病患者會長期服用相關藥物，疾病的嚴重程度反映了對醫療服務需求的強度，所患疾病不嚴重時，老年人可能覺得沒有必要就診，當感知到疾病越嚴重時，他們就診的可能性越高。

3.經濟因素

影響醫療消費的重要變量還包括經濟因素，例如，收入、價格和是否參加合作醫療等。收入增加意味著支付能力提高，這將促進居民醫療服務消費。大量研究表明，醫療產品是一種正常商品，醫療品價格的下降會促進人們對醫療品的消費。醫療保險與醫療服務需求之間的聯系主要依靠醫療服務價格的變化來實現，因此，要獲得醫療保險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作用的相關信息，關鍵取決于醫療服務需求的價格彈性。老年醫療保險是一種疾病經濟風險分攤的形式，這種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間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醫療服務價格，當前在中國農村實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就具有這樣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8項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煙、飲酒、濫用藥物、體育活動少、高熱量和多鹽、輕信巫醫、社會適應不良和破壞生物節律。吸煙會導致癌癥、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煙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長最快的原因之一；過度飲酒對人體肝臟和腦神經的危害最大，導致肝病、心腦血管疾病。

5.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

老年人的身體活動能力遠不如年輕人，因此，前往醫療機構就診的方便程度也是影響他們是否就診的一個重要因素。以醫療支出來測度的醫療消費，其內涵不僅包括數量，也暗含了質量，因此，考慮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時應加入醫療服務質量因素。治療效果或許是醫療服務質量的最直接的指標，但難以量化，較直觀的測評方法是老年人對醫療機構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的評價。四、農村老年人口醫療消費行為的實證分析

1.模型選擇

本文選取兩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診和醫療支出兩個指標考察老年人的醫療消費行為，其依據主要在于醫療支出有別于其他一些變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時期內，有相當一部分居民沒有進行醫療消費，即醫療支出為零，然而，這部分零醫療支出是實際支出而并非潛在支出，因此，不能選用類似工資方程的Heckman兩階段法；第二，非零醫療支出高度有偏，這反映了如果采用線性回歸將導致模型殘差也不服從正態分布，不滿足線性回歸的基本假設。本文的調查結果顯示，老年人醫療支出的均值為1361.66元，標準差為4135.935，偏度系數為6.5332，峰度系數為49.6532，這說明調查樣本的老年人醫療支出也呈非正態分布。由蘭德實驗室提供的兩部模型法解決了以上問題，它將居民醫療消費行為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就診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診的決策行為，公式(1)中Ii表示第i個人就診的概率，當Ii＞0時，醫療支出為正，Xi為第i個個體的特征變量。第二個階段為醫療支出模型，分析醫療支出水平的決定因素，公式(2)中MEDi為第i個人的醫療支出，第二階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個人就診的條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階段將醫療支出取對數，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醫療支出的非正態分布。對本調查老年人醫療支出取對數后進行正態性檢驗，偏度系數為0.022，峰度系數為2.37，卡方值為3.93，相伴概率p值為0.1404，這說明取對數后的醫療支出已服從正態分布。

2.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兩部模型和江蘇省農村老年人的調查數據，構建了就診概率模型和醫療支出模型，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就診概率模型為probit模型，因變量設定為是否前往醫療機構就診（是=1，否=0）；醫療支出模型為對數線性模型，因變量為醫療支出的對數。

首先看就診概率模型，模型通過了聯合性檢驗，回歸總體是顯著的。變量“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數”、“家庭人均純收入”、“是否參加合作醫療”和“疾病的嚴重程度”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是影響江蘇省農村老年人就診決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診的概率高，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況下，女性更注意對疾病風險的規避而尋求醫療消費。變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數符號為負，說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診的概率較高，這可能是因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體狀況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診。家庭人數與就診概率呈負相關，這說明家庭規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診的概率，這可能是因為家庭人數多的老年人身體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顧也充分，因而同等情況下比家庭人數少的老年人就診的可能性更小。變量“家庭人均純收入”的系數為正，說明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經濟水平的提高可能會促進老年人醫療消費，通過計算彈性值，老年人就診概率的收入彈性為0.033，說明當老年人家庭人均純收入提高1%，就診概率提高0.033%。“是否參加合作醫療”也是影響老年人就診決策的主要因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醫療費用實行分段按比例報銷，這相當于降低了老年人醫療消費的價格，因而能促進老年人就診的概率。本文將全部樣本疾病的嚴重程度分為4類：沒生病、輕微、一般和嚴重，回歸結果顯示，疾病的嚴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診的主要影響因素，所患疾病越嚴重，老年人就診的概率越高。另外，變量“年齡”、“單身”、“醫療服務價格”、“健康狀況”、“慢性病”、“吸煙”、“飲酒”和“交通時間”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不是影響老年人就診決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醫療支出模型也通過了聯合性檢驗，回歸總體是顯著的。布羅施—帕甘(Breusch-Pagan)檢驗結果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方差膨脹系數（VIF）均值為1.99，最大值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總的來說，“教育年限”、“健康狀況”、“疾病嚴重程度”和“醫療服務質量”是老年人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與醫療支出呈正相關，說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醫療產品或服務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狀況越差，醫療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嚴重，醫療支出越多；醫療服務質量越高，醫療支出也越高。其他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不是老年人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從符號上看，男性的醫療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大，醫療支出越高；單身的老年人醫療支出更高；家庭人數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醫療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純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醫療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釋是收入增加帶來的健康效應使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更為優良，因而醫療支出更低，這在封進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證明［8］，她將收入水平對醫療支出的影響分為兩種效應：一是直接效應，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對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醫療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間接效應（健康效應），即通常收入較低的人健康狀況較差，出于對風險的規避，醫療支出較高。本文的結果證明了在本次調查中，收入水平對醫療支出的作用表現為間接效應大于直接效應，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狀況，使得醫療支出較低。醫療服務價格對老年人醫療支出的價格彈性為-0.2094，表明當醫療服務價格降低時，會促進老年人對醫療品的消費，醫療支出增加。老年人參加合作醫療會增加老年人的醫療支出，這是因為雖然合作醫療降低了醫療服務的價格，但促進了對醫療服務數量的消費而導致醫療支出較高。另外，吸煙的老年人醫療支出更低，飲酒的老年人醫療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務態度較好的醫療機構就診，其醫療支出也較高。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帶來了一系列的老年人問題。江蘇省是全國率先進入老年社會的地區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水平也較高，因此，研究江蘇省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醫療消費問題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和政策含義：

第一，與其他年齡群體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決定了老年人群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醫療和服務方面的消費。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較低，因經濟困難應診而未診的可能性也較年輕人更高，疾病經濟負擔更為嚴重。本文認為，對于社會來講，老年人問題的本質不是人口老齡化本身，而是對社會養老保障、老年人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戰。

第二，一般來說，受傳統的思想觀念影響，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兒孫滿堂、人丁興旺，親情對老年人良好健康狀況（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積極作用。實證分析表明，家庭規模大有利于減少老年人對醫療的消費，醫療支出也較低。如果我們能為老人提供一個溫暖的家庭氛圍，為獨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體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溫暖，是社會應對老齡化過程中減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一個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對老年人救助的供養方式一般分為家庭供養和集體供養，本文的結論為集體供養提供了一個科學依據。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會使老年人更傾向于規避疾病風險，導致就診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帶來的間接效應大于直接效應而導致經濟狀況好的老年人健康狀況更好，具有更低的醫療支出。因此，相應的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促進老年人對醫療服務的利用，這樣可以降低醫療支出，節約社會醫療資源，有效地控制社會醫療衛生費用。

第四，控制醫療服務價格可以促進老年人對醫療服務的利用，使經濟困難應就診而不能就診的老年人能進入醫療市場就醫，使他們獲得充分的治療。目前實施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就是通過降低醫療服務價格，給予居民補貼，促進了老年人醫療服務的利用。

第五，實證分析也表明，醫療服務質量也是影響醫療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這驗證了醫療支出本身已包含醫療服務質量這一要素，為我們以后研究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時需要考慮醫療服務質量提供了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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