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稻作遺存及谷物收割加工

導語：早期稻作遺存及谷物收割加工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貴州中水遺址近年來發現了大量的炭化稻谷遺存，它們與臨省發現的稻谷品種不同，可能是屬于適合當地高原環境、在本土生長的稻谷品種。貴州出土的早期農具中，石刀和杵臼的數量較多：其中石刀類型多樣，是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杵臼形制簡單，是主要的谷物脫殼工具。岜沙苗族人的現代生活場景是古代谷物收割、加工方式的最好詮釋。

[關鍵詞]稻谷遺存；石刀；杵臼

Abstract:PlentyofhistoricalremainsofcharpaddywerediscoveredrecentlyinZhongshuisiteofGuizhouprovince.Theyaredifferentfromthepaddyvarietiesfoundinnearbyprovinces,possiblybelongtothelocalvarietysuitabletothelocalhighlandenvironment.StoneknivesandChu-JiusarethepartofearlyfarmtoolsunearthedinGuizhou.Stonekniveshavemanykindsofshapesusedasharvestingtools.TheshapesystemofChu-Jiuissimple,whichismajorcerealhuskingtool.ThemodernlifesceneofBa-ShaMiaosisthebestexplanationofancientharvestingandprocessing.

Keywords:HistoricalRemainsofPaddy,StoneKnife,ChuJiu

一、貴州發現的早期稻作遺存

農業的產生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在我國歷史上，有關農作物的分布及其傳播規律，很早就有粟類作物由北而南、稻類作物由南向北、麥類作物由西向東的傳統說法。大多學者都認為亞洲是人工載培稻的最早起源地，我國考古發現的稻谷遺存以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為主，在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出土了大量的稻作遺存：如20世紀70年代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遺址、桐鄉羅家角遺址[2]發現了大量炭化稻谷。1988年在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發現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稻殼遺存[3]，這一發現的年代更早于河姆渡遺址。商周時期的稻谷遺存，在河南安陽殷墟、鄭州白家莊、江蘇東海焦莊、湖北圻春毛家嘴、漢川南河等地都有發現，較之新石器時代，分布的范圍更為廣闊，幾乎遍布長江流域各省區，還向北擴展到黃河流域。

位于云貴高原的云南，至今為止共發現野生稻采集點100余處，是我國目前唯一分布著現代野生稻的全部3個品種的省份，同時云南還發現了早期稻谷遺存。因而有學者以為：云南可能是人工栽培稻起源地之一。但云南出土的稻谷遺存時代較長江中下游地區偏晚，如：滇池區域貝丘遺址的時代約距今4260年[4]、賓川白羊村遺址的時代約距今3770年[5]、元謀大墩子遺址的時代約距今3210年[6]、劍川海門口遺址的時代約距今3115年[7]。

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東側，古人類遺址眾多，內涵豐富。“從大范圍講，應包括在長江流域地區之內，它的稻作農業應當出現較早，也是合乎邏輯的事”[8]。早在1980年，貴州省博物館聯合黔西南州文化局和普安縣文化館，對普安銅鼓山遺址進行了發掘：普安銅鼓山清理了房屋一座，分南北兩室，南室小，略呈長方形，南北長1．5米，東西寬1．7～2．4米，南北兩室內共利用5塊較平整的原生石作居住面。南室內及室外周圍堆積有大量已炭化的農作物，分布面積8．5平方米，這種現象在與其鄰近的次一級臺地上的試2探方第四層內亦可見。碳化物標本經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測定，其年代分別為距今3910±140年和3855±190年”[9]。報告稱是農作物，會不會是稻谷遺存?由于諸多原因，現在已經很難有結論。

在威寧中水的2次試掘和正式發掘中，出土了炭化稻谷。1995年、2002年在威寧中水吳家大坪大河灣先后試掘的k2、k3中，發現大量的炭化稻谷堆積：K2坑內填土較緊密，夾有陶片、紅燒土和炭屑。內坑距北壁約20厘米處有紅燒土夾稻谷顆粒堆積，范圍約是長70、寬20、厚15厘米，呈帶狀不規則堆積；送測碳化稻谷的C14檢測數據為3120±65年。K3坑口長210、寬165、深60～68厘米，坑內堆積可分3層。其中第2層堆積為紅燒土夾碳化水稻顆粒層：厚16～22厘米[10]。

2004—2005年我們發掘了中水雞公山遺址，該遺址與吳家大坪遺址相距不到1500米，都是屬于雞公山文化的遺址。該遺址與祭祀活動相關的各種坑是數量最多的一類遺跡……南北兩側的坑區別明顯，北側的坑較大，且多有火燒痕跡，坑內填土夾大量木炭、紅燒土和炭化稻谷[11]。在發掘的120個坑內，經浮選，80％以上的坑內出土有炭化稻谷，稻谷的放置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成團放在坑內并被燒焦，一種呈散粒撒在坑內[12]。其中的K31的第四層發現有大量成團的炭化稻米，其碳十四測定年代為3115±40年[13]。經過浮選法分析，該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中以炭化稻米的數量占絕對優勢，共發現完整的稻米888粒，破碎稻米5600余粒，合計6500余粒。這些稻米的形態十分獨特，與現代稻米相比較，粒形異常短胖[14]，發掘者以為這些稻米比現在水田種植的粳稻還短小，不象是水田種植的，可能是旱稻。這一發現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在西南地區發現的最早旱稻農業的實物遺存[15]。雞公山遺址所在區域為海拔l8002000米的高原地區，無論該遺址出土的稻谷屬于何種屬，它們肯定是適合于高原地區生長的稻谷類型。

從該遺址炭化稻谷顆粒的大量出土，可以窺見當時的貴州西北高原地區稻谷的種植具有一定的規模。貴州與云南出土的稻谷標本的時代均較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晚，云南出土的稻谷全部屬粳稻類型，中水遺址發現的稻谷的屬性雖然并不明確，但目前看來并非從云南傳播過來，很可能是適合當地環境在本土生長的稻谷類型。貴州至今僅在黔西北地區發現了稻谷遺存，其余地區沒有發現，這可能與考古發掘工作開展得不夠普遍深入，或者是保存條件不好而發掘時又未能采取更為先進技術等有關，我們期望隨著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會有更多收獲。

二、石刀與杵臼——谷物的收割和加工工具

鐮與刀主要用于收獲的，學界認為鐮的出現早于石刀。貴州考古資料顯示：在貴州重要遺址出土的早期農具中，收割農具以石刀(主要是系繩石刀)的數量較多、類型豐富，在貴州出土的早期農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石鐮發現很少，僅在雞公山遺址中發現一件[16]。

石刀是在中國原始農業已出現數千年、并有相當發展之后才出現的一種專業化較強的谷物收割工具，這種收割工具的盛行，象征著當時一種新的谷物收獲方式的出現與普及。我國石刀基本類型可分為六個大類：即缺口石刀、長方形單孔石刀、長方形雙孔石刀、直刃半月形石刀、弧刃半月形石刀、桂葉形石刀[17]。貴州目前石刀出土了共計五個類型：即長方形單孔石刀、長方形雙孔石刀、直刃半月形石刀、桂葉形石刀、以及雞公山遺址出土了首次發現的弧壁穿孔尖錐狀石刀。可見，貴州出土的石刀不僅類型豐富，而且具有地域特色，其時代相當于商周至西漢中期。

至今沒有直接發現系繩石刀上所系繩索的遺跡出土。由于沒有直接的考古學的證據，對石刀功能的研究更多依賴的是民族學和民俗研究材料。關于系繩石刀功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20世紀20年代以前，由于這種石刀的外形與愛斯基摩人等民族在食物加工處理時所用的石刀相似，所以一般都將它視為庖廚等用的切割加工用具。在20世紀20年代，安特生根據當時河北地區收割時使用的雙孔半月形、長方形和不規則四邊形等鐵刀，推測史前的石刀也具有同類功能。20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又用顯微鏡對日本的系繩石刀進行微痕研究，結果表明日本的這種石刀主要用于摘取稻穗[18]。

用石刀來收割谷物的收獲方式是與當時的農業生產發展水平相聯系的：早期農業不能選擇作物品種，農作物的成熟期有差異，一株一株的收獲可以根據農作物的成熟程度有選擇的進行收割，以保證獲得最大的收獲；或者那時的農作物品種和現在有很大不同，保留著更多野生品種的特性，一到成熟時期極易掉粒，用手握住谷穗用刀摘取就可減少損失[19]。考古資料反映出來的例證是：如黃河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遺址出土的石鐮不僅數量多，而且制作相當工整，是該文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生產工具之一，石刀的數量較少。但繼此之后，石鐮并未獲得更大發展，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得更多的反而是石刀、陶刀、蚌刀之類較為簡單收割農具。這是因為原始農業收獲糧食是只摘取谷穗而不是連桿收割的，人們在實踐中發現石刀收獲谷物較石鐮更簡便適用，因而石刀較石鐮得到了更好的發展。在我國的某些地區發現的如東北的捏刀、華北的爪鐮、布依族的摘刀、黎族的捻刀、珞巴族的收割小刀等，它們為長方形鐵刀，或在木板上嵌一鐵刃，但皆在中央偏上有一孔，供拴繩索之用。不過也有不穿孔和拴繩的，如貴州有些侗族也以長方鐵刀為摘刀，在偏上中央的部位橫安一木棍，使用時將刀握在手中，以食、中兩指夾住木棍，同樣起到繩套的作用[20]。顯然，這些不同名稱的收割工具都是由系繩石刀演進而來。

杵臼是早期的脫殼工具。稻谷收割后，還要進行去稗、脫殼等加工后方可食用。《論衡·量知》亦說：“谷之始熟，舂之臼”。這是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周易系辭下》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從目前考古發現的資料看，杵臼在不同時期的各種文化類型中，沒有明顯的從型式上分期、分類的意義，因為杵是一種極其簡單的工具，各地發現的臼也沒有時間上的差異。貴州的早期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杵臼。杵臼脫殼的方法在貴州流行時間較久，從新石器時代直至秦漢時期仍在沿用。飛虎山遺址出土的石臼體積比較小，筆者以為這可能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形態有關：飛虎山新石器時期遺址的時代偏早，農業應處于一種原始農業狀況，很可能采集經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畢節瓦窯遺址出土石杵一件，兩端均有使用痕跡[21]，遺憾的是該遺址并未發現臼，但結合該遺址出土了石刀8件，該石杵作為谷物加工工具是可以確定的。普安銅鼓山遺址的試掘和兩次發掘出土的杵臼較為集中：試掘發現石杵、石臼各1件，第一次發掘出土石臼16件、石杵6件。(第二次發掘的資料未整理，具體數目不清)這些石杵用礫石磨制而成，有長圓柱體和近圓錐體兩式，均有使用痕跡；石臼均敞口、淺穴、厚底。該遺址同時出土了石刀14件。發掘者將該遺址時代定為春秋戰國——西漢時期[22]。

自雍父掘地為臼開始，其后穿石為臼，逐漸又發展為玉、銅、鐵質料的臼，只是質地的演變與改進，并沒有減輕勞動強度，效率是比較低下的。以后，發明了更為先進的谷物加工工具——腳踏石碓，勞動效率得到了提高。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臼亦兩種，八口以上之家，掘地藏石臼其上。舂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橫木穿插碓頭，足踏其末而春，不及則粗，太過則粉，精糧從此出焉”。腳踏石碓較杵臼的勞動效率有了較大提高，時至今日的一些偏遠地區，仍在使用。

僅從考古發現的谷物收割、加工工具去了解當時稻谷從收割到脫粒加工的過程，顯然十分困難，現代的民族學調查材料對我們很有啟示，是對古代稻谷收割加工方式的最好詮釋：在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有一個由5個小寨2100人口組成的一個山村，稱岜沙苗寨，這些生活在現代的岜沙苗族人還保持著這樣古樸的生活場景：他們收糯谷的工序精細至極。那田里的糯谷不是用鐮刀割，而是用一個小巧得如同剃須刀一般的、嵌在木架上的刀片，將禾穗一根根地割下，谷草則留在田里。十斤左右的糯谷穗子捆成一束，集得一挑以后，直接挑到禾晾那兒，由人爬上去一排排地掛起來。每個禾晾大約五六米高、四五米寬，禾晾成片地集中在一起……糯谷穗要在禾晾上晾曬一兩個月，任風吹日曬，待每一束糯谷穗由10斤晾成了5斤，就可收回每戶的禾倉里。禾倉是一棟棟方形的小木屋，它不靠民居而集中成片，多為杉木皮蓋頂，也有的是瓦頂，……糯米是岜沙人的主食。要吃的時候，就到禾倉里去拿上兩捆糯谷穗子，放進腳踏的石碓里春，那份隨意，就像城里人到米柜里撮碗米來煮飯一樣。[23]。

參考文獻：

[1]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鄉縣羅家角遺址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1981年。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4]黃展岳、趙學謙：《云南滇池東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記》，《考古》，1959年4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隊：《云南滇池周圍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61年1期。

[5]云南省博物館：《云南賓川白羊村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3期。

[6]云南省博物館：《元謀大墩子新石器遺址》《考古》，1977年1期。

[7]云南省博物館：《云南劍川海門口青銅時代早期遺址》《考古》，1995年9期。

[8]張勛燎：《關于今后開展夜郎考古研究的幾點意見》，《貴州文物工作》，1997年1期。

[9]、[22]劉恩元、熊水富：《普安銅鼓山遺址發掘報告》，《貴州考古四十年》第65頁。

[10]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貴州威寧縣吳家大坪商周遺址》，《考古》2006年8期。

[11][16][23]張合榮、羅二虎：《試論雞公山文化》，《考古》，2006年8期。

[12][24]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貴州威寧縣雞公山遺址2004年發掘簡報》，《考古》，2006年第8期。

[13]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加速器質譜(AMS)碳—14測試報告》，《貴州威寧中水史遷至漢代遺址》，2006年(內刊)。

[14]趙志軍：《貴州威寧雞公山遺址浮選結果簡報》、《貴州威寧中水史前至漢代遺址》，2006年(內刊)。

[15]《貴州威寧中水史前至漢代遺址》，2006年(內刊)。

[17]羅二虎：《中國古代系繩石刀研究》，《考古學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18]須藤隆等：《東北地方石庖丁》，《日本考古學協會第五回総會研究表要旨》，1985年。

[19]陳文華：《簡論農業考古》，《農業考古》1984年2期。

[20]宋兆麟：《我國的原始農具》，《農業考古》1986年1期。

[21]席克定、宋先世：《貴州畢節瓦窯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4期。

[23]鐘越：《從江岜沙：槍不離身的苗人精魂》，《貴陽晚報》2007年6月15日，《人文貴州(3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