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化傾向歷史論文

導語：司法行政化傾向歷史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今日中國"依法治國"已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方略，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整體上說，我們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諸多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原因，我國現階段的法制現狀仍然存在令人難以滿意的地方，特別是司法不獨立性，具有嚴重的行政化傾向。本文試就多個方面分析其原因之所在。

關鍵詞：司法行政化依法治國歷史緣由

正文：

在今日之中國，"以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方略。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法制建設日新月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的國家欣欣向榮，法制建設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從整體上說，我們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諸多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原因，我國現階段的法制現狀仍然存在令人難以滿意的地方，特別是司法不獨立性，具有嚴重的行政化傾向。對此，很多學者從歷史根源、現行體制、蘇聯模式、司法制度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畢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鄙人對中國司法行政化傾向的歷史緣由甚感興趣，因此，不揣淺陋，談一談自己的一點看法。

一、中國司法行政化傾向的現狀

1、法院運行體制行政化。隨著法制改革的深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司法獨立受到行政的嚴重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具有嚴重的行政化傾向。首先，法官的產生方式行政化。在中國，法官是國家公務員，其產生與行政官員一樣。以院長為例，在中國法院院長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受同級人大監督，對同級人大負責，任期與同級人大相同，如果在任期內有失職或其他嚴重問題，人大可予以罷免。這樣的政治設計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即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任何國家機關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其負面影響。一是司法缺乏穩定性，每開一屆人大，必換一班人馬，司法隊伍不穩定。二是突出了院長在法官群體中的地位，院長往往從行政官員中選出，形成"院長出自法官之外"的局面，有人說，"十個院長，九個法盲"。對普通法官，《法官法》設立門檻太低，有大量的非專業人員進入，雖然也設立了一些保障措施，但并非是終身安全的，具有不穩定性。這種情況與中國古代行政官員兼任司法官員是很相似的。

其次，法官內部存在眾多的級別，酷似行政機關。根據《法官法》的明確規定，法官的級別分為十二級。如此眾多的級別劃分，形成一個法官的官僚層級系統。在這樣的官僚體制下，法官的才能和品德是次要的，而資歷則成為最重要的砝碼。審判的正確與否不是決定于法官的學識和才能，而是取決于其級別、職位。在某種意義上講，法官系統也存在著"首長負責制"，即院長負責制。我國法院存在著長官把關的制度。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又顯露出來了。

2、司法權定位行政化。我認為，在今日中國是沒有獨立的司法權。這個問題，我想從三個方面予以闡述。

首先，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司法權沒有獨立的地位。其主要任務是為行政權提供法律保障，也就是說，司法權的設立不是基于司法權本身，而是基于行政權的需要。根據中國的國家和法律理念，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社會主義法制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意志，因此，社會主義司法的目的在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鎮壓敵對階級和反動分子的反抗，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具體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全國人大是全權機關并擁有宏觀的立法權，行政機關是人大的執行機關，因此，行政權具有大量權力和部分立法權；司法權來源于立法權，當然也受控于它的執行機關了。因此，司法權不獨立于行政權和立法權，并由公、檢、法三家所分享，分工負責，共同為行政權服務。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機關是"準行政機關"。

其次，司法權對人大負有政治責任，同于行政機關。中國是"議行合一，人大至上"的政治制度，一切機關都要向人大負責。根據憲法規定，我國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但是又規定司法機關向人大負責，人大可進行個案監督，也受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在實踐中，還要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在中國，不提"司法獨立"，只提"獨立行使審判權"。顯然，政治的依附性與職能的獨立性是一個邏輯矛盾。特別是在今日中國，我們的司法機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促進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維護黨的領導，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因此，不難理解，我們的司法機關為什么要主動為經濟建設服務，所謂，"經濟要上，法律要讓"，"調查摸底，主動收案"、"案子有了結，服務無止境"，尤其是在歷次"嚴打"斗爭活動中，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合作辦案，滿足和迎合政治需要，簡化程序，從重從快的判決案件。這都體現著司法機關追求著政治目的，而不僅是法律目的。

最后，司法權淪為行政權的附庸，成為其一部分。在目前的中國，法院在行使審判權時，不僅要受地方權力機關的個案監督，還處處制肘于各級地方政府。在人事安排、經費調撥、家屬就業、子女就學、水電供應等諸方面均受制于地方。而且，在我國的政治實踐中，法院必須接受同級黨組織的領導，而地方黨組織的領導往往就是地方政府領導，本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原則，地方官員必然會管理司法事務，為經濟建設服務。這樣，司法權由于既沒有憲法上的獨立地位，又在事實上接受行政權的主導，這就不可避免的會異化為行政權的一部分，而事實已經證明正是如此。

以上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我國司法的行政化傾向的現狀，下面討論起歷史原由。

二、中國古代司法的歷史形態

孟德斯鳩說："法律和它們的淵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為法律建立的基礎的事物的秩序有關系"。(1)依據現代法學，國家政務和權力可劃分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此三部分相互制衡、運作，共同推動國家機器的運轉。那么，在古代中國社會，存在上述分權體制嗎？由此，我們來探討中國古代司法體制在國家結構中的存在形態和運作方式。

1、皇權與司法權。今天，我們的法學界普遍承認"中華法系"的存在，以及法律形成和國家形成一致性。在古代中國，國家的雛形在夏朝已經出現，經商、周、春秋、戰國，至秦漢而完備，中國成為一個地域遼闊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皇權是至高無上的，它在本質上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具有無限的行使空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2)皇帝是真命天子，九五之尊，一切權力屬于皇帝，皇帝掌握著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文化等一切權力。查士丁尼說："皇帝的威嚴光榮不但依靠兵器，并且須要法律來鞏固"。（3）先看立法方面，中國自古就沒有類似近代西方的立法機構，更沒有獨立于皇權以外的立法權。君主是法律的源泉，這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法者，治之端也，君主者，法之原也"。(4)"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5)""皇帝臨位，作制明法，治道運行，皆有法式。"(6)在中國古代，任何法律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參與或敕詔下制訂出來，首先反映皇帝的個人意志、其次是皇權統治集團的意志。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審判官，一切重大案件的終審都在皇帝那兒，皇帝哪怕再辛苦，也要牢牢掌握司法權，因為這是其專制的支柱和護符，一旦失去，皇權便失去保障。如漢代的"上請"，魏晉及隋唐的"三復奏"、"五復奏"、宋代的"御筆斷罪"和"審刑院"的設立，明清時期的"會審"，盡皆表明這一點。中國封建社會從隋唐開始，司法職能在中央雖然有了具體的分工，即刑部主掌司法行政（明清時轉為專司審判），大理寺主管審判（明清時轉為專管復核），御史臺主職檢察（明清時改為"都察院"），但三機關的各自活動或聯合活動（"三司推事"和"三司會審"）都要受到中央行政中樞機關和皇帝的控制，其審判結果一律要奏請皇帝裁決，違者治罪。在中國古代，皇帝直接掌握死刑案的最后裁決權。這顯然是很有利于其統治的。

由上不難看出，在古代中國司法權完全是皇權的工具，直屬于皇權，沒有任何獨立的地位；相反，司法是皇權的保障和支柱，直接為皇權的鞏固服務。

2、司法與行政的關系。古代中國，司法與行政難以嚴格區分。因為在封建國家，權力是越集中越好，越有利于統治，大權旁落，誰會安心，"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皇帝是一國之主，事無巨細，樣樣要管，臣子們是為他管家的奴才。在中央雖然有專職的司法機構，如秦漢時的廷尉，秦漢以后的大理寺、刑部、御史臺（明清時改為"都察院"），但這些機構都要受行政的限制和領導。行政權很大，幾乎包容一切。秦漢時期的宰相或丞相、隋唐時期的"三省"（中書、門下、尚書）以及明清時期的"內閣"、"六部"等既是行政機構，又可參與或主持審判，并有權監督司法機構的活動。因為所有的專職司法機構并沒有獲得獨立于行政的權力，只是相對的職能分工有所不同，所以機構和職官建制都歸屬于行政系統。以唐為例，刑部歸中央最高行政機構"尚書省"管轄，大理寺歸刑部管轄，御史臺歸皇帝直接領導，均歸屬于行政。

在地方上歷來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依據國家法律，刑、名、錢、谷是地方行政長官的四大職能，其中維持地方治安和負責司法審判是首要之務"。（7）地方長官代表皇上在地方上行使統治權，當然要事無巨細，統統管理。所謂一方的"父母官"。不管是郡首、州長還是縣令，都既是地方行政官，又是地方司法官。既要實施國家法令，又要維護地方社會的安定，"鎮國家，撫百姓"，維護封建統治。出現訴訟，則是訴訟的當然主審官，并對其審判負責。如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都是身兼數職而以為政清廉、執法嚴明著稱的地方行政長官。

由此可見，司法在中國古代是不獨立的，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它都只是行政職能的一部分，司法權完全消融在行政權中。這是由于在專制官僚體制中，行政權是唯一的真正權力，行政囊括一切，為皇權服務。因為皇權是最高行政權，中央是全國的行政中樞，皇權和中央在權力上意味著一切（立法權也是作為行政的皇權和中央的一部分，沒有獨立的地位）。

三、我國司法行政化的歷史緣由

以上，我已論述了中國古代與現代司法的情況，現在就可以討論他們的關系了。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歷史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其影響是可以無限延續的。馬克斯·韋伯說："中國司法行政化------是由世俗的原因造成的"。（8）克羅齊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是十分正確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續，今天的事物當然會受歷史的影響。作為一個有幾千年封建人治傳統的古老國家，歷史的慣性是不會馬上消失的，何況新中國成立不過五十余年！在如此短的時期內要完全消除封建人治的影響，何其艱難。

行政為什么要干涉司法，為什么會干涉司法？我認為其原因如下：

首先，中國仍然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司法權要服從于黨中央。在我國現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中，黨中央處于政治核心地位，掌握著內政外交軍事等最高權力，這有如古代的帝王。中國仍然是一元化的領導，最高權力歸代表全國人民的黨，通過黨中央所掌控。這和現代西方國家不同，西方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做到了各自掌握部分最高權力，中央權力多元化，從而達到分權制衡。在中國，立法是黨代表人民，將人民的意志上升為法律，用于管理國家；司法是黨用于維護人民民主專政，鎮壓反動階級的工具，為實現黨的革命綱領服務。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主要依靠行政力量來實行，因此，在我國，"黨和政府"是經常連在一起使用的。和古代一樣，從中央到地方，我國政府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司法權也和古代一樣，是從屬于黨和政府的，要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執行黨和政府的有關決議。顯然，在現階段，我國司法在現行體制下較有成效的運轉，與歷史傳統潛移默化的作用是有很大關系的。

其次，中國仍然是一個行政權占主導的"人治"型的國家，"人治"傳統根深蒂固。我國早在西周就確立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以禮治國"等原則，至唐代形成"德主刑輔"的國家制度基本模式。在國家機構中，權力的運行強調人的道德，而不是強調法律，特點是"有治人，無治法"；在社會生活中，是"權大于法"而不是"法大于權"，是"官本位"，而不是"法本位"。這和我國今日社會很相似。傳統中國沒有民主政治，更無憲政，皇權支配著法權，官僚的權力來自皇上的恩賜而非法律，古代法不是取消特權，而是予特權法律化、制度化，"八議"、"上請"、"減免"、"官當"等，即是明證。在中央，是皇帝的人治；在地方，是行政官員的人治，司法權消融于行政權中。我國今天的情況很與上相同，法治難于實施，官員為了追求政績，"以權壓法，以言代法"、干預司法，法官屈從于地方官員。因為幾千年的人治傳統，使地方官員在潛意識中有了管理一切地方事務的觀念；而現實中國家的制度設計又提供了機會，因此，他們會自覺不自覺的插手司法。

最后，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型社會的國家，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更甚。幾千年的文明積累哪能在斷斷的幾十年中消失！一方面，國家本位傳統的影響。從中國傳統制度與社會環境兩個角度上來說，幾千年來，中國就是一個人治主導、倫理至上的國家，民眾早已習慣于委屈個人服從家國、政治權力一元和倫理至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過程中因為現實斗爭的需要使得這些方面，特別是政治權力一元，不是削弱，而是空前地加強，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處于極度漠視狀態。傳統中國的倫理至上則被"紀律政策至上"代替，所謂"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國家本位成為絕對的紀律，一切為了國家、一切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成為立國之基。盡管也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規，但它們在革命實踐中均未認真執行下去，倒是短期成本低、收效明顯、有利于滿足斗爭需要的行政行為在法律、法規面前大肆橫行。另一方面，無訟的法律文化的價值的影響。"古代中國家國一體，國家內亂或國民爭訟是家內不睦的延伸，因此，一國猶如一家，以安定為上；處理國民爭訟如排解家庭糾紛，調解為主輔之以刑，以求和諧"（9）。中國人厭惡訴訟，視訴訟為畏途；統治階級也不鼓勵爭訟，視其為刁民。如此，法律的地位更加不受重視。而行政行為能高效解決問題，因此更加廣泛應用。而現代中國大量運用的的調解制度，顯然就是古代行政行為的現代繼承者。

四、結語

根據上述論述，可見，由于中國歷史上存在的中央集權制、行政權包含司法權、以及國家本位、人治傳統、無訟文化價值觀的綜合影響，造成今日中國現行司法顯出行政化的鮮明傾向。這充分說明，要改革現行司法體制，就必須考慮到歷史傳統的深遠影響，否則司法改革是不可能穩步前進的。

注釋：

（1）參見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

（2）參見《明史》卷二二九《海瑞列傳》

（3）參見查士丁尼著：《法學階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頁。

（4）參見《荀子·君道》

（5）參見《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陳六事疏》

（6）參見司馬遷著：《史記·秦始皇本紀》

（7）（9）參見張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頁，第340頁。

（8）參見馬克斯·韋伯著《論經濟與社會的法律》

參考文獻：

徐忠明著《思考與批評--解讀中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

孫萬勝著《司法權的法理之維》，法律出版社。

孫國華著《法學基礎理論》，法律出版社。

馬作武著《清末法制變革思潮》，蘭州大學出版社。

張文顯著《法理學》，法律出版社。

公丕祥著《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邏輯》，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