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系金融戰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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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歐美亞的大國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之中，國際貿易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受到了重視，但是似乎傳統的解釋總是將貿易的重要性視為根本，金融戰略往往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金融戰略并非是國家當局的隨機選擇，而是金融的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金融體系力量的綜合體現和持續柄持的國家競爭手段。

一．歐美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關系

l拿破侖時代的英法競爭中的經濟含義：為貿易斗爭所掩蓋的金融戰略

英國與法國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爭霸戰。在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后，英國已經奠定了對法的優勢地位，但是，兩個歐洲大國的真正決戰是拿破侖時代。這場戰爭有著非同一般的經濟價值觀的斗爭，法國重視實物經濟，這一點確可以追溯到法國人魁奈開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而英國則堅定地奉行重商主義，重視貿易與金融。拿破侖的戰略是封鎖英國，使之難以獲得足夠的實物資源，而迫使其通貨膨脹，打擊其以金融貿易為根基的重商主義體制，方法就是禁止歐洲大陸的貨物輸入英國；英國的戰略是反封鎖法國，禁止海運貨物輸入法國，迫使法國必須更有效地運用歐洲大陸的資源，這便增加了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運行成本。

似乎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成為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僅是一種非常表面的現象。實際上，貿易戰在雙方并非是非常嚴格與徹底的，歐洲大陸與英國的貿易以及美洲與法國的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著。雙方的戰略中心是英國的海上金融體系與拿破侖的大陸政治體系在資源組織上的競爭。

英國確是陷入了通貨膨脹，而法國與歐洲大陸各國，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關系的激化與惡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侖體制。就結果來看，英國人沒有組織起有力的貿易保護體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動蕩；而法國也沒有能夠在歐洲大陸建立起新的經濟體系，法國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壞了歐洲固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加劇了法國拿破侖戰爭的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終，是歐洲各國拋棄了拿破侖。

完全以經濟的視角解讀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爭霸戰是片面的，但是，我們確是可以發現兩國的競爭中存在著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是海洋貿易與國際金融獲得其在歐洲以致全球經濟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說，國際貿易與金融活動的現實地位是歷史性地淵源于重商主義，并在十九世紀在全球取得的勝利。而重商主義的勝利不再是更早世紀的貿易航道與海權的爭奪，實質上其確定了金融活動的國際地位與金融力量在未來大國競爭中的戰略地位。荷蘭過早而明智地將海上霸權拱手讓予英國；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戰競爭中敗于英國后，其貴族體制沒有體現出組織廣大拉美殖民地經濟資源的能力；法國的擴張是非常古典主義的征服形態，這被布羅代爾稱為“巨人癥”，其放棄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說是其的一種解脫。唯有英國真正享受到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大國競爭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資源支持。這難以僅僅用重商主義貿易壟斷和市場自由主義等加以解釋的，問題的核心是英國的金融長期發展戰略。

英國如何組織包括美洲在內的大洲際資源呢？雖然，包括法國、西班牙與荷蘭在內的各國都擁有強大海軍，并信奉海權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國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時期荷蘭及后來法國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戰略。英國人運用了其金融體系有效地組織了大洲貿易，這就是英國人被過早地被譏諷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實就證明了這種金融貿易一體化的國際經濟組織模式增強了英國的國家力量。英國是在美國之前在全球組織起國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貿易強國，其有效地抑制法國的海外殖民擴張，并將戰火燒到歐洲大陸，最終打跨了歐洲大陸的強權體系。

l兩次大戰間的德國：穩定的貨幣高于一切

德國的經濟崛起施于煤炭、鋼鐵以及化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產業工業體系。與法國相比較，德國是工業帶動了其金融業的發展，而法國則是金融業推動工業的發展。德國的工業實力促進了其歐洲爭霸的野心，新興德國是歐洲固有秩序的挑戰者。一戰后的德國深受戰勝國主導的歐洲金融體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國企圖以債務鏈條約束這個可怕的鄰國。德國金融當局雖然不情愿，但是德國的通貨膨脹卻是打碎戰后捆綁在德國身上的債務金融鎖鏈的法寶。盡管這給德國帶來深重的災難，但是法英等國主導下的國際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縛住通貨膨脹爆發后的德國了。緊隨通脹之后的大蕭條為德國開始復仇式的戰爭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歷史機緣。多恩布什指出，大蕭條促使了希特勒的上臺。

德國擁有最為痛苦的通貨膨脹的歷史，而一戰后法英主導的歐洲的國際金融體系推動了德國的通脹情勢。德國的中央銀行似乎從那時就一直致力于德國馬克的穩定。1985年廣場飯店會議后的西德依然堅定地將馬克根植于德國國內經濟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動蕩不定的國際貿易關系上（尤其是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可以說，沒有馬克的穩定，就沒有兩德統一進程的順利和統一后穩定局面的實現，沒有德國的歐洲地位和世界地位，甚或說，沒有歐元的順利誕生。

l冷戰時代的蘇美競爭：缺少國際貨幣的超級大國

十月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二十世紀的翻版，前蘇聯是“第三個羅馬”，二十世紀的政治軍事恐龍。在歐洲混亂之中誕生，在大蕭條橫掃歐美時，實現了工業農業的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在二次世界大戰后，將其力量深入到歐洲的心臟，并開始與美英在全球爭霸。某種意義上說，美蘇的全球爭霸戰是早年英法競爭的現代翻版，只是核力量對于雙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競爭沒有體現為“熱戰”。

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實物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其貿易與金融遠不發達，其也沒有建立起與全球市場經濟的廣泛而深入的聯系，其力量是局限于東歐的強制計劃經濟體系。其與美國的國際競爭是軍事性質的；而在經濟力量上，“要大炮，不要黃油”的實物經濟體系深刻限制了其力量增長，約束了其經濟競爭能力。在前蘇聯垮臺之后不久，前蘇聯的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援助前蘇聯盟國的計劃，前蘇聯只需要再持續三年就會因無以為繼而陷于崩潰。美國國務卿（前總參謀長）鮑威爾在其自傳中描繪了前蘇聯實物經濟的價格體系的可怕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寧的口說出的，價格體系的混亂情況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狀況，進而迫使戈爾巴喬夫緩和與美國的對抗性競爭。在斯蒂格里茨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也指出，前蘇聯農場的工作人員用面包喂牛，因為面包要比草料的價格便宜；斯氏還指出，自莫斯科機場到紅場的出租車費要貴于從西伯利亞飛往莫斯科的機票價格。雖然，斯大林治下的蘇式教育強調，大蕭條時代，美國人將牛奶倒入陰溝的罪惡行徑說明了帝國主義危機以使其達到了垂死狀態，但是，那場至多持續了十年的蕭條沒有妨礙美國贏得戰爭，并在制度上實現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內的管制經濟革命（避免了使用國有化和計劃化的手段）；而前蘇聯的實物計劃經濟卻長期保持價格扭曲直至亡國而不得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