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中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大國崛起中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甲型”從國外來到中國，在大陸引起了一陣又一陣恐慌：我們的體溫是早上測完中午測，中午測完晚上測，每天午休還要學預防知識，好不容易放假卻也因為這倒霉的甲流被否定了！咳！真是人心惶惶又“慌慌”啊。但是“甲流”高一尺，“中國”高一丈。我們的祖國成功進行了臨床試驗，用自己的實力與技術向國際證明了“甲流”疫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使中國成為了第一個可以應用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國家。

簡單至極的新聞，但是意義非同小可。它向全世界證明：我們是一個正在崛起、發展、強大的泱泱大國；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實力證明中國在發展、在前進。與中國，“甲流”是一個困難，但是它更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困難。對于可以把“嫦娥”送上月球，把奧運會舉辦在北京，把世博會安家在上海，把亞運會落戶在廣州的中國來說，又有什么困難可以阻擋我們崛起、前進、拼搏的步伐呢？

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成為首個可應用“甲流”疫苗的國家；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成為了一個讓全世界震驚的大國；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了一個在崛起而進步的中國！

篇2

目前，中國有三家國資背景的糧企：中儲糧主要負責全國糧食的收購和儲藏，中糧集團側重糧食下游產品加工，而華糧集團則主要負責將東北糧食以散裝物流的方式向關內運輸。

近年來，中糧集團通過國際化戰略布局，終于具備大糧商的實力，成為可與四大國際糧商"ABCD"（即、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比肩的全球性農業公司。

海外布局

去年12月23日，中糧國際有限公司宣布以億美元收購來寶集團所持有的來寶農業49%股權，此前的2014年，中糧已經收購來寶51%的股份，由此，中糧全資擁有了來寶農業。

早在2011年，中糧集團首次布局海外糧源。并購澳洲塔利糖業，2014年2月和4月，中糧先后收購荷蘭農產品及大宗商品貿易集團尼德拉51%的股權和香港農產品來寶集團旗下來寶農業51%的股權。兩項收購耗資約30億美元，是當時國內糧油食品行業規模最大的海外并購。隨著兩項收購，中糧成為財富強榜上排名上升最快的中國公司，由2014年的第401位上升至2015年的272位。

至此，中糧在營收上進一步逼近全球“四大糧商”。第四大糧商邦吉的年營收在570億美元左右，而收購來寶農業后，中糧年營收大約可達550億美元。

此外，中糧在大豆等油料作物的壓榨能力、大米加工能力、小麥加工能力等指標上，不僅在國內大幅領先嘉吉、邦吉等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與市場第一的豐益國際也十分接近。

有分析認為，中糧的海外收購，進一步擴大了中糧的營收規模，可以促成其實現產業鏈全球布局。尼德拉集團在南美和歐洲的市場競爭力較強，來寶農業除了在南美、東歐有布局，范圍還覆蓋南非、澳大利亞等地區。尼德拉的優勢在于對一手糧源的掌控和南美市場領先的種子業務。來寶農業在以南美、黑海為代表的糧源產地和以亞洲為代表的終端市場均布有油脂壓榨廠和精煉廠，全球糧油加工能力有較強基礎。

中糧前董事長寧高寧曾表示，這兩起并購使中糧得以深入參與世界主要地區的糧油生產和采購平臺。此前，中糧在海外買大豆，必須是找中間商、供應商訂購，現在通過控股的尼德拉，就能從巴西、阿根廷的農民手中直接買到，在大豆的價格上，擺脫了中間商、供應商的掌控。

目前，中糧集團已經實現了在南美洲、北美洲、歐洲、亞洲等地的整體布局，在農產品大宗貿易產地美洲與消費終點站亞洲之間，形成了一條“中糧糧食走廊”，一個龐大的中糧全球產業鏈脈絡已然成形。

在素有“世界糧倉”之稱的巴西，中糧目前還擁有2家大豆壓榨廠、4家糖廠、1家轉運站，在巴西的谷物油籽經營量每年可以超過800萬噸，糧源合計萬噸，糧食倉儲能力是181萬噸，這些將為穩定國內糧食市場起到保障作用。

在目前全球的糧油產業鏈中，從大豆、玉米等農產品的上游種植一直到加工、銷售，最終必須依賴大型碼頭來實現物流運轉，巴西桑托斯港口是全球糧食貿易最重要的集散中心之一，在這里形成了全球農產品東西半球的重要流動，目前中糧旗下T12A和這兩個碼頭，正是全球農產品價值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并購整合大戲

2013年，中糧集團與中國華糧物流集團公司（下稱華糧集團）重組，由此獲取了華糧集團的倉儲和物流，中糧集團傾十年之力打造的全產業鏈，至此獲得形式上的完整。

此后，中糧集團正式開啟資產整合大幕。今年1月4日，中糧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中國食品以及中糧地產旗下華高置業簽署了股權及債務轉讓協議，前者將旗下金帝食品公司以6.11億元人民幣出售給中糧地產。曾經的國產巧克力金帝“四連虧”的局面，讓其母公司中糧集團開始謀劃調整金帝的產業模式。而讓金帝倍感凄涼的是，中糧地產接盤看中的也是其地產板塊并不是巧克力本身。

除此之外，中國食品旗下的“福臨門”食用油將被剝離出來，整合到中國糧油控股上市公司里，專業做米、面、糧、油等。

業內人士分析，中國糧油控股是做糧油加工，中國食品做小包裝食用油銷售，上下游不一致，2015年中國糧油控股油脂加工虧損，中國食品的小包裝食用油賺錢，作為上市公司，中國糧油控股要把福臨門拿過來。

福臨門是國內第二大小包裝食用油品牌，市場份額在15%左右，位列益海嘉里旗下的金龍魚之后。2005年時福臨門從中國糧油控股剝離到中國食品，成為中國食品重要的業務板塊。

這只是中糧集團內部整合的一部分。中糧集團已經成立中國食品投資有限公司，作為投資平臺，未來中國食品、蒙牛乳業、中糧肉食、我買網等會裝入該平臺。

中糧內部管理人士透露，按照中糧的全產業鏈發展計劃，下一步將要對中糧國內糧油資產與收購的尼德拉、香港來寶農業的資產進行整合，并確保在年完成，而在這場整合中，預計將會提高中糧糧油主業的贏利和效率。

據不完全統計，在寧高寧主政的11年間，中糧集團發起了不下50起并購。目前資產超過719億美元，個分公司和機構覆蓋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倉儲能力3100萬噸，年經營總量近1.5億噸，年加工能力8950萬噸。

與此同時，中糧集團還形成了諸多品牌產品與服務組合，福臨門食用油、長城葡萄酒、金帝巧克力、屯河番茄制品、家佳康肉制品、香雪面粉、五谷道場方便面、悅活果汁、大悅城ShoppingMall、亞龍灣度假區、中茶茶葉、金融保險等。

中糧集團內部人士透露，接下來，中糧方面將大致按糧油、食品、地產、金融等類別，采取“合并同類項”的辦法，對11家上市企業進行拆分、整合。如果再加上集團的整體上市計劃，這將是一項非常龐大的工程。

全產業鏈戰略

過去的中糧是國內的糧油巨頭，盡管中糧在諸多細分領域位居第二，但從糧油全產業鏈的大格局上看，其仍稱得上是中國第一糧商。但是如果與美國、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這四家操控了全球糧食交易的國際大糧商比，中糧還是一個小個子。

自從2004年寧高寧執掌中糧開始，提出了全產業鏈戰略，集團就開始向食品領域的上下游挺進，并試圖在全產業鏈模式的運作下，將小麥、稻米、玉米、油脂油料、糖、番茄、大麥、肉食等產業鏈有機地組織起來，實現了整個糧油食品從“從田間到餐桌”的暢通無阻。根據寧高寧的規劃，成為國際農產品貿易全產業鏈巨頭是中糧集團的終極目標。

寧高寧曾表示，“未來我們希望把全球化產業鏈建立起來，把全球質量最好、價格最低的糧食等農產品，用最有效率的物流、加工和服務，形成消費品，供應到所需要的國家，使中糧成為具有真正規模實力、運營實力、財務實力和競爭力的國際化公司。”

這種思路在尼德拉和來寶農業兩項并購中可見一斑。其有助于中糧在全球最大的糧食產地南美、黑海等地區擁有的優質糧源，并把它們與擁有最大糧食需求的亞洲新興市場建立聯系。寧高寧說，這會“大大提升中糧的供應鏈效率”。

當然，并購的成功僅僅是一個開始。擺在中糧眼前的棘手問題是盈利能力的下降。中糧集團旗下上市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業績顯示，除蒙牛乳業能夠保持利潤增長以外，其余上市平臺均呈現凈利潤減少甚至虧損的局面，中糧集團目前的負債率已經高達以上。

這被外界認為是全產業鏈模式的危局。不過有業內人士指出，“不能在很短的時間段就給企業定性，中糧前期更像是資源積累，可能會存有擴張過快的問題，但隨著內部整合梳理完成，這些問題都有望解決”。

中華糧網分析師焦善偉認為，中糧以其特有的身份，在打造全產業鏈的過程中，即使短期內會面臨虧損或業績下滑，也必須在糧油、食品加工領域，做一些長遠的產業戰略布局，而要完成這樣的布局，完善全產業鏈，并不能要求企業在短期內一定要獲利、贏利，是要根據企業發展的基本規律來判斷。

此外，由于中糧肩負保障糧食安全的重任，在有關方面對食用油市場價格進行宏觀調控時，中糧也會率先主動降價，為穩定國內食用油市場價格，承受一定的經濟損失。

對于外界更為關注的中糧主要業務的整體上市，設定的時間期限是2019年。中糧集團更大的目標是轉型為一家公開上市的“全球性農業公司”，在國際市場上，有能力與四大國際糧商“ABCD”抗衡。

資料鏈接

美國的糧食國際戰略

美國是世界上真正建立糧食國際戰略體系的國家，作為全球第一糧食生產大國，其對世界糧價的話語控制權早就展開。為了壟斷世界糧倉，建立糧食霸權，美國借助或實施了綠色革命和轉基因革命、長期巨額農業補貼政策和新能源革命等一系列措施。

二戰后，美國洛克菲勒家族主導了以化肥、農藥和高產種子應用為標志農業技術革命。它大幅度增加了糧食產量，重要的是農業已經成為石油化學農業，石油能源成本所占總成本比重已經超過60%，主要包括化肥、農藥和石油驅動的機械的能耗;更重要的是，這使美國彈藥原料生產商轉為化肥農藥生產商（氮是高能炸藥和化肥的基礎原料），并直接形成了對世界雜交種子專利、農藥專利的壟斷，這些公司包括標準石油、陶氏、杜邦（先鋒良種）和孟山都（迪卡）等。

當前，世界公認的擁有強大實力的轉基因糧食巨頭有三家屬于美國的公司。這三家農業巨頭公司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學控制了全球80%以上轉基因種子的主要專利，包括玉米、大豆、水稻、小麥，甚至蔬菜、水果和棉花等。

在美國，給農產品定價的是農產品期貨市場，但在幕后操縱期貨市場的是美國特有的超級糧食經銷商，它們被稱為“大糧商”。美國農業綜合體的基礎奠定于世紀，與軍工聯合體相比，農業綜合體更多地左右著美國的內政和外交。

美國內政外交的大前提是“以糧食為國家根本”，而不是核武器和金融。核武器不能使用，金融也會周期性地引起恐慌。如果全面觀察美國的一系列舉動，就能看到其世界戰略的全貌。四大糧商擅長進行全球化的產業鏈布局，并形成一個價值傳遞鏈條，利用旗下注冊于維京群島、新加坡等避稅天堂的貿易公司，將生產與加工環節的利潤轉移到貿易環節，實現避稅，并將利潤最大化。

早在1970年代，糧食外交和構建美國主導的糧食霸權就走向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地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這句鮮為人知的斷言總結了美國的強權哲學，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后決定著美國外交和國內政策的少數精英人物的強權哲學。

美國前農業部長約翰?布洛克曾指出：“糧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國系在我們身上，它們就不會搗亂。”

為了控制全球農產品市場，美國長期實施巨額的農業補貼政策。美國國土遼闊，農業經營規模天然具有規模優勢，但遠不及美國的農業補貼重要。美國的農業補貼制度從大蕭條時期的1933年就開始，僅在2008年，美國農業補貼就達到2900億美元。分別相當于當年糧食價格的約30%和25%。也就是說，美國的小麥和玉米從政府補貼中獲得了相應的價格空間和比較優勢。實際上，眾多糧食生產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農業競爭在本質上已經演變為小農生產與美國財政部的競爭。同時，美國農田長期有1/3處于休耕狀態，以便控制糧價。由此，美國是世界第一大農業國，它有大量休耕的土地。由此，美國政府每年拿出上千億美元進行農業補貼。當其他后發國家拼命擠占自己耕地用來發展工業，從而制造出廉價消費品輸往美國時，美國卻減少了糧食出口，抬高了糧價。

數據顯示，各類農業食品的集中度，近幾十年來，都在迅速地向美國的糧食巨頭集中。糧食巨人的觸角不僅停留在加工環節，還進一步伸向投入環節。使得種子、化肥、農藥、機械等多種生產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在北美，康納格拉冷凍食品公司與杜邦公司，谷物巨頭嘉吉與種子公司孟山都，諾華公司與糧油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已經形成了三個食物聯合體，影響力擴張到全球。即使到了食物的銷售環節，仍然在大公司的控制之下。

大量的糧食援助是美國常用的“手段”：在諸多非洲國家，接受糧食援助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為美國生產香蕉、可可等非農經濟作物，這些國家的糧食生產因此荒廢，淪為美國附庸。海地的悲劇即是一例：1995年前該國年產大米17萬噸，可滿足95%內需，但1995年向美國敞開大米貿易，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國米迅速占領市場，農民改行種別的，如今海地3/4的大米都來自美國。

美國將生物能源作為類似糧價遙控器的武器，能在控制糧價上更加游刃有余。2007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以謀求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石油的依賴，增加生物能源的利用份額。根據這項法案，美國政府計劃在2022年前將生物燃料乙醇產量提高到360億加侖/年。這標志著美國糧食戰略與石油戰略正式合流。玉米換石油，乙醇汽油替代方案，它的低效能比和環保問題已經被人質疑，而這方案本身，事實上就是制造世界范圍內的糧食短缺。玉米拿去煉油了，預期供應不足，價格暴漲，隨后帶動小麥、大豆等農產品價格狂漲。從根本上，“市場上不是沒有糧食，而是人們買不起糧食”，這即是所謂“富國的汽車與窮國老百姓爭奪口糧”計劃。

至此，糧食能源化，能源糧食化，糧食等價于能源。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通過美元向世界征收鑄幣稅，進而補貼美國的農業生產和免費獲取石油，然后再通過糧食來生產汽油。石油、糧食與美元三者之間都建立了雙向的鏈接關系，重構了美國金融帝國霸權的黃金三角。美國新能源法案開啟了美國霸權的新時代。由此，糧食期貨，將糧食定價掌握在華爾街的壟斷金融資本手中。

篇3

作為全國首個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貴州曾經成功舉辦過“云上貴州”大數據商業模式大賽、痛客大賽、草根創新大賽等一系列大數據領域的專業賽事。

本屆賽事分為挖掘賽、應用賽和系列分支賽，獲獎項目和團隊將分享400萬元獎金。如果獲獎項目落地貴州，還能申領相應的扶持基金，并根據項目發展實際需要，獲得有針對性的服務以及產業優惠政策。

F州：2017年要全面建成人口健康信息基礎平臺

2月28日，貴州省鄉鎮衛生院遠程醫療全覆蓋暨人口健康信息化重點任務工作啟動部署會在貴陽召開。會議通報了貴州省遠程醫療、免疫規劃和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進展，并對鄉鎮衛生院遠程醫療、規范化數字預防接種門診全覆蓋及人口健康信息化重點任務進行了安排部署。

據了解，2017年人口健康信息化重點任務工作重點是：制定各地好本級人口健康信息平臺建設方案；加強數據中心和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人口健康信息平臺軟件建設，實現電子健康檔案、電子病歷等基礎數據匯聚、共享、交換，支撐遠程醫療協同、醫藥監管及預約掛號等重點應用服務。截至目前，貴州省199家縣級以上公立醫院已全部聯通遠程醫療網絡，實現了省、市、縣三級公立醫院的互聯互通。王忠說，要運用信息化、大數據和互聯網手段全力推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把加快人口健康信息化作為事關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發展的重大任務抓緊抓實，使廣大人民群眾和全體醫務工作者感受到人口健康信息化的成效。

貴州省啟動科技創新券發放申請工作

即日起，2017年度貴州省科技創新券發放申請工作啟動，據悉，今年貴州省將分四批進行申請，每個企業每年最高可申請50萬元。

據介紹，創新券申請條件為2015年1月1日以來向省內外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科技創新服務單位購買服務或技術成果，已簽訂相關技術合同并經過技術合同認定登記的貴州省企業。

據悉，企業可進入貴州技術市場（http：//.cn/ ），通過實名注冊認證后，登錄創新券申報系統在線填報相關資料，并提供有關附件材料接受審核。

波音航空科普走進貴州助力苗族兒童放飛夢想

2017年2月27日，位于貴州省從江縣加榜鄉的加車小學的130多名學生上了一節別開生面的航空科普課。來自多彩貴州航空公司的機長和乘務員和波音的員工志愿講師及北京的科普專家，共同與孩子們分享了關機、乘坐飛機旅行等有趣的知識，并且帶領孩子們親手制作飛機模型。孩子們放飛了手中的模型，也放飛了心中的夢想。

篇4

這就是為什么自2000年來跨國汽車巨頭紛紛加快了在中國市場搶灘登陸的速度，中國汽車市場硝煙四起、群雄逐鹿的原因所在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競賽參與者”都值得可圈可點，中國汽車“舞臺”上的表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不過是更大的世界汽車“舞臺”上的重復，除了一個小小的插曲，那就是通用汽車作為中國市場的“姍姍來遲”者，為何竟能成為成長最快的“紅籌股”（從1999年的19798輛、市場占有率3%、排名第七，發展到2001年的58328輛，市場占有率8%，排名躍居第四，2002年銷售更超出了26萬輛）？

“姜還是老的辣”，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廠商在喪失在中國市場“先手”的情況下依然通過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組合拳”重新扳回了局面。 一、“遏制日本，必先稱雄中國”與眾不同的深遠戰略

大多數跨國汽車廠商在中國市場都是缺乏戰略深遠性的，其一是因為中國市場相對空白為了賺錢，日本廠商都是這一類，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傾銷老車型，只要有可能就依靠出口而非直接投資；其二是因為本土市場進入飽和而必須通過開拓中國市場加強其在全球的地位，歐洲廠商象大眾就是屬于這一類，所以只要有可能車型就決不創新（還要美其名曰適應中國國情），只要有可能就決不轉讓技術甚至也不想讓中國人具有自主的研發能力。

然而通用汽車的戰略則高屋建瓴得多，謀慮深遠得多。眾所周知，通用汽車是七八十年代“日美汽車大戰”中受創最深的廠商，也是花了最多的代價進行調整的廠商（甚至不惜“屈尊紆貴”與豐田合資來籌備土星），所以痛定思痛，一直把日本看作“不死不休”的“頭號大敵”，鑒于在北美市場和歐洲市場競爭已成膠著態勢，顛覆性的變動勢所不能，所以一直想用“圍魏救趙”的“掏心戰略”將戰火燒向日本本土，這是九十年代以來通用汽車全球戰略的精義。然而日本本土市場壁壘精嚴，多次努力均無明顯果，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終于決定采用“出其所必趨，攻敵所必救”的“扼喉戰略”，重新戰略性的定義中國市場，把中國市場看作通用汽車“進可攻，退可守”的全球“馬奇諾防線”，既可以牽制住日本人的手腳，也可以通過中國市場的成長抵消日本市場的地位，還可以在適當的機會作為“跳板”直接展開“東京戰役”。 二、“武裝中國”的超級本土化的方針

基于以上“遏制日本”的戰略，所以在通用汽車的眼中，中國絕對不僅僅是一個重要的銷售基地，更應當是“反日聯合陣線”的“同盟軍”，要想使中國這個“第三世界”的“同盟軍”發揮作用，就必須徹底地“武裝中國”，所以通用汽車在中國采取了比所有的跨國汽車公司的“本土化”加起來還要“本土化”的措施。

2.1培育中國自主的研發與生產能力

有句笑話叫做“炒股炒成股東，泡妞泡成老公”，跨國汽車巨子們無疑是心領神會的，他們想在中國賣車，卻不想最終賣成中國車。日系車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為中國的近鄰和世界第二大汽車制造國，作為在進口車占一半以上份額，日系車在中國汽車產業結構的涉入程度上卻遠較歐美系而低。論者常以為這是日本企業缺乏長遠戰略的表現，實則大繆不然，日本人這一手其實挺高，他用的是戰國時代的“遠交近攻”之策，在歐美早已實現本地化經營但在中國卻采用強勢的出口戰略，以豐田（其競爭力可能比通用更為強大）為例，二十年來在全國的合資企業達到21家為每年大量進口的豐田車提供服務，然而竟沒有整車廠！日本人的漏算之處在于中國人的古典謀略博大精深，“遠交近攻”未必就不能破解，所以當中國人采取“以夷制夷”的時候，日本人也就樂不起來了，近兩年不得不更深層次地卷入中國汽車產業鏈就成為必然。

通用的理解力則強得多，1997年通用汽車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就設立了本土的汽車設計中心，培養本土的設計人才，提高本土的設計能力，并率先給出“一年一個新車型”的承諾（反觀桑塔納一個車型用了11年之久）。近乎孤注一擲的15億美元的巨額投入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上海通用已經成為通用汽車全球五大JIT樣板企業之一，不僅開發了自主的精益生產體系“SGM-GMS”，而且為泰國通用、印度通用完成了上百人次的培訓工作，在通用的亞洲版圖里已儼然有“旗艦”之勢。

正因為如此，通用在中國能比戰斗機飛得還快。上海通用從1997年6月成立到1998年12月第一輛“別克新世紀”成功下線，創造了我國汽車工業建設史上的有史以來的最高速度；連續推出別克GL8、GS、G等三款車型也只用了從1999年12月到2000年7月短短的8個月時間，新車型推出速度再創新紀錄。

我們已經可以推斷，在通用汽車的藍圖中，中國將成為亞洲汽車的設計和制造基地，這樣在未來大規模進入日本市場時就不再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而這一現象是八九十年代通用汽車拼盡全力進擊日本市場也無“尺寸之獲”的關鍵原因之一。

2.2與中國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

引人注意的是，通用汽車進入中國以來，從未尋求對其本土合作伙伴尋求控股乃至獨資的地位，所有六家合資公司的股權比例無一例外的都是50：50，保持一種對等的地位。

這不能不說是通用汽車從“大處著眼”的神妙手筆，因為自從中國放寬對外資企業的股權比例的限制之后，幾乎所有的外資企業都通過增資來尋求控股或通過買斷以成為獨資（象大眾每年開董事會都要把增資老調重彈）。而通用汽車能夠敏感的認識到“美國出槍出錢、中國出人出力”戰略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不能“見利忘義”，不能因為爭奪“小利”而放棄共同的立場。

“國產化率”問題也極好地反應了通用在協調伙伴關系上的高明手腕，的確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存在著質次價高的弊端，但這只是產業發展初期必然會面臨的問題，然而很多整車廠商借此完起了“貓膩”，大眾不厭其煩的強調“本土采購的零部件成本比國際高出30%”，所以一直繃著勁死不肯降價；千呼萬喚出來一個POLO，又以“POLO與其他車型不在一個生產平臺所以零件的通用性差”為由，結果POLO的國有化率僅僅只有40%。反觀通用，盡管國內采購成本比國際也高出20%，但他卻聰明地提出“提高國產化能夠加快適應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這種“以小求大”的策略比較而言自然更能得人心。

另外，通用高明的“義利之道”還充分反映在2000年12月12日正式下線的“賽歐”上，長此以來日歐系車廠一直慣于“抓大放小”，只對國庫里的銀子有興趣，對百姓兜里的銅板沒胃口，搞得“私車”每年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老百姓對經濟型轎車可謂是“想斷了腸子和心肝肺”。通用則不然，盡管一方面也在悶頭大賺高檔車的錢，但它畢竟同時兼顧了老百姓的口袋和經濟型車的開發，請設想一下，若沒有賽歐的推動，不知POLO等經濟車要到猴年馬月才會落戶中國。

2.3通過“國際化”來雙向加強“本土化”

真正高明的“本土化”絕非一味的“本地化”，而是在“本地化”中注入“國際化”的元素，通用汽車就是深明本土化奧義的高手，他知道單純靠通用來貼近中國的合作伙伴是不夠的，必須同時讓合作伙伴卷入國際汽車體系。

所以在2002年10月，上汽集團在通用汽車的積極推動下入股通用大宇，開創了本土汽車投資海外的先河；2002年11月，上海通用與通用凱米簽定出口發動機協議，這也開創了本土汽車關鍵部件出口海外的先河。另外，更讓“民族汽車產業”的堅定支持者欣喜若狂的是，上海通用居然向菲律賓出口了5000輛大別克，對多年來習慣于“引進”和“進口”這兩個詞匯的中國汽車行業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如果這種高明的策略能夠堅持下去，中國成為通用汽車最死心塌地的合作伙伴的日子必指日可待。

2.4“區域分割，鯨吞蠶食”的全面布局

雖然中國在行政上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然而中國市場卻不能象行政一樣簡單地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這是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常犯的錯誤之一，中國的版圖超過歐洲幾十個國家的總合，人口也比整個北美洲還要多得多，日產、本田等日本企業在中國弄區區一個整車子公司就想“立馬吳山第一峰”，豈不是咄咄怪事，無異于癡人說夢！

然而通用汽車則思慮周詳得多，短短幾年，通用汽車在中國的區域布局已經北抵沈陽，南至廣州，西及重慶，東達上海，全面地覆蓋了中國汽車消費的重點區域；不僅如此，通用從現狀和發展的角度對不同的區域進行了不同產品布局（從中高檔轎車、緊湊型轎車、休旅車、SUV到微型車），無論是區域組合還是產品組合都構成了強大的競爭優勢，現在通用汽車憑借著上海通用、金杯通用和通用五菱已經可以大大地歇一口氣了。 三、“冷、準、穩、敏、狠”的五大營銷必殺技

光有戰略還不夠，當通用還在中國蹣跚學步的時候，大眾就已經壟斷了大部分的轎車份額和售后網點，擁有了眾多的零部件配套廠商，然而不到6年的光景，通用憑借著犀利的戰術就成為任何同行都望而生畏的“戰神”。

3.1“冷”不丁推出主導的市場標準

營銷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百戰百勝”，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誰能制定標準，誰就能不戰而勝，INTEL、MICROSOFT都是這方面的頂尖高手，通用與他們相比也絕不遜色。以賽歐為例，價格性能比就確立了這么一個標準，通用首先確定價格標準為10萬元，這種對老百姓心理底線的精密洞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在賽歐上市前大凡有廠家“出車”，媒體和購車族就會四處打聽“是10萬元左右的家庭轎車嗎”，迄今為止10萬元仿佛成了轎車駛入中國家庭的標準價位。其次通用確定了性能標準，1.6升排量、自動檔、ABS、安全氣囊等等配置使得怦然心動的老百姓們普遍產生“非此不嫁”的心態。通用這兩步棋一走實際上就使得對手只能被牽著鼻子走，只能去跟賽歐比性能價格比，因為這已經是公認的經濟車標準，而且標準就明明白白的在這里。所以“通用設個套，大家往里跳”，此后不僅出廠的新車大多以安裝了ABC、安全氣囊、自動檔為賣點，就連老產品也不得不紛紛增加配置往賽歐看齊。

反觀大眾就絕無此境界，本來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跨國廠商，大眾比任何對手都擁有制訂標準的話語權，然而你看桑塔納，既是公務車又是私家車還是出租車、既不是豪華車又不是經濟車，既不能技術制勝也不能服務領先，整一個“四不象”的過渡產品，多年來不斷沒有形成標準，反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攻擊的靶子，所以不僅銷售每況愈下，現在在大眾的產品組合中定位也模糊得不得了。

3.2“準”確的市場調研體系

光“冷”是不夠的，如果沒有“準”的話，“冷”可能就只是“冷清”。每一家廠商都在叫喊“以消費者為中心”，但如果沒有準確的市場調研做保證的話，消費者只可能是“傀儡皇帝”。通用的調研體系可謂把“準”字做到了淋漓盡致，下表對通用的調研體系做了個“管中窺豹”的概括：

正是這種全面的體系使得通用的決策準確度相當之高，可以不打無把握之仗（別克上市僅價格調查就做了4000個樣本，所以1999年銷售自然很火），可以戰則必勝。

3.3“穩”健的服務水平

其實各大車商在技術上的差異相當之有限，服務水平的高下將是市場決勝的“王牌”，通用在服務上的投入可謂是苦心孤詣，回報也是相當可觀的，據國際權威汽車調研機構的報告，2001年上海通用汽車的服務滿意度指數位列中國汽車企業之首。

和調研一樣，服務如果不體系化其水平不可能真正得到提升。通用服務體系的第一層是對消費者的服務，通用汽車是中國第一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終端統一”的廠商（比如象價格這個老大難，通用就固執地“不允許經銷商有任何理由的加價行為”），通用“統一”的連鎖模式使得網絡飛速擴張，現已能覆蓋全國81個城市，擁有107家授權維修服務中心，其中3S店達到88家。

通用服務體系的第二層是對經銷商的服務，通用的經銷商服務有三個特色。一個是“周轉車制度”，這樣可以不占有經銷商的流動資金，同時回避了價格調整的風險；一個是“當場兌現制度”，給予經銷商的返利都是在提車時就當場兌現。一個是“多種獎勵制度”，通用聘請了世界知名咨詢公司對經銷商進行評估，參考經銷商的多項指標來定期打分，然后根據分值來確定給予經銷商獎金多少。所以盡管上海通用在“單車返利額”不及包括奧迪和本田在內的同行，但由于商務政策的規范透明經銷商仍是趨之若鶩。

通用服務體系的第三層是對銷售人員的服務，上海通用有一個所謂“MOT大比拼”（MOT是MOMENT OF TRUTH的縮寫，即真實一刻）活動，目的在于培訓銷售人員使得每一位消費者在踏進展廳的那一刻起就充分享受到誠實、專業的服務。“MOT大比拼”考核指標是銷售人員工作的每一個方面，如“假想客戶”模仿購車的全過程，每位銷售顧問用30分鐘時間完成從接待客戶到與客戶簽約的過程等。

3.4“敏”銳的應變能力

當代的汽車行業已經進入“超競爭”的時代，單一的競爭優勢已經不足以制勝，對市場的柔性適應能力更為重要，柔性生產方式（如JIT）為什么在汽車業最為流行就是這個道理，當然在市場上就更需要強有力的應變力了，通用就是這方面的“黑帶大師”。

2002年1月28日，南京菲亞特公司宣布將新上市的1.3升、1.5升派力奧定價在8.49萬元～10.99萬元，這顯然對剛剛上市不久的賽歐構成不小的威脅，1月29日上海通用就迅速做出反應推出9.28萬元標準版賽歐，本來溫度正高的賽歐更是烈火烹油，在不到10天的時間里就銷售出2000多輛。無獨有偶，4月18日廣州本田推出29.8萬元2.3升奧德賽多功能車，而就在同一天上海通用宣布將GL8標準型投放市場，定價為29.8萬元(含運費)，這樣GL8無論是品牌、價格都占據優勢，其后上海通用又對頂級MPVGL8進行了兩次改造（全面升級內飾、加配影音播出系統、定速巡航系統等），以保證別克GL8在性能價格比上的領先優勢。廣州本田不甘落后，于12月20日宣布停產老廣本并將于翌年1月15日推出新款美版雅閣轎車，通用在12月26日宣布隨著上海通用新款別克君威的下線，老別克G、DL與GS全線停產。這幾次調整，速度之快、拿捏之準，令人嘆而觀止！

而反觀做為“老大哥”的大眾，歐洲人典型的慢條斯理在推出POLO時反應極為明顯。當上海通用在2000年底賽歐下線的時候，大眾不甘人后也宣稱將在2001年8月推出POLO，到了2001年6月賽歐已經面市又變成了2001年年底，此后又屢經延期直到2002年6月POLO才讓人一覓芳蹤，比POLO喊得晚的派力奧都老早上市了，盡管這種“不懈的精益求精”在十年前曾經是優勢，盡管這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在涵養上是值得尊重的，但時過境遷，這種“老爺車”速度現在哪里談得上市場反應能力，無怪乎大眾的市場占有率從極盛時期的60%下降到現在不足30%。

3.5兇“狠”的品牌傳播

說實話通用進入中國之初品牌并不占優，拿別克來說其品牌影響力根本不敵口碑良好的歐系車和日系車，甚至連系出一門的凱迪拉克還遠為不及。然而美國人的天性是熱愛并善于自我表現的，和大眾不一樣（上海大眾是那種再怎么能摟錢也只是一家一半秉承德國人平實風格和一半沿襲上海人不善聲張的企業），通用登陸浸泡過各種舶來文化的上海后把美國公司的進取與強勢文化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通過這幾年的強勢宣傳，通用已經凜然有王者之氣，據調查僅別克的品牌知名度已經從當初的10％上升到現在的80％以上。

上海通用還沒有誕生時就開始了整合政府公關在內的綜合傳播，通用汽車抓住了中國政府渴望徹底提升中國汽車產業與國際接軌的愿望，抓住了上海政府進行浦東開發極須爭取全球500強的首席公司通用作為跨國公司形象代言人的心理，文章做得之大令幾乎同期落戶廣州的本田和落戶長春的奧迪自嘆不如。通用的魅力使得上海政府把通用項目列為“市府一號”工程，不僅在招商政策上竭盡所能地大開綠燈，就連一向嚴厲的公款購車政策也斷然決定傾斜扶持。所以車還沒有出來一輛，通用倒已經是譽滿神州了，上海通用品牌推廣中的這些特殊色彩，不僅“空前”而且估計也一定將是“絕后”的。

大手筆的“整合營銷傳播”是通用汽車的品牌推廣最大之特色。通用不僅在各類電波、平面媒體上有著“一擲千金”的硬廣告投入，更綜合運用了各種軟性的宣傳工具，其一是“贊助行銷”，通用以提供現金和車輛的形式贊助了國內多項重量級的體育運動和大型會議，中國奧申委獨家汽車贊助商、國際奧委會評估團在京考察專用車、博鰲經濟論壇專用車、九運會專用車和上海APEC會議專用車等等不一而足；其二是“體驗行銷”，上海通用曾經舉行過多次類似于“齊駕馭共體驗”的全國巡展大型活動；其三是“文化行銷”，2001年10月上海通用與中央電視臺清風車影共同合作組織了一次別克車繪活動，是中國車繪歷史上的第一個腳印，這些經過整合過的營銷傳播很好地起到了“1+1>2”的效果。

篇5

三星WCG舉辦至今已有11載，頗有獨領電子競技大賽之勢，受到廣大游戲玩家的熱烈追捧。而今年的WCG賽事和往年有所不同，除了專業的競技比賽，三星電子旗下筆記本電腦還在全國8個城市IT賣場及6個城市大學校園中舉行了產品專屬賽事，為游戲發燒友提供了現場競技平臺。不僅如此，三星筆記本2012年度旗艦新品也在這期間閃亮登場，新一代9系列、Q470、700G等產品不僅讓玩家們見識到了平時難得一見的國際頂尖多元化設備，同時也讓消費者感受了便捷移動、非凡觸控、時尚易用等多角度的娛樂體驗。

從2D到3D，從簡單到多元，是WCG頂級賽事的發展趨勢。而本次全新亮相的新品型號也是承載著尖端科技與智能應用，向世人展現出其極具革命性的創新成就。三星新一代9系列筆記本擁有超纖薄機身，以及簡約流暢的空氣動力學設計理念，精湛工藝與奢華品質融會貫通，不失為高端商務人士的絕佳出行選擇。

而定位于學生群體的三星Q470則憑借高性價比優勢被業內列為年度最受歡迎筆記本范圍之中，并且在網絡中還形成了一股“靠譜”風潮。主流配置結合九大易用性特征讓小Q迅速成為大學生群體中炙手可熱的寵兒。人性化的設計理念配以極具前瞻性的“一鍵”智能操作應用，在同質化現象日趨嚴重的今天，從細枝末節遵循用戶感受，真正沿襲了以貼合消費者需求為根本的研發目的和品牌宗旨。

篇6

據華夏基金近日公告稱，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將在12月29日至1月18日發行，該基金是華夏基金為順應資本市場全球化趨勢，把握中國崛起機遇，重拳布局大中華企業而推出的戰略性產品。投資者可在建行等各大銀行、各大券商及華夏基金認購。

值得關注的是，該基金將由華夏基金副總經理、投資總監陽琨親自擔綱。陽琨認為，2016年低估值港股有望隨著深港通政策的落地迎來一次性估值修復上漲，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正是掘金2016年港股的優良工具，他自己也將出資100萬元認購。

全球市場走向融合

大中華企業投資價值凸顯

近幾年中國加速崛起，在全球事務中影響力不斷增強。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中國創新企業也在快速崛起，成為全球商業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如騰訊、阿里巴巴、京東，攜程等優質中國公司，其主要業務和利潤來源來自于大中華地區，在海外上市后保持了較快業績增長，成為全球投資者關注的投資熱點。

由于海外資本市場上市門檻低、周期快、市場環境相對成熟，大量境內成長型優質公司紛紛登錄境外資本市場，其中不乏很多全球領先的公司，但目前境內投資者投資全球市場的門檻仍然較高，投資地域壁壘的存在使得境內投資者在過去幾年錯失了太多中國企業成長的機會，無法分享其成長收益。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的崛起，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資本市場全球化過程中的投資機會凸顯。比如，2014年以來隨著滬港通政策的落地，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的聯系緊密程度逐漸增強.長期來看，隨著制度框架的完善，港股的內資化將成為必然趨勢，尤其是2016年深港通政策如果能夠如期實施，將會再次引發內地資金南下的熱情，港股有望出現估值的一次性修復上漲。

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擬任基金經理陽琨認為資本市場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A股市場和港股市場，歐美市場將逐漸走向融合。隨著A股市場資金的進入，這些市場的投資者結構會逐漸發生變化，進而帶來市場風格的變化，并伴隨著一系列資產的重新定價以及估值模式和估值體系的變化。長期而言，隨著資本流動的開放，海外中資股的定價權必將屬于中資投資機構。

借助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投資者可以順應市場融合趨勢，做前瞻性布局，把握定價權變化過程中的投資機會，突破地域壁壘，實現對優質中國公司的全球追蹤。

純正的大中華投資

本土思維全球視野

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以A股為主要投資標的，其次重點投資港股，并適度布局優質的美國中概股，同時也會積極關注其他在海外交易所上市的中資股票。

陽琨表示：“我們堅信研究創造價值，只有對企業、業務有超越他人的認識，才能尋找到價格和價值的偏離，以期獲取超額收益。中資金融機構對中資本土企業有著深入的研究，對中資企業的文化和業務模式的了解更為深入，具有外資機構難以比擬的優勢。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所投資企業的主要業務和利潤來源來自于大中華地區，不會投資于非大中華企業。投資自己熟悉的領域，我們更有信心！”

據了解，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的投資策略是，以本土思維研究企業價值，以全球視野尋找投資機會，多市場發掘價值洼地，尋找最有投資價值的企業。

具體看來，該基金在A股市場將重點布局受益于結構轉型和調整的優質成長性行業，如智能制造、環保、新能源、芯片產業鏈等行業。在香港市場將重點布局在港交所上市的優質內地成長股，尤其是長期以來價值低估的中小市值股票，而在美股市場將重點布局市值相對較大（超過50億美金）的中資全球龍頭企業，如互聯網、傳媒、娛樂等發展較快的行業。

相較傳統的A股基金，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除A股市場外，還能投資海外優質大中華企業，有利于分散單一市場波動風險。相較傳統QDII基金，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不僅能投資在海外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也能分享A股市場投資收益。此外，不同于已有的“大中華”類基金，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除了可以投資海外大中華企業，其大部分資產仍將投資于中國內地市場。可以說，華夏大中華精選的投資結構和策略在市場中具有獨特性和稀缺性，可以在境內外自由配置中國企業，基金經理也可在大類資產上自由進退，充分發揮專業優勢，可以根據境內外證券市場走勢，靈活選擇投資區域，尋找投資機會。

重塑投研體系

投資總監親自擔綱

華夏大中華企業精選基金將由華夏基金副總經理、投資總監陽琨親自擔任基金經理。資料顯示，陽琨具有20年的證券從業經歷，是業內最資深的公募基金經理之一，投資管理經驗豐富，擅長對優質成長型公司的研究和挖掘。其目前管理的華夏興華基金，自其2013年4月任職以來，截至2015年12月25日，累計回報率達到106.35%。

篇7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

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為何是一對孿生兄弟?

“崛起”似乎成為對中國想當然的定位｡隨著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的熱播,崛起熱更是有了歷史的､比較的視角｡在全民大談崛起之時,老外頗有些莫名驚詫｡《金融時報》刊文諷刺“中國的大國情結蠢蠢欲動”｡更有人不斷尋找蛛絲馬跡,為中國做出自己的詮釋｡

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似乎是一對孿生兄弟｡僅僅怪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說人家不懂我們文化?于是有“棄龍說”――不要再把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以免人家誤會｡但問題恐怕沒那么簡單｡無論我們如何做人家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國還是不絕于耳｡常言道“菩提本非樹,何處染塵埃”,也許自省比責怪更能展示中國文化｡

和平崛起,我們強調和平,人家盯住崛起;我們強調過程,人家想到結果｡

更何況,“崛起”似乎已成為大國的專有名詞,其他國家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兒｡其實,不崛起,又如何?崛起了,又怎樣?瑞士､瑞典等國并不崛起,不是挺好的嗎?日本､美國等國在快速上升時期,也并無“崛起”之類的議論｡一國在世界上受尊敬的程度,并非與國家強弱成正比,而是以其文明程度,尤其是國民素質為標尺｡

大談“崛起”,難免讓人為中國捏把汗――如果不能崛起,或者崛起過程不順暢,怎么辦?尤其重要的是:崛起后怎么辦?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中國的國家利益,并非“崛起”目標所能涵蓋｡如果對自然､歷史和時代負債式崛起,便是崛起赤字｡若能使中國人和世界多數人從中國崛起中長遠和最大限度得益,我們對崛起的解釋才能使人信服｡

因此,“崛起”并非中國的發展目標――“三步走”也好,科學發展觀也罷,都是對崛起目標的不同表達方式｡自以后,中國便喪失了其傳統身份｡轉型中的中國,無論崛起,還是復興,都只是階段性目標｡中國應以平常心看自己､看世界,使中國成為自我――中國崛起只是改善和提升的必要條件,是和諧世界的根本需要｡

大國興衰律:自我實現的預言

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中國崛起,會給我們以啟示｡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大國興衰是有定則的,《大國崛起》似乎要闡釋這種興衰律｡其實,大國興衰律不能窮盡大國衰落的定勢,至少不能解答大國的氣數和興衰之周期,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歷史的必然｡重要的是,大國興衰律的逆反命題并不成立:大國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換言之,竭盡全力避免崛起失誤､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轍,并不能確保興盛永世;大國崛起的神話難以詮釋大國衰落的悲劇｡這就是國際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歷史的詭譎之處｡

大國興衰,變化莫測,盡管有些看起來類似的方面,但絕非本質原因｡正如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樣,大國興衰史也是當代史｡對于《大國崛起》所闡釋的道理,我們千萬不能迷信｡

被神話的中國崛起

有關中國崛起有兩種典型的解釋:一是中國崛起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二是中國崛起是全球化的杰作｡如果是前者,難以逃脫國家興衰的定勢;如果是后者,崛起只是一種幻覺｡比如,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只是全球化導致的全球藏匯于我的真實寫照｡

歷史上,美國崛起超越了西歐民族國家崛起的任何一種模式,是全球財富和創造力向美國的集中;今天,中國崛起也不同于歷史上任何大國崛起,而是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的結果｡

中國崛起,是一個被過度解釋的概念,蘊涵了過多的期望與聯想,急需軟著陸｡

篇8

關鍵詞：大國崛起；金融問題；資本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美國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論在經濟還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離不開美國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與逐漸成熟。如今，作為多極化世界中一極的中國，對于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強勁影響力日益彰顯，本世紀前50年，是中國發展、崛起的大好時機，所以我們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探討美國崛起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并分析我國在崛起中將會遇到的金融問題。

二、美國崛起帶來的啟示

1820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28.7%，是當時世界上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這一年，美國則剛剛渡過了荒蠻戰亂的時代，百廢待興。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紐約曼哈頓島南端的一個經紀人辦公室里，28名經紀人齊聚一堂，成立了紐約股票交易委員會，這就是紐約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滄海桑田，攻守輪回，令今天的人們唏噓不已。在中國，十九世紀早期的清朝，雖然國力仍然強盛，但閉關鎖國的國策，加之腐朽落后的體制，已使其走向衰敗成為必然。而當人們走近歷史的深處，會不無驚訝地發現，1817年那個似乎毫不起眼的紐約的股票交易委員會，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種。今天，當我們來探究美國經濟起飛背后的驅動力時，沒有人能夠否認，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資本市場以及其他的體制創新，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個資本市場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國的博弈，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資本市場的博弈對大國博弈的結果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當歷史翻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殘酷的一頁，進入到現代經濟競爭的時代，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美國資本市場在美國經濟的又一輪起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戰以后，美國經濟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動下，迅速發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為民用需求趨于飽和而進入了滯脹階段。無獨有偶，歐洲、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但是，隨后硅谷一輪又一輪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國走出了滯脹困境。而歐洲和日本等國今天還未能走出低增長的困境。在這一切的背后，華爾街功不可沒。

令全世界最為矚目的是，在過去的30年中，從計算機、半導體、生物制藥、網絡、納米等所有的高科技產業無一不從美國興起，并引領美國經濟實現了成功轉型。而歐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領域只能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依靠模仿拼命追趕。在新經濟的潮流中，這些國家被美國遠遠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是美國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形成的強大的發現和推動機制。歐洲銀行協會主席、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沃特在訪華時指出：“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潮流來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方面，歐洲已經落后。中國不要學習歐洲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而要盡快學習資本市場的模式。”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說過：“歐洲在高新技術方面落后于美國并非由于歐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歐洲在風險投資方面落后于美國10年。”

所以，今天美國經濟的強大，并不在于它的GDP總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產業的一些領域獨占鰲頭，更為重要的是它的資本市場，以及資本市場所帶來的強大的發現篩選機制和資源調配能力。

三、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的金融問題分析

今天的中國經濟，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人均GDP和美國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成熟的、良性的資本市場是促使金融體系乃至經濟體系實現生態平衡的關鍵；同時，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和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也決定了一個國家資源配置的效率，決定一國經濟發展的“加速度”。歷史給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提供的深刻啟示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并追趕發達國家的大國來說，資本市場的建設是一個基本國策，必須放在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待。我們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遠，需要全面思考大國崛起之金融市場發展戰略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對市場的問題我們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個問題：一個健康、強大的資本市場，必將伴隨著大國崛起而崛起，并必將為大國的崛起源源不斷地輸送新鮮的資金血液。2007年A股市場已經恢復了融資功能，盡管融資額創了歷史新高，高于過去幾大牛市頂部年度融資額之和，但目前它還仍只是“恢復”階段。這個市場還沒有健康、強大到“必將為大國的崛起源源不斷地輸送新鮮的資金血液”那種程度。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得更遠，放到2020年中國進入小康社會的長遠發展目標上來看，那么我們就會看得更為清楚：大國的崛起，必將需要一個健康、強大的資本市場做支撐；同時，一個健康、強大的金融市場的崛起，特別是一個健康、強大的資本市場的崛起，必將為大國的崛起插上一雙閃亮的翅膀。如果沒有強大的金融市場，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將要延滯許久。

第二個問題：關于多層次金融市場的建立和健全發展問題。主要是創業板和風險投資、三板市場、產權交易市場、債券市場、股指期貨、外匯市場。此外，還有銀行、保險、投行、利率市場、樓市，等等。這些實際上已經構成或即將構成中國金融市場的體系。

我們可以判斷，多層次、立體化的金融市場的建立和健全發展問題，將是今后十幾年中國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戰略任務，它們也將是中國政府建立強大的金融市場的努力方向。這是一項基礎工作。正如我們前面所言，多層次金融體系的建立，必將在促進中國崛起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國家的崛起，也必將需要強大的金融市場做支撐。那么對投資人來說，多層次金融市場的建立，將為我們提供更加豐富的投資品種，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老百姓投資品種和投資渠道過于單一的問題。對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更多的投資機會，也意味著在將來的投資領域會有更多元的投資風格出現。

篇9

【關鍵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殖民體系 后殖民體系 大國崛起

【作者簡介】韋宗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中圖分類號】D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3）06-0013-14

大國崛起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議題之一。一直以來，主流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大國崛起多持悲觀看法，認為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下簡稱“和約”）創立現代國家體系以來，大國崛起往往伴隨著沖突乃至霸權戰爭，和平的權力轉移寥若晨星。1648年以來的國際關系史似乎也佐證了這一看法，英國、法國（路易十四和拿破侖）、德國（威廉一世和希特勒）以及日本等一個個大國的崛起無不伴隨著“血雨腥風”。西方學者據此認為，在國家體系下（即西方學者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由于缺乏超越國家之上的權威來提供秩序與安全，國家間關系是恒久不變的“零和性質”，一國的權力和財富增長必然會引發崛起大國與既有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最終沖突與戰爭便不可避免。 基于這一理論邏輯，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崛起前景極為擔憂，認為中國崛起很可能會引發中國與西方大國及既有秩序之間的矛盾乃至沖突，“大國政治悲劇”難以避免。

本文認為，將大國崛起時的戰爭與沖突歸因于國家體系或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并進而以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預測大國崛起的“悲劇”，顯然具有誤導性，這過于“簡約”。國家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大國崛起的“悲劇”是否存在必然聯系，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演繹或理論抽象，而是一個實證問題。具體地說，國家體系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含有豐富歷史內容及邊界的規范結構，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規范結構下，大國崛起的路徑將截然不同，戰爭與沖突并非大國崛起的宿命。

一、國家體系、殖民體系與后殖民體系

1648年和約被廣泛認為開啟了現代國際關系，也是國家體系誕生的標志。波切爾（David Boucher）提出，和約“正式承認了歐洲現代國家體系并為其奠定了基礎”，“確認了諸多國家行為體的正式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同時將均勢原則確認為阻止霸權的機制”。霍爾斯蒂（Kal Holsti）也指出，“和約使得觀念合法化，王朝不再受到等級控制而獲得自主。它創造了一個可以讓歐洲政治維持碎片化的架構。”摩根索宣稱，和約“……使得國家成為現代國家體系的基石”，“國際法規則得以牢固確立”。斯普魯特（Hendrik Spruyt）宣稱，和約“正式承認了國家體系”。扎切爾（Mark Zacher）則認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承認了國家在其疆界內的最高權威或，終結了教會的跨國政治權威。”

近年來，上述觀點正日益受到質疑。有學者指出，和約并沒有確立國家原則，也沒有由此創立一個基于國家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奧珊德（Andreas Osiander）通過對三十年戰爭及和約內容的詳細分析，認為和約并沒有確認任何國家的，更沒有確立原則。針對被學者們視為國家原則獲得明確確認的荷蘭及瑞士獨立，奧珊德指出，荷蘭的獨立是在1648年1月荷蘭與西班牙國王簽署的《明斯特和約》中確定的，但該和約不是1648年10月簽署的和約的一部分。換言之，荷蘭的獨立在和約簽署前已經獲得確認。至于瑞士，早在和約簽署前，瑞士也已經事實上獲得了相對于神圣羅馬帝國的完全獨立，若不是瑞士一個稍晚加入的州希望在和會上進一步確認其獨立，瑞士甚至根本不想與和會發生任何關系。奧珊德還特別分析了神圣羅馬帝國內各邦、自由城市的獨立問題，指出盡管和約規定了諸侯邦、自由城市的實際領土管轄權以及對外結盟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獲得了地位，因為根據和約，這一結盟權不能用來損害皇帝或帝國及其公共安全，而且1648年后歐洲其他行為體也并沒有承認他們的地位。

奧珊德的批評細致入微，但過于苛刻。盡管從技術角度看，荷蘭、瑞士的獨立與和約的關系或許還可斟酌，但不可忽視的一個總體圖景是，經過三十年戰爭及和約，中世紀以來的羅馬教皇神權統治體制的世界論被正式拋棄，承認了新教與天主教享有同等權利，也為世俗國家的君主或國王行使境內的最高統治權（的一個重要標志）掃除了法律障礙。而且，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加劇了帝國境內的諸侯“割據”局面。此后，越來越多的中央集權式的民族國家，如荷蘭、瑞士、法國、瑞典、英國、西班牙等，成為歐洲國際關系中的獨立乃至主要行為體，對內行使最高統治權，對外享有結盟、宣戰、締約等獨立權與平等權。從這個意義上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實際上開啟了歐洲國家體系的新時代。

不過，這一“國家體系”與其當代含義有很大不同。自16世紀以來，經過博丹、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的闡釋，概念已經具有“對內最高統治權”和“對外獨立權及平等權”兩大基本含義。但由于直至一戰以前，戰爭一直都被視為執行一國對外政策的合法政策工具，以武力獲取領土以及征服非但未被視為非法，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被視為一國擁有的顯著標志。因而，在對外關系方面，這一觀念更多是強調一國不受外來約束，必要時以武力開疆拓土的能力，而不是基于平等原則對他國的尊重。

從地理空間角度看，此時的國家概念僅限于歐洲一些大國，即便是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境內的諸侯邦也不能被視為具有完全的國家。至于歐洲之外的廣大地區，則完全被排除在資格之外，它們反而是歐洲大國行使的對象及檢驗能力的場所。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國家先后以宗教及文明標準，將歐洲以外的世界視為可以合法占領（occupation）及征服（conquest）的囊中之物。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開啟前的一個多世紀，即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開歐洲近代海外殖民風氣之先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曾在羅馬教皇的鼓勵下，對新世界的“異教徒”進行征服，對其領土進行瓜分。1452年，羅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權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令其享有進攻、征服、臣服撒拉孫人、異教徒以及所有基督敵人的權利。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向西班牙國王及王后頒發詔書，正式確立基督教對新世界的統治權，要求征服土著居民及其領土，并將所有新發現或尚待發現的土地的征服和統治權分別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1495年，英國國王亨利七世也授權約翰·考伯特及其三個兒子探尋并發現世界上任何被異教徒占有的島嶼、國家或區域，令其加以征服、占領并納入國王統治之下。 他們將這些占領或征服的目標大致分為兩類：無主地和可征服的領地。所謂無主地，主要是指美洲大陸、澳大利亞以及一些土著人居住的島嶼。歐洲法學家及神學家認為，由于這些土著居民沒有在其居住地區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組織，也沒有對其土地進行有效的利用，因而不能認為這些土著對居住地區擁有，這些地區屬于“無主地”，歐洲人可以合法占領。再后來，特別是歐洲進入了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后，它們進一步將目光投向非洲、亞洲等已經擁有政治或政府組織形式、達到較高“文明階段”的廣大地區。在歐洲列強眼中，雖然這些地區不屬于“無主地”，但由于它們依然沒有達到歐洲的文明標準，不是“國際社會的大家庭”成員，因而其土地可以被視為征服和割讓對象。 正是以宗教和文明標準為借口，歐洲國家不僅“發現”和“占領”了美洲新大陸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廣大地區，而且在非洲、亞洲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殖民狂潮，建立起龐大的殖民體系。

顯然，這一時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家體系），并不是當解的國家平等、獨立的國際體系；相反，它是一個歐洲國家向外部擴張、占領、征服的不平等體系。它是歐洲國家消滅土著民族、占有其土地，征服“落后民族”、割讓、吞并其領土的殖民體系，也是一種基于種族優越論、以武力奪取“落后民族”領土的歐洲列強體系。換言之，它是一個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不平等的殖民體系。

從時間上看，這一殖民體系始于地理大發現，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走向沒落，而其消亡則遲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亞非獨立浪潮。該體系的最大特征并不是國際關系學者宣稱的“獨立”，而是其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它只承認歐洲國家（特別是歐洲大國）的領土，其余國家和地區則是殖民和征服的對象。它不僅不反對以武力奪取他國領土，相反還將這一能力視為國家擁有的重要指標。它隱含了這一推論：一個歐洲國家如果不能在歐洲之外以武力“開疆拓土”，那么其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隨著殖民體系在二戰后的最終瓦解，國際體系進入了后殖民體系時代。在后殖民體系時代，原則真正覆蓋全球，國際體系不再是一些國家擁有，另一些國家被剝奪的不平等體系。《聯合國》第二條明確規定，各成員國平等是聯合國賴以成立的基本原則。其次，以武力奪取他國領土被明確禁止，行使不再意味著對“落后地區”或“弱小民族”的征服，而是對任何此種企圖的“自衛”或在聯合國授權下的集體防衛。《聯合國》第二條規定：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或政治獨立。第五十一條規定，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到武力攻擊時，在安理會采取必要行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前，本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 相對而言，這一體系至少在形式上確立了平等和獨立，也明確廢除了殖民掠奪和戰爭、并對武力使用施加了嚴格限制。

綜上所述，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所描繪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或國家體系，實際上涵蓋了兩個前后相繼的次級體系：殖民體系和后殖民體系，盡管前者在時間起點上早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前者從地理大發現直至二戰結束后，后者則自殖民體系瓦解后直至當今。前者的最大特征是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后者則是獨立與平等原則真正涵蓋全球的體系。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將這兩個階段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或國家體系統稱，實際上掩蓋、模糊了其中存在的重大差異。

二、殖民體系與大國崛起

殖民體系是一個不平等、充滿暴力的等級體系，也是將殖民掠奪與征服視為大國行使題中應有之義的弱肉強食體系。居于金字塔之上的是擁有巨大暴力能力和殖民能力的歐洲列強，居于金字塔中間的則是較弱一等的歐洲國家以及擁有或半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居于金字塔底層的則是完全喪失的亞非拉被征服、掠奪和占領的“落后民族”和“野蠻地區”。

這一體系下，大國的崛起與殖民掠奪密不可分，殖民掠奪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它往往以兩種方式進行：一是歐洲列強對非歐洲地區的殖民征服和掠奪；二是歐洲列強之間因殖民矛盾而發生的殖民爭奪或爭霸戰爭。

歷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歐洲列強的崛起之路無不伴隨著海外殖民與擴張，伴隨著對美洲、非洲和亞洲人民敲骨吸髓般的掠奪與剝削。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新大陸的發現者和近代殖民主義的開拓者。如同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的，美洲對歐洲和資本主義的崛起具有重要意義。自1492年第一次與美洲進行接觸之后，“立刻開始了一個爆炸式的、大規模的對美洲國家和文明的毀壞，對貴金屬的掠奪，對當地勞動力的剝削，以及歐洲人對美洲土地的占有。” 它們通過武力摧毀了印第安文明，殺戮了印第安人口，占領了它們的土地。與此同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還從美洲攫取了巨額的黃金、白銀。據不完全統計，1561—1580年間，全世界生產的白銀有約85%來自美洲。從地理大發現到1640年間，至少有180噸黃金和17000噸白銀被運往歐洲，而真實的數據可能至少是這一數量的一倍。此外，歐洲人從美洲的奴隸種植園及非洲奴隸貿易中也聚斂了巨額財富。 除了搶占了美洲新大陸，它們還將觸角延伸到亞洲沿海地區，建立起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龐大殖民帝國。后起者荷蘭、法國和英國如法炮制，也在美洲、亞洲和非洲建立起殖民帝國。特別是英國，通過十七至十九世紀一系列的殖民征服和殖民戰爭，建立起一個覆蓋全球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占領了地球陸地面積的1/3，統治了全球人口的近1/3。廣大的海外殖民地，不僅為歐洲列強的崛起提供了可供掠奪的資源（如葡萄牙、西班牙在美洲掠奪了大量的貴金屬）和廉價的勞動力（非洲黑奴和亞洲苦力），為其國內日益增長的人口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間”，還為其商品找到了廣闊的外部市場，彌補了國內市場的不足，刺激了國內工業的發展。英國19世紀著名的殖民理論家威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就指出，由于工業經濟體系的內在邏輯，僅靠自由貿易，英國的工業將難以為繼，英國必須進行海外殖民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繁榮，才能避免國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 美國學者布勞特甚至認為，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大發現后對美洲、非洲和亞洲人民的殘酷殖民掠奪與盤剝，是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和美洲等地的貴金屬及種植園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整體崛起。

隨著一批批歐洲國家加入海外殖民饕餮盛宴，它們在征服掠奪亞非弱小、落后民族的同時，彼此之間因不可調和的殖民矛盾和殖民爭奪而時常兵戎相見，戰爭頻仍。如表一所示，通過一系列殖民戰爭，歐洲傳統的殖民大國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先后被英國打敗，被迫將大片殖民地割讓給英國。英國成為這一系列殖民戰爭（除了美國獨立戰爭）的最大贏家，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和重要的海上交通線，建立了一個日不落帝國。也正因為這些戰爭，老牌殖民大國西班牙、荷蘭逐漸走向衰敗，潛在挑戰者法國也遭受重大挫敗。英國取代西班牙、荷蘭成為海外殖民大國，并逐漸獲得了海上霸權地位。換言之，英國崛起為世界性大國和海上霸權國與殖民戰爭密不可分。

到19世紀末，隨著德國、日本等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殖民瓜分的行列，要求分享“陽光下的地盤”。它不僅引發了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在非洲和亞洲的瓜分狂潮，也間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畢竟，可供殖民掠奪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參與殖民爭奪的國家及其殖民欲求卻日益上升，不可避免地導致后起大國與既有殖民大國的矛盾與沖突，最終兵戎相見。殖民戰爭和爭霸戰爭是殖民體系內在邏輯的延伸和大國崛起的必然產物。

即便美國的崛起被認為總體上是和平的，但事實上也與殖民戰爭和爭霸戰爭有著不解之緣。盡管美國在其崛起過程中沒有從事大規模海外殖民擴張和殖民掠奪，但通過對境內土著印第安人的殺戮和驅逐以及狂飆突進式的“西進運動”，美國占有了與其人口極不相稱、令其他歐洲帝國相形見絀、具有洲際規模的廣袤國土。換言之，美國是通過國內殖民替代了海外殖民，走上崛起之路的。而且，在世紀之交，美國與沒落的西班牙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占有了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的殖民地，向歐洲老牌殖民帝國展示了肌肉，并通過參加兩次世界大戰而崛起為全球性大國。

不過，這一殖民體系也孕育了促使其自身最終走向滅亡的種子。首先是地理空間的限度。殖民體系的邏輯前提是有足夠的地理空間可供大國殖民和掠奪。然而，隨著歐洲國家經過幾個世紀持續不斷的占有和殖民，地球上的“無主地”和落后地區已經被占領和瓜分殆盡，不再有新的“無主地”或“落后地區”可供歐洲殖民和瓜分。殖民體系面臨無地可殖的尷尬境地。這種基于對土地及其人口的物理占領的體系受到地球物理空間的限制。

其次是規范的普及。西方國家全球殖民的過程，也是規范由歐洲向全球擴散的過程。歐洲列強通過發現、占有和建立殖民地，來印證和強化其意識和地位，但同時也喚醒了亞非拉被掠奪和被剝削地區人民的和民族國家意識，極大促進了規范的拓展。當亞非拉國家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和努力，在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中獲得行使的能力時，就不再是少數西方國家的特權，而逐漸成為全球性規范，也成為亞非拉國家反對西方列強掠奪、侵略和干預的利器。規范的普及，從根本上動搖了殖民體系的根基和合法性，消解了西方國家以文明標準構建的等級體系，破除了“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殖民神話。

最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是殖民體系最終走向滅亡的加速器。這兩場造成上億人口死亡的世界大戰，不僅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災難，使殖民國家陷入道德破產，無法再以文明傳播者或文明標準制定者自居，同時也極大削弱了它們對亞非拉廣大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促進了亞非拉人民的覺醒，喚醒了它們的意識，加快了殖民體系的沒落和最終的滅亡。

三、后殖民體系與大國崛起

如前所述，后殖民體系是一個規范在全球普及，各國至少在國際法意義上獲得獨立與平等的國家體系。它明確將殖民戰爭和殖民掠奪視為非法，并將國家單獨及集體自衛權之外的武力使用權威由單個國家收歸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在這一體系中，出現了防止大國通過武力實現崛起的三重保障。首先，規范保障。規范得到公認和全球普及。不再是少數西方大國的特權，而是不論大小、強弱之所有國家的普遍身份和權利。盡管冷戰結束后，在一些西方國家出現了超越、弱化觀念的聲音和現象，但在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意識不是淡化了，而是強化了。在這一規范體系下，即便是打著人道主義旗號的軍事干預，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下也不具有國際合法性。因而，很難想象一國會公然挑戰規范，進行以開疆拓土為目的的軍事入侵和占領。其次，國際法保障。《聯合國》規定了所有成員國一律平等的原則，并明確規定除自衛及安理會授權的戰爭外，所有其他類型的戰爭都為非法。在此，除了自衛外，戰爭不再是單個國家可以自行其是的自由度量，而是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的集體裁決。最后，制度保障。通過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任何戰爭行為都必須獲得安理會五常的集體同意或默認。而一旦發生侵略行為，通過安理會的授權，入侵者將面臨國際社會的集體制裁，包括武力的行使。雖然這一集體安全機制在冷戰時期因美蘇之間的尖銳對立，其作用大打折扣，在冷戰后也因人道主義干預問題而飽受詬病，但總的來說，它在制止侵略和限制使用武力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此外，由于規范普及和與之相伴隨的民族主義的覺醒和復興，使得歷史上的征服戰爭變得極為困難甚至難以想象，因為任何征服和入侵必然遭到民族主義的誓死抵抗，軍事入侵和占領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而軍事技術革新、特別是核武器的出現，使得任何大規模戰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霸權戰爭，變得幾乎不可能。因為這無異于自殺。

與先前的殖民體系相比，在這一平等的后殖民體系下，后起大國很難指望通過殖民掠奪或武力開疆拓土實現崛起，只能依靠內部發展及和平的對外貿易。在這一體系規范下，大國崛起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模式：貿易國的興起 以及大國門檻的提高。在殖民體系下，由于海外殖民掠奪可以有效彌補國內資源和財富的不足，同時排他性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國內市場的狹小，因而像諸如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土狹小、人口規模不大的國家，都可以通過強取豪奪、開疆拓土而崛起為全球性大國。在后殖民體系下，盡管海外貿易可以彌補一國國內市場的不足，但上述國家顯然已被注定無法崛起為全球性大國。只有那些具有廣袤國土面積、擁有可觀人口規模（在人炸的今天，這意味著要擁有約一億左右的人口）的洲級大國或巨型國家才可能成為擁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大國的門檻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開疆拓土，大國崛起更多地依靠內部建設及自由貿易來積聚財富，這為貿易國的興起創造了條件。盡管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等人早在18世紀就意識到自由貿易對財富增長的重要性，并鼓吹建立一個基于自由貿易之上的“非正式帝國”，而不是建立排他性的殖民地， 但在殖民體系下，自由貿易受到排他性殖民地的頑強阻擊，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當二戰臨近結束、歐洲老牌殖民大國已經被戰爭嚴重削弱時，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開始為戰后的國際經濟秩序謀劃，最終簽署了基于自由貿易原則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為自由貿易的實施提供了國際法依據，也為貿易國的興起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雖然由于冷戰開始阻撓了東西方貿易，但在西方國家內部，自由貿易原則基本上得到貫徹執行；而隨著冷戰在20世紀90年代的結束，自由貿易原則真正在全球得到貫徹。德國、日本在二戰后的崛起某種意義上正是貿易國的崛起。而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也受益于自由貿易，一定程度上也屬于貿易國的崛起。中印等新興大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本國人民的辛勤與汗水，通過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為世界打工”成為“世界的工廠”和“世界的辦公室”而逐漸走上崛起之路。特別是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不僅國內生產總值（GDP）躍居世界第二，而且由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一躍而成為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全球貿易大國。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僅比美國少156.4億美元，達38，667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為47%。中國已是亞太諸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引擎之一。

后殖民體系為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殖民體系下，西方世界憑借其堅船利炮和技術優勢，將非西方世界變成其可以肆意妄為的“自家菜園”。西方世界的每一次重大技術革新，特別是軍事技術的革新，都會激起西方世界新一輪殖民和瓜分的狂潮，給非西方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把他們推向更深的殖民深淵和窮困潦倒境地。在后殖民體系下，技術進步除了增加軍事威懾力外，更多地是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創造商機和改進普通民眾的生活，用于增加一國的財富。而即便是軍事威懾能力的增加，也無法轉化為裸的暴力侵略和殖民掠奪，甚至不能用它來打開他國的市場和商機。在此背景下，那些具有廣袤面積、巨大人口規模的非西方世界，如中國、印度、巴西等，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技術引進、模仿與創新，借助于規模經濟，將最終在和平競賽中趕上、超越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國土面積都相對狹小的傳統西方強國，實現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性崛起。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和平崛起，已經初步展示了非西方世界在這一體系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與前景。

后殖民體系時代也是國際制度史無前例地大發展的時期。二戰結束后，聯合國、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關乎國際和平、國際金融與貿易穩定的國際制度先后創建起來。各國被編入一張相互依存的國際制度大網之中。這些制度的創立及演進，不僅頗為有效地維護了國際和平，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際權力格局的演變，一些新的制度被創建起來，舊的制度也不斷進行演進。如七國集團/八國集團、東盟、歐盟、亞太經合組織（APEC）、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的成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現有制度的改革等。這些國際制度既為渴求發言權及國際威望的國家提供了表達自身訴求的場所，也為約束少數大國的單邊行為提供了集體保障，同時還為解決國際沖突和矛盾提供了非暴力工具。 某種意義上，二戰后的“長和平”得益于該體系密集的國際制度網絡。它與規范的普及和貿易國的興起一道，為二戰后大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保障。盡管仍無法杜絕戰爭，但相對于殖民體系，該體系為大國的和平崛起及國際和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結 論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國際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殖民體系和后殖民體系兩個階段。前者從地理大發現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獲得殖民解放和國家獨立，后者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延續至今。在殖民體系下，既是歐洲列強的特權，也是它們對歐洲以外地區“落后民族”進行野蠻殖民掠奪、占領和侵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據。這一體系是一部分國家享有、大部分國家被剝奪的等級體系，也是大國通過武力掠奪、殖民而實現崛起的暴力體系。在后殖民體系下，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確立并在實踐中得到較好的貫徹。殖民掠奪和通過武力開疆拓土被視為非法，戰爭也被嚴格地加以限制。在這一體系下，國家的崛起只能通過內修政治、外興貿易的方式和平實現，它為貿易國的興起以及具有廣袤國土或眾多人口或兩者兼備的國家的和平崛起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稠密的國際制度網絡，也為約束大國的行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為后起大國實現其抱負和提升國際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場所，也為大國國際威望等級的調整提供了制度化工具，從而更有利于大國在體系內的和平崛起。德國、日本在二戰后作為經濟巨人的崛起以及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在新世紀的群體性崛起，部分證明了后殖民體系的彈性及該體系下大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預示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繼續和平共處的可能前景。

篇10

引言

在如何對待中國崛起這一問題上，現實主義持何立場呢？著名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基于一種自覺的現實主義取向，我們應該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來削弱中國日益顯現的權力和影響力，而不僅僅只是對其進行簡單的遏制。然而，在我看來，雖然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視角，但卻不是現實主義的觀點。許多理論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方案都源自現實主義傳統，但它們卻不是異口同聲。特別是，在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這一問題上，古典現實主義提出的政策建議完全不同于米爾斯海默所青睞的那些觀點。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任何流派的現實主義者都會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后果持樂觀的態度。如果中國崛起真的出現的話，他們不會依然樂觀，尤其是古典現實主義者會對中國崛起保持著警覺。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崛起大國會隨著能力的增強而變得野心勃勃，這種預期會引起其鄰國及其潛在敵人的焦慮，因此古典現實主義者往往會滿懷憂慮地觀察著在國際體系中崛起的大國。正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樣，理解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靜態的實力分配，而是“隨著時間推移的權力關系的動態變化”。從這個角度來說，最終由于經濟增長中的長期變動而發生變化的相對實力，成為了引發國際政治沖突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變遷導致了相對實力的重新分配，繼而使得世界政治中的實力與特權之間出現了一種背離的自然趨勢，而這恰恰又會促使崛起的大國去挑戰現狀。我們知道，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核心難題就是應該如何去應對均勢變化，而這在歷史上通常是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的。

不過，在對待崛起大國的問題上，我認為盡管古典現實主義者會自然而然地保持著警惕和猜疑，但他們也能容得下崛起的大國。這種容納主要植根于古典現實主義的三個核心原則：第一，承認實力的現實狀況。實力的現實狀況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世界；第二，應對那些維護現狀者的想法另眼相看；第三，堅守“政治至關重要”以及“未來是白紙一張”的信條。而在最后一個原則上，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分歧甚大。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雖然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對無政府狀態保持警覺，對均勢非常敏感，但國家——特別是大國——在能夠以及將會作出的戰略選擇上仍享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這些戰略選擇是由它們在作出選擇時所處的情境來決定的，亦即，這些戰略選擇受到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影響。

為何擔憂中國？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古典現實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憂慮重重。由于背負著普遍的現實主義包袱，即無政府狀態下行為體具有了政治動機所顯示的危險跡象，對可能發生的戰爭保持警覺，以及隨之而來的征服或毀滅的預期，故古典現實主義者也往往會對廣泛的潛在沖突來源感到擔憂（例如，相對于自由唯物主義者而言，現實主義者更有可能認為民族主義對國家行為產生重大影響）。至于在人性以及在人類行為發生本質上的進展或轉變的可能性問題上，古典現實主義也往往有著某些悲觀看法。

的確，較之于結構主義者，古典現實主義者甚至擁有更多的理由來擔憂崛起大國所帶來的影響。一方面，像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一樣的結構主義理論家強調生存是國家的目標——除此之外，國家想得到的或不想得到的東西都會不斷變化。對此，推動了結構理論發展的米爾斯海默也同意這一點。一些國家也正是如米爾斯海默所期望的那樣開展行動的，即便它們看起來像喝過以類固醇和安他非命混合的雞尾酒的人那樣精神亢奮，但是根據米爾斯海默的理論，這些國家的攻勢行為并不是戰爭狂精神錯亂的表現，恰恰是出于確保自身安全的動機而進行理性且平心靜氣的盤算的結果。另一方面，如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Carr）之類的古典現實主義者則將政治視為是利益上的沖突，其沖突結果由實力并最終由軍事力量來決定，因而，許多戰爭的發生也并不是為了實現某些特定結果，而只是為了確立軍事上的主導地位。此外，古典現實主義者，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也都非常重視將人類建構成為非正式的政治行為者。摩根索認為，“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人生而為追求權力”。于是，除了安全之外，這種觀點還強調人會覬覦其他人所擁有的東西，更為糟糕的是，他們都有著權力欲。

古典現實主義者同樣認為，崛起大國往往是欲壑難填的。由于崛起大國隨著能力的日益增強（和對擁有更大權力的預期），其自我界定的利益也會隨之擴展，因此它們就成為了潛在不穩定的來源。古典現實主義還認為，崛起大國不僅追求安全，也追求地位、信譽甚至是來自別人的遵從。不過，在這個世界上，權力總是相對的（這也是現實主義者界定權力的方式），崛起大國拓展的步伐難免“會踩到他人的腳趾”。然而，不幸的是，其他國家可能并不這樣看，而且從現實主義角度來看，即使它們沒有受到傷害，但由于崛起大國至少意味著可能是一種威脅，所以它們也不得不對崛起大國保持著警惕。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各國往往意見不合——這不只體現在利益上，也體現在敘事、歷史、合法性、公正以及對相對實力的評估上。因此，當現實主義者將大部分沖突歸因于利益矛盾（崛起大國有著更大的野心，而其他國家則往往會憂慮其背后的動機）時就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即螺旋式的沖突經常會不加區別地添加在這堆“易燃物”上。

以上所有這些也適用于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中國崛起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回應。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它與其他一些大國接壤，與一系列安全問題纏結在一起，而且能源需求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政治摩擦的潛在來源。最為特別的是，它與重要的戰略對手美國在經濟上唇亡齒寒。中國因能進入美國市場而獲利頗豐，而與之相對的是，中國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則是支撐美元穩定的重要支柱，否則，在許多觀察家看來美元會搖搖欲墜。

亞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對于現實主義悲觀論者而言，今日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特點就是，它是崛起中的大國，而透過歷史的長鏡頭來看，所有類型的崛起大國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麻煩制造者。就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后果來看，現實主義所認定的情形肯定令人悲觀：雖然說國際協定要發揮作用越來越需要中國的參與，但戰略對手之間的合作是脆弱的；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并不會阻止二者之間的政治沖突，更遑論阻止二者之間的戰爭爆發了；中國將會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最終將挑戰其他國家的利益。

不過，至關重要的是，雖然這些預測需要古典現實主義者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后果保持警醒，并預先考慮到隨之而來日益增多的國際政治摩擦，但這并不意味著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也許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不會阻止戰爭的爆發（一個普遍的現實主義觀點），但這并不意味著相互依賴是本應該避免的“壞事”。相反，相互依賴會帶來相應的政治后果及政治選擇，當然，這就需要對其進行政治評估了。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悲劇

根據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米爾斯海默毫不諱言，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相反，隨著實力的增強，中國將成為一個謀求地區霸權的進攻性國家。這種應然的結果使得目前美國“接觸中國”的政策誤入歧途并且注定要失敗。在他看來，一個強大的中國將尋求以美國支配西半球那樣的方式稱霸亞洲。有鑒于此，米爾斯海默敦促美國轉變思維并盡其所能延緩中國崛起。

米爾斯海默將其理論建立在五個“基本原則”的假定之上。盡管一些古典現實主義者會發現第五尤其是第四個假定過于嚴格，但他的每一個假定都是有著充分理由的現實主義假定。（1）無政府狀態——也就是說，國際社會是一個自助體系，其他國家如何行動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限定的；（2）國家不可避免地掌握了一定的進攻能力——因此，它們具有潛在的危險性；（3）意圖是不確定的——也就是說，你永遠不會確切地知道其他國家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在未來；（4）生存目的——這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是大國的首要目標，具體而言就是大國會竭盡所能維護與國內政治秩序的自主性；（5）理性——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國都是理性的行為體。

基于上述假定，米爾斯海默得出結論認為，出于確保自身安全的動機，國家認識到，在國際體系中最安全的位置就是成為地區霸主。全球霸主地位將會更加安全，但本質上來講這是無法實現的。古典現實主義者也同意這個觀點，正如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所言：“沒有國家強大到足以建立世界霸權。”只有成為地區霸主才不會被別國征服，從而自身才是安全的。既然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那么國家就可以貌似合理地去謀求地區霸權，事實上，除此之外，還因為它們經過估算認為這是生存下來的最好機會。繼而，國家也會很快認識到，確保生存的最好辦法就是成為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只有誤入歧途的國家才會錯失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霸主的機會。

然而，米爾斯海默主張中的致命缺陷是他未能區分成為霸權國家（being a hege—mon）與謀求霸權（bidding for hegemony）。確實，最為理想的情況可能是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霸主。根據他的理論：“生存是大國的頭號目標”。因此大國謀求霸權的核心問題不是“如果我是霸主，我會更容易生存嗎？”而是“如果我謀求世界霸權，我會更容易生存嗎？”對于任何一個理性的大國而言，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根據第五個假定，大國都是理性的）——對于大國來說，謀求霸權是難得一見走向毀滅的道路之一。大多數大國極有可能生存下來，而大多數謀求霸權的大國卻不會得以幸存。

米爾斯海默的觀點植根于生存目標與理性的假定之中，但諸多事實暴露了其觀點中的矛盾。假如中國沒有咄咄逼人地去謀求亞洲的主導權，中國的“生存”就真的岌岌可危嗎？如果美國沒有跨過太平洋奮力將“儒家幼兒”

（confucian baby）扼殺在搖籃里，美國就“生存”不下去嗎？究竟是什么對這些大國的生存構成威脅呢？如果這些大國沒有像進攻性現實主義者所期望的那樣展開行動，考慮到它們的軍事設施、核威懾力、經濟實力、陸地規模和龐大的人口，它們的生存就真的岌岌可危嗎？

米爾斯海默的觀點是否適用于當代國際政治，還需要考慮核武器所產生的影響。一方面，古典現實主義往往強調的是世界政治中變化的連續性，其并不對核武器能阻止國家用武力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抱有希望；但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存在，尤其是當核武器應用于大國政治時，也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適用性，歸根結底，這主要是因為國家的行為動機首先是生存的欲望。正如米爾斯海默所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可能更不會彼此畏懼。”毫無疑問，正是“相互確保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使得大國之間更加不可能發生戰爭。這就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擁有可靠核威懾力量的中國是否會被迫通過謀求霸權的方式來確保生存呢？歷史上貌似合理的謀求霸權的企圖相比現在是否更加不切實際，是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弄巧成拙？為確保生存，美國是否必須立即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將謀求霸權的行動遏止于萌芽階段呢？

故而，在美國如何處理美中關系這一問題上，米爾斯海默提出的政策方案是糟糕的、危險的且弄巧成拙的，也不合邏輯。在米爾斯海默看來，謀求霸權并不是出于什么雄心壯志、邪惡的動機或早已制定好的侵略計劃，這一切無非是中國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要衡量通過霸權而獲取的安全收益是否與謀求霸權所要承擔的風險相當。在此，就出現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的周邊環境是否看起來更類似于美國擁有過的周邊環境或是那些已經嘗試謀求霸權但卻失敗的國家所曾有的周邊環境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周邊環境非常擁擠。正如米爾斯海默指出的那樣，中國與俄羅斯有著漫長的邊界，而俄羅斯則擁有著非常強大的核力量。中國離日本也很近，在米爾斯海默的眼中，日本也是大國。米爾斯海默還注意到中日兩國之間彼此相互猜疑。因此，如果受到威脅或挑釁，應考慮到日本有能力發展獨立的核力量。中國也和印度接壤，印度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興的且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在過去，中國與印度也曾發生過戰爭，而且印度也具有類似中國那樣的巨大經濟潛力。中國還與越南接壤，越南雖不是一個大國，但也不是一個很容易就能被打敗的國家，中越戰爭的歷史也還停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未統一的朝鮮（具有核能力）也是和中國有著共同邊界的地區博弈參與者。

總之，如果中國是一個理性的行為體，其行為動機主要是為了生存，我們就沒有足夠理由相信它會謀求霸權。現實主義者所預計的中國謀求霸權的行為也會引起鄰國和其他大國的敵對反應，而這又會導致中國并不愿看到的某種核擴散。因此，現實主義的根本問題依然是：采取這樣的一系列行動對國家利益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呢？就中國而言，倘若咄咄逼人地去謀求霸權，顯然對其國家利益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現實主義沒有排除中國不會野心勃勃（或愚蠢）地進行謀求霸權的可能性。但是，上述這樣的行為顯然用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是無法解釋的。

現實主義者（古典的）做什么？

雖然古典現實主義對中國崛起的后果持謹慎和悲觀態度，然而從其視角來看也可以認為，“接觸”而不是“對抗”才是最明智的戰略。這一立場源于古典現實主義的兩個基本信條及由此而來的兩個推論。首先，需要始終承認實力：無論是承認他國實力的真實狀況還是承認自身實力所必然存在的限度。而與此相關的則是古典現實主義思想所推崇的一個看法，即要容納下崛起的大國（正是在此基礎上，現實主義者對空想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進行了指責）。其次，政治是至關重要的，而政治包括了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亦即，國家所作出的決策既受到自身內部狀況的影響，也受到其他國家所作出的決策的影響。盡管存在無政府狀態且國家可能是依均勢而行動的，但由于政治問題如此重要，而且政策是可以選擇的，因而大國制定外交政策仍可以沿襲許多不同的軌跡。對于古典現實主義者來說，未來是白紙一張，因此明智的政策是至關重要的。

承認實力

古典現實主義者對這個問題再清楚不過了，并且達成了高度的共識。摩根索在冷戰高峰時——麥卡錫主義鼎盛時期——寫道：“軍事準備必須與包容性外交（accommodat—ing diplomacy）聯手。”當時摩根索認為，蘇聯是美國面臨的最為迫切的軍事威脅（比當前中國的威脅更加現實，更加明確，也更加危險）。摩根索的冷戰政策源自以下普遍的經驗：“我們必須強大到足以抵抗侵略，聰明到足以包容不會侵犯自身利益的外國利益。”他敦促決策者牢記：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是無限的。因此，一國的政策必須尊重他國的力量和利益。

古典現實主義中承認實力和容納崛起大國的思維根深蒂固。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卡爾和凱南是支持（在當時情況下）《慕尼黑協定》的，而這正源自他們的理論傾向。在凱南看來，捷克斯洛伐克是歐洲中部的國家。從長遠來看，它的命運應由這一地區占據主導的國家來承擔責任，而不是靠與這一地區占據主導的國家進行對抗來把握。故凱南認為，相比于毫無希望的抵抗，接受這個痛苦的事實會是一個更好的辦法。在卡爾看來，正如他在第一版《二十年危機》中寫到的：倘若1938年歐洲的權力關系狀況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失去自身的一部分領土并最終導致其獨立，那么更為可取的（撇開任何正義或不正義的問題）是展開一次圓桌談判而不是進行一場戰爭。對此，因他們的當前意圖而釀成的錯誤可能源于他們過多地從結構層次上進行了分析。在這一點上，凱南和卡爾均側重于均勢及其如何變化，以此為基礎他們提出了建議。然而，納粹德國卻與他們所建議的不同，而且這種不同也是基于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認識上的原因，古典現實主義將歷史、意識形態、內政和領導性質等作為核心變量，而結構現實主義卻沒有將這些作為核心變量來看待；另一方面，出于充分的傳統的原因，摩根索反對《慕尼黑協定》。簡單而言，他認識到，基于傳統的原因，納粹是性質不同并且更為危險的對手。作為一個古典現實主義者，他能夠看到那里紅旗飄揚，但狹隘的結構主義者卻故意裝作色盲而看不到這一點。

政治至關重要

較之于結構現實主義拒絕考慮政治，古典現實主義十分重視政治，在此，政治包括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而且他們甚至還考慮到了觀念、規范以及合法性的因素。在古典現實主義者看來，國內政治尤為重要。修昔底德在解釋世界政治中的行為體如何采取行動時就考慮到了政體類型（以及政權內部的派別沖突）這些變量。吉爾平也高度重視國內政治和觀念變量的影響。事實上，他強調現實主義者明確地將重點置于“國家情懷”和“政治價值觀”之上。卡爾也非常認真地對待輿論的作用。摩根索和凱南都指出了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凱南最著名且最有影響力的著作《蘇聯行為的根源》就扎根于俄羅斯的內政、歷史經驗和俄羅斯人的性格特征。

如果國內政治是至關重要的（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是這樣），那么影響國內政治的因素——如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也同樣至關重要。國際政治能夠影響一國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上的平衡，其主要是通過如下的方式，即在國際體系中通過創造（或排斥）機會使得他國國內的某些群體比其他群體受益更多，以及制定出某些貌似合理的大戰略。此時，若對他國采用遏制和限制政策的話。就會使得這些群體失去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良好關系而受益的機會，而且也強化他國在敵意上的負面認知，結果就會降低“好戰”的外交政策的機會成本。結論：“白紙一張”的未來

國家（尤其是有操作空間的大國）選擇的軌跡是不確定的，也是因時制宜的。中國尤其如此。摩根索認為：“現實主義將謹慎（即認真考慮替代性政治行為所帶來的結果）視為政治中至高無上的美德。”而在凱南看來，接受權力的現實狀況將推促國家重新界定國家利益。那么，在中國崛起的問題上，美國的替代性政治行動所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呢？幾乎所有中國通和亞洲安全問題專家都認為，中國未來的外交政策軌跡是不確定的。中國既可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也可能會因謀求霸權而鑄成大錯。其中，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是影響上述選擇的因素之一。對此，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做法就是要“確保中國不會成為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不過，其做法在邏輯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此做法受結構主義的局限性所束縛。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還植根于空想主義——試圖重新塑造一個大家所期望看到的世界，而不是尊重實力的現實狀況。同時，從美國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自我實現和弄巧成拙的預言。如果有事實證明（如有可能）美國根本沒有能力來遏制中國的崛起的話，那么有關一個強大且懷有敵意的中國的崛起的預言肯定會因這樣的嘗試而得以實現。如果它偶然“成功”，那么美國在延緩中國崛起上所做的努力將會適得其反，這主要基于以下三個原因：一是代價高昂，二會嚴重損害美國的國際政治地位，三是使中國變得更加危險。

中國擁有超過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資產，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債務。這可能聽起來不是一個好兆頭，但中國并不是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會對美國采取脅迫手段。中國已經發現自身（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可在未來的美元和美國經濟中擁有相當可觀的既得利益，而且，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如果削弱美元或美國的消費需求，中國將變成一個大輸家。但是，如果在緊要關頭中美雙方的頭腦不夠冷靜并且在美元問題上發生激烈爭斗的話，兩國都將共同受害。倘若美國制定了旨在扳倒中國的政策，不難想象，中國定會動用“金融核彈”來對美國的政策作出回應。因此，美國如若一味咄咄逼人地與中國展開對抗，必將會為此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即重大的美元危機，這將不僅僅嚴重傷害到經濟，而且還會削弱美國的全球軍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