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義思考政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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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旨在探討文藝復興之后歐洲知識界最顯著的思潮的特征和譜系。我所關切的理性主義是現性主義。無疑，表面上看來它只是很久以前的理性主義的回光返照，但是本質上它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特性，我要探討的就是它的這一特性，尤其是這一特性對歐洲政治的影響。這里所說的政治中的理性主義當然不是現代歐洲政治思想中唯一的，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思潮。但它卻是一種強勁的、生氣勃勃的思維方式，有許多旁枝的支撐，因而是當代歐洲強有力的知性成份，已經影響了所有的政治信念而不只是哪一種，流行于所有的政黨路線。幾乎所有的政治派別，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因為被說服，以為不可避免，或者因為所謂的它已經取得的成功，甚至不假思索地，都成了理性主義的或親理性主義的。

理性主義者的一般特征和總的傾向并不難確定。他總是支持心靈在任何條件下的獨立，思想不對理性之外的任何權威承諾義務。在現代世界，這一立場已經引起了爭論：他是權威、偏見、純然傳統、慣例、習俗的敵人。在心態上他是懷疑的和樂觀的：懷疑，因為沒有什么意見、習慣、信念根深蒂固、被廣泛采取到他不會毫不猶豫地去發問、去以自己的理性作判斷；樂觀，因為理性主義者從不懷疑他自己的理性在決定事物的價值、分辯意見真偽，判斷行為是否正當時的力量（當得到正確的運用）。而且，他還有這樣一個信念作后盾：人類有普遍理性，人們共同具有理性審察的力量，它是論證的基礎和力量之源；他把巴門尼德的訓誡刻在自己的門上通過理性論辯作出判斷。這一立場除了具有理性平等主義的色彩，還是個人主義的，不相信任何人經過真誠、明晰地思考，會和自己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是認為他對先天論證有額外的興趣則是錯誤的。他并不忽視經驗，但是他往往表現的好像是那樣，因為他堅持說那是他自己的經驗（萬事皆想自己從頭來過），因為他迅速地從繁多、混亂的經驗中引出一套原理，從而進而從理性出發加以辯護或者批駁。他覺察不到經驗的累積，只覺察到已經轉化為一套公式的經驗的現成性：過去對他來說只是障礙和累贅。他不具有那種否定的能力（）（濟慈劃歸給莎士比亞的能力），即直面經驗的神秘和不確定，不急于尋找秩序和明晰，服從經驗的能力，他沒有貼切、詳盡地評價真正自我顯現者的天資，所說的否定的熱情（），只能識別一般理論強加于事件之上的粗輪廓。他的心智類型是知性的，的規則的洞察力對他沒有效力。一些人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們受過精心的教育，一種把他們引入他們所屬文明的傳統和成就的教育。他們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教養，享有豐厚的遺產。而理性主義者與此相反，他們至多是中庸、中立的工具，是經過系統訓練而非良好教育的人。在知性上，他們的抱負不是去分享族群的經驗，而是作一個切實的自力更生的人，這使得他在知性和實踐活動中異乎尋常地謹慎、自覺，去除一切被動性、韻律感和連續性，把它們消解為一連串的轉變，每一轉變都服從于理性。他們的心靈沒有風格，沒有季節和溫度的變化，他的理智經歷盡可能地和外在影響隔絕，盡可能在真空中進行。切除和他所在社會的知識傳統的聯系，否認任何超出分析技術訓練的教育的價值，他們容易得出結論說，人類在人生批判性的時刻還遠不成熟，如果自我批判更為徹底的話，他們甚至會對人類迄今能夠成功存活感到驚異。借助一種近乎詩性的想象，他盡力這樣去過每一天似乎每天都是全新的，他相信習慣養成了就等于失敗了。根據我們粗略的分析，也許我們可以說在思維特質上如果不是在本質上，理性主義者對時間有著深深的不信任感，他們急切地追求永恒，當下的、短暫的事物使他們極為不安。

所有領域中，好像政治領域是最不會順從理性主義的，它深深地扎根于傳統和環境中，充滿變幻。一些理性主義者也承認自己在政治領域的失敗。成長于現性主義的懷抱之中，他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理性主義者，唯獨在政治上不是這樣。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主義者都承認在這方面失敗了。除了宗教領域，理性主義最大的勝利就是在政治上了：一個在生活上貫徹理性主義的人會毫不遲疑地如此處理政治事務。

但是更需要觀察的不是一位理性主義者作出什么樣的決定和行動，而是他這樣做的政治理念來源（之于他應該是深思熟慮的、自覺的理念）。他想當然地相信心靈是自由的，擺脫了偏見和既有習慣，無束縛的人類理性指導政治活動時是不會出錯的。進而他相信論辯是理性的技術和運作方式；他關心的只是意見之真和制度的理性基礎（而非其運用）。結果他的政治活動的內容就是把他所處社會的政治的、社會的、沿襲下來的制度帶上理性的法庭；再就是理性化的管理，理性無限制地凌駕于具體條件之上。對于理性主義者來說，沒有什么會僅僅因為存在著就有價值（哪怕已經存在了好幾代人），親近（）沒有什么價值，一切都要加以詳細審查。由于其天性，對他來說破壞和重建比接受和改革更容易。修修補補（需要耐心地認識質料）在他看來是浪費時間；較之通用的和實驗證明效果良好的方法，他總是更喜歡新發明的設備、策略。他認為有意識地促成的變化才算變化，因而他就很容易錯誤地把習俗和傳統等同于無變化。這一點從理性主義者對思想史的看法上就很容易看出來。對于傳統，不存在保留或者改進的問題，因為那樣有向傳統屈服之嫌。必須對傳統加以破壞，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自己的創造：對傳統中包含的理性化的真理之基質進行形式化的刪節后的得到的一種意識形態。

處理事件對理性主義者來說就是解決問題，而這對于屈從于習慣，或者為傳統的濃煙所遮蔽、導致腦筋不靈活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理性主義者看來，這種活動要求人們要具有工程師的品格，工程師的品格又被他們假設成這樣的：其心靈在整個過程中由合宜的技術所控制，第一步是把注意力從那些與特定目的不相關的事件上拉回來。這一工程學對政治學的同化事實上可被稱作理性化的政治學的虛構。這又是理性主義的著作中的永恒主題。由此產生的政治學可以說是感覺到的需要（）的政治學，理性主義者認為政治學總是充滿對瞬間的感受。他總是等待著環境為他提供問題，但他拒絕在解決問題時得到幫助。認為在一個社會和它歷史上每時每刻感覺到的需要的滿足之間應該有個過渡，在理性主義者看來這種看法是謬論，是胡說八道。他的政治學則是理性地解決現實中的難題在社會中，意識到感覺到的需要的主宰以后不斷地產生的難題。由此政治生活被歸結為一系列的危機，每一個都將被理性克服。每一代人，每一行政部門都要看到他面前展開一張有無數種涂抹方法的白紙。萬一徹底被傳統驅使的前人非理性地涂抹了這張白紙，那么理性主義者的首要任務就是把它清洗干凈，如伏爾泰所評論的，要想擁有最好的法律，就去燒掉既有的法律，從頭開始。

我們還可以觀察到理性主義政治學的另外兩個普遍特征。他們的政治學追求盡善盡美、整齊劃一，二者中單獨的每一個都表示一種不同風格的政治學，理性主義的本質是二者的統一。理性主義者的第一個信條可以說是不完美的逐漸消失。他并不是毫無謙卑之心，他能夠想象一個不為其理性觸動的問題，但他無法想象不解決問題的政治，或者有理性無法解決的政治問題。這樣的問題一定是假問題。任何問題理性的解決一定又是完美的解決，對他來說不存在具體情境下最好的解決方案，只有最好；因為理性的功能是超越具體情境的。當然理性主義者并不總是完美主義者，在任何條件下他的心靈都為一個總體（）烏托邦所主宰；但是他也總是細節上的完美主義者。由完美主義的政治產生整齊劃一的政治，他的方案不考慮具體情境發生的變化。寫道：事物本質上必然有最好的治理方式，自蒙昧和無知中解脫出來的有識之士都將不可避免地贊成它。這位無畏地理性主義者籠統地道出了比較溫和的理性主義者更喜歡詳細加以說明的主張。但原則上他們是一致的：也許沒有可以治愈一切政治疾病的通用藥方，但是特殊疾病的治療方法在應用上是普遍的，就像它在觀念上是理性的。一旦一個社會中一個問題的理性解決方案確定了，允許該社會的相關部分避開此解決方案，推論可知，是非理性的。在理性的優先選擇之外別無其他優先選擇，所有理性優先選擇之間必然是一致的。政治活動就是把十全十美所要求的統一的條件強加在人們的行動上。

歐洲現代史上到處可以看到理性主義政治的方案。最高尚的首推歐文的把人類從無知、貧困、饑餓、分裂、罪惡、苦難中解救出來的世界聯盟（）如此高尚以至于甚至理性主義者（理由并不成分）也認為太過蹊蹺了。但是當代人的同類方案相形之下也毫不遜色：不懈地尋求一種無副作用的力量，可以安全地被加強到足以控制人類世界中的其他力量的地步，普遍地傾向于相信政治機器可以取代道德和政治教育。可以根據一部人權宣言來締造個人或者各州的共同體是理性主義者大腦的創造，提升為普遍的原則的民族或者族群的自決權也是如此。所謂的基督教會的再聯合，開放外交，單一稅，行政系統成員除個人能力外沒有別的標準，自覺計劃的社會（），貝弗里奇報告（），年教育法案，聯邦制度，民族主義，婦女選舉權（），公共飲食業工資法案（），摧毀奧匈帝國，韋爾思或任何人的國際聯盟）（），把蓋爾語復活為愛爾蘭的官方語言――所有這些計劃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政治上的理性主義奇怪的產物源于浪漫主義的至高無上的力量。

二、理性主義的湖面以理性主義者的品格和氣質靜靜地躺在我們面前，表面上看來很親近很可信，湖水有很多看得見的支流澆灌，但是湖水深處暗潮涌動，雖然不是湖水的源頭，卻是其得以持久的最可靠保障。這一源泉就是關于人類知識的信條。這一源泉位于理性主義的核心，這對于只了解其皮毛的人來說也毫不奇怪。不受阻礙的理性優越性在于，它能夠獲得越來越可靠的關于人及其社會的知識，這是人類其他能力做不到的，理性因其精確性和所聲稱的可論證性而優于傳統。然而，準確地說，這不是關于知識的哲學理論，因而可以相應地非正式地加以解釋。

各門科學，各種藝術和需要無論何種技藝的實踐活動，乃至各種人類活動都涉及知識。一般說來，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任何活動都同時涉及到這兩種知識。把知識分為兩類很重要（雖然實際上它們并非獨立存在著），二者之間確乎有著重大差別。第一類知識我稱之為技術知識或者對技術的知識。各門藝術和科學，各項實踐活動都牽涉到技術。在很多活動中，技術知識以規則來闡明可以通過細心的學習和記憶來加以掌握和應用，但不管是否已經被明確表述了，它的首要特征是它能夠被明確地表述。雖然一些特殊的技術和見識需要明確的表述注釋在英國的公路上駕駛摩托車的技巧（或者其一部分）可以在高速公路守則上讀到，烹調術可以在烹調書里讀到，在自然科學或者歷史上得到新發現的技術可以在它們的研究、觀察或者證明規則上看到。第二類知識我稱之為實踐的，因為它只存在于使用過程中，不像技術，無法加以反思，不能像技術那樣以規則來表述。這并不是說它是一種秘傳（）的知識，只是說使它得以分享的方法不是把它明確表述成學說。如此看來，可以準確無誤地說它就是傳統知識（）。所有的活動牽涉這樣的知識，掌握技藝等具體活動沒有它是不可能的。

這兩類知識可以區分但不能分離，是任何具體的人類活動涉及到的知識的孿生組成部分。實踐技藝，像烹調，沒人會把好廚師的知識限定為完全可以在烹調書中的寫下來技術和我所說的技術知識一起使無論何地的烹調術得以存在。對于美術，繪畫，音樂，詩歌來說同樣如此。高度的技術知識，無論多么微秒、充分，是一回事，制作一個藝術品，寫一首偉大的十四行詩，譜一首高品質的曲子則是另外一回事，那需要技術之外的另一種知識。另外，任何真正的科學活動也同時包含著兩種知識。自然科學家當然運用屬于他的技術的觀察和證明規則，但這些規則只是他的知識的其中一種，科學發現的進步從來不是僅僅靠單純遵循規則取得的。宗教上也有類似情形。我想我們可以無比自由地稱一個不擁有沒有任何基督教技術方面知識的人為基督徒，不知道任何教義或者禮節，但堅稱教義和問答集方面的完備知識是一個基督徒的全部成份則是更加荒唐的。對于烹調術、繪畫、自然科學和宗教來說是對正確的分類，對政治學來說其正確性不減分毫：政治活動涉及到的知識既有技術性的也有實踐性的。確實，就像以人為塑造的藝術如醫學，工業管理，外交，軍事指揮一樣，政治活動中涉及到的知識尤其具有這種雙重品格。在這些藝術中，并不是技術告訴一個人（如一名醫生）該做些什么，而是實踐技藝告訴他該如何去做臨床的方式（）判斷他必須面對的一個個體。

即使要知道做什么時，尤其是在診斷時，已經存在著技術和實踐這兩個方面了：沒有不需要同時知道如何做的知識。區分技術的知識和實踐的知識，并不等同于區分關于手段的知識和關于，雖然有時這兩種區分是一致的。簡言之，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尤其是在政治活動領域，技術知識都不能和實踐知識相脫離，都不能混同二者或者以其中一個取代另一個。

現在我們關心的是兩種只是之間的差別，重要的差別是，表述、學習、接受兩種知識的不同方式。

我們已經看到，技術知識可以以規則、原理、說明、公理等來表述，概括地說，可以用命題表述。技術知識可以寫成書，因而，毫不奇怪當一名藝術家就其藝術進行著述，他所寫的只是他的藝術的技術方面。這并非因為他在可以說是美學因素一無所知，或者認為那不重要，而是因為這些內容（如果他是一位畫家）他已經包含在他的畫里面了，他不知道其他表達方式。對于一為進行著述的廚師或者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技術知識能夠明確表述的特征使得它看上去很確定。人們在技術方面可以很確信。另一方面，實踐知識的特征就是無法被明確表述。通常它是在習俗的或者傳統的做事情的方式中得以表述，簡言之，是在實踐中得以表述。這使它看上去不明確因而不確定，是意見、可能性方面而非真理方面的問題。是出于趣味或者偏好的知識，缺乏學習者的心靈生成印象需要的嚴格性和現成性。技術知識可以從書本中獲得，可以函授。進而，可以通過用心學習而得到，可以死記硬背，可以機械地運用，三段論就是這樣的技術知識。簡言之，技術知識可以通過語詞最簡單的意義進行教、學。另一方面，實踐知識無法教也無法學，只得被傳授和習得。它只存在于實踐中，學習它的唯一方式是做師傅的學徒不是因為師傅能夠教他（他不能），而是因為只有持續地和一位反復使用這種知識的人來往，才能獲得實踐知識。在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學生在追隨老師討教和學習時，往往發現自己在自老師那里學得技術知識的時候，不知學到了技術知識，也學到了另外一種知識，而這種知識的內容并非明確地說給他、傳輸給他的。一位鋼琴演奏者不僅學到了技術，也獲得了藝術才能，一位棋手習得了棋風和洞察棋勢的能力，而不只是走子。一位科學領域的學徒養成了科學判斷力，使他能夠知道何時他的技術在把他引向歧途，還養成了科學鑒賞力，使他能夠區分有生長力的探索方向和徒費工夫無益的探索方向。現在可以說，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義者斷言，我所說的實踐知識根本不是知識，理性主義者聲稱，恰當地說，根本沒有非技術的知識，人類行動中涉及的唯一知識因素是技術知識，我所說的實踐知識只是一種無知，如果無害的話，可以不加理會。理性的統治地位對理性主義者來說就是技術的統治地位。

問題的核心是理性主義者對確定性的先入之見。在他看來，技術和確定性密不可分，因為人們不無需去知識自身之外去尋找它的確定性，知識不僅以確定性結束，也以確定性開始，知識是徹頭徹尾地確定的。技術知識正是如此。它自身是完整的，因為它的范圍是這樣的：其起點是可確認的（是對完全無知的突破），其終點也是可確認的，是完成，比如學習新的下棋規則。技術知識可以完整地包含在一本書里，其使用也是盡可能機械地，不再需要技術自身提供不了的別的知識。例如，意識形態因為自我包含而優越于思想傳統，它能完全地交給頭腦空空者，如果被教者已經有所學，教師首先要予以肅清，確定所有的成見、既有觀念都被清楚，要在絕對無知的不可撼動的巖石上奠定自己的基礎。概括地說，技術知識是理性主義者選定的，唯一能夠滿足確定性的標準的知識。

我已經指出，任何具體人類活動都不僅僅包含技術知識。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理性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就很簡單，錯把部分當成了全體，賦予了局部以整體的性質。但理智主義者所錯不僅至此。如果說技術的霸權是他強烈的幻想，他不僅是被技術知識的確定性欺騙了。技術知識看上去如此確定，是因為它起始自徹底無知，止步于確定和完全的知識，起點和終點都是確定性。但實際這只是幻象。像其他種類的知識一樣，學習技術知識并不包括去除純粹無知，而是重塑已有知識。即便是幾乎自足的技術（游戲規則），也不能被傳遞給一個空空的大腦，被傳授的是既有者滋養出來的。這樣說來，一個知道游戲規則的人能很快地學會另一種游戲的規則，一個對任何規則都一無所知的人（如果這是可以想象的話）將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學徒。就像一個自力更生的人并不是真的只靠自己的奮斗，而是依賴特定的社會和沒有被明確意識到的傳統，技術知識也從來不是自足的，只有我們忘了它生法的前提時，才看上去仿佛如此。如果其自足只是幻覺，那么由自足所得的確定性也只是幻覺。

但我的目標不是駁斥理性主義，我們對它的錯誤感興趣，是因為由此可以揭露它的特征。我們不只是要考察這一教條是否為真，而是要弄清文藝復興之后歐洲歷史上這一思潮的意義。我們必須努力去解答的問題是，技術要占據統治地位的信念是如何產生的，這一思潮何以對人的理性那樣高度地自信，這一思潮的根源和背景何在，它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風靡歐洲的，產生了什么結果。

三、新思潮的出現就像新建筑風格的誕生，是不知不覺的，由多種因素促成的，試圖尋找它的起源是錯誤的努力方向。實際上沒有什么源頭可尋；能弄清楚的只是緩慢的調節、轉變，挪一步再挪一步，動力之潮涌動、衰退，最后形成可辨認的新的形式。歷史學家雄心勃勃，要避免粗率的節略、過早或者過晚地簡略地解說新誕生的思潮類型，避免因為新思潮明顯成形的時刻造成的印象過于強烈，而錯置了重點。不過目標不像歷史學家那么高的人，其興趣就集中在那一時刻。我計劃由現性主義明明白白地展現出來的時刻出發，通過考察它的產生背景中的一個因素，來簡要地說明它的特征和傾向。那一時刻在十七世紀早期，它與其他事物聯系著，比如那時的知識條件關于自然和文明世界的知識。

十七世紀初歐洲的知識狀況是很特別的。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求知的熱潮像人類歷史上其他時期一樣涌動不息，激勵著這一探索并且碩果累累的預設還沒有衰竭的跡象。但是對于關注著它的才智之士來說，最重要的東西還付之闕如。培根寫道：知識的狀況既不繁榮也沒什么進步。目前的求知活動不順利不是因為有什么殘存的因素阻撓眼下的求知活動，所謂在亞里士多德派科學理論的預設中，被人類心靈擺脫出來（雖然不是在一些細節上）但余下的阻礙因素。缺少的也不是動力甚至探索的方法習慣，而是自覺形成的考察技術，一種理解的藝術，一種有成文規則的方法。滿足這種需要的就是我稱之為理性主義者的一批新智者明白無誤地現身，提出他們的方案。

這項事業早期的代表人物當然是培根和笛卡兒，我們可以在他們的著作中找出日后成為了理性主義者的特征的正式宣告。

在培根看來，要獲取對于我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確定的、可論證的知識，人類理智要配有必要的裝備。自然理性無法得到這樣的知識，它只能就可能性而非確定性作出微不足道的揣測。這種缺陷反映在知識狀況的不繁榮上。《新工具》以對知識狀況的診斷開始。缺少的是對確定性的本質的明確觀念和達到它的充足手段。培根說：只有一個途徑來恢復完好健的狀況理解活動從頭開始心靈一開始就不僅自己掌握自己的進程，而且每一步都要由心靈來引導。需要一個確定的計劃，新的理解方式，探索的藝術或者方法，補償自然理性的缺陷的工具（像人們使用機器提高自然力量的效率。簡言之，需要形式化的探索技術。他認為這一技術將是自然理性的障礙，不是為它插上翅膀，相反，為了限制它的蠢蠢欲動，加重它的翅膀；它是確定性的障礙，因為自然理性就是因為缺乏法則才達不到對世界確定的認識。培根拿他的研究工具和三段論相比較，一個適用于發現事物的真理，另一個只適合發現意見的真理。

培根倡導的研究藝術有三個主要特征。首先，它是一套規則，是真正的技術，因為它能以一套準確的說明來表述，這套說明是用心學就可以掌握的。其次，它是一套機械地應用的規則，它是真正的技術因為它使用起來不需要它自身以外的知識。在這一點上培根說的很明確。理解自然的活動可以像機器在做一樣，探索者的力量和才智無從插手，一切智力和理解力在使用新方法時其水平是一樣的。最后，它是一套可以普遍施用的規則，是真正的技術，因為它作為研究工具，研究的主體對它來說無關緊要。

在這個方案中，重要的不是探索規則的精確性，不管肯定還是否定的，而是，這樣的技術是可能的。因為所倡導的不會出錯的科學發現的規則是非凡的，是魔法石，能夠開啟所有的門，是科學的主人，培根對這種方法的細節是很謙虛的，并不以為自己已經確定了整個系統，但他對方法可能性的信念是無可更改的。在我們看來，他的規則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條：我們必須舍棄一切先入之見，從全新的基礎開始。真正的知識必須從蕩滌大腦開始，因為它必須自確定性開始，以確定性結束，而且還要是自足的。知識和意見是截然不同的，沒有任何知識是得自我們幼年時形成的簡單想法。這也許可以說是柏拉圖主義與經院哲學別于現性主義之處：柏拉圖是位理性主義者，但辯證法不是技術，經院哲學方法的目標總是受限制的。

在我們看來，《新方法》的要旨可以概括為技術的霸權。它不僅專注于技術，認為技術知識從來都不是知識的全部，而且還主張，技術及其作用的對像就是全部相關的事情。當然，單單這并非新思潮的開始，它只是新思潮最早的明確的宣示：思潮本身是培根理想的夸大，而不就是培根的信念的產物。

笛卡兒像培根一樣，從同時代科學探索的缺陷獲得靈感，他也認為探索技術缺少自覺的明確的表述。《談談方法》和中提議的方法和《新方法》中的很接近。笛卡兒像培根一樣追求確定性。確定的知識只能得自空蕩蕩的心靈研究技術自凈化心靈開始。笛卡兒第一條原則是，研究者其次，探索技術以一套規則來表述，理想地說，這套規則構成不會出錯的方法，可以機械地、普遍地運用。最后，知識沒有級別差異，只有無知是不確定的。笛卡兒異于培根的是，他接受了系統的經院哲學的教育，幾何證明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育背景和靈感來源的不同使他對探索技術的規定更加精確，更具批判的鋒芒。

他的目標是確立不會出錯的、通用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他是仿照幾何學來確立的，當運用于事物而非可能性時，其限度是明顯的。笛卡兒在把懷疑論施行于自身時比培根更徹底，最終，他認識到設定一種方法作為唯一的探索手段是錯誤的。技術霸權結果只是夢想而沒有成為現實。然而，其后繼者堅信自己從笛卡兒那里學來的就是技術霸權，而不是他對不會出錯的方法的可能性的懷疑。

通過可原諒的對歷史的刪節，可以說，理性主義者夸大了培根的理想，忽略了笛卡兒的懷疑論，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平凡的心靈在天才、不平凡的人的啟發下產生出現性主義。但理性主義的歷史不僅是新思潮的特征出現和確定的歷史，而且是技術霸權侵入所有理智活動的歷史。笛卡兒從未成為笛卡兒主義者；但是按照所說，十七世紀’’，，，’眾所周知，這一時期的詩歌和戲劇也非常重視技術，作曲規則，重視對文學的觀察，這一風潮一直持續了將近兩個世紀。出版了一系列的書關于，像詩歌的技藝，生活的技藝，思考的技藝。無論宗教、自然科學還是教育、生活本身，都沒有逃脫新理性主義的影響，所有活動都未曾幸免，所有社會都被觸動。

十七世紀的理性主義者慢慢調整演變，直到成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理性主義者，這一過程漫長而復雜，我不準備在這里闡述。重要的是要看到，隨著前進的每一步都背離它的靈感之源，理性主義越來越拙劣粗俗。十七世紀的’’’變成了你的心靈，如何使用它，世界著名的專家制定計劃，以通常花費的一部分塑造一個接受過訓練的心靈。生活的技藝成了獲得成功的技術，早先技術霸權較為平和地侵入教育領域，現在已經發展為配而曼記憶訓練（）。

這一思潮深層的發展動力自然是不清楚的，深深地隱藏在歐洲社會的幽深之處。但在其他與之聯系的因素中，顯然包括對上帝的信仰的逐漸淡漠：仁慈的、不會出錯的技術取代了仁慈的、不會出錯的上帝，沒有一個上帝來糾正人類所犯的錯誤時，避免犯錯誤便更加重要了。其起源是這樣一種觀念：一個社會或者一代人自己發現的比他們繼承而來的更為重要。這個時代的人，過于看重自己的成就，易于幻想理性之莊嚴此乃文藝復興之后歐洲特有的精神病癥。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沒能與過去和諧相處，因而未曾安寧過。技術幻想所有的心靈處于同一水平，這宛如提供了一條捷徑，引誘人們急于表現自己為受過教育的，而他們實際上看不到他們繼承的東西具體的價值。

部分地因為受理性主義本身的影響，十七世紀以來這樣的人一直在增多。實際上，可以說，早期影響了理性主義者出現的因素全都，或幾乎全都在我們的文明中變得更加有影響力。

并不是說理性主義很容易地、沒遭到任何反對就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剛一產生因為新奇而遭到懷疑，在人類活動的一些領域例如文學，起初被它牢牢占據著，但后來失勢了。事實上，各個領域都不停地散布對其教導的抵制。我們考察了對它的最初的最深刻的批判之一后，技術霸權的意義就更加清楚了。帕斯卡爾在批評笛卡兒時，表現的明智而審慎，他并非全面反對笛卡兒，只是在基礎的方面反對他。他認為，首先，笛卡兒對確定知識的追求是建立在錯誤的確定性的標準之上的。笛卡兒的出發點必須是不可疑的，結論是，所有的真知識都是技術知識。

帕斯卡爾通過他的可能性理論避免了這個結論（）：只有出自偏見的知識才是確定的。存在著這樣一種悖論：可能的知識（）比確定的知識占據更多的真理。其次，帕斯卡爾認為，笛卡兒派所說的事實上從來都不是任何具體活動中包含的知識的全部來源。他斷言，人類心靈并非完全依賴自覺的可表述的技術，即使涉及到技術，心靈自然地、默會地使用技術。明確表述的探索規則夸大了方法的重要性，從而會妨礙探索取得成功。帕斯卡而有很多追隨者，現代哲學史也經常圍繞這一問題來展開。但是雖然后來者的批評更加精致，少有人比帕斯卡爾更確信，理性主義者的意義不在于對技術知識的重視，而在他們忽視了其他：他們在哲學上錯誤地把確定性歸因于技術，錯誤地賦予技術霸權地地位。在實踐上，他們錯誤地認為自覺的行動只能產生利益。

四、政治當然不可能不帶有新理性主義這一強有力的思潮的印記。一眼就可以看出，政治較之其他人類活動，更早、更徹底地被這一思潮吞沒了。過去的四個世紀里，理性主義對人類生活各部門的控制力地位一直在變化，但是在政治中其控制力不斷增強，在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大。我們已經考察了理性主義表現在政治上的一般傾向，有待于考察的是，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歐洲政治幾乎全面地向理性主義屈服，以及這一屈服的后果。

當代所有的政治都受到了理性主義的感染，否認這一點的人不過是換個說法罷了。不僅政治上的罪惡是理性主義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們的事業的目標和特征大體上是理性主義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政治上的思想方式也是這樣被決定了的。人們期望一些傳統的因素，尤其是英國政治中的，會延續對理性主義的抵抗，但現在它們卻幾乎完全順應了這一流行趨勢，甚至把這樣的順應當作自己具有生命力、能夠與時俱進的標志。理性主義不再只是政治模式的一種，而是成為評價政治模式的標準。

理性主義氣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侵入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判斷：思想體系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政治上的破壞和創新在多大范圍內取代了政治改革，自覺計劃和審慎實施多大程度上被認為優越于長時間內自發生成和確立的東西。把可改變的、從未定型、終結的行為習慣轉化為相對說來嚴格的抽象觀念的系統，并不新鮮。拿英格蘭來說，這樣的轉化開始于十七世紀，理性主義政治學的拂曉。但起初它遭到比如英國政治無聲的抵制（使我們長時期以來得以避免賦予政治行動過高的價值，對政治功績報過高的期望，起碼避免幻想在政治上去除不完美），這一抵制今天也已經轉變為了一種思維方式。這可以說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意義不是他的理論的自洽性，而是它是理論這一事實本身。反對一切計劃也許比計劃好，但二者仍屬于同一種政治模式。

只有在一個社會已經深深地為理性主義影響了后，傳統資源放棄抵抗，轉而服從理性主義的專制才會被視為對傳統的強化。如今，為了參政并有所反響，必須要有嚴格意義上的信條，但不能是輕率的不體面的信條。在一些社會中被認為是屬于傳統政治的圣潔，現在已經只為理性主義政治所有了。

我已經說過，理性主義政治是感覺到了的需要的政治，它不是按照對一個社會長久的利益和運動方向的正確、具體的認識，而是由理性和技術來確定。他們是書本政治學（）。這幾乎是所有當代政治學的特征：沒有書就等于缺乏一件必需品，不嚴格遵循書中所說就將成為聲名狼藉的政治家。這樣的書是如此必要，以至迄今認為沒有它照樣繼續的人，日后將不得不自己動手寫一本，為己所用。這表明了作為現性主義之根基的歐洲理性主義的勝利。因為一本書包含的只能是可以寫成書的東西技術規則。歐洲的政治家手里拿著書（因為雖然技術能夠死記硬背，這些政治家的功課都沒學好），注視著他們為未來準備的正被煮熟的盛宴，就像一位廚房看門人歡喜雀躍地代替缺席的廚師出席，他們的知識不會超出他們機械地讀出來的字句寫下來的字句在他們頭腦中產生觀念，但不會在他們的嘴里生成美味。在理性主義在當代政治中的其他跡象中，還可以把這一主張算進去：政治要聽取科學家們的意見（化學家，物理學家，經濟學家或者心理學家）。他們的理由是，雖然科學知識總不只是技術知識，它供給政治所用的知識只能是技術。如此以來，政治中理性的作用不再是批判政治習慣，而是起而代之。一個社會的生活失去了其節奏和連續性，被化解為一系列的問題和危機。民間知識因為不是技術，被等同于無知，柏克所說的現在和過去之間的伙伴關系蕩然無存。

無需多說，當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其理性主義品格。政治是簡單的這一流行觀念就足以證實這一點了。要給出明確例子的話，無需去遠處尋找，眼前就有一個，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對如何控制原子能的制造和使用的建議意見。是性主義對技術的統治地位的信念產生了兩個觀念：普遍的機械控制方案是可能的以及迄今提出來的每個方案的細節。它被理解為所謂的管理問題。但是，如果理性主義的盛行沒遭到任何非難，我們關心的問題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事態，因為它之所以能夠盛行，不僅是由于自身因素，而且還與背景有關。

簡言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理性主義政治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過去四個世紀里歐洲政治的顯著特點是，它至少遭受了三種政治不成熟的侵襲新的統治者，新的統治階級，新的政治社會即使不提及后來蕭先生提出的新的性別。無需強調，那些在政治上沒接受過教育訓練的人會發現理性主義的政治很對他們的胃口，他們的原則是實施政治創新、樹立政治權威。他們如此地需要它，以至于沒有什么會刺激他去懷疑這種神奇的政治技術的存在，它能夠消除他們沒有接受過政治教育所造成的障礙。

向他提供這樣的技術對他來說就是獲得了拯救，就是告訴他，必要的知識全都可以在書中找到，這樣的知識可以迅速地學到手并且機械地加以運用。這聽起來就像拯救一樣美妙的令人不敢相信。這一技術或者和這非常接近，以致被誤認為這一技術，他理解為是由培根和笛卡兒提供的。雖然那兩位哲學家沒有想過把他們的方法具體地應用于政治上，但二位哲人正式宣告了理性主義政治的誕生，所作的懷疑論的限制很容易被忽視。他也不需要等待培根和笛卡兒提出理性主義的普遍原理，一個世紀之前馬基雅弗利就開始了政治領域中這一方向的探索。

有人說馬基雅弗利的目標是擴展政治學，但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夠真切。我們知道，科學是具體知識，無論其結論還是手段都不能全部寫下來成為書籍。無論藝術還是科學都不能通過一套說明書來傳授，掌握藝術或者科學都要成為行家。能夠這樣傳授的是馬基雅弗利關心的政治技術。他意識到統治共和國和統治公國的技術是有區別的，二者他都關心。而他為新一代的王子寫作了公國統治術，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學理上的，一個是出于個人原因。基礎穩固的世襲統治者接受了傳統教育，繼承了家族的深厚經驗，能夠勝任他的職位：他的統治術能夠通過技術函授課程得到提高，但通常他知道該如何作為。但是新一輩統治者就不同了，他們能用來施行統治的，只是獲取統治權的那些品質，除了機關里的惡習和王子的任性之外，他們別無所學。缺乏教育（除了天生的野心以外），需要得到教育的捷徑，需要一本書，但是是特定種類的書；他需要注釋讀本：他們缺乏經驗，無法處理未經歷過的事件。注釋讀物的作者必須知道有教養者的語言，必須發揮他的天分（如果他有的話）作一名譯者，它不能使無知的讀者避免所有可能的錯誤。馬基雅弗利的計劃是給政治提供注釋讀物，提供政治訓練以彌補政治教育的缺乏，向沒有傳統的統治者提供技術。他滿足了時代的需要，他個人和他的時代都對滿足這一需要感興趣，因為他對困難的東西著迷。新統治者更感興趣，因為他比有教養的世襲統治者更容易中人家的詭計，更需要建議和幫助。但是像理性主義的偉大先驅培根和笛卡兒一樣，馬基雅弗利也意識到了技術知識的限度；不是馬基雅弗利本人，而是他的追隨者相信技術霸權，認為政治不過是公共管理，可以從書本中學到。他不僅向新王子提供他的著作，而且提供了能夠彌補書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東西他自己：他從來不會改變這樣的理解政治畢竟是交際手段外交而非技術的應用。

新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階級在過去四個世紀里演練了政治革新和政治權威，像十六世紀的統治者得到馬基雅弗利的指導一樣，他們也獲得了自己的指導。這些階級都沒有時間在執政前接受政治教育，都需要政治輔導書，政治學說以取代政治行為習慣。這些政治著作之中，確實有些是政治卑俗化的，他們不徹底否認政治傳統的存在或者其價值（作者接受過真正的政治教育），但他們對傳統進行刪削，進行理性化以得出傳統的真理，以一套抽象原理來展現它，但如此以來，傳統的完滿意義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洛克的《政府論下篇》尤其如此，它像的《基督教的證據》（）一樣流行一樣不朽一樣有價值，像宗教經典讀物一樣，它是政治學的經典讀物。也有其他作者，像邊沁和，都試圖為新一代沒有經驗的統治者設計方案，其純思辨的理念覆蓋了所有的政治習慣和社會傳統的蹤跡：他們是理性主義的正統派。但是其中最權威的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的著作在這個領域是無可匹敵的。沒有這些思想家，歐洲政治依然會深深地卷入理性主義，但毫無疑問，他們是聲勢浩大的政治理性主義的締造者，或者說，他們可能是，這些缺少政治教育的統治階層的指導者，而不是其他人，存有如何使用統治權力的幻想。寫給新一代統治者，并為他們學到手的技術，其機械的應用方式是不會出錯的。沒有其他技術這樣貌似具體知識地把自己強加給世界；沒人能夠創造這樣一個如此廣大的理智的無產階級：它除了技術之外一無所有。

美國的早期歷史是理性主義政治的教科書。那時的美國人在沒有任何指導的情況下依靠自己開展政治創新，類似于某個人或者社會階層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去執政；二者的需要大體相同。尤其相似的是，獨立伊始的美國被確認不具合法性，明確地反傳統，因而它只能訴諸本身不依賴傳統的理論來為自己辯護。而且，對于美國這批殖民地居民來說，逼迫他們轉入理性主義政治模式的也不只是這些原因。

美國獨立的奠基者擁有歐洲的思想傳統和本土政治習慣和經驗兩種資源。但是，如歷史所示，歐洲傳統對美國的饋贈（哲學上和宗教上）一開始就被顯著地理性化了：本土政治習慣，殖民化環境的產物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單純的理性主義。普通質樸的人們不會對他們繼承而來的行為習慣多加反思，作為生活在處女地的共同體，不斷地通過互立協議來制定法律和規范，他們只會認為自己的政治安排是自己沒接受任何幫助、自己創造的。他們是白手起家，擁有的一切都歸功于自己的努力。先驅者的文明幾乎不可避免地是有自我意識的自力更生者的文明，理性主義者是環境而不是反思的產物，不需要有人告訴他說知識始自白板，認為自由的心靈不僅是人為地笛卡兒式凈化的結果，而且如杰弗遜所說，還是拜全能的上帝所賜。革命爆發很長時間之前，美國殖民者的精神氣質，政治上流行的理智品格和習慣就是理性主義的。這很清楚地反映在憲法和殖民地獨立史上。當殖民者開始消解把他們和他者聯系在一起的政治標簽，宣布獨立時，他們的政治習慣從外界獲得的唯一的新啟示是和他們的本土特征絲絲入扣的那種。啟發杰弗遜和其他美國獨立之父的是洛克從英國政治傳統中提煉出來的學說。他們愿意相信，他們相信這一學說的程度高于舊世界的居民可能相信的程度。社會正確的組織和處理事情的方式要以抽象原理而非傳統為基礎，后者像漢密爾頓所說的是去破羊皮紙和發霉的歷史紀錄中尋找，這些原理不是文明的成果，它們是自然而然的，寫在整卷的人類本性之上。人的理性、以相同方式為所有的人擁有的技術能在自然中找到它，使用它不需要其他額外智能。而且，這個時代比其他時代占據優勢，因為通過探索技術的運用，抽象原理近來已經被發現殆盡并被寫到書中。使用這些書，以新的方式塑造的政治社會之沒有傳統就不僅不是缺陷，而且將因此優越于沒有徹底擺脫習俗鎖鏈的舊社會。笛卡兒設想的’’’’，在年為精神振奮地觀察到：美國人是上帝最垂青的人，給予他們探究和選擇自己應該生活于其中的政府形式的機會。所有其他的統治形式都出自暴力或者偶發事件，遠遠未臻完美。獨立宣言是正統理性主義（）的典型產物。它在新學說的幫助下體現了感覺到了的需要的政治。無疑，它將和法國大革命的文件以及后來理性主義者后來推進社會重建的模式和啟示一道，成為政治理性主義的圣經。

我堅持認為，歐洲國家的普通政治實踐理性主義的缺陷已經根深蒂固，歐洲政治的很多失敗都是因為其理性主義特征主導了事態（而不能歸結為其他更直接的原因），我們不能期望立刻走出困境（因為理性主義的精神氣質不是昨天才時興起來的）。病人聽說他一出生就病了肯定會很沮喪，因為沒有什么方法能夠快速治愈，但通常事實就是如此（除非是幼兒期受到的感染）。只要孕育理性主義政治的條件依然存在，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政治上的理性主義氣質。

并不是說所有我提到的思想家都要為目前的困境負責。他們是歷史條件的仆人，幫助它永生，而不是歷史條件的創造者（偶爾也可以看到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也不能假定他們會一直同意那樣使用他們的著作。我真正關心的也不是政治哲學著作促進還是延緩了政治上的理性主義。對前人的構思的誤解不是出于提供行動方案的動機，只是打算去詮釋它。探索政治和永恒之間的關系則是另一件事，更不值得鼓勵，發覺了時間世界的復雜性和偶然性的不可控制的實踐政治家，抵抗不了一些學說提供的誘惑迅速遁入虛假的永恒。最后，我也不認為也不能把我們目前所處的困境歸結為自然科學及與之相聯系的思維方式在我們的文明中占據的位置。這一簡單的診斷已經廣為散布，但我認為它是錯誤的。自然科學家的影響不局限于理性主義方面這是我們確定了所有具體知識的特征后自然得出的結論。無疑，有些科學家骨子里是就是理性主義者，那是因為他們錯誤地以為理性主義和科學觀點必然一致。麻煩在于，科學家跨出他們自己的研究領域時所持的仍然只是自己的技術，這必然把他和理性主義的力量拴在一起。簡言之，自然科學的巨大聲望被用來加強我們心靈中的理性主義傾向，但這不是真正的科學家干的，而是那些不管不顧自己的科學、理性主義的科學家所為。

五、簡短地勾畫了理性主義政治的特征，產生的社會和知識背景后，我們來加以若干反思。理性主義政治源自政治機遇中的政治不成熟。這樣的情形在歐洲社會經常一起出現。它們曾出現于古代社會，這個世界時而要遭受他們聯合以后造成的后果。現代政治中的理性主義的特征是這樣產生的：現代世界成功地發明了如此似是而非的彌補對政治教育的缺乏的方法，以至于那些缺乏政治教育的人對自己的無知渾然未覺。當然不是每個社會都這樣缺乏經驗，這從來不是絕對的。總有人接受了真正的政治教育，對理性主義有免疫力（英格蘭人尤其如此，其特定的政治教育比任何社會都普及），有時他的技術所暴露出來的其局限性的蛛絲馬跡都能夠滲透理性主義者的心靈。

實際上，純粹地理性主義政治是如此地不切實際，以至于后來掌權的新人經常會拋開書本，轉而像一位商人或者貿易協會的官員一樣，依靠自己對世界的總體經驗。自己的經驗總比書本的指導可靠至少它是真知而不是模糊的影子，但這還不是關于他所處社會的政治傳統的知識，這樣的知識在最適宜的條件下也要花兩到三代人才能得到。

不過，當理性主義者不傲慢，不假裝神圣的時候還是值得同情的。他很想正確，不幸的是他不會很成功。他開始的太晚了，方式也不對。他的知識總是一知半解半生不熟，從而他最多只能對一半。就像一個出國在外或者脫離了自己的階層的人，會對他只表面了解的傳統和生活習慣感到困惑，一個仆役長或者管家都優于他。鄙視他不理解的東西，習慣和風俗本身看起來就是壞東西，一種對行為的無知。出去某種自欺，他把實際上是意識形態的政治具有的特征僵化、一成不變歸給傳統（它首要的特征就是流變）。因而，在控制時態時理性主義者就面臨，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危害最大不是在他沒能夠控制住局面時（他的政治，關涉的總是控制局面和化解危機），而是在他好像取得了成功時；因為他每次表面上的成功我們都要付出代價：社會整體生活中的理性主義思潮又被推波助瀾。我們這么說并不是聳人聽聞、嘩眾取寵：理性主義下述兩個特征使它對我們的尤其危險：稍具判斷力的人都不會因為無法迅速治愈病入膏肓者而焦慮，但如果他看到所患疾病日益惡化時，他更有理由不安。這正是理性主義這種病患的現實。

首先，如我已加以說明的，可以確認理性主義政治誤解了人類知識的本質，這一誤解已經腐化了人們的心靈，因而它無法糾正自己的錯誤，也不能對它采取順勢療法，不能通過對理性主義更真誠更衷心而避免這一錯誤。這一點可以視為對按照書本來生活的懲罰，它不僅使人犯錯，而且會使心靈枯竭。按照格言生活最終將導致理智上的不誠實。進而，理性主義者預先拒絕了唯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的外在刺激，他不僅不知道能拯救他的知識，他一開始就破壞了這種知識。他先關了燈，然后又說他看不見東西。簡言之，理性主義者本質上是無法感化的：唯一能教導他使他放棄理性主義的啟示被它視為人類的強敵。對理性主義者不管不顧的話，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一個理性主義的方案失敗后，以他希望能夠成功的新的一個方案取而代之。當代政治正迅速地向這個方向退化：不久前還為英國政治極端對抗的對手共同擁有的政治習慣和傳統，已經被共同的理性主義立場取代了。

但是，其次，一個采取了理性主義政治立場的社會將會發現，自覺不自覺地，其教育也只有理性主義一種模式了。我指的不是國家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那種直言不諱的用心：灌輸占統治地位的理性主義學說，而是看似更加合理的方案只允許具有理性主義特征的教育模式存在。

完整建立了理性主義一統天下的教育模式后，解救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被忽視的老學究能有所發現，在破羊皮紙和發霉的記錄中翻找，勾畫出一千年前理性主義未曾災難性地降臨時世界的面貌。

理性主義剛一出現就對教育有著不吉利的興趣，它很尊重頭腦，堅信自己能夠訓練它，認為聰慧應該得到鼓勵，得到權力作為報酬。但是理性主義相信的是什么樣的教育呢？可以確定地說，那不是對社會道德、知性習慣和成就的啟蒙，建立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伙伴關系，分享具體知識；對理性主義者來說這都是無知的教育，非但無益而且有害。教育是技術訓練，知識來自當作注釋讀物使用的書本。理性主義者的不良教育觀之所以能夠逃脫被認為是把自己強加給社會的嫌疑，是因為他和他的學生一樣受了蠱惑。他真誠地相信，技術知識的訓練是唯一值得傳授的知識，因為他為這樣的信念所打動：除了技術知識之外，沒有其他種類的知識。他相信，公共管理訓練能最有效地抵擋煽動者的諂媚和獨裁者的謊言。

一個精神氣質很大程度上是理性主義傾向的社會將強烈呼喚這種訓練。半知識（由于一半是技術）將具有經濟價值，受過訓練的心靈能夠隨意運用最新策略而有自己的市場。可以期待的是，這一要求會得到滿足，這種書籍將會被寫出來并大量售出，將出現提供這種訓練的機構（全面或者側重某一方面）。

我們的社會很久以前就熱心地開發這一需要，十九世紀早期就可以觀察到。但是對于學習鋼琴演奏和農場管理的人來說，通過函授來學習并不重要，無論如何都免不了是這樣。重要的是，理性主義已經侵入并開始腐蝕真正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建制。一些真正的知識（和技術有顯著區別）得以傳授的方式和途徑已經消失了，另外一些荒廢了，還有一些正在從內部被腐蝕。我們的時代環境的壓力都來自這個方向。學徒和師傅一道工作，除了學會技術還學到了無法傳授的知識，這樣的教育方式尚未消失，然而已經荒廢了，被技術學校取代它的訓練直到化為實踐之前都尚未溶解（因為它只能是技術訓練）。還有，接受職業教育越來越被認為就是獲得技術，就像信息輸入，我們可以期望在未來某個時候，職業技術為聰明的人掌握，而不是那些技術有限，沒機會學習傳統和一項偉大職業的行為標準的人。迄今為止保存（因為它是人類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好好保存就會失去）、傳授這種知識的一種途徑就是家族傳統。然而理性主義者從來不理解，學習一門職業技術差不多需要兩代人，相反，他竭盡全力地破壞這種教育的可能性，認為它是有害的。像一位只會世界語的人，他沒法知道世界不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偉大職業傳統這一無價之寶就被有意而非出于疏忽地取消所謂既得利益時給破壞了。最認真的理性主義者破壞教育時瞄準的是大學。技術員是如此地緊俏，以至于現有的訓練技術員的機構滿足不了需要，就要在大學上下工夫。大學訓練男人和女人的預言就誕生了，而且不僅教育部長這樣說。

對理性主義的反對者來說這還不夠全面，雖然不容忽視，打擊嚴重，分別地看這些損失不是無法彌補。至少像大學這樣的機構具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如果它使用的話。但是在另一條戰線上，理性主義者取得了勝利，復興將極為困難。因為雖然理性主義者知道自己取得了勝利，其對手卻幾乎不知道自己失敗了。我說的是理性主義者占據、侵害了整個道德教育領域。理性主義者的道德是自覺追求道德理想的道德，正確的道德教育形式是通過格言，介紹和解釋道德原理。這樣的道德被認為高于習慣的道德（自由人的道德這一理想揮之不去）不自覺地追隨道德行為的傳統；其實這樣的道德已經被簡化為技術，通過意識形態的訓練而非行為上的教育而獲得。在道德上像對待任何問題那樣，理性主義者首先要清除繼承而來的無知，繼而以他由自己的經驗抽象而得的確定知識填充那開放心靈的空白，他堅信那樣確定的知識會得到人類共同具有的理性的支持。

他將通過辯論來維護這些原理，形成融貫的理論（雖然在道德上是不夠的）。但不可避免地，生活對他來說是波動的，不連續的事件，對問題流的解決，化解一系列的危機。像理性主義的政治一樣（二者當然是密不可分的），理性主義的道德是自力更生者和自力更生的社會的道德，其他人會稱之為偶像崇拜。對理性主義者認為以下的事實并不重要：今天激發了他的道德學說是貴族不自覺的道德傳統已經風化了的遺跡（如果他是一位政治家，他將鼓吹這一道德學說），貴族們不知道什么觀念，他們在交往過程中養成行為習慣，以真正的道德教育代代相傳。對理性主義者來說，要緊的只是最終他把理念的礦石從行為習慣的渣滓中分離了出來；對我們來說則是他的成功的可悲的結果。道德理想是長期積淀的結果。只有當它們生長于或者屬于一個宗教或社會傳統中時才有價值。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境在于，理性主義者已經花了很長時間，致力于抽干我們的道德理想生長于其中的活水，或者把它當作廢水潑掉，到現在，不多的水里都是砂礫，當我們盡力去汲取時都會感到窒息。首先，我們竭盡全力地破壞先輩們的權威（因為他們是所謂的陋習），然后我們動情地因缺少溫暖的家而哀傷，最后我們以創造出一個替代品來完成我們的破壞工作。正因如此，在很多腐敗的、不健康的東西之中，一批理性主義的政治家成了我們的障礙：他們假裝神圣，向已經全力破壞了道德行為唯一的源頭活水的人及其先輩鼓吹一套無私和社會服務理論，也正因如此，另一批政治家在對政治傳統魯莽地理性化的激勵下，反對我們脫離理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