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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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

[摘要]對70多年的蘇聯經濟建設評價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本文的基本觀點是,蘇聯的經濟建設在取得巨大進展的同時,又產生與積聚了不少嚴重問題,它是導致蘇聯解體與蘇共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產生問題的主要因素有:不切實際的趕超戰略;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指導思想;背離革命與發展生產的根本目的;不能及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蘇共在理論上不能與時俱進。

[關鍵詞]蘇聯;經濟建設;評價

對蘇聯經濟建設的成效如何評價,這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它不僅涉及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指導思想與一些重大政策,還涉及到與蘇聯劇變的關系。在中國學術界的論著中,對這一問題的觀點亦不盡一致。筆者認為,通過討論,可以對70多年的蘇聯經濟建設的評價,達到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事實的目的,以便我們從中正確地吸取經驗教訓,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搞好。

一、經濟建設的重大進展

蘇聯經濟經過7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在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里,利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使經濟增長速度大大快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在1937年3月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其工業總產值從歐洲第四位躍居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蘇聯通過實施超高速工業化的政策,使其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時,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基本上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蘇聯在二戰前的頭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不僅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生產關系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斯大林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方面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1928年私人企業在工業企業中的比重為28%,到了1933年已降至0.5%。在農業中,私人經濟在同一時期由97%下降到20%,零售商業則從24%下降到零。[1]到1937年,社會主義經濟在全蘇生產固定基金、國民收入、工業與農業產值中的比重分別占99%、99.1%、99.8%與98.5%。[2]

由于取得以上的進展,1936年蘇聯公布了新憲法,斯大林指出,新憲法的基礎是“我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這樣,在蘇聯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二戰后,蘇聯經濟迅速得到恢復。斯大林逝世后,經過30多年的發展,蘇聯成為能與美國爭霸的軍事、經濟超級大國。

對蘇聯70多年經濟建設的評價問題,之所以至今在我國學術界仍存在不同的看法,這里可能與分析問題的視角不同有關。如果從發展速度來看,蘇聯在相當長的時期(特別在斯大林時期)比西方大多數國家快得多;如果從整個工業來看,蘇聯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部門齊全的工業體系;如果從與軍事工業密切相關的重工業發展來看,蘇聯在不長的歷史時期里不少部門與重要產品趕上和超過了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從軍事力量與軍備競賽來看,蘇聯的趕超速度也是十分驚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軍事實力不僅與美國達到平衡,并在某些領域超過了美國,從而成為超級大國。這些能否說明蘇聯經濟建設成功了呢?蘇共把經濟建設搞好了呢?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如果我們對蘇聯經濟建設綜合地,從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本質要求與目的的視角來考察,那么就會發現蘇聯在7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在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嚴重的問題。可以認為,蘇聯并沒有把經濟建設搞好,這主要表現在:

(一)從經濟增長率遞減發展到危機

蘇聯經濟并沒有實現持續與穩定的發展,而是到后來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不應出現的經濟危機。

隨著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蘇聯經濟增長率出現了遞減,即出現了由高速、低速、停滯到危機。從20世紀60年代起經濟增長速度遞減趨勢已十分明顯(詳見下表)。

由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并出現危機,導致蘇聯與美國的經濟差距出現了擴大的趨勢。據蘇聯官方公布的資料,如1980年蘇聯國民收入為美國的67%,到1988年下降為64%。以國民生產總值來看,1990年約為美國的40%,而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俄國這一指標為39%[3]。據俄一些學者分析,按人均計算1989年蘇聯的GDP為美國的30%,工業產值為42%,農業產值為38%。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按購買力計算,蘇聯的實際GDP為美國的39.67%,人均GDP為34.96%。

這里要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礎上,靠一些臨時性的因素達到的,這指的是靠當時的國際市場上高價出售石油和大量生產與出售對人體健康有害的酒精飲料達到的,[4]如排除這些因素,差不多有4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的絕對額沒有增加。

以上情況告訴我們,對蘇聯經濟發展速度要客觀地加以分析,不少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筆者認為,很難以經濟增長速度作為積極評價蘇聯經濟的一個重要根據。

(二)落后的增長方式長期不能改變

蘇聯經濟難以保證持續增長,并最后出現經濟危機,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不能改變。就是說,經濟的增長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達到的,是一種拼消耗、浪費型的經濟。

蘇聯自20世紀30年代消滅失業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勞動力為200萬人。基建投資不僅增長幅度大,而且增長速度快,它一般占國民收入的30%左右,約占國家預算支出的50%。基建投資增長速度快于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如1961—1987年,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為5.4%,而基建投資為5.6%。蘇聯生產每單位產品的物資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產每單位國民收入用鋼量比美國多90%,耗電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資多50%。

70年代初,蘇聯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扭轉已開始出現的速度下降趨勢與提高經濟效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經濟發展由粗放轉向集約化。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經濟向集約化為主的發展道路過渡。由于整個70年代至80年代初,蘇聯在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未取得進展,80年代又重新強調經濟轉向集約化的方針,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又進一步確定“生產的全面集約化”、“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

蘇聯一直到1991年底解體,基本上仍是粗放經濟,經濟效益沒有提高,如基金產值率繼續下降,每盧布生產性固定基金生產的國民收入從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產的切屑機床的金屬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國同類新產品高1—1.5倍。

經濟增長方式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綜合素質。落后的蘇聯經濟增長方式決定了它不可能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當發展經濟的粗放因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與財力)日益受制約的時候,就不可避免會出現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乃至發展到危機。我們在分析蘇聯經濟增長速度問題時,就清楚地向人們展示了這一情況。

(三)經濟結構嚴重畸形,比例嚴重失調

長期以來,蘇聯實質上推行的是經濟軍事化政策,經濟的發展戰略、政策主要是為擴軍備戰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服務的。從斯大林執政開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推行的經濟趕超戰略,其核心是軍事力量的趕超。這樣的結果是,甲、乙兩類工業的增長難以平衡,而且增長速度的差距不斷拉開,即由1966—1970間的1.04:1擴大至1971—1980年間的1.28:1。在重工業內部,與軍事工業密切相關的部門發展更快,1971—1980年機器制造業產值增長速度要比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高1.7倍。蘇聯工業的80%與軍工有關。由于偏重發展重工業,犧牲農業,把農民搞得很苦,使蘇聯農業長期處于落后狀態。蘇聯時期三農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國民經濟的軍事化給蘇聯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蘇聯“在一些年份里,用于軍事準備的開支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5%—30%,也就是說,比美國和歐洲北約國家的同類指標高出了4—5倍”。[5]“沒有任何敵人能像軍國主義化那樣吞沒一切,給經濟造成如此嚴重的破壞。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6]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在世界大國中蘇聯經濟結構畸形與比例失調的情況是最為嚴重的。70多年來,蘇聯經濟從來都是不協調地、不按比例地發展著,因此,給當前的俄羅斯在調整經濟結構時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也是阻礙俄羅斯當前與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

(四)半封閉的經濟

長期以來,蘇聯經濟處于半封閉狀態,60%左右的對外經貿合作是與經互會成員國進行的。蘇聯與經互會成員國的經貿關系實際上是其國內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的延伸,市場經濟機制并不起作用,經濟不是走的開放式發展道路。這樣,使競爭機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蘇聯對外經濟關系發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一些國家。1988年,蘇聯對外貿易出口額占其GNP的7.7%,而1980年,世界貿易出口額就已占世界GNP的21%以上。[7]至于蘇聯在國外的投資與國外對蘇聯的投資,那更無法與西方一些國家相比。這些因素,決定了蘇聯經濟素質難以提高,其競爭能力一直處于很低的水平。

(五)不少經濟政策往往脫離人民的切身利益

蘇聯發展經濟的政策,往往不是立足于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蘇聯大力發展軍事工業,與美國搞軍備競賽,是在經濟實力有限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樣,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受到嚴重影響。長期以來,蘇聯市場緊張,一直被稱為“短缺經濟”。1950年蘇聯居民年均肉消費量比1913年少3公斤,糧食少28公斤。[8]1952年,英國工人每小時的收入所購買的食品數高于蘇聯3.6倍,美國則高于蘇聯5.5倍,[9]到蘇聯解體前夕,市場供應越來越緊張。長期以來,蘇聯治國的主導思想是強國而不是富民。

三、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從客觀上講,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缺乏建設經驗,加上不利的國際環境,難免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產生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不能把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缺乏經驗,更不能把缺乏經驗說成是全部原因。70多年來蘇聯經濟之所以產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它是受一系列的因素影響的結果。

(一)不切實際的趕超戰略

長期以來,蘇聯實行經濟發展的趕超戰略。先是斯大林搞超高速工業化,接著,于1939年3月在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其總結報告中又提出,蘇聯的基本任務是要在10—15年內按人均計算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赫魯曉夫上臺執政后,為了縮小蘇聯與西方國家特別是與美國在經濟上存在的差距,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第一個十年內工業生產絕對量與按人均計算的工業產品的產量都要壓倒美國,從而使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強國;第二個十年內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計算的工業產品生產方面將把美國遠遠地拋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臺后,考慮到赫魯曉夫過于強調速度的經濟發展趕超戰略所出現的問題,不得不注意解決經濟的“質量與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問題。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針對勃列日涅夫時期出現的經濟停滯和蘇聯與美國經濟實力差距拉大趨勢的情況,在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加速戰略”。

經濟落后的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力圖盡快在經濟上趕上乃至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亦應該通過努力加速經濟的發展,爭取早日改變經濟落后的面貌,從而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此,實行經濟發展的趕超戰略本身并沒有錯。而蘇聯實行這一戰略的問題在于:一是脫離客觀條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不論是斯大林提出的還是赫魯曉夫提出的趕超目標,都沒有也不可能實現,完全是不顧客觀條件的一種唯意志論的表現。二是蘇聯的趕超戰略重點是片面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不是國民經濟平衡協調的發展,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結構的嚴重畸形,長期存在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和農業落后的局面。三是趕超戰略的重要目標是使蘇聯成為超級大國,很大程度上是為對外擴張與爭霸服務。一個國家通過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在世界上經濟強大國家,并在此基礎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是理所當然要追求的目標,特別像蘇聯這樣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實行趕超戰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擴張與霸權相聯系的超級大國,那是另外一回事。俄羅斯在總結蘇聯時期的教訓時指出:俄羅斯要做強大國家,但不再追求蘇聯時期與美國爭霸的超級大國地位。

(二)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指導思想

蘇聯的經濟發展是在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1939年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八大上提出:要繼續堅持“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口號。這是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蘇聯基本建成社會主義之后提出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了“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的設想。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不得不退到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安德羅波夫上臺后,又從發達社會主義“建成論”降至“起點論”。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又進一步降至蘇聯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進行改革。

在超越發展階段思想指導下發展生產,其嚴重后果是不顧生產力的水平而不斷地改變與折騰生產關系,以最快速度消滅私有制,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不相適應,從而對生產力造成嚴重的破壞。

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是明顯的例子。1953年蘇聯的糧食產量還未達到沙皇時代1913年的水平。這一年,人均占有的糧食和肉類的數量分別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1913年的540公斤與31.4公斤還低。另外,發展生產是通過階級斗爭與各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進行的,從而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并且人為地制造了大量的“階級敵人”與各種“反社會主義分子”、“分子”。

這種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急于通過所有制改造變革生產關系的做法,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講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0]違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建立“一大二公三純”的生產關系,到頭來,還得通過改革退回去,退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方式上去。因為不解決這個問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模式就建立不起來,亦難以形成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對此,鄧小平深刻指出:“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11]對這個問題蘇聯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制定與實行了一系列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政策。這是個根本性問題,它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衰成敗。

(三)背離革命與發展生產的根本目的

革命與發展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是人所共知的最簡單明了的道理。蘇聯為了追求霸權地位,在大力進行軍備擴充時,由于受其經濟實力的制約,它往往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去花大量資金發展軍事工業。所以,根本不可實現斯大林提出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要“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要求。

這種不為擴大消費資料生產而去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就會失去社會經濟意義,并且也是造成蘇聯長期消費品市場緊張、人民消費水平難以提高的一個原因。

(四)不能適時地改革過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

蘇聯建國初期,這種體制雖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后來,特別是在戰后,傳統的體制日益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通過體制反映出來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情況日益明顯,并且變得越來越尖銳。這種體制又不能適時地進行改革,它排斥市場的作用,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落后的經濟增長方式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經濟效益也很難提高。這是因為一定的經濟運行機制決定著相應的經濟增長方式,而經濟運行機制基本上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的。從微觀經濟層面講,在蘇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集體企業,經營機制不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的,它對市場的敏感性與適應性很差,投入多產出少的情況比比皆是;從資源配置層面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計劃決定的,這必然導致經濟結構不合理并且長期難以調整,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再從宏觀層面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間接的經濟方法。這樣也就排斥了市場的作用,使官僚主義的唯意志論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誤和經濟損失。蘇聯經濟是長期被束縛在這種已缺乏動力的體制下發展的,最后出現社會經濟危機。所以,鄧小平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這說明,經濟體制改革是發展生產力必由之路。“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12]應該說,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不能及時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是蘇聯經濟建設未能搞好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五)蘇共在理論上缺乏創新,不能與時俱進

蘇聯長期以來不能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作出科學判斷,并及時地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政策從根本上改革其已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傳統經濟體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執政黨的蘇共在領導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沒有注意改造自己,沒有注意加強自身的建設。就是說,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沒能根據客觀變化的情況去發展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不能與時俱進,而是長期思想僵化,陷入了教條主義的泥潭。

蘇共沒有用先進的思想武裝自己,在理論上沒有與時俱進,因此,它不可能用正確的思想、理論來回答與解決現實生活中提出的種種新問題,而只是用強大的宣傳機器和強制的方法向廣大群眾灌輸,這不可能讓人民信服,從而必然會出現“信任危機”。

蘇聯經濟理論長期僵化,不能創新,與時俱進,這與蘇共黨內與整個社會缺乏民主以及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有關。

另外,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混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對持不同觀點的人動輒扣政治大帽子,進行“批判”,許多學者遭逮捕、被非法審訊、被送進勞動營、精神病醫院甚至槍決,對人類歷史共同創造的文化成果往往加以排斥與否定。這種條件下,理論工作者的職責往往只能是詮釋領導人的著作與言論。

理論的僵化導致體制的僵化。不能及時地根據變化了情況進行理論創新,就不可能及時地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經濟體制改革過程出現的種種新問題。這說明,保持思想、理論先進性是加強黨執政能力的重要因素。鄧小平說得好,“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13]

蘇聯經濟建設并沒有搞好,蘇共既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不是先進文化的代表,因此,蘇聯經濟的發展亦難以體現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對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與蘇共垮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鄧小平在東歐一些國家發生劇變后的1990年3月3日與中央幾位負責同志的一次談話中說:“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后來在1992年初,也就是在蘇聯發生劇變后,鄧小平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同志談及蘇聯問題時說:“蘇聯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內部建設和對外關系都存在很多嚴重問題。看來主要問題有:第一,經濟建設沒有搞好,人民生活日用品至今還解決不了,集體農莊糧食產量仍然很低,工人農民不滿,都有意見;第二,外交政策很失敗,不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以‘老子黨’自居,還在國際社會中實行大國霸權主義,把革命強加于人,企圖統治全世界;第三,民族團結問題也沒有搞好,實行大俄羅斯主義,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口號掩蓋民族間的矛盾,但是掩蓋不了;第四,民主問題、領導作風問題、‘家長制’、專制獨裁,等等。問題還有不少。”很清楚,在這里,同志把蘇聯存在的主要問題,首先歸結為經濟建設沒有搞好。

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生產力得到了解放與很大發展,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這些已是世人公認的。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這一指導思想下,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在我國建設小康社會。決定還十分明確地指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以下原則: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政策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

我深信,只要堅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與認真落實中央所確定的原則,不走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老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和諧社會一定能順利實現,中國將以良好的、“夠格的”、顯示強大生命力的、對世界具有極大吸引力的、不同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形象展現在國際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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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蘇聯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編、陸南泉等譯.蘇聯國民經濟六十年[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5.

[3]就是從斯大林執政高速發展的30年來看,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仍未超過沙皇時期。

[4]據保守的估計,1974—1984年蘇聯獲得的石油美元約2700—3200億美元。

[5][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211.

[6][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改革運動[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169.

[7]陸南泉編.蘇聯經濟簡明教程[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12.

[8][蘇]1970年蘇聯國民經濟[M].莫斯科,俄文版,1971,561.[9]轉引自左風榮著.致命的錯誤——蘇聯對外戰略的演變與影響[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155.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11]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3):223.

[12]鄧小平文選[C].(3):370;(2):333.

[13]鄧小平文選[C].(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