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代表人士政治安排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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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進行相應的政治安排，是新形勢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新課題。如何從講政治、講團結、求發展的高度，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是關系到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關系到國家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持續快速發展的大問題，是黨和國家的一項戰略舉措，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一、政治安排的意義及其客觀必然性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其社會地位不斷提高。黨的十五大又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由過去的“補充”提高到“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予以政治安排就顯得十分重要和迫在眉睫。因為它直接關系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同志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要，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起著積極的作用。”“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不僅是黨和政府的政策允許的，也是光榮的，他們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了力量，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是貫徹黨的十五大和《憲法》有關精神的必然要求。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及其代表人士的政治訴求和參政議政愿望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強烈和具體。做好其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就是通過對其中的某些政治上先進、經濟上典型、形象上良好的代表人士安排一定的政治待遇或角色，以便更好地發揮他們政治代表的作用，并通過他們帶動所有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堅定地擁護黨的領導，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和信念。

同志指出：“統一戰線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爭取人心、凝聚力量，為實現黨和國家的宏偉目標而團結奮斗”。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是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個體工商業者、私營企業主、“三資”企業中的知識分子等，這支隊伍日益增大。近年來，有一大批大中專畢業生隨著教育體制改革開始轉變就業觀念，主動進入市場自主擇業，一些人領辦創辦個體、私營企業，特別是創辦民營科技企業；到“三資”企業工作的人員比例也在不斷上升。這就使統一戰線的工作對象迅速增多，隊伍不斷擴大。非公有制經濟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健康發展，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和途徑與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相融合，才能真正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要求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統戰工作，以保證他們應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保證其所辦企業在黨和國家政策、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健康發展，這是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責任。

同志指出：“我們應本著‘團結、幫助、引導、教育’的方針，著眼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幫助他們樹立在黨的領導下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做到愛國、敬業、守法。”由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生產經營活動完全受市場調節，在經濟活動中有一定的盲目性，這就需要積極加以引導和扶植。一方面，黨和政府要通過大力宣傳和教育，逐步消除社會習慣勢力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種種偏見，為其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還要逐步健全法律法規，創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寬松的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聯誼等方式，不斷提高非公有制企業經營者的素質，增強法律意識和愛國意識，依法經營，合理致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群體本身構成比較復雜，素質多層次，政治思想具有不穩定性，因此，加強教育引導勢在必行。而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引導，又順應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自身要求，成為發揚民主，了解民意，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好渠道、好形式。

黨的十五大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截至2001年底，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為2423萬戶，私營企業202.86萬戶，從業人員7474萬人，注冊資金21648億元，共創產值19878億元，實現社會商品零售額19675億元。非公有制經濟目前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有相當的地位，在許多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已占有半壁江山，甚至更高，切實發揮著“重要組成部分”的作用。從當前的社會結構看，除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外，以個體、私營經濟投資者和經營者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群體已經形成。他們呈現各自獨立經營狀態，構成復雜，素質具有多層次性，在價值取向、思想觀念、利益要求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別于其他的社會群體；他們雖然呈現追求財富的冒險性和政治思想的不穩定性，但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卻是生力軍。中國要發展，要強大，只靠公有制經濟是不夠的，必須有非公有制經濟的大發展、大突破，才能加速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為此，要做好團結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工作，搞好“政治安排”，選拔和造就一批經過實踐考驗，與我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舉措。“代表人士”在整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中雖然人數比例小，但影響面大，示范作用明顯，是這支隊伍思想狀況和行為舉止的風向標和晴雨表。我們必須從大局出發，立足當前，著眼于中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充分認識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必須通過正確的政策、恰當的方式、靈活的手段將他們緊密地吸引、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同我們的黨和政府同呼吸共命運，并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和海內外炎黃子孫，共同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奮發拼搏，早日實現偉大祖國的現代化。

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政治安排要求及其特點

所謂政治安排大致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榮譽性的政治安排，即在各級人大、政協、工商聯組織安排一定職務，以便更有利于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訂和社會管理；另一種是實職安排，即在各級政府部門為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安排適當的職務和工作，以便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專長，為推動本地區、本部門的社會經濟發展服務。搞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既是一項具有經濟、政治和社會全局意義的工作，也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做好政治安排，必須從整體上把握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特點，了解他們的價值取向、思想觀念和政治訴求，以達到實事求是，量體裁衣，在構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框架范圍內，在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視角下做好政治安排工作。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經過各級統戰部門和工商聯組織的共同努力，伴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也在穩步有序地建立起來。據初步統計，目前，在全國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中安排全國人大代表48人、全國政協委員46人，省級人大代表372人、省級政協委員895人，合計省級以上人大、政協安排1361人。

在已安排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身上，突出地表現出如下特點：1.政治覺悟高，經營能力強。他們注重學習，積極參政議政；積極參與國企改革，努力為政府分憂解難；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具有較強的經營意識、經營戰略和方法，是出色的企業家。2.所在企業代表性強，示范作用明顯。他們經營的企業不僅資產雄厚，而且行業發展前景廣闊，企業的社會知名度、榮譽度較高；企業經營行為遵章守紀，依法經營。3.文化程度較高，年齡結構比較合理。在他們中間，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已達20%以上，更多的碩士、博士正在不斷融入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從年齡看，具有“低齡化”的趨向，30歲到45歲的占70%。4.中共黨員比例高，影響力大。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黨員干部下海經商的人員增加，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隊伍構成正在發生變化，中共黨員在這一群體中的政治影響力逐步增強。

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期望以及政治參與愿望早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初期就已萌生，伴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幾經起伏的艱辛歷程而始終懷揣于胸。在改革大潮興起之時，私營經濟恢復伊始，百業待興，剛剛回到經濟舞臺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就表現出較強的政治期待和參與意識。這時，他們主要是通過捐資贊助公益事業等方式，登上社會生活的舞臺，希望被主流所接納。同時，他們又小心翼翼地試圖接近黨政干部、基層公共機構為代表的政治權力，以換取生產經營中的便利，改善自身的經濟環境和政治、社會地位。

1992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列車駛入了快行道，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跨越式發展。財大氣粗的私營企業主們已經成為社會上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通過經濟實力得到了認可，成功地實現了從經濟明星向社會公眾人物的過渡。由此更認識到政治權力對已經實現的經濟利益的維護，以及為經濟發展開辟更廣闊空間的重要性。進而積極謀求參與政治，要求一定的政治安排。

黨的十五大和新《憲法》修正案進一步打破了私營經濟者頭上的緊箍咒，摧發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期望值更高、行為更明確、目標更具體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安排的要求。目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安排要求與其經濟實力呈正相關關系，即經濟實力越強，其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政治安排的迫切性越高，反之則越淡漠。縱觀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的整體，其政治安排要求主要表現為以下四種類型：

1.榮譽型的補償性安排。這種心態特征主要體現在補償性特質上。即他們要求政治安排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來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籍此實現全社會對其經濟地位的認可及認同，進而實現自身的價值，體現自身的地位和成就感。其政治安排所注重的主要是“安排”這一事實，并非重視安排的具體形式及角色的輕重。

2.功利型的經濟性安排。這種政治安排要求的最大特點就是帶有極強的經濟功利目的。其主要通過政治安排為企業發展營造較好的外部環境。通過政治安排，接近上層的實權干部，為擴大企業的知名度“鍍金”，便于將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更直接地向有關部門反映傳遞，從而利于企業的更進一步發展。功利型的政治安排要求經濟利益驅動明顯，較多地體現在發展中的或亟待擴張中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身上。

3.民主型的發展性安排。這種心態主要反映在那些企業規模較大、經濟實力雄厚，自身素質比較優秀，同時又已獲得了相當層次政治安排的私營企業主身上。隨著其資本的日益“社會化”，這些人的政治安排要求已經從單一的經濟人向具有倫理法制觀念的政治人過渡。他們具有較強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要求更高的政治地位與影響，對此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視。

4.生存型的保護性安排。這是一種既顯在，更多的卻是潛在的心態特點，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大部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身上。持這種心態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往往缺乏經濟實力，有的舉步維艱，其政治要求相對于發展經濟的愿望居次要地位。這種政治安排要求的特點是，有政治安排的要求和愿望，但不甚明顯、積極和強烈，態度上一般保持低調態勢，只求對所在企業和本人經濟利益的保護。

上述可以看出，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心態總體上是正常的，他們的政治安排要求雖然呈現多層次、多形式的特點，但其主要目的還是要尋求保護合法權益的政治后盾、反映愿望要求的民主渠道、參與社會事務的公共舞臺、實現自身價值的有效載體。這些政治安排要求基本上在國家法律和政策許可的范圍內，其主流是健康的，積極的；有些是合理的，允許的，至少是無害的；也有的需要積極引導，提起注意。

三、政治安排的風險及其規避

搞好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安排，對于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就其本質來說，這里不存在危及國家政權性質和制度方向的政治風險。但由于這項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或失誤，就可能造成重大影響。就這個意義上說，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存在著風險。這里所說的“風險”是指政治安排中容易發生失誤，以至造成嚴重后果，主要指在政治安排中出現的下述幾種情況或類型：

1.功能喪失型。即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由于經營失敗，在經濟實力上失去了代表性或少數人由于違法亂紀等原因，在社會上喪失了政治安排的示范意義。這是政治安排中副作用較大的一種類型。

2.政治花瓶型。少數已做了安排的代表人士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暴露出他們個人的綜合素質不高，參政議政的能力有限，難以起到代表人士的引領作用。這就容易引起群眾的誤解，最終降低政治安排的權威性。

3.尋求靠山型。某些代表人士由于政治動機不純，只為了謀取政治資本，有的找領導和有關部門疏通關系，有的以金錢開道，實行賄選，甚至直接向當權者行賄，尋找代言人。這些人看重的是政治安排后所帶來的政治靠山。這是政治安排中更值得深思和嚴重注意的一種現象。

上述風險的出現，首先來自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整體素質還不夠高。現有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總體上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和積極向上的。但也必須看到，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來源不一，背景不同，良莠不齊，其整體素質不夠高。他們中的多數人文化素質不高，沒有經過正規的培訓，對于黨的政策缺乏深刻理解。近幾年一些干部、知識分子“下海”，使其成分大有改變，但由于缺乏更規范的管理和教育，其思想素質和政治覺悟也有待進一步提高。其次來自于政治安排的具體實施缺乏科學有效的遴選機制和嚴密健全的工作程序。在政治安排的具體工作中，由于缺乏明確的政策規定，不少地方隨意性較大，有的甚至為安排而安排，缺乏統籌規劃。有些地方還隨意安排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擔任基層黨政領導職務。就全國范圍看，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只有原則標準，缺少具體量化條件，政治安排難免有“跟著感覺走”的現象發生。同時，對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缺乏科學的遴選機制和動態的調整機制，職位一旦安排，就不能再進行調整，只能上不能下，政治安排出現剛性。這樣，一些政治可靠、經濟實力強、社會影響好、后來居上的年輕有為的代表人士，受職數的限制難以安排；而一些已喪失代表性的人士又不能及時淘汰。再次，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仍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很多民主的渠道和機制尚不健全。往往代表人士的產生只在少數人中推薦，缺乏深厚的群眾基礎，對代表人士考察的渠道也很有限。這些都給政治安排帶來了風險。

為了規避風險，在政治安排中主要應把好“政治關”和“代表性關”。通過政治安排賦予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職位是社會公眾性的，無論榮譽性職務，還是實職性安排，都是國家整個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在社會公眾面前，這些人士不僅代表其本人及企業，更多地代表著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群體，代表著其所在的人大、政協或工商聯組織，以至其擔任職務的政府部門。因此，首先要從政治的高度，從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角度來進行相應的政治安排，把好“政治關”。對政治動機不純，或采取不正當手段伸手要“官”的，一旦發現要堅決調整。政治安排工作一定要講政治，不能將政治安排只作為一種榮譽性職務，隨意性行為，無原則地賦予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不能用“生產力標準”替代“政治標準”，要保持政治安排的純潔性和紀律性。如果說政治安排工作存在風險，那么最大的風險就是政治原則喪失，先進性不存。其次，要認真研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現狀和特點，篩選出本地區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把握好“代表性”這一關。所謂“代表性”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因素：1.經濟實力，最主要是社會貢獻率；2.社會聲望，即其企業及本人的社會知名度、榮譽度怎樣；3.經營行為，是否遵章守法，是否有違法經營紀錄；4.政治表現，對重大政治問題的立場和表現，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及光彩事業的情況；5.議政能力，即參政議政的能力怎樣，自身的政治素質如何。只有把握了以上要素，才能真正把合格的代表人士推選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