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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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民為本，忠心報國

14至15歲時，讀了一些早期改良主義者的著述，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等，“讀了這些書，開闊了視野，萌發了愛國思想”。后來，又“讀了一本關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小冊子，對國家前途感到擔憂，開始意識到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職責”。特別是1910年4月，湖南長沙饑民暴動慘遭鎮壓的事件，對觸動很大。面對社會黑暗、列強人侵、民不聊生的嚴酷現實，決心走出鄉關，求學報國。1910年秋，17歲的“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在離家時，抄寫一首詩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以表達一心向學和志在四方的決心”。從此走上了一條充滿坎坷和艱險的報國為民之路。

在舊中國，從1840年英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日起，各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相互勾結，把中國一步一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外反動勢力在中國橫行無忌，為所欲為，整個中國四分五裂，廣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領導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堅苦卓絕的奮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國人民擺脫了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命運而站立起來。

在古老的中華大地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是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主要根源，為了實現中國人民幾千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領導了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和實施，逐步埋葬了封建剝削制度，廣大農民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徹底翻了身，當家做了主人，廣大農村出現了“鶯歌燕舞”、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水患不斷。以黃河為例，黃河向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無論是決口，還是改道，其造成的災難都不可言狀。據黃河水利委員會所編《人民黃河》的統計，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黃河決口泛濫達1593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歷史上黃河水災波及的廣大地區，約為其下游的25萬平方公里的沖積平原。黃河潰決和改道之時，“餓殍載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現“倒斃之尸，半被饑民割肉而食”的慘狀。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早在1934年就作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論斷，新中國成立后，在的號召和領導下，千軍萬馬投入治理水患的偉大斗爭，治理淮河工程、荊江分洪工程、引黃灌溉濟衛工程等重要水利工程的勝利完成，減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

十分重視人民來信，反對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他強調“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找到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一條新路一民主，雖然這條新路走起來十分曲折艱難。

1976年7月，唐山等地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強烈地震，這時已重病纏身。但是，對“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主席哭了”，并且哭得十分傷心，等等。

時刻想著人民，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始終堅持“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思想來源于實踐，“忠心報國、一心為民”的生動實踐，為倫理思想的產生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二、胸襟開闊，遠見卓識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面對任何復雜問題和新的問題，始終堅持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從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實事求是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這充分體現了的無私品格、博大胸懷和遠見卓識。

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突降大雨，一位縣長不幸被雷電擊斃。一位農民“逢人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保衛部門要追查這個農民，加以阻止，并說要想想我們做了什么錯事引起了群眾的反感”。后來檢查發現，由于公糧征多了，人民負擔太重而不滿。于是決定減征公糧并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陜甘寧邊區軍民迅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大大改善了根據地軍民的生活，密切了軍民關系和黨群關系，為勝利度過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6年下半年，出現了經濟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一些干部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罷工、罷課事件，使矛盾激化。這引起了的嚴重注意。他指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時，反對用武力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1949年剛剛建國時，堅持把舊人員即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包下來的政策。認為，人家沒走，擁護我們，不管他們要罵人，只好收。不收他們還是要吃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去搶或偷，用破壞的方法，我們的代價就會更多。他強調，“人民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采取負責的態度，只有這樣才是對人民有利的”。把舊人員包下來，管他們吃飯，雖然在財政上帶來巨大負擔和壓力，但“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歸一”。

為了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面對強敵敢于斗爭，無所畏懼；同樣，為了人民幸福和國家富強，他也敢于與宿敵握手言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為稱霸世界，它對華實行了一系列敵視政策：“扶蔣反共”、占領臺灣、對華“遏制”、侵朝侵越等等。對此，領導中國人民，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取得了偉大勝利。然而，隨著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新的戰略格局的形成，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對外戰略，成功導演了一場震驚世界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動大球，打開了中美關系大門，與尼克松舉行了歷史性會見，簽定了“中美聯合公報”，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礎，并有效遏制了另一個超級大國在全球的擴張。

從正確對待人民群眾的不滿、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復雜矛盾，到對舊人員的安置和適時打開中美關系大門，都生動地反映了具有大海般的胸懷和驚人的遠見與智慧。這對倫理思想的產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主觀因素。

三、清正廉潔。永葆本色

深知，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能否以身作則、為政清廉，關系到黨和國家的興衰成敗。新中國成立前夕，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始終嚴以律己，言傳身教，堪稱全黨清正廉潔的楷模。在戰爭年代，他與戰士們同甘共苦，據李銀橋回憶，進京時“沒有一件像樣的新衣服”，“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沒有補丁的衣服”。在1949年6月新政協會議籌備期間，穿補丁衣服見了許多民主人士。“客人們穿得都很好，惟獨(穿的)是舊衣服。”在和平建設時期，同樣深居簡出。三年困難時期吃定量，不許用公車接子女上學，不許家人、親友和身邊工作人員搞特殊化等等，都是他踐行無產階級道德規范的生動事例。直到晚年，他還向全黨各級干部強調，權力是人民給的，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僅實現了“立功”、“立言”，而且實現了“立德”。

四、嫉惡如仇，鐵腕治吏

解放初期，在帝國主義和臺灣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支持下，大陸的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惡霸等各種反動勢力，不斷制造混亂和破壞。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壞工廠、鐵路、倉庫等設施，殺人放火，燒毀民房，搶劫糧食、財物。1950年這一年，在新解放區有近四萬名干部和群眾被反革命分子殺害。朝鮮戰爭爆發后，反革命分子的氣焰更加囂張、活動更加猖獗。面對國內外敵人的猖狂進攻，在指導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開展并領導了另一條戰線的斗爭——國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提出，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指出：“不殺匪首和慣匪，則匪剿不凈，且越剿越多。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農民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在運動中，特別強調，“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在鎮反運動中，目標明確，態度堅決，立場鮮明，大張旗鼓，發動群眾，嚴格政策，重視策略，除惡務盡，反對草率。認為“除惡就是行善”。鎮壓反革命，是一項為民除害、伸張正義的事業，因而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堅決支持。

新中國成立后，不僅領導人民與國內外敵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偉大勝利，而且對共產黨內部可能出現的貪污腐敗現象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早在1944年4月，延安《解放日報》就根據的指示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之后中央又決定將其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目的是要求全黨面對即將到來的勝利，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白成的覆轍。進城前夕，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正如所預言的那樣，確實有一些黨員干部進城后經不起種種誘惑，腐化墮落，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黨面臨被腐蝕的極大危險。于是，發動并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認為，大小老虎(“老虎”是當時人們對貪污犯的稱呼)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不清出懲辦必將為患無窮。這一時期，他思想高度集中，心情異常激憤，每天批閱大量“三反”報告，對運動嚴加督促，勤加指導，雷厲風行。透過這些，不難看出對貪污腐敗的深惡痛絕及反腐敗的堅強決心。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是“三反”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第一大案。處決共和國第一大貪污犯劉青山和張子善的槍聲，在我黨差不多敲響了30年的警鐘。“‘三反’斗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雷厲風行的反腐舉措、除惡務盡的反腐力度，有效地遏止了黨內貪污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總之，在鎮壓反革命和反對貪污腐敗的斗爭中，表現出極大的魄力。他的嫉惡如仇的精神和鐵腕治吏的決心，在倫理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博古通今，學以致用；虛懷若谷，禮賢下士；熱愛和平，不畏強權等獨特品質，也融合在一起共同鑄就了倫理思想的豐碑。

[摘要]倫理思想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思想淵源和實踐基礎，是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是歷史的必然，但也離不開個人的主觀條件，它與的個人修養和努力是分不開的。文章對倫理思想產生的主觀條件作了進一步的探討。

[關鍵詞]倫理思想；主觀條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