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政治思想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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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壓抑與創新

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馬克思主義者，閱讀其原著，特別是他獨特詼諧的即席講演和信手拈來的卷頭眉批，其思想邏輯的真實脈絡就會立即凸現在讀者眼前。細查的著作，我們感覺他并沒有對“人民”和“群眾”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過嚴格的學理性定義，但在的政治詞典中，這些詞匯則總是能透露出一股“顛覆權威”和“拯救小人”的明顯信息。

20世紀50年代末，讀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崔使君序》一文時，信筆寫下了以下批語：“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4](pp10-13)

類似這樣的思想不僅反映在他的卷頭眉批中，就是在許多公開的會議上他也直言不諱。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破除迷信”問題，鼓勵人們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國人”，甚至也不要怕“馬克思”。他興致昂然，旁征博引，一連舉出春秋的顏淵、秦國的甘羅、漢朝的劉邦、項羽、韓信、賈誼、三國的周瑜和孔明、晉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蘭陵王、唐末詩人李賀、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將岳飛，以及釋迦牟尼、達爾文、馬克思、列寧、李政道、楊振寧、安眠藥的發明者、青霉素的發明者、全國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記中的哪吒，等數十位古今、中外、歷史、神話和現代人物，用以證明“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別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還特意以中國傳統“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舉例，認為：“孔夫子當初也沒有什么地位。他當過吹鼓手，幫人家喊禮，后來才教書。他雖然做過官，在魯國當過司法部長，但時間很短，魯國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和我們現在的一個縣差不多，他那個司法部長相當于我們縣政府的司法部長。他還當過會計，做過管倉庫的小官。可是，他就學會了很多本領。……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時候，也只有十幾歲、二十歲。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5](pp207-208)幾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個會議上，又在一份關于科學家、發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家、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于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于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于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5](p236)在同一時期他還多次說過，司馬遷不受辱刑寫不出《史記》，左丘明不被流放體驗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沒有《紅樓夢》了，等等。

勿庸贅言，的“話語”是獨特的。上述論點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極有意義的現象，在進化論、心理學、人類學和政治學角度上看，頗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經歷存有關聯，元帥就曾說過：“是一個……受過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過職，受過黨內審查，被宣布為機會主義者，蒙受恥辱，被送往后方休養。沒有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這里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則是，借此現象并不是要說明人類進化的一般軌跡，更不是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歷史事例對“人”進行“身份”的區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論的基礎假設。換言之，的語義重心是在突出地強調“貧賤低微”與“生力旺盛”之間的內在聯系，自覺地把二者視為因果轉化的必然過程。在看來，凡是被壓抑的主體，必然內聚著天然的實現欲望，而壓抑別人的主體，又必然本能地產生墮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潑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則是呆滯的，形成歷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卻孕育著生機，后者雖然實力雄厚，但卻意味著走向衰亡。這樣，辯證法所提示的命題沉淀在的觀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5](p236)

筆者曾經一般地把上述論斷歸結為心理學意義上的“壓抑-創新”情結，認為這是“出身于普通農家的，不自覺地以自己個人經歷的發展格局為模式，以此建構他觀念中的理想主義大廈”。[7]（）現在看來，這樣的概括并未能完全體現出問題的要害。其實，在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壓抑-創新”的基礎假設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在此前提下，我們對他的“階級觀”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實的理解。在看來，在政治層面上，人類社會發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徑，似乎就是通過釋放壓抑去沖破墮性，作為一種內生的能量，它將必然地成為推動歷史前進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這種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轉化為一種強烈的政治倫理訴求，表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上的價值取向，這就是：“無產階級”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資格在政治和歷史舞臺上擔當主角，關鍵的是由于他們“一無所有”。這種“一無所有”與其說表現在經濟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說更重要地體現為政治身份上的卑賤。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蘊藏著更為深厚的革命欲動和翻身渴望。簡而言之，處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創造性（革命性只是創造性的表現形式之一），因為“壓迫越深，反抗越烈”。與此相反，壓抑別人的權威擁有者，其強悍的外表所掩蓋著的恰恰是其虛弱的本質。正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認知過濾網的作用下，才產生了識別善-惡、正-邪、美-丑等政治評價結構的準則，由此才可推論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革命理論的規范性命題。

所以，筆者認為，我們一方面應從馬克思或列寧經典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去尋覓政治思想的淵源；另一方面也可切實地在中國民俗文化，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等古典小說中去挖掘其思想原型的觀念基礎。諸如“替天行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等樸實的道德“義舉”，似乎更接近于政治倫理觀念的真實本源。

二、“吃苦”與“改造”：“人民”身份的獲得

在的觀念中，“人民”是一種崇高的身份，擁有這一身份，不僅意味著其主體中必然地孕育著革命動力和實現欲望，而且還在名譽和政治生活方面被賦予了優越性與優先權。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政治的結構中，“身份”決不是一種固定的職位，而是隨著環境與態度的變化而不斷流動的角色。“人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種自然屬性，甚至也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財產和經濟指標，而是經過認知過濾網不斷篩選的政治符號。換言之，自然出身的性質固然對獲得政治身份具有意義，但最為關鍵的是，“人民”身份需要自然人在政治實踐中去主動地獲取。簡單的“血統論”和機械的“經濟論”都不足以成為考察階級身份的唯一依據，而真正獲得“人民”身份的途徑，其核心原則的一個條件是“吃苦”；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派生條件是“思想改造”。

首先，所謂“吃苦”最直接的含義是“被壓迫”，是一種困苦的困境。如前所述，認為，正是各種意義上的壓抑和苦難，孕育出了造反和翻身的需求。所以，它又是產生革命欲望的動力源泉。這樣，在的政治倫理的邏輯中，自然的“受苦”或自覺地“吃苦”，都將成為鑄造革命意志和檢驗政治態度的重要指標。20世紀60年代中期，李訥大學畢業。按當時的習慣女兒希望父親送給她幾句自己最喜歡的格言，據說題寫的四句話中，首句就是孟子的名句：“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緊跟著的三句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命運的痛擊面前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8](p332)可見他把“吃苦”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

事實的確如此。延安時期現身說法，明確指出了一個人如何獲得“人民”身份的最佳途徑：“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9](p851)

在后來的政治過程中，可以說幾乎沒有例外地把能否“吃苦”作為評價是否具有“人民”乃至共產黨員身份的重要標準之一，而對那些在社會上提籠架鳥、游手好閑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甚至對于在公共場合擺放鮮花也覺得浪費。1964年7月與汪東興談話時曾說：擺設花盆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飯沒事情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全國解放已經十幾年了，盆花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比過去發展了，現在要改變。[10](p332)

歷史資料反復表明，對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極嚴，近于苛刻。“”前夕，曾對侄女王海容說，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沒有生活經驗與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多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輩而完全靠自己。[8](p143)1964年7月5日與其侄子毛遠新私下談話。當毛遠新說到有一次游泳，天氣很冷，在水里比上岸更暖和。還是在水里舒服。當即瞪了他一眼說：你就喜歡舒服，怕艱苦。你就知道為自己著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毛澤民）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為他為了多數人服務。要是你，還不是雙膝下跪，乞求饒命？我們家許多人都是被國民黨、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怎么能當左派？[10](p121)同樣，那些擁有權力的政府機關干部和工作人員，特別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權的干部子女，雖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謂“根紅苗壯”，但他們是最容易喪失本色，存在著質變的危險。1964年12月26日71歲生日，他極其例外地舉行了一次壽筵。遇到這難得的機會，女兒李敏也想為父親祝壽。當時對大家說：“李敏要同我來，我說你不下鄉，你沒有資格來。李訥好，李訥下去搞四清了。”[11]（p164）據的女兒李敏回憶說：“我印象很深的是，1965年，父親曾一再對我們說：‘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12]1968年5月對中央警衛部隊講話：“你們在機關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農，工作單純。你們機關要辦一兩個小型工廠，學點生產知識”。[13](p500)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一段講話，最為清晰地表明了他對于獲得和保持“人民”身份的整體輪廓：“我贊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干部跟軍隊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有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14]就在這此講話中，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倫理原則：“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14]

1968年6月28日北京語言學院的7名共青團員給寫信。信中說：我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產黨員，過去他們在疾風暴雨的階級斗爭中，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經受了考驗，不愧為英雄好漢。現在他們當了“官”，作了“老爺”，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遠不如以前了。長此以往，他們就會失去在革命道路前進上的“自由”，就會逐漸蛻化為特殊階層、修正主義者。為此，我們以為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徹底改革：（1）降薪，取消各種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應經常地參加勞動。（3）、凡是違犯黨紀國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應一律予以制裁。（4）盡快在全國普及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學生經常組織起來，到工廠、農村去參加勞動，或者到部隊去當兵。1968年7月12日在這封信上批語：“他們所談問題，確實重要，應在運動中解決。請你們通知他們：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12](pp77-78)這封信連同的批語，曾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

其次，與“吃苦”密切聯系的是“思想改造”。關于“思想改造”的術語，其實是指“心靈”（mentality）的凈化，其內涵是建立或更換一種新的價值體系，有時他直接稱這種特質為“靈魂”。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靈魂”。在看來，最能體現“人民”與“非人民”的本質差別的指標，是一個人的內在精神。所以，要獲得“人民”的身份，至關重要的就是在原有的心理摸板中逐漸注入嶄新的“感情”要素，這首先必須承認勞動人民的社會價值，通過體驗、經歷和實踐，去理解并融入他們的生活，最終與他們在深層感情上形成認同。有了這種內在的品質，換了另一個與“人民”相同的“靈魂”，才可以說這個人真正地發生了轉變。1965年8月3日接見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當馬爾羅問及“我認為在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么勇敢的？”時，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14](p1386)

在的社會身份體系中，從事體力勞動的工、農、兵屬于最具革命精神的角色，而與此差別較大的則是從事腦力勞動、與直接的操作實踐距離較遠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識分子”。1968年8月18日，為紀念首次檢閱紅衛兵兩周年，由陳伯達、起草了《堅定地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的《人民日報》稿。修改此稿時加入了幾句話：“‘奉勸那些輕視工農、自以為很了不起的大學生放下架子。’說錯了嗎？完全不錯。這里說的是‘輕視工農’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學生。輕視工農而又自覺以為了不起，這種極端錯誤的態度，難道還不應該徹底改正嗎？”并把其中“挑動工農斗學生”一句，改成“挑動群眾斗群眾”。[12](p522)同樣，那些擁有權力的政府機關干部和工作人員，特別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權的干部子女，雖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謂“根紅苗壯”，但他們是最容易喪失本色，存在著質變的危險。

1960年2月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第35章“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時，當讀至書中關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本質差別的具體表現是：大多數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還低于工程技術人員的水平，而大多數莊員（指集體農莊）的文化水平還低于農藝師的水平。如果要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本質差別，就必須把工人和莊員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術人員和農藝師的水平”的論述時，批語：“有問題。只提文化技術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覺悟。”同時談到：“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這兩件事情不是一致的東西。舊社會的規律是：被壓迫的階級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說他們知識少，但是比較聰明些，原因就是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聯系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生活知識豐富；壓迫的階級，他們的文化水平高，書讀得多，一般地來說他們的知識多，但是他們比較愚蠢些，原因是他們脫離生產勞動，脫離社會生活。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學發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許多工程師并沒有發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發明。當然，我們并不是否認工程師和工人的差別，不是不要工程師。歷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敗文化高的。在我們的國內戰爭中，我們的各級指揮員，從文化上說，比國民黨的那些從國內和國外軍事學校出來的軍官低，但我們打敗了他們。列寧說過，先進的亞洲，落后的歐洲。亞洲當時文盲多，歐洲當時知識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較高。”“社會主義社會里，情況不同了。可是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雖然多些，文化雖然高些，然而同工人、農民比較起來，他們同樣是愚蠢些。我們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說來，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們的架子很大，優越感很強，可是沒有生產經驗，沒有社會經驗。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15]（p741-742）

所以，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的“”運動開始，關于“又紅又專”的問題就成為全國性的關注熱點。而在這些討論中，“只專不紅”、“多專少紅”和“先專后紅”都受到了批判，顯然“紅”被突出到了最為重要的位置。簡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與“人民”認同的立場和態度，是獲得這一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徑。[16]正如史華慈(benjamini.schwartz)1966年就曾指出的那樣：“實際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都發生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17](p174)

三、再“翻身”：身份的置換

對于特殊“身份”與“權力”之間的等價關系，十分清醒。他曾明確表示,如果不對特殊“身份”進行必要的變革，“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將導致絕對的腐敗”（“powertendstocorruptandabsolutepowercorruptabsolutely.”）[18]的政治鐵律必將自然地產生效應，這將不可避免地使他終生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付之東流。為此，他所采取的重大政治舉措就是在制度角度上對政治“身份”進行強制性置換。在政治實踐上，這種“身份”置換是在三種關系的路徑上展開的。

第一，“官”與“民”的關系。敏銳地感覺到，在建國后的政治關系中，存在著領導與群眾之間的某種緊張和不平衡。憑借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不僅權衡“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古訓戒規的利害，而且透視出“人民”或“群眾”所謂“歷史的主動者”（理論）與“政治的被動者”（現實）之間的嚴重背離。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就是，在理論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在生活中“人民”則是被領導者，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為了調整這種不平衡關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因為他認為前者有權有勢，而后者則弱勢無援。正因如此，他對“官僚主義”表現出絕對的不寬容。20世紀70年代，談及“”中部分干部遭到批斗時說了同樣的話：“有些干部為什么受到群眾的批評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以后干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堅持群眾路線，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12](p385-390)在談及山西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時，說：干部參加勞動問題，請大家注意一下。昔陽的材料很好，你們看了沒有？那個縣的干部每年參加勞動，至少有60天。那是一個在山上的縣，很窮。越窮就越要搞社會主義。富了就不搞了嗎？干部一參加勞動，許多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修正主義的根子就在這里。[14](p1310-1311)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革命委員會在慶安縣柳和創辦了一個專供機關干部參加勞動的“五•七干校”，很高興，在1968年10月2日送審的《人民日報》為發表《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的編者按語稿上作了批語：“此件似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因有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12](p573)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間談到新當選中央委員中的一些基層干部時說：“要注意，要他們不要脫離群眾，不要脫產，又要工作。”[19](p44)1976年初，即便在病重期間，他還反復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的賬。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19](p487-488)

另一方面，在中央領導機關的人事安排上，則強調要選擇一些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農干部。在考慮中共“十大”領導班子的人選時，提出兩個主要條件：一是要從工人、農民中直接選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輕。1972年7月24日，同、姬鵬飛、喬冠華、王殊談話時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于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么辦？我的意見就是要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14](p1648)1973年8月24日又在來信上批示：“多次講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14](p1648)同時，對由于人為造成的“身份”差異極其不滿，試圖進行改革。關于廢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改變帽徽、領章問題，1965年4月28、29日在聽取、羅瑞卿、楊成武匯報戰備計劃時，說：“過去搞什么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一顆紅星、一面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14](p1358)

第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關系。在對“勞動”本質及其類型的解釋上，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視為“源”與“流”，“體”與“用”之間的關系。雖然歷史資料并不支持關于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敵視知識和科學價值的籠統說法，但是問題在于，他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人為地劃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為“體”，后者為“用”，其位置不能顛倒，并以此為據，知識分子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部分。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論”：“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20]

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長會上的一段講話，其中講道，“總而言之，我這些材料要證明這一條：是不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剝奪那些翹尾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資本。”[21](p9)為了扭轉和改變這種相互外在的二元結構，試圖通過建立新的教育體制，使用強力實現“勞動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一方面主張“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住機關，這樣寫不出東西。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20]1964年2月3日再一個批示中說：“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后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只上過兩年小學。”[22](p23)

于是，一方面，發動“知青下鄉”風潮，號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國大、中、小學派駐“工宣隊”、“軍宣隊”，建立由基層社會組織直接推薦學員的選拔制度。

盡管本人是一個飽讀詩書、卷不離手的人，可對于讀書人卻一直持有成見。1967年5月同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時仍然認為：“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主人--廣大的工農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觀察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14](p1483)甚至直到1976年3月3日逝世前的幾個月，他還堅持認為，孔夫子、秦始皇、漢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幾個他所欽佩的歷史人物，都沒上過大學，但在實踐中增長了才干。[23](p308)可見這種觀念對他影響之深，已滲入精髓。

第三，“小人物”與“權威者”的關系。在這二者（與此相適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系，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著保護和拯救前者的角色。這里，生物進化論的明顯傾向，似乎與至上權威和足智長者的“導師”身份合為一體。他多次申明“青年人要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被權威、名人嚇倒”的話。延安時期他就曾說過：“記得我在小的時候，很不喜歡老人，因為他們是會欺負青年人的，青年人誰沒點錯誤呢？但是你錯不得，他們對你是很兇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的苦太大了。”[24]到了晚年，的這一取向有增無減。

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藍翎批駁《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大人物”壓“小人物”的不滿。通讀當時給中央政治局和有關人士的那封信，我們可以看到，與其說直接矛頭是純粹對著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說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為“小人物”撐腰、說話的姿態罷了。就在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一文的空白處，留下這樣的批語：“不過是小人物”，“不過是不成熟的試作”，“對兩青年的缺點則決不饒過”，“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駁斥”，“不過是試作？不過是一些問題和意見？不過可供參考而已？”在這些批語中，的態度和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來。但到1957年,已晉升為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的李希凡，撰文批判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來勢不可謂不兇猛。但此時卻為“青年人”王蒙說了不少好話，而對李希凡的評論文章批語“簡單化”，“使人讀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表示自己這次要站在王蒙一邊。[25](p143)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鄒容和章太炎，認為他倆都性格鮮明，并且做出大事時都是青年人：“四川有個鄒容，他寫了一本書，叫《革命軍》，我臨從北京來，還找這書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個民主主義革命的簡單綱領。他只有17歲到日本，寫書的時候大概是十八九歲。20歲時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駁康有為書》。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兩句：‘載湉小丑，不辨菽麥’，直接罵了皇帝。這個時候章太炎年紀還不大，大概三十幾歲”。[26](p206)以最大權威的形象支持、組織“小人物”反權威，這不能不是晚年政治倫理觀的重要表現之一。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的普通教師李慶霖致信，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子女在生活方面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有資料說，此信使特別關心農民生活的受到很大觸動，以至于最后流下了眼淚。[27](p236)1973年4月反復斟酌，終于決定給李慶霖復信。寫道：“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14](p1658)事隔一年以后，1973年12月15日還不時念叨此事，說李慶霖的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里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14](p1658)對于社會上的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特別在意，在感情上會給與更多的投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考察，基于“壓抑-創新”價值觀的趨動，晚年試圖通過各種社會身份的功能互換，借以消除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差異，從而達到“等貴賤”的價值均平境界。

四、“身份”：權威性分配

在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community）背后都存在一個旨在使分散的個體凝聚成統一整體的社會身份系統。這一系統的基本功能是“分類”（category，在哲學術語中被譯為“范疇”），即根據一定的標準劃分出不同的社會角色，通過賦予不同角色以不同的“權利-義務”資源，從而在等級差屬的網絡中形成“支配-服從”的社會秩序。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身份系統實際上就是在眾多不同的社會角色中，實施政治價值之權威性分配的機制。“身份”既是一種社會產物，也是一種社會過程。正如都普利斯(p.du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書中指出的：政治確立和維護某種身份系統，是為了使社會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獲得較優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國家的、黨派的等等)要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員爭取比其它群體更優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體中，某些身份又比其它身份更優越。[28](p1-2)在這個意義上，“身份”的確就是“政治”。由于身份建構是通過顯示差異而實現的，因此必然存在多種矛盾，但這些矛盾并不完全具有消極屬性，它們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協調作用。

例如，在古希臘城邦政治中，所謂“公民”（polites，該詞由城邦polis一詞衍生而來）就是一種“身份”，其原意就是“屬于城邦的人”。在與其他無公民權居民的對照中，“公民”這一只屬于某種特定群體的特權被鮮明地凸現出來。的身份和地位才與邦內其他居民相比，“公民”覺得自己屬于城邦。與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這個城邦屬于“公民”。在古希臘城邦中，這種“身份”歸屬感十分真實。他們個人的安危榮辱，首先取決于城邦的命運。當城邦滅亡時，首要的受害者是他們，奴隸依然做奴隸，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們卻失去了“公民”的特權。[29]傳統中國更是一種以“正名”為基礎的等級差屬社會，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政治”秩序不可逾越，由此形成了人之“身份”的上、下，貴、賤，尊、卑。學者認為，由于身份是由人倫血統、宗法等級、占有分配以及道德義務的差分來確定的，所以身份的標識能夠維系家庭、社會、國家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并因此形成其恒久性的影響力和涵蓋面。儒家將人性、人倫、人道的相互涵容作為身份的自我界定以及社會評價的標準，具有鮮明的人文化、宗法化的特征。而儒家倫理體系的這種“身份倫理”（statusethics），“根據人格血統、宗法等級以及道德義務差分而確立的身份倫理，實際是作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會評價系統，涵化了三個層面的身份體認：一是自我身名意識，即對不同人格標準和道德典范的體認；二是群體分殊意識，即對不同身份環境和人倫義務的體認；三是宗法綱常意識，即對各自依附的權力系統和宗法關系的體認。由于身份倫理是以社會關系的階級差序和等級分殊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區隔實際體現了強權關系下權利分配的內在本質。”[30]學術前輩費孝通[31]、瞿同祖[32]等對此社會現象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總之，在以“禮治”為基礎的傳統中國，“身份”就意味著“權利”，家族成員對“祖先”的一致性認同成為政治秩序之第一要務。[33](p311-315)

眾所周知，革命的政治信仰基礎來自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這就意味著，他的政治學說將必然按照另外一套價值體系對中國傳統的社會“身份”體系進行顛覆性更新。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革命就再沒有放棄陳獨秀關于“倫理的覺悟是最后的覺悟”[34](p105-109)的政治精神信條，“反封建”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精神標識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作為這一“人民共同體”最高決策者的精神導師，的政治價值取向和政治倫理偏好則日見深刻地影響著這一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其中，以“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為特征的政治資源分配，是其獨特政治發展觀中最富特色的重要一環。徐賁教授指出，在新中國基本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得到確立，階級劃分逐漸失去了它的物質基礎。這樣，作為政治身份等級的階級分析性質，在中國政治中的功能也越來越清晰。因此，作為體現政治秩序的社會身份系統也逐漸出現了這樣三個特征：第一，它越來越以政治權力（而不是經濟能力）為身份標志，官民（領導/群眾）界限的加深以及科層體制和等級制度的確立造成了一個以嚴格的“待遇”區別相聯系的復雜身份系統；第二，身份區別越來越朝意志論的方向發展，“思想”、“態度”和“立場”，越來越成為確定人們身份的標志；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身份甚至變化為一種“種性等級”的“血統”特征。一個人的身份不僅影響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生存處境，而且還影響到與其關聯的家人親朋。[35](p154-155)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除了第三個特征需要進一步仔細研究外，前兩個特征在現代中國政治均有突出表現。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對傳統社會的等級結構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主張從根本上否定一切社會等級，只是之新式“身份”的范疇劃分在原則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內涵就是對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社會身份”評價體系進行徹底的顛覆，代之以階級倫理為坐標的“政治身份”之權利分配體系。具體而論，的“政治身份”體系主要是在兩個層次上展開的：其一是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進行區分，這二者之間存在著“你死我活”的原則對立，用自己的話說就是“敵我矛盾”；其二是在“權威”與“群眾”之間進行區分，他們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是一個廣存爭議和彈性極大的模糊空間，用自己的話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在的觀念中，前一種身份關系相對簡單，并且直言“無產階級專政”，實施一方對另一方的“獨裁”；但真正的問題則存在于后一種身份關系之中，這里，“權威”又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概念。它既指在政治、經濟方面具有支配能力的要素，也包括在學術、技術或知識方面占有優勢的人物。如果說，晚年政治思想是一個復雜的體系，那么，它的費解之處則主要體現在這后一方面。例如，倘若我們僅僅簡單地認為是一位列寧主義“階級論”的忠實信奉者，那么，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領袖人物之一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竟可以從“人民”的范疇中被刪除而劃歸為“你死我活”的“敵人”，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同樣，如果說的政治身份范疇僅僅是“封建主義宗法制”的翻版，那么，他一貫要求對中共高干子女，包括自己的親屬和子女，嚴加管束，異常警覺，甚至對其中若干人員之革命性持懷疑態度的事實，也就使人難以理解。所以，我不認為關于“政治身份”的界定僅僅“是一個官僚統治的法術問題”，[35](p194-195)而在他的觀念中這是一個關乎“社會公正”的實質問題。甚至美國學者r•特里爾（rossterrill）也認為：“從不滿足，他總在追求一種更有人情味和極具影響力的社會主義，這是他的優點所在”。而且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比舊中國有更多的社會平等”，比如“按勞分配使身份或擁有土地和資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國的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徹底貧困和死于身無分文的人極少。并且，進步的基本手段，如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等，不再是只有少數人才支付得起的了。”[36](p526、528)這一看法雖未必全面，但也不無道理。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晚年一再強化“階級斗爭”的重要性，提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能被簡單地概括為個人權力和私欲的肆意泛濫，在這些今天看來政治后果非常嚴重的理論背后，還存在著另一套完整的政治倫理邏輯。在一定、甚至很大的程度上，這套邏輯成為支撐晚年政治行為的信念基礎，從而使他堅信自己所追求的價值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而自己冒險發動“”則是為“拯救小人”所做出的責不容辭的政治“義舉”。正如1961年9月，在蘇共“二十二大”召開的前一個月，在一次會議上所說：“現在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到底代表什么階層？代表高薪階層。赫魯曉夫代表的階層與帝國主義代表的階層，實踐上是相同的。高薪對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對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農民……。”[37](p306)1968年11月13日，中央軍委辦事組向等轉報軍內《情況簡報》，其中涉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五連在駐地“開槍打死、打傷群眾的嚴重政治事件”和部隊領導機關認真查證的情況。第二天就批語：“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作壞事，替受害人民伸冤，這種態度，是國家興旺的表現。”[12](p592)

歷史是如此地捉弄人，以至于它給我們留下了一道費解的難題：在“晚年問題”的復雜因果關系中，倫理價值與政治行為之間究竟呈現怎樣的互動關系？一個情理可容的主觀初衷，如何在政治實踐中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面對剛剛過去的歷史，理論的悖論、思想的曲折和政治的結癥，緣何得以達成？這些都需要學者冷靜下來，做進一步深入細致的再探討和再分析。或許正是這個理論之謎，把以往和當下聯系在一起了，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現代史”[38]的銘訓，由此再現出其耐人尋味的不朽魅力。

注：本文根據作者2004年12月在北京大學“‘’歷史研究”課程所作的兩次演講整理而成。在此感謝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的熱情邀請，從而給作者一個同著名專家和青年學生交流討論的機會。在此文的修改過程中，得到南京大學劉林元教授的不吝賜教，作者深表謝意。文中的錯誤當由作者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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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中國是一個倫理價值急劇轉型的社會，其中“政治身份”又成為倫理價值轉型的重要內容。作為新中國主要締造者的，試圖顛覆中國傳統差序格局所構成的社會政治“身份”體系，以前所未有的激進方式，通過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徑，執著推進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這對現代中國的結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本文認為，晚年政治倫理觀的結構，成為其強化“階級斗爭”道德依據。對這一問題展開探討是解釋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有意義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