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哲學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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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志始終把對立統一的觀點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為分析和解決經濟建設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發點，他的許多著作如《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國初期，在完成對農業、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我黨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獨特理論和對民族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正確政策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和方法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何處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民經濟的各種比例關系，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嶄新課題，由于黨和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科學的宇宙觀，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及時的和認真的探索和研究，從而大大地推動了經濟哲學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黨的八大文獻和同志撰寫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正是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進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論表現。

第一，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提出了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完整學說，并著重闡明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會主義社會在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以后，還存在著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新課題。1966年在我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革，社會矛盾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最主要的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我們國家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黨和政府正在領導人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另一方面，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又出現許多復雜的社會矛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同志科學地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種社會矛盾，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第一次提出了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還系統地論述了兩類矛盾的表現、性質、區分標準、相互轉化，以及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社會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導方針，并且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科學論點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增添了新的內容，給人們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現象提供了指導性的線索。

當然，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兩類社會矛盾學說也將不斷豐富發展。從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學說到現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又經歷了四十多個年頭。在這期間，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問題上，又積累了正反兩個方面的豐富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系統地和科學地總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經驗，從而使同志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的學說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和發展。

第二，同志運用唯物辯證法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經濟關系作了精辟的理論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確處理這些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這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同志關于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各種經濟關系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論十大關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存在著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三者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差別。正確處理這三者關系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同志提出了正確處理三者關系的“三兼顧”原則。他指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觀點，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改革所具有的指導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是改革中調整人們利益關系的基本原則。

2、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中央地方的關系。同志指出：我們的國防力量還不夠強大，一定要加強國防建設。但要加強國防，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當然，國防建設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和促進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國防建設和國防工業生產上，同志提出了“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為了進一步明確二者的關系，提出了國防建設必須與國家經濟建設相適應的方針。

3、正確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這個關系實際上是個生產力布局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實質性問題之一——資源配置問題。同志根據我國工業生產布局的歷史與現實的現狀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大力發展內地工業，平衡工業發展布局”的方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充分發揮沿海工業的優勢，制定建立沿海經濟特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是同志這一方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現在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港口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廣大內地四個層次的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

4、積累和消費的辯證關系。這一關系直接反映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為條件、相輔相承的辯證關系。正確處理這一矛盾的原則是，必須兼顧積累和消費。“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我們既要反對高積累的錯誤，也要反對忽視積累的錯誤。同志尤其強調：“不能夠向農民要得太多，不能夠把農民挖得太苦。”陳云同志也說過，處理積累和消費關系的原則是“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在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上，同志還十分強調節約的重要性。指出：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黨的十三大報告中也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長期堅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

5、綜合平衡和經濟杠桿的作用。關于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同志在廬山會議談話中指出：“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有群眾路線。”陳云同志也講過搞經濟不搞綜合平衡就寸步難行。

此外，同志在領導糾正和公社化運動錯誤時，強調要發展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指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同志還提出要辯證地處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并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正確方針。這一切，都是同志經濟哲學思想的發展，對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三）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科學理論依據和重大的理論建樹，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新貢獻。

改革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是由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決定的，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經過幾十年摸索和總結而確立的一項基本國策。

過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看作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隨著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消滅，這兩對社會矛盾也從根本上解決了。于是，人們在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時候，往往采取許多脫離實際的方式去解決，從而，難免犯“左”的或右的錯誤。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同志在1956年就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并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類矛盾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基本適合生產力的狀況和經濟基礎的基本的，但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全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要求又是相矛盾的，這種基本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具有階級對抗的性質，因而解決這種矛盾不能采用階級斗爭的方式，它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即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社會主義制度將在改革中逐步地鞏固和發展起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把改革稱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既是對同志上述思想的正確概括，又是對它的豐富和發展。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同他在這以前一貫十分重視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曾強調指出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就是在建國以后，他也強調過：“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如前所述，這一指導思想在黨的“八大”文獻上得到明確的體現。

在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指導下，黨和國家初步改革了經濟管理體制。1957年11月，國務院下達了《關于先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于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規定把一部分管理權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和工礦企業單位。1958年至1960年，進行了以擴大地方權限為中心的改革嘗試。在工業體制改革的同時，農村也進行了一系列探索。1959年，許多地方試圖沖破“一大二公”的束縛，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做法。當時擔任農村工作部長的鄧子恢同志對此給予了支持。與此同時，同志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發展商品生產，遵循價值規律，搞好綜合平衡等觀點。劉少奇對急躁冒進問題，提出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鄧小平同志肯定責任田是新生事物，認為生產關系具體形式的優劣要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作為衡量標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60年代初，配合國民經濟的調整，1951年至1962年對經濟體制進行了局部的改革，通過經濟的局部調整和改革，迅速扭轉了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盡管當時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特別是商品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認識不足，這些改革仍沒有突破高度集中的舊體制的框框，以至后來發生了象“”那樣的大倒退。但當時等領導人的思想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它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