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與馬克思主義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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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近一百六十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這一科學論斷是對一百六十年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與民族性、時代性和人民性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為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

一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必然具有世界性，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意義。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是否排斥其民族性？馬克思主義用于指導全世界不同國家的革命和建設實踐時，是否需要民族化？時至今日，仍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提法，認為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民族主義的。然而，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只有同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實際相結合，使其打上民族性的烙印，使其有各自的民族特點和民族風格，方能彰顯其強大的生命力。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在創立馬克思主義之初，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絕對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生動的、應該能夠被靈活運用的行動指導。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中論述共產主義運動時就反對對共產主義進行教條化解釋，“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一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2]

在指導各國的具體實踐活動時，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充分尊重考慮到了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特殊性。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中，馬克思談到了如何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中“卡夫丁峽谷”問題，認為俄國的特殊國情“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3]。在這里，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俄國作為唯一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至今的歐洲國家，具有明顯的特殊性，認為不能“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明確指出，“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4]的看法是對他本人的誤解，并對這種機械理解他的理論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經典作家在理論和實踐上也堅持了尊重民族性這一特點。列寧主義的提出和完善就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民族性相融合的特點。比如，列寧在論述國際主義時指出，“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就是進行忘我的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斗爭，支持（用宣傳、聲援和物質來支持）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的同樣的斗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支持這種斗爭、這種路線。”[5]這一論斷科學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國際性）與特殊性（民族性）的統一。所以他強調：“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我們認為，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6]這就要求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使之能夠與本國、本民族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蘇維埃俄國建立之初，列寧主張應該直接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理論應用到本國經濟建設之中，提出按照共產主義原則來建設新社會。然而，實踐證明這種不尊重各國實際的做法不會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所以列寧很快就指出：試圖“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7]的現實證明他們是錯的。因此，蘇維埃政府很快就根據本國特點調整了經濟政策并取得了成功。經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列寧得出了鮮明的結論，即：“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以后，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除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8]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這一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理解和機械搬用曾經嚴重窒息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的生機和活力。王明從莫斯科留學回國之后，在不了解國情的條件下，片面地把蘇維埃俄國的革命經驗照搬到國內，結果導致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則提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9]。隨著革命的深入開展，這一論斷逐漸成為了全黨的共識，這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民族性的認識趨于成熟和自覺。

新時期，我們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相結合，扎根于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土壤，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鄧小平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0]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凝聚力之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就是這樣一些富有中華民族特色、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內容之精華的理論范式。

二

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馬克思曾經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理論體系要保持旺盛的創造力，就必須使自己能夠不斷概括把握時代的內容，集中反映時代的本質特征，從而體現著時代精神的精華。

理論總是應時代之要求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理論形態也不例外。恩格斯認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11]。如何面對社會歷史變遷所帶來的挑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即只能在特定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才能認識到什么程度，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相應的革命措施“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12]。

列寧同樣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某種僵死的、一成不變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么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13]。列寧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說、國家學說和建黨學說時，充分考慮到了時代的特征和歷史發展的要求。經過深思熟慮，他提出，“只有……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14]針對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密切結合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列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出社會主義革命能夠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

如果把馬克思的政治理論與列寧的政治理論進行對比，能夠更清晰地看出二者之間的時代區分。比如，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但列寧卻認為，社會主義革命能夠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之所以會有上述差別，主要原因在于馬克思和列寧所處的時代不同——馬克思所處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實力相對比較均衡，所以社會主義革命需要在幾個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夠取得勝利，列寧所處的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比較懸殊，所以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在一個力量相對比較薄弱的環節取得勝利。毫無疑問，列寧對社會主義革命新論斷地提出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順應了時代潮流，研究了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做出了科學論斷。十月革命的實踐也證明列寧的論斷的正確性。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蘇共領導人也把時代要求作為制定戰略計劃的重要考慮因素。斯大林指出：“黨的戰略不是什么永恒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它隨著歷史的轉變和歷史的變動而改變。這種改變表現在：對每一個歷史轉變都制定出一個與其相適應的戰略計劃，這個計劃在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轉變的整個時期內都起作用。”[15]客觀而言，蘇聯的迅速崛起與蘇聯共產黨注重時代需要和歷史發展有著直接關系。然而，在20世紀后半葉，蘇聯領導人忽視了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性，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發展時代問題，在高估本國社會主義的成熟程度的基礎上，提出了超越階段和時代的目標和任務。上個世紀50-60年代，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竟然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開始追求“一大二公”，否定商品經濟，造成了很多難以克服的矛盾和難以解決的問題，導致社會主義在蘇聯發展過程中遇到了更大的困難直至崩潰。

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情況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黨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正是基于這一正確判斷，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中所面臨的新課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確定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策略。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也指出：“離開本國實際和時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要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本原則與我國實踐條件相結合，要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保持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對我國革命與建設的有效指導。

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敏銳把握了時代特征，準確反映了時代要求，在理論特征上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性。2006年4月21日，同志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中談到科學發展觀時說，“科學發展的理念，是在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毋庸諱言，正是把握住了時代脈搏，我們黨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保持了旺盛的創造力，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經濟連續30年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加速了中華民族的崛起和騰飛。三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和革命的生力軍，作為代表人民群眾的政黨，必須以“人民性”作為自己的實踐指向。是否承認和尊重人民的歷史地位，是否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科學闡明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同時，也揭開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歷史之謎。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16]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特征在其創始人早期的著作中多有表述。從中學畢業論文《青年選擇職業的考慮》為“公眾謀福利”的考慮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異化”概念的解釋，都說明馬克思已開始對“人的解放”尤其勞動人民的解放的關注。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早期的文章中，也充滿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認為被國家“剝奪了面包的人變成了也被剝奪了道德觀念的人”[17]。隨著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成熟，人民群眾已經逐漸成了他們關注的焦點。《共產黨宣言》直接號召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在解除自己鎖鏈的同時維護自己的利益并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特點具有一種開放性，即它把農民階級也包括在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之內，認為由于有了農民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18]。

列寧特別強調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并把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列寧認為，對于領導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共產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19]。在他看來，“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20]。因此，為了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創造性，蘇維埃俄國讓群眾參與管理，開展了自上而下的群眾性監督活動，充分體現了蘇維埃政府的人民性特征。正是蘇共的這些政策措施，極大激發了人民的積極性，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感召力，很快蘇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強國。然而在列寧斯大林之后不久，蘇共的領導人逐步違反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黨的領導人嚴重脫離群眾，干群關系緊張，官僚主義嚴重，不能及時把握民心民意，不能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嚴重損害了共產黨員在群眾中的形象，導致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雖然蘇聯解體的原因非常復雜，但作為執政黨的蘇聯共產黨沒有體現人民性，失去了民心無疑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21]，并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視為黨取得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寶。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并以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總是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造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鄧小平一再倡導，要始終尊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他曾說過，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事求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通過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最終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并明確把是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判斷一個政黨是否先進的根本標準。

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七大報告則這一基本原則具體化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以及保障和發展人民群眾的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等各項權益的具體措施和各項工作中。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始終把大力發展經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放在突出的位置，這些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覺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歷史是一面鏡子。一百六十年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說明，民族性、時代性和人民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規定，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生命力之源。脫離民族性、時代性和人民性，馬克思主義發展就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馬克思主義就會變得虛無縹緲毫無生氣。如今,我們黨正信心百倍地帶領我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充滿希望的征程中，只要我們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深扎根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牢牢把握時展的要求，不斷地推進黨的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之花就一定會在中華大地這片廣袤的沃土上盛開不敗。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10-2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41-3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列寧選集》第3卷，5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列寧選集》第1卷，274-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列寧選集》第4卷，5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選集》第2卷，2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8]《選集》第2卷，7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9]《鄧小平文選》第3卷，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48-2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列寧選集》第2卷，2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列寧全集》第26卷，1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斯大林全集》第5卷，1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8]《列寧全集》第42卷，3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列寧全集》第3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選集》第3卷，10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