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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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觀察，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先后開始的改革，雖然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經過近30年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沉淀，參與改革的國家的命運大不一樣。興旺發達、日益強大者有之，失敗破滅者亦有之。國內外各種人物都在追問其根本原因。對這一基本問題的不同回答，將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引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思想政治上總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歷史經驗，十分必要。

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經濟、文化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的實際相結合，利用世界歷史帶來的機遇，沖破帝國主義的世界鏈條，以歷史新紀元的面貌出現于世界。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獨自與帝國主義對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地圖。同時，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怎樣發展和鞏固，怎么樣在內政外交方面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策，卻需要漫長的探索過程。這段時間，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上必然充滿前進和曲折，凱歌與挫折，其實這就是不斷走向成熟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就是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在自身不具備豐富經驗的情況下進行的，有許多事情史無前例、前無古人。工人階級及其領袖人物從不標榜自己是神仙和皇帝。誰也不敢說一個國家的任何改革舉措必然正確。因此，改革總是存在不斷反思的必要，不斷接收實踐的檢驗。人們對幾十年已經發生的改革實踐中，能夠運用科學的方法判定最基本的是非曲直，是無可非議的。本文就以中國和蘇東國家進行改革的基本經驗和教訓為主要參照，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改革是否具有長期獨立探索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基礎，具有關鍵的意義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成功的改革，需要具有比較深厚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只有那些進行改革的思想理論比較端正和明確，同時具有長期改革實踐積累的國家，才具有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那些驟起驟落、突發型的改革，沒有一個是不遭受挫折的。缺乏改革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聲勢搞得越是熱鬧，做法越是離奇，領導人物越是自以為高明和得意，就失敗得越慘。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走出一條成功之路，關鍵就是中國是具有長期改革的思想理論積累和實踐基礎的積累。中國自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初期，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以改革的精神獨立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以發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為標志，不僅提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命題，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難能可貴地提出“以蘇為鑒”，防止照抄、照搬蘇聯模式，開始了對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些探索形成的理論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具有長久意義的探索，鋪墊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基礎，指明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正確方向。這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1

起自1956年《論十大關系》的一系列探索，都體現了的獨具特點的思想創造。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2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創造的具有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新成果，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

在20世紀60年代，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深入探索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系列問題。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形式問題上，按勞分配的問題上，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上，社會主義社會的所處階段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的問題上，執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問題上，國際戰略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問題上，都得出了比較正確的結論，產生了十分寶貴的思想理論成果。即使像“”失誤的教訓，也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實踐經驗，使后人總結借鑒，為準確地解決這類問題積累了理論和實踐的財富。

在思想理論上，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成果。正是這些理論成果，奠定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出現和形成，直接銜接了思想與鄧小平理論，同時指引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可以說，有了這個成果，才有后來的繼承和發展，才出現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在實踐上，中國的改革嚴格按照中國國情進行，一以貫之。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脈相承。這正如美國的思想研究者斯圖爾特?施拉姆在談到與鄧小平的繼承發展關系時所說的：“當今鄧小平的中國和20年前的中國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點也沒有改變：即為尋求一條現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的特色，他們都以此為目標。毛談到過制定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鄧則寧愿說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3正是在這里，施拉姆找到了與鄧小平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依據。

為社會主義改革鋪墊的基礎有幾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在改革中正確對待國際經驗。既不盲目地照搬蘇聯的經驗，也不盲目地否定蘇聯的經驗；既不企圖把自己的經驗強加于人，也不接受大國主義的指揮和壓力。第二，在改革中立足于本國的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蘇聯的經濟發展的重、輕、農順序，來到中國就毫不猶豫地變成了農、輕、重的順序。第三，改革的出發點是實現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和生活發展的需要，從根本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和東歐國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東歐國家被蘇聯大國主義束縛，不能允許做出這樣的基礎性鋪墊，波蘭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遭到蘇聯的干涉和壓制，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回到原有蘇聯指定的軌道或者走向例外的極端。蘇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在對待兄弟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以民族自私為出發點，控制其他國家不越出自身的規范，而不是支持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沒有積累有價值的新成果，在實踐上也沒有成功的積累，后來的改革也不具備應有的基礎。最后在20世紀80年代那種迫不及待、旋起旋落的突發式的改革，使其不可能會有成功的可能。

二、改革中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命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改革，從本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根本目的是為了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得更好。因此，凡是在改革之中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國家，改革就能夠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政黨就處于主動地位，社會就處于安定團結的狀態，不斷取得成就；否則，改革就會丟掉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方向，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受到威脅或者喪失，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在動亂或者劇變中被推翻。

中國的改革伊始，針對改革初期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一些極端現象，鄧小平就及時而果斷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務虛會上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思想。”4鄧小平接著說：“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5這里鄧小平講了兩個意思，一是這是黨長期堅持的基本原則；二是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方針政策就是堅持了這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鄧小平提出：“用巨大的努力同懷疑上面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斗爭。”6其實，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在改革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之中，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健康發展，最大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堅持了以四項基本原則為主要內容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根據這些原則，對干擾改革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保證了國內大局的安定和改革的正確導向。根據這些原則，雖然提出并實施了糾正晚年發動“”的錯誤，但同時保住了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保住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的基礎。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持下，四項基本原則在80年代就寫入了黨的基本路線，載入了憲法，成為立國之本，成為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這就是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7這就進一步指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以及在改革中不斷開創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質就是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8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過程中，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轉化為“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改革實踐中的一個偉大的創造。這是在政治上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具體化、中國化的真正體現。對于四項基本原則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清醒地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和斗爭，將是新時期一定范圍內階級斗爭的主要反映。這就使得中國度過了難關險灘，使得改革乘風破浪，安定團結，鞏固發展。

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之中沒有提出和堅持類似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樣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盲目地進行改革，甚至把馬列主義的指導丟到九霄云外，把放棄黨的領導視為“開明”，把社會主義制度當成傳統的模式，根本丟掉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條件下提出的所謂改革的新思維，把改革搞成了離經叛道，實際上就已經注定了其失敗的命運。現在，這也成為不爭的事實。無論有多少人，無論對蘇東國家的失敗做出多少種分析，丟棄和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這就是蘇東國家改革走向邪路，最終導致失敗的最大的政治原因。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不應該忽視和忘記這個教訓。

蘇聯在改革過程中，不懂得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從赫魯曉夫開始就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提出所謂“全民黨”、“全民國家”等錯誤的口號，使得抽象的人道主義、社會黨人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在國內長期泛濫，逐漸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勃列日涅夫雖然糾正了赫魯曉夫的一部分實踐方面的錯誤，但卻把赫魯曉夫主持的蘇共二十大的精神當成圭臬，這就注定失敗的命運。直到戈爾巴喬夫，在憲法上自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并批評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大搞私有化，模仿西方的多黨制，這就表明他徹底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在蘇聯官方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時把蘇聯基本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實踐都稱作“斯大林模式”，隨著“斯大林模式”的被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也隨之被拋棄了。前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曾對戈爾巴喬夫作過這樣的評述，“從1988年到1989年，他已經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響蘇聯歷史70年的‘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到1991年中，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隱藏的資本主義者，甚至他自己對此毫無覺察。”9這是西方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對蘇聯背叛科學社會主義的客觀評價。

在蘇聯國內，極端主義的思潮很快由反對斯大林轉向反對列寧，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國家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蘇共“民主綱領派”的領導人阿法納西耶夫，發表的觀點就是這樣。他說，“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在于列寧主義。”“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寧多次強調‘暴力’、‘無情地處決’、‘大規模的恐怖’這些字眼。……從這一點意義上說，斯大林與列寧相比實際上沒有任何新的發明。……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10在蘇共1990年2月全會上，《蘇維埃文化報》主編發言指出：“現在，正是列寧遭到了集中攻擊，……我們在某些雜志上看到了談十月革命和列寧本人在以后國家遭遇到的災難中所起的罪惡作用的重頭文章。而斯大林僅被認為在恐怖方面繼承了列寧的事業。”11當蘇聯劇變成為歷史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共產黨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繼承了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的極左主義的東西。”“……不幸的是，列寧，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的列寧比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顯得更為教條。”12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自白。在改革之中拋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離開了立國之本，必然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變質。這就是蘇聯發生悲劇的政治原因。

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歷史和歷史人物評價的態度不同，以的態度對待和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實踐導致滅亡，以科學態度正確評價自己的實踐歷史就能夠團結穩定

怎么樣評價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和歷史人物，特別是像列寧、斯大林、這樣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影響巨大的人物，涉及到是否尊重歷史，是否贏得民心，是否保持黨內團結的大事。對這樣的大事的處理態度，對政治局面的穩定和改革的命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人類歷史上，取代舊的社會制度的任何新型社會制度，在這種新型社會制度最初的一、二百年里，都有一個曲折發展和完善調整的過程。英、法、美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戰勝封建主義或殖民主義制度的過程中就是這樣。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例外。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也有一個探索、實踐和逐步展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曲折、錯誤幾乎是在所難免的。在改革中，如果丟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抓住某些錯誤或曲折的具體材料，以偏概全，作出嘲笑或否定新興社會制度的結論，就會走向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實踐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開創者的道路。這樣的改革，實際上就變成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不但違反了對待歷史的科學的態度，而且在實際上取消了社會主義國家合法存在的基礎。中國晚清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揭示了在否定歷史的現象背后，人們的真實動機。這是一條寶貴的歷史教訓。歷史和現實終于告訴世人一個簡捷的真理：否定列寧、斯大林，抓住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的錯誤不放，實質上是敵對勢力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前奏。

蘇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從大反斯大林開始，到全盤否定所謂“蘇聯模式”，最終對列寧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和丑化。這樣也就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和列寧、斯大林相聯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整個歷史。否定歷史，必然失去人心，搞亂輿論，失去了統治基礎，為亡黨亡國留下了禍根。

在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情況也是這樣。全盤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史，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中，東歐各國的黨幾乎都把自己的歷史看成是“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把矛頭指向前任領導者及其涉及的幾十年的歷史。這種改革的前景只能是滅亡。

1989年5月波蘭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決議《關于鏟除斯大林主義的殘余和消除它在波蘭的后果的立場》。黨的領導人費什巴赫把黨和國家的歷史看成是“斯大林主義在波蘭實踐的歷史”，表示要與之“一刀兩斷”。

1989年11月的保共全會，一心向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學習的姆拉德諾夫主張全面否定國家幾十年的歷史，對前任總書記及其支持者進行審判，取消了憲法中關于共產黨執政的條款，為1956—1978年間的歷次政治事件“平反”。保共于1990年1月召開第十四次（特別）代表大會，姆拉德諾夫在報告中說，“實行完全徹底的非斯大林主義化”，“徹底瓦解行政命令的官僚主義體制”。4月，保共改名為社會黨。反共勢力全面徹底否定黨和國家的歷史，對黨的前任領導人日夫科夫提出指控。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認為，否定在保加利亞執政30多年的日夫科夫，實際上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保加利亞的歷史成就。反對派組織甚至辱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譽甚高的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季米特洛夫，說他是保加利亞“40年罪惡的主要責任者”，是“極權主義大亨”，“獨裁者”，“殺人犯”，要求重新評價季米特洛夫的一生。一些極端主義分子還乘機污損列寧的塑像，襲擊索非亞革命公墓，推倒墓碑，毀壞墓地上千處。當地人們說，“現在真是連死人也不得安寧。”保共1990年1月召開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指出：“我們面臨的總的任務就是保共的非斯大林主義化和建立新型的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譴責日夫科夫及其親信的極權制度所犯下的變形和扭曲現象”。一個被稱作東歐的和平綠洲的社會主義保加利亞，此次進入劇變的混亂時期，社會主義制度毀于一旦。

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在歷史上的工業落后的農業區建成了一個工農業現代化的國家，成為世界十大強國之一。社會穩定，生活文明，與一墻之隔的西德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使在這樣一個社會狀態下，否定民德歷史的思潮在西方敵對勢力的鼓舞下，照樣滋長蔓延開來。在執政黨的錯誤處置下，最后形成了劇變之勢。民德統一社會黨（共產黨）1989年底召開的特別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指出，“斯大林主義在昂納克時代有其特殊結構、方法和表現形式。”“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具有濃厚的斯大林主義色彩”。該黨主席居西在會議上說，“要與斯大林主義所創造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思維和組織結構決裂”。歷史最終賦予這種否定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行為的報償，就是其亡黨亡國。

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權的傾覆，就是從為1956年事件翻案開始的。1989年5月，匈黨中央公報重新評價納吉，認為他是社會主義改革政策的象征。政府也發表聲明，哀悼納吉和他的同案人，決心同過去“違法的”政治決定劃清界限。否定黨的歷史，造成大批黨員退黨。10月的匈黨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宣布了黨的性質的根本改變和組織的全面分裂，共產黨正式解散。1989年10月，由匈牙利共產黨蛻變而成的社會黨聲明，“黨首先同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所有變種劃清界限”；認為匈牙利幾十年來搞的是一種“官僚主義的專制的國家社會主義”。匈牙利從此進入災難的深淵。可以看到涉及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一旦“重新評價”，根本改變其性質，就會帶來滅頂之災，弄得黨將不黨，國將不國。

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爭取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行動綱領》中指出，“我們明確而斷然地同黨和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決裂，因為，這一模式同社會主義的本來形象不但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敵視社會主義的。”13把黨和國家的歷史涂抹得一團漆黑，導致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亡黨亡國。

其實，在整個東歐地區的各個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前，都是處于封建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統治，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經濟文化十分落后。40年代中期以后，在蘇聯的幫助下，擺脫了西方壟斷資本的控制，獲得了獨立，陸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經過40年的建設，擺脫了貧困，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就在一片否定斯大林主義的喧囂中，輝煌被誣蔑為罪惡，光明被誣蔑為黑暗，導致執政的黨紛紛變質，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國家發生了劇變。

中國的改革始終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歷史和歷史人物。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年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把斯大林貶到地下九千丈，對斯大林主張三七開，留下了很好的傳統。鄧小平在改革之初，面對國內外各種勢力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歷史和否定的思潮，聲明我們決不用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那種態度對待。1981年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了正確對待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的決議。這樣就保住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保住了國家的安定團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命運與東歐迥然不同，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我國，1976年逝世，億萬人民悲痛欲絕。但是，隨著在改革之中糾正晚年錯誤的過程展開，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開始制造種種謠言，以搞亂社會主義中國的民心。全盤否定的口號，巧妙散布的“小道消息”，以圖敗壞的聲譽，涂黑時代的歷史。這正如曾經講過的，“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們黨遇到的一個全局性的、緊迫的、至關重要的問題”。14令人欣慰的是，鄧小平作為改革的總設計師，在改革的一開始就注重維護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歷史，注重維護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者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指出：“給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我們不但要把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15現在看來，中國人民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歷了一場如何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的歷史性的嚴峻考驗。在這場考驗中，整個說來中國共產黨人做得較好，為改革的勝利進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始終能夠正確對待開國元勛。這樣，就團結了廣大人民群眾向前看，穩定了國家的政治局面，就能夠延續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不同于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根本區別之一。

四、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否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對于改革的方向和成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和蘇東國家改革的過程都出現過帶有風險性的許多類似的現象。在這些現象面前，也有許多人居安思危，提醒執政黨對出現的風險進行救治和反思。但是，改革的命運還是在蘇東國家和中國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改革的不同結局和命運表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什么樣的人手里，帶有決定性的意義。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社會主義改革就前進，就成功，就能夠達到人民大眾參與改革的初衷。如果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階級異己分子手里，改革的失敗就是必然的了。

在蘇聯，自從斯大林逝世之后，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基本上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落在了一些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崇拜資本主義，追名逐利，時刻要離經叛道的人的手里。這樣的最高權力層的素質結構，不可能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向人民群眾兌現在撈取政治資本時的許諾，必然走偏方向，失去民心，導致國家垮臺和社會主義事業在一個國家范圍內的失敗。

中國在之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都能夠堅持并努力在實踐之中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都是馬列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能夠走正確的道路，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得到鞏固和完善，帶領人民創造新的幸福。

因此，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眾化，這是涉及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普遍提高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培養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保住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千秋萬代永不變質的大事。社會主義祖國的命運，一方面寄托在在素質較高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身上，另一方面也要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廣大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的培養，保證有一個選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健康氛圍。

只有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情況下，才能對群眾進行普遍的、深入的馬列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教育，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逝世之后，鄧小平、、等領導人都強調在群眾中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展示了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風采。鄧小平就特別強調對黨員干部和青年進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他曾這樣指出：“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的優勢。”16也十分重視這一工作。他在黨內提出了進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提出“要講政治”，提出對黨員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教育。擔任總書記以來，一貫強調在全黨和人民群眾中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教育。他在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的一系列講話，他在十七大的報告，都說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之中提出，要實現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這更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宣傳普及活動。我們可以相信，只要我們切實把關于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偉大戰略目標在現實中實現，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就能夠永遠保持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一定能夠成功。

只有在一個廣大民眾普遍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社會環境之中，才能保證選拔出來的接班人、特別是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領導人，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個信仰危機、科學社會主義理想缺失的社會環境里，很難保證我國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在這一點上，蘇聯自從斯大林逝世之后發生的背棄馬列主義領導人上臺的事情，確實值得全世界進步人民警惕。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我國距離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有幾十年的時間，一切忠于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共產黨人，都應該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學習和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造一個健康的社會輿論環境和思想理論背景，使得中國人民大眾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做出科學的選擇，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永不變色。

注釋：

1.《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306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307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施拉姆：《的思想》，第25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165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5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頁。

7.《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1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6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下），第655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10.《今日蘇聯東歐》雜志，1991年第1期。

11.《蘇聯問題資料》，第140頁，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

12.米?謝?戈爾巴喬夫，池田大作：《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第361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

13.以上5條均見《東歐劇變與執政黨建設》，第90~91頁，紅旗出版社，1991年版。

14.《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05~627頁，人民出版社。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頁、第301~302頁、第308頁、第34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劉書林，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京市，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