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民主政治建設思考

導語：改革開放民主政治建設思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又面臨著許多嚴峻的考驗。

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三點基本經驗值得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

一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圍繞中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展開，服務于這個中心而不能干擾和脫離這個中心。

鄧小平把凡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問題，都作為政治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在狹義的政治領域，還是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1以改革開放為特征的中國經濟建設，從一開始黨和政府就沒有把它僅僅看成是經濟領域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關系到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偉大創新實踐。鄧小平對此講得最清楚：“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2“就我們國內來說，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3在他看來，“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講就是經濟建設。”4“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5作為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中國的經濟建設就不是僅僅限于生產和分配等行為，而是黨和政府需要動員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力量集中精力做好的頭等大事。鄧小平理論這種獨特的政治視角，對于正確定位中國經濟建設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關系，具有指導性。既然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是經濟建設，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不能脫離這個最大的政治問題另搞一套。我們不能把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建設割裂開來，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開展民主政治建設。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適應生產力不斷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際堅持一條不可動搖的原則，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大局，必須從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需要出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對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建設提出什么變革要求，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建設就要通過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滿足這些要求。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30年的實踐也證明，緊緊圍繞社會發展主題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和變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非常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1989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基本路線，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也相應地確定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61992年黨的十四大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主攻方向也隨之作了調整。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從黨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主要強調了六個方面：一是保持宏觀政治穩定，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二是加快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制建設，建立并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三是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建設。四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創新，建立法治政府以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制的需要。五是推進和擴大村民自治和城鎮社區自治，發展基層民主制度，使基層民眾真正享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六是加強人權保障和司法保護，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制保護的權利和自由，使中國的人權狀況得到全面的改善。7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繼續推進。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8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揭示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拓展了人們對于發展內涵的認識。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是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發展，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之間、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之間的統籌均衡發展，是持久的可持續發展。9這樣的發展，囊括了中國發展的基本要義，對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既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和深化，又要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10這要求我們不僅要正確理解“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11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參與”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基本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意識和人權觀念的不斷提高，人們在不斷享受經濟和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民主參與的積極性也會隨之不斷提高。一個穩定和優化的政治體制在能夠滿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參與的同時，還能夠通過制度創新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的需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與這種不斷增長的、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需求和積極性相適應，實現人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既要做到“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全社會法治觀念進一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成效。基層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顯著增強”12;并且在以下方面，也應該有所突破：一是加強黨的執政制度法制化建設，把黨的執政制度作為中國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確定下來，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制度如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性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一樣，成為中國政治制度法制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加強人權保障法制體系的建設。加快制定《最低社會生活保障法》、《醫療救治和救助法》、《公共環境保護法》、《住宅保障法》等項法律法規，落實和完善《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教育法》、《選舉法》、《立法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有關法律法規，擴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和公民相關權利的法制保障。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將在適應科學發展需要的過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發展到新的更高的階段。

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是為了鞏固、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這種民主以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為宗旨，以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相結合為本質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設為實踐路徑，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民主是在繼承和批判資本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有更高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在制度設計上要解決資本主義民主難以克服的兩個問題：一是資本主義民主存在的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的不統一的問題。也就是國家權力在法律上規定人人平等享有，而實際上保障的是私有財產和資本自由的權利。資本和強勢集團對權力的壟斷和操縱是資本主義民主難于克服的痼疾。二是民主與效率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解決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間的矛盾。自由主義民主對權力的不信任、時刻提防政府管理權限的擴大傷害到公民個人權利，而市場經濟社會又離不開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有效需求的供給。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要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奮斗目標，保證國家權力始終為最廣大人民服務的性質，又要解決權力無效率、濫用和腐敗等問題，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公權力的效能，把人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統一起來，真正實現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的統一。社會主義民主的這兩方面追求，是社會主義民主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超越，也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個人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是實現最廣大人民在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方面的真正的當家作主。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致力于保障最廣大的人民真正享受和享有民主權利，反對國家權力和社會管理權事實上被資本勢力、強勢集團或少數人壟斷；一是主張民主參與的全面性，不僅主張人民對于民主選舉的參與，而且主張人民對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全面參與；一是主張民主實現的真實性，認為民主的實現是有條件的，不首先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就不能真正實現和保障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民主的實現不單單是政治領域的事情，而是與保障和實現人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和自由這些條件相關聯。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支持、組織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實現。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沒有一個對廣大人民負責的、能夠團結和凝聚社會各方力量，整合社會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領導核心，國家和社會就會陷入爭斗和混亂，結果只能是四分五裂，無法擺脫統分循環、積貧積弱、發展不平衡等歷史痼疾，帶給人民的只能是痛苦和災難。像中華民國初期，中國試圖搞多黨制，結果軍閥混戰；“”“踢開黨委鬧革命”，結果是十年動亂。所以，在中國，若想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必須有一個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先進的領導力量。在這個領導力量的組織和帶動下，通過各方協商，在共識和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政策，凝聚人心，循序漸進地把中國的民主政治推向前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有一段話講得很好：“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實現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13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但是建國以來，尤其是經過“”的十年動亂，中國深刻反思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得失，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法制的民主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需要法制，人民當家作主更需要法制。法制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實踐中創造的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用法制的形式確定下來，并在民主政治實踐和制度創新中不斷完善和豐富，形成民主制度的長效機制和穩定的民主文化和生活。一方面避免黨和國家的政策因領導人的變化和領導人個人意志以及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化，防止個人專斷；另一方面，人民當家作主需要有序的政治參與和完備的制度規范和約束，防止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混亂。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上述經驗作了高度概括，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4“三統一”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的集中體現。努力實踐“三統一”，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實踐，就能夠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追求的“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效率”、“民主與公平”、“民主與法制”的高度統一，把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充分地展現出來。

三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宏觀政治制度框架不變下的制度發展和制度創新過程。是一個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豐富民主實現形式的過程。

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價值選擇和制度重構層面的問題，還是原有制度不夠完善和實現形式不夠豐富層面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學界有不同認識。中國國內以及國外的有些學者，否認中國現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把中國作為權威主義國家或向民主制度過渡的國家。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我們不認為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我們主張世界民主的多元發展。認為世界各國人民只有從本國的實際需要出發選擇和決定本國的政治制度形式和政治發展道路，才能造福于本國人民。目前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經驗雖然證明民主的實現形式在許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鑒的，并且只有相互吸收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但民主制度的階級性質、特色和優勢僅僅存在于各國民主政治的實際歷史進程中，存在于各國的民主文化的生成與發展中，無法用統一的發展模式來概括和推廣。15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不存在一個新的民主價值的選擇或制度重構問題。民主政治價值層面的問題，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階段已經做出了選擇。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方案在中國大陸進行了38年的實驗（1912—1949），實踐證明這條路走不通。中國人民最終確立了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那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幾千年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做出的選擇。同志在2004年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經過反復探索、不斷總結，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制度，集中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好、發展好這些制度。”16

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本質上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17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是要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中，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豐富民主的實現形式，拓寬民主的實現渠道，不僅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現實需求，也滿足人民政治參與不斷增長的積極性的現實需求。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制度，完善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完善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善和發展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同時還要進一步優化和改善我國的政府行政體制、司法體制、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機制、權力監督制度和機制。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相關制度和實現形式，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3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進步也證明了這些制度不僅符合中國國情、而且有巨大的優越性，不僅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也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礎。當然這些制度的實際運作，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還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要通過改善政治體制、鼓勵制度創新，把經過實踐證明的能夠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維護人民權益的制度創新和實現形式，用法律和制度確定下來，使我國民主政治不斷地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實踐路徑。

二、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主要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已經基本明確，目前關鍵是能否按照這條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這里要點主要也是三條：

一、堅定不移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避免僅僅從狹義的政治民主出發，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割裂開來。

對鄧小平廣義的政治觀和為什么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人們在理解上會產生一些疑問。從狹義的政治民主需要出發，實現人民民主，通過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設計，落實人民在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方面的民主權利，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所要達到的目的，為什么還要附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的條件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條重要原理告訴我們：“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18我們為什么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它的真正的社會發生動因是什么？能不能簡單的理解為人民對政治權利或政治參與的需求？如果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動因，僅僅限于狹義的政治民主，而不涉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經濟建設這個廣義的政治領域，那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不應該附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的條件。而事實上，在國家層面，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一以貫之的動因，始終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始終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19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和“人民在現實中的根本利害”20。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給出這樣一個判斷：無論是整個國家或某一個地方，如果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那么，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絕不能脫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能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割裂開來。

堅定不移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不是簡單的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建設一樣，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單方面的或者脫離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雖然可以暫時地調動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熱情，如搞民主選舉試驗、民主監督測評，民主決策論證會，建立民主管理和理財小組等等，但是如果這些民主實踐，不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提出的必然需求，不是人民政治參與和保障民主權利的現實期待，而是領導個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設政績工程，那么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不具有長久的可持續性。經驗證明，凡是不與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需要相統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凡是不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到頭來都是不能長久的。往往是人在政存，換了領導人，先前搞的那一套也就停止了，所謂“人走政息”。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問題的提出和發生動因，一定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現實需要，一定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可持續發展。

另一種傾向是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對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迫切的改革和建設需求，如經濟社會已發展到必須建立新型的干群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才能使政治體制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協調，而現有的體制機制已不能滿足人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需要，但我們的有些干部和領導者仍因循原有的體制機制，直到工作無法開展，各種矛盾激化到影響社會政治穩定，才被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種被動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們要變被動的改革和制度創新為主動的改革和制度創新。要敏銳地洞察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現實需求，敏銳地洞察人民不斷提高的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的期待和訴求，敏銳地洞察人民對于權利保障的需要，恰如其時地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創新，真正做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如何看待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提出的“權力高度集中”、“家長制”等問題？至今仍然有的學者認為，“鄧小平1980年指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弊端基本沒有改變”。21“黨政不分問題有某種曲折和強化趨勢。”“黨內個人集權的問題并未從實質上加以解決。”22如果拋開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發生的深刻變革，單純從某個單位和個別地方而言，上述的判斷也是事實。但這個問題要放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個大背景和歷史進程中來認識。我們要看到，以下變化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民間社會因素的大大增長，已經使國家和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民主法制化建設的歷史性進步，黨和國家在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行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不斷擴大，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不斷增強，也使執政黨的權力職能有所分解和優化；在一些經濟社會比較發達和民主政治建設先進地區，在村民自治和社區自治制度落實得比較到位的地方，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作用已不是過于集權的問題，而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勢下有效發揮的問題等等。總之，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深刻變革，已經使權力高度集中、家長制這一在改革開放初在政治領域最突出的問題，發生了較大變化或轉化為新的問題。如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需求、公共需求供給不足的矛盾上升，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分化問題的加重，環境、資源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突出，等等。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適應變化了的新情況，要針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二、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反對把這三者分離、割裂、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

能不能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是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能否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的最集中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當家作主，但在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整個歷史進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政治的本質體現是三要素，而不是一個要素。黨的十六大報告講得很清楚：“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3黨的十六大的這一結論，不僅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的正確總結，更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追求人民民主所進行的百年奮斗歷史的經驗結晶。

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保持黨的領導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法治性，從執政的視角就是如何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科學執政就是堅持和發展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發現真理和檢驗真理的歷史唯物主義，使黨的執政決策保持正確；民主執政就是堅持和發展黨的群眾路線的光榮傳統，堅持為人民執政、依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依法執政就是不斷推進黨的執政法制化建設，使黨不僅正確的領導立法，而且模范地遵守法制和保證法制的執行。24確立把科學、民主和法治貫穿于黨的執政過程，這樣高的執政目標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是做不到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各種類型的執政黨的本質區別。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具體體現，是作為執政的共產黨先進性建設的基本要求。能否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能否真正得到保證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把黨的執政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好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才能得到切實的保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保障最廣大人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實保障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不僅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更應在制度建構上加以完善和創新。目前，黨和政府對發展中不斷擴大的貧富分化和利益分化已經引起高度重視，提出了“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建設服務型政府”25等目標和措施。科學發展觀從宏觀政策上對貧富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不斷擴大、公共服務的缺位和非均等化26等作出了回應，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抑制資本和強勢利益集團對權力的侵蝕和主導，保障國家和政府權力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和公正發展，還需要黨和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上的依附必然帶來政治上的依附。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就很難實現平等。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努力創造實現經濟和社會平等的條件，為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理想打下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還面臨三種傾向的挑戰：一是以人民當家作主之名行無政府主義之實。把人民當家作主單純地理解為一切都由自治組織說了算，什么黨的領導、依法治國統統拋在腦后。認為只要絕大多數民眾決定的事情，無論黨和政府是否同意或是否符合法制，都可以做。把自治組織的局部利益與黨和政府代表的國家和社會的全局利益對立起來，把自治組織的自治行為與國家法制規范對立起來。這樣的“人民當家作主”，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當家作主，實質是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其結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權力被社會少數強勢集團控制和壟斷，人民當家作主徒具形式。一是以強化黨的領導之名掩蓋個人或少數人專斷之實。我們黨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和集中的結合，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公平的統一。黨的領導機制就是在民主基礎上集中。但是集中不能成為某些個人或少數人搞專斷的口實。有的人以“集中”為名，不顧及最廣大人民的意愿，無論在決策環節、還是執行和監督環節，眼中只有少數所謂社會精英群體，把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變成少數所謂精英人物和群體實現權利訴求的舞臺。有的人以加強黨的領導為名，用黨委決定取代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壟斷用人權和決策權，把黨的領導變成個人或少數人的專斷。還有人以依法治國之名，傾向于搞西方憲政主義之實。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黨領導人民依法當家作主。無論“民主法制化”還是“依法治國”，歸根到底都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為了使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而不是搞脫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法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目標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共享發展成果，而不是為了只實現對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護。

三、堅定不移地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反對按所謂“普世價值”的“統一發展模式”另搞一套。警惕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和制度模式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的負面影響。

能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是前提和基礎。這些基本政治制度體現了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和實踐檢驗對人民共和國理想的歷史追求和現實選擇，否定或動搖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僅是對先輩為之奮斗的歷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體意志背道而馳的。歷史上的任何改制都是由于當下的制度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是對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無能為力，不改制原有的制度就無法維持下去。還沒有哪個國家和執政集團，在當下的制度不僅能夠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國家實力日益強大的情況下，就莫名其妙地放棄原有的制度體制去另搞一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連續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為解決目前發展中的問題提供了可期待的愿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不僅為經濟和社會的平穩快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而且為人民不斷提高的政治參與積極性和權利訴求提供了制度平臺和疏通渠道，通過大災大難的考驗不斷體現出優越性和發展潛力，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不堅持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非要全盤否定，全盤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拿13億人的前途和命運作賭注，這是絕對不行的！

目前對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最大挑戰莫過于“普世主義”和“民主發展模式趨同論”。美國學者福山1989年撰文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點，也是歷史發展的終結點。27斷言資本主義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獲得最終勝利。印度人阿瑪蒂亞?森在1999年也發表題為《民主作為普適價值》28的論文，論證20世紀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這種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義，對中國學界的誤導性影響甚大。

基于西方社會政治實踐總結的民主知識，對人們認識西方民主的一般性或共同性有一定幫助，但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與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有本質區別。《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把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特色概括為四點：“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是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29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基本制度、實現路徑、發展動力和發展道路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闡述，30尤其是對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質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揭示，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我們認為，不僅主張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言論可以休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和日益深入人心，也必將給“普世價值”民主討論劃上一個終結號。

實踐層面的一些現象也反映出，抽象一般的西方民主理念，乃至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設僅僅理解為普選權的落實和競爭性選舉制度的實行，一些地方進行的民主政治實踐，總是在選舉方面做文章，把選舉和授權作為民主實驗的唯一選擇；一些地方進行民主政治創新，不注重如何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制度資源，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不堅持在法制框架內進行民主形式和機制創新，而傾向于拋開現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資源，進行與現有體制沖突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改革，把許多本該由政府承擔的對最廣大人民責任的職能，統統地推向市場，淡忘了在中國各級政府前面還有“人民”這樣的限定詞；還有的把民間社會因素的發育與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為對立起來，認為黨和政府就應該從正在發育的公民社會退出來，建立完全自治、政府權力和黨的領導不能進入的自由社會等等。這些做法和認識，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影響痕跡和誤導。所以，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在現有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和從所謂的“民主普世價值”出發進行實踐，在中國這塊社會主義的土壤中，是不會扎根成長的。我們要積極借鑒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中國有生命力的民主只能扎根在中國這塊古老而又現代的大地上。

總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最大成就是通過總結經驗、實踐探索，形成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某些勢力企圖否定、挑戰這條道路。始終不渝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必須堅持的各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依法當家作主的偉大政治實踐中，不斷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經驗和制度形式，豐富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這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挑戰，更是時代賦予我們這個民族的光榮使命。

注釋：

1.鄧小平指出：“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相關討論參見陳紅太《中國政府體系與政治：概念、總結與探索》，第68～69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0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參見《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5～4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參見陳紅太：《回應三大挑戰，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

8.《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6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科學發展觀首先是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指導思想和原則提出來的。不久，隨著人們對它的認識不斷深化，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發展的根本指導原則在各項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報告，把科學發展觀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的高度。

9.關于科學發展觀內涵的詳細解釋可參見的十七大報告和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0.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11.：《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12.：《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13.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第9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4.《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5.相關討論參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人民日報》主辦的《內部參閱》，2006年第24期。

16.《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3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7.對這一結論作出規范表述的是黨的十六大報告。但早在1998年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的大會上，同志指出：“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83頁、第687～688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當然這一判斷并不排除在個別地區政治參與的訴求和保證權利的需要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動因的客觀事實。

20.《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胡鞍鋼等主編：《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第7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2.參見王貴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第10～11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24.參見：《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2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25.：《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26.公共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上學、就業、治病和住房難的問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待于實現——公共服務的城鄉差別、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別等；有利于民生的社會管理不到位——食品、藥品安全和生產安全管理，突發事件的管理，政府的再分配職能的強化等等。

27.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1989.Vol16.p.3。1992年福山又出版《歷史的終結》一書，系統地闡述了西方自由民主取得最終勝利的觀點。為西方民主的普適價值作了系統的論證。

28.AmartyaSen,DemocracyasaUniversalValue,JournalofDemocracy，July1999.Vol10.

29.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第9～10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0.這些內容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經驗”已做了較充分的闡述，此不重述。

作者：初陽，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北京市，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