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文學幽默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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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成要素

杰羅姆與林語堂二者之間的幽默作品是以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構建而成的。杰羅姆的作品多以社會上的小人物以及小趣聞累疊在一起，成為作品中一個個的小高潮。例如諷刺包裝工人、醫學院學生等。這些人物或者事件彼此間沒有任何關聯，只是不分先后的拼湊在一起成為隨筆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林語堂的作品則是由完全不同的群體作為基本構成了論調清晰明確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多為諷刺黑暗官場、社會風氣等，諷刺的對象多為處于社會上層的群體以及整體的風氣。林語堂很聰明的將袁世凱、孫中山等人引入文中，即增添了吸引力，又將其作為更加有力的證據。這里不僅僅是在諷刺個別的達官政要，而是在諷刺這一類所謂的統治階層的通病，這些統統都是糜爛生活所導致的“富貴病”，官員政要若是將自己的心力全部用于操勞國家大事上，斷不至于害得這一身的“政治病”。

(二)致思方式

杰羅姆的作品從致思方式方面來講，尤其注重透過筆觸和描述來進行表達。杰羅姆通常都是用簡單的手法將人或事摹仿出來，力求用人或事的真實表現自己來說明道理或進行諷刺，而他自己很少站出來進行說明。而林語堂的致思方式是極為不同的，林語堂的幽默作品中始終充滿著強烈的社會政治使命感。他的作品在幽默的同時還擔負著政治教化的作用，所有的論調和描述諷刺的對象都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都服從于林語堂本身的社會政治原則。我們來看這段文字的描述:在中國，雖然一個人可以因偷竊一個錢包而被捕，但他不會因為盜竊國家資財而被抓起來。甚至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無價國寶遭到有關的官員偷竊，事情敗露后，罪犯也沒有受到懲罰。因為我們對政治腐敗有一種“需要”，于是從邏輯上就必然會產生一種“仁政”理論。孔子要我們接受仁人之治，我們也確實把他們當作仁人君子，他們可以不做預算，不報告支出情況，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許可，犯罪之后不需要進監獄。林語堂的諷刺中，很少有對于被諷刺對象本身的描述。在這里沒有具體去臨摹官員盜竊國家資財的具體犯罪過程，而是簡單的將這一事件鋪陳出來，緊接著的就是對于這一事件所影射出的社會問題的批判的諷刺。

(三)邏輯連貫

林語堂所提倡的“幽默”是一種人生態度，是一種人生觀的體現，他認為“幽默”應該對人生乃至國家社會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所以林語堂的“幽默”體系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性。對于幽默的每一層次意義的理解和把握都是這一邏輯系統里的一個環節。從對待生活的態度，到對人生觀的感悟，再到對國家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入參透和拷問，這些環節彼此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了林語堂的幽默邏輯體系。但杰羅姆的作品中邏輯性并不強。《三人同舟》以及《懶人懶思錄》都屬于隨筆性質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沒有主次重點，而是信手捏來的素材和突然迸發的靈感和思考。由此可以看出杰羅姆的“幽默”具有零散性和隨機性的特點。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獨立存在，彼此間毫無關聯，沒有內在的連貫性。

(四)文化功用

從文化意義的角度來看，林語堂有關“幽默”的論述顯得更為大氣和廣博。林語堂曾在自傳中提出過有關“幽默”的觀點，他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大環境中，假道學充斥著學術環境，人們毫無幽默可言。而幽默本身并不應該只是一些低級的笑談，而是應存心“悲天憫人”，這樣才足以與虛偽的假道學相抗衡。而又正如辜鴻銘所說:“英國人無法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英國人一般來說深沉、純樸、卻不博大。”英國的民族精神本身就是先強調個體，注重精神上的自由。杰羅姆作為英國幽默文學的領軍人物非常符合辜鴻銘在這里所總結的論調。杰羅姆關注的，更多的是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一瞬間的感悟。狀似發牢騷般的隨意自得只不過是純粹的把他想表現的東西拿出來給人看而已。他并不關注這些文字會給別人帶來什么影響。所以，杰羅姆的作品具有較強的個人主義色彩，并不關注“幽默”藝術的文化功用。

總體而言，J•K•杰羅姆與林語堂的“幽默”藝術風格有所區別又有所聯系，杰羅姆的英國式冷幽默風格側重于對于人或事物的諷刺和抨擊，而林語堂的中國式幽默則側重于對于心靈和人性的思考和重新定位。眾多不同的因素導致了二者藝術風格的不同，但無論是相同還是不用，他們的作品都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幽默藝術成就，無論怎樣的比較都絲毫無損于他們的幽默。他們在幽默藝術創作中都給人帶來了身心的愉悅和凈化，其影響深遠。

本文作者：王祖光工作單位：廣州邊防指揮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