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非農就業影響因素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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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現狀分析

1.1農村非農就業的基本狀況。改革之前，政府通過戶籍制度等政策法規嚴格控制城鄉間人口流動，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緩慢。改革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放開激發了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非農就業比例相對較小。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由于日益嚴峻的人地矛盾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農村勞動力供需矛盾加劇，產生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與此同時，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業勞動邊際收入進一步遞減，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壯年農村勞動力紛紛離開農村，遷移城市而化身為農民工，農村非農就業得到迅速發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來中國農村從業人員的統計數據。

數據顯示，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從1990年的10869萬人增長到2007年的19946萬人，凈增長9077萬人；非農就業人口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來，增長了18.2%。據專家計算，現階段需要的農村有效勞動力是1.9億人，而中國現有農村勞動力總量是4.9億人，剩余勞動力是3億人左右；參照發達國家技術與管理水平，中國種植業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勞動力將增加到3.8億人。這說明中國農村的非農就業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將是一種長期趨勢。

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就地轉移的時期，主要是農村居民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這一時期，我國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吸收了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人數為2827萬人，1990年為9625萬人，12年內凈增加6798萬人，增長了2.4倍。在這些鄉鎮企業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民工，通常亦工亦農。統計數據顯示，這種形式的非農就業占當時非農就業的81.5%，占鄉鎮企業總就業量的62.4%。

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初期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向外轉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務工。從1990年代初開始，“外出務工”取代鄉鎮企業的就地轉移，成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式。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31個?。▍^、市）6.8萬個農村住戶和7100個行政村的抽樣調查數據推算，2007年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14290萬人，已經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29.4%，占整個農村非農就業的71.6%。

1.2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特征。

1.2.1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并存。從農村非農就業的空間分布看,有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兩種形式。本地就業主要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發展較為迅速，此后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和部分鄉鎮企業關停并轉而使其發展速度逐步緩慢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形成中西部落后農村地區和東部沿海城市兩個經濟發展極，在馬太效應的影響下，落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必須流向到發達的沿海城市，形成規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時異地就業成為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來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經歷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業為主，90年代后以異地就業為主，兩種方式并存的就業方式。

1.2.2“西出東進”跨地區流動。中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轉移通常是跨地區的。據統計，2007年在鄉鎮內部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占非農就業總數的9.4%；在鄉鎮以外，省以內就業的占28.4%，在省外就業的占62.2%。在這種跨地區非農就業中，流出人口比例較多的為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四川、貴州、甘肅等省份。據統計，中西部地區2007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非農就業的86.5%。農村非農就業轉移的勞動力大多進入了東部沿海城市，環渤海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農村非農就業流入的熱點地區，吸納的外地農村勞動力超過了全國總量的80%。

1.2.3非正規部門就業比重高。城市非正規部門主要是一些松散組織、小型企業或勞務組織、個體工商戶以及零工供給點（比如車站碼頭等地的搬運點），其特點是對勞動力質量要求相對較低，但工資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條件較差。由于農民工素質較低以及正規部門準入門檻高等原因的影響，進城務工農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課題組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在正規部門就業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則高達83.6%。

1.2.4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農村剩余勞動力受自身能力素質的制約，主要進入城市非正規部門，從事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工作：蘇南、閩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加工貿易發展較快，其大部分外來農村勞動力進入加工貿易型工業企業；建筑業的迅速發展使得一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進入建筑行業，從事粗重體力勞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各類服務需求發展迅速，部分農民工進入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行業。表2列示了本課題組對農民工就業行業的抽樣調查數據。

1.2.5鄉鎮企業是吸納非農就業的主力。從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一直是吸納農村非農就業的主力軍。表1數據顯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都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其總人數從9265萬人增加到15090萬人，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一直穩定在80%左右。此外，民營企業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力也不斷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營企業吸納的農民工從113萬人逐年增加到2672萬人，其占農村非農就業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與此相反，個體經濟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力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1998年到2007年個體經濟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從2855萬人逐年下降到2184萬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新趨勢。

1.3.1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提高。近年來，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大多依托社會關系網絡，特別是血緣、鄉緣、地緣網絡，呈現出一人帶多人的鏈式遷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業中介組織發育較快，流入地區勞務中介組織正在形成，同時以組織勞務輸出為內容的對口扶貧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組織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許多社會團體、企業、政府部門也開始自覺地開展農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訓和法制教育，這為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提升創造了條件。

1.3.2非農就業“新生代”逐步形成。與改革之初的農民工相比，當前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主體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大多是從校門直接外出務工，他們追求城市生活，有著很強的市場競爭意識，把外出務工經商作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形成了更具進取性的非農就業“新生代”。這一代進城務工者對鄉土認同感在減弱，對城市認同感在增強，但又未被城市社會所接納，從而進一步強化這部分農村人口的流動性。

1.3.3非農就業難度不斷增加。近年來，農村非農就業難度不斷增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城市失業降低了城市勞動力吸納能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降低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彈性系數，勞動力需求明顯下降，而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化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勞動力的增加則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因此城市的失業問題正在加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機對非農就業產生巨大影響：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負向地沖擊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大量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陷入困境，降低了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有關分析報告顯示，與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務工人數減少了16.3萬人。其三，受多種因素影響，國內房地產業的發展進入調整期，勞動用工需求大大減少，農民工就業難度不斷加大。

2.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分析

2.1經濟發展因素。

2.1.1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的根本誘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擴大：全國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擴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為理性的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農民清楚地意識到收入差距是務農與從事非農職業造成的，而這種比較利益的驅動正是中國農村人口流動的最大誘因。

2.1.2產業結構變化是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的催化劑。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產業結構發展了較大變化：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相對下降，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供過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又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

2.1.3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吸納場所。作為集體經濟的產物，鄉鎮企業起初在本地農民中吸收職員，成為80年代中期非農就業的主要吸納場所。此后，經過90年代改革和調整，鄉鎮企業得到良性發展，此時不僅吸收本地農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來務工農民，成為非農就業的主場。表1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7年，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一直穩定在80%左右，其總人數從9265萬人增加到15090萬人。

2.2制度因素。

2.2.1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農就業的桎梏。長期以來，中國形成了以戶籍（口）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社會體制結構，這一制度將中國社會截然分化成城市和鄉村兩個相互分割的實體，使農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導致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遷徙過程停止。近年來，戶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農就業的枷鎖，促進了其良性發展。但是這種限制還沒有完全解除，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待遇還依然存在，大多數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并沒有積極落實，農民基本上沒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戶。

2.2.2產權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約了非農就業發展。中國農村實行的是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家庭聯產責任制,土地的使用權歸農戶，所有權歸集體。這種產權極不清晰的土地制度從兩個方面制約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其一，這種土地制度無法實行高效的土地規模經營，從而無法推動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不能為農村非農就業提供堅實的農業基礎；其二，這種土地制度形成了“離鄉不離土”的非農就業模式，即非農就業者在其失業時可以重返農村，從事農業生產，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流動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解除非農就業者后顧之憂。中國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范圍之外，無法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福利，無法如城鎮居民一樣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五大保險待遇。因此，進城務工農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權作為自身保障基礎，在發生失業、生病和傷殘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穩定性。

2.3勞動自身因素。勞動者自身素質是影響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F代社會提升勞動者素質的有效途徑主要是兩條：學校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從學校教育來看，與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相對不足，而農民自身經費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農村教育處于相對落后狀態，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截止到2007年農村初中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87.4%。由于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因此進城務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們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農民工的從業領域，他們大都只能從事粗重體力勞動或低待遇工作，同時也降低了其非農就業率。

從職業技能教育來說，由于農村缺少專門的職業教育機構，使得外出的農村務工人員缺少專門的職業技能。因此，外來務工人員在和城鎮居民競爭同樣就業崗位的時候就處于一種極為不利的境地，無法進入高層次職業，而只能從事一些體力消耗大、環境差及待遇低的行業。近年來，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年輕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家庭負擔最重的中年務工人員，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臨著更大的失業風險。

除了勞動者素質影響非農就業以外，勞動者的年齡、性別、家庭組成人員以及家庭所處位置都會影響農村勞動力是否進行非農就業。比如，青壯年比中老年農民外出務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務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處發達地區農村外出務工的人少，而家處偏遠農村外出務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歸分析

為了對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本課題組成員深入湖南、貴州、四川、陜西四省的二十個鄉鎮和廣東、上海、浙江三省的21個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對農村家庭和農民工進行實地考察，并發放了有關農村非農就業的調查問卷1580份，收回問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農村勞動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勞動力人數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齡30歲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變量選擇。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因素有很多，根據前文分析和調研的實際情況，本文選擇Y為因變量（Y=0表示從事農業勞動，Y=1表示從事非農就業），是0/1二值型變量,Xi為自變量。自變量中，經濟發展變量主要有三個：家庭所在地農村收入水平，該數據與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較，可以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用X1來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用X2表示；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來說明鄉鎮企業吸納非農就業勞動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變量也有三個：戶籍制度的嚴厲性用來表示（X4=0表示戶籍制度不容許勞動者自由流動，X4=1表示戶籍制度容許勞動者自由流動）；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積X5表示，單位為畝/人；家庭所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會保障制度較完善）。勞動者自身因素變量主要有四個：X7為性別（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為年齡，單位為歲；變量X9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學，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專以上）；X10表示是否參加過培訓（X10=0表示未參加培訓，X10=1表示參加過培訓）。此外，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社會網絡關系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是否從事非農就業的兩個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國內外經濟形勢較差，X11=1表示國內外經濟形勢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無社會關系網絡，X12=1表示有社會關系網絡）。據此，可以建立回歸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為各變量系數，X2、X3、X5、X8為定距變量，X1、X4、X6、X7、X9、X10、X11、X12為品質型變量。因為因變量是0/1二值型變量，而且自變量（協變量）也多為品質型變量，因此，本文選擇Binarygistic回歸分析來探討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否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

3.2回歸結果分析。對以上自變量與因變量利用SPSS進行Binary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篩選策略)進行變量選擇，自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水平為0.05、剔除方程的顯著性水平為0.10，最終運行結果。

其統計學原因是其顯著性水平為0.10。其現實解釋是：各地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的限制已經很低，因此變量X4被剔除；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還不敏感，因此變量X6被剔除；非農就業“新生代”形成后，年輕的農村勞動力無論男女，無論文化程度高低，也無論是否受培訓，大都直接從學校入城務工，因此變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歸模型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過模型可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呈同方向變動，而與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呈反方向變動，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越多，其向外轉移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就越大；變量X2的回歸系數為0.052，表明在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會使LogitP上升0.052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1，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376。②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越高，其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就越強；變量X2的回歸系數為0.065，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比每上升一個百分比，會使LogitP上升0.065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7，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1.564。③國內外經濟形勢越好，非農就業率越高，反之則越低；變量X11的回歸系數為2.354，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國內外經濟形勢好比經濟形勢差會使LogitP上升2.354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4，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6.512。④勞動力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越多，獲得就業信息的渠道越多，可減少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因而流動的可能性越大；變量X11的回歸系數為1.648，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有社會關系網絡較沒有社會關系網絡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3，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5.674。⑤農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積越多，需要的勞動力越多，則勞動力流動的可能性越小；變量X1的回歸系數為0.236，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多較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8，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勞動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強。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則會降低勞動力流動的意愿；變量X5的回歸系數為0.412，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為中等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6，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672。⑦在勞動年齡內，勞動者年齡越大，其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則越大；變量X8的回歸系數為0.625，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者每大一歲會使LogitP降低0.625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2，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60641。

對回歸方程的整體檢驗（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兩種方法，其P值均為0.002，具有統計學意義。在該模型中，Hosmer-Lemeshow統計量的概率P值為0.034，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應拒絕零假設，認為各組的劃分與因變量的實際取值相關，而且模型總的預測正確率為89%，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高。

4.結論

上述研究可以歸結為以下結論：

4.1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村非農就業迅速增長，具有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相結合、西出東進跨地區流動、非正規部門就業比重大、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等特征，近年來呈現了組織化程度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形成、就業難度不斷增加等新趨勢。

4.2從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因素來看，城鄉差距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和鄉鎮企業發展極大地推動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滯后的戶籍制度、產權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勞動者較低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則是阻礙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個人因素。

4.3對上述影響因素進行篩選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是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具有顯著作用的因素，而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性別、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過培訓對是否進城務工沒有實質性影響。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得到迅速發展，并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本文從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基本情況、主要特征和發展趨勢入手，重點分析了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經濟發展因素、制度因素和勞動者自身因素。通過BinaryLogisti回歸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是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影響因素BinaryLogisti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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