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化特性與外交行為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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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文化是美國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具有強大輻射性和滲透性的軟國力，文化和政治、經濟、軍事等要素一樣，一直是美國外交行為的基本驅動力之一。文化要素對美國外交行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靈一般控制著美國外交行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文化對美國外交行為的作用機理可以表達為“文化控制”。美國的外交行為的那種世所共知的獨特個性來源于這個國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種轉移、復制和表達。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為中發揮的導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國國際戰略的實施中具有雙重意義。

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認為：“文化因素進入現實政治領域的程度，要比專攻國際關系和相關研究的許多人——當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認的要大得多。也許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說，一切國際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這里強調了文化與現實國際政治的深刻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向我們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本原意義。

文化是美國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具有強大輻射性和滲透性的軟國力，文化和政治、經濟、軍事等要素一樣，一直是美國外交行為的基本驅動力之一。文化要素對美國外交行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靈一般控制著美國外交行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機理與控制模式

邁克爾·H·亨特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審視了建國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歷程。他認為，為了更好地把握意識形態，應該從與文化體系相關聯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視文化價值的作用會走入誤區。的確，文化作為一種本原性和導向性的要素，影響著美國外交行為的每一個方面和每一個環節。那些曾經左右過以及現在正在左右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達過這方面的體驗。吉米·卡特就曾說過，世界的新現實要求“一種新型的美國外交政策——永遠堅持我們的價值觀與傳統的樂觀主義基礎上的政策”。喬治·W·布什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談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變的精神：“自我們國家的初建時日以來，許多已經改變了，但指導我們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仍然相同。在未來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須服務于我們在這個世界中的國家利益，與此同時，體現美國的最高理想。”這里所說的數百年不變的基本原則、國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來源于他們的文化價值觀。亨利·基辛格曾經從觀念的角度談論文化對決策者的影響，“領導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觀點，是一筆智力財富，他們在整個任職期間會經常用到。”這里所說的觀點是指這些領導人在共同的美國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

外交行為作為一種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實施的國家行為，從其內容到實現方式和手段都顯示出浸潤在行為者身上的獨特的文化底蘊。正如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論述文化對人類進化的意義所指出的，“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最重要的是大腦皮層——部分是在與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沒有有意義的符號體系提供的指導，它就不能指引我們的行為或組織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價值、我們的行動，甚至我們的情感，象我們的神經系統自身一樣，都是文化的產物”。我們可以說，文化決定了一個國家外交行為的基本內涵，因為作為外交行為主體的人——無論是決策者（或決策集體）還是實施者（或實施集體）——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任何行為（包括外交行為）都必然帶有深刻的文化印記，這種文化印記構成了外交行為的內在品質。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對人類行為起著一種廣義的控制作用。格爾茨曾提出過有關人類行為控制的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這一概念為我們提供了解讀文化對外交行為的作用機理的文化人類學方面的思路。他認為，人類“極度依賴于超出遺傳的、在其皮膚之外的控制機制和文化程序來控制自己的行為”，他把這稱為文化的“控制機制”。事實上，文化控制確定了人類行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為在內的人類復雜行為的社會意義。

文化對美國外交行為的作用機理可以表達為“文化控制”。文化控制使美國的外交行為具有一貫的和確定不變的基本走向，并確保它不會偏離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對于外交行為的主體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屬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控制不是來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來自于內在的非強制性的力量。這種控制機制是一種內在的機制。統、總統的顧問們、國務卿、國會議員們、外交官們以及由他們組成的政府機構、相關的國會機構以及各種外交機構都是美國文化的產物，這些美國外交行為的主體決定外交政策、采取外交行動、判斷各項政策和行動的利弊得失。所有的外交行為因行為主體的不同可以表現出各種不同的風格，例如人們很容易看出威爾遜和哈定、卡特和里根、克林頓和布什之間的差異，但人們同樣也很容易認定，他們的外交行為都是典型的美國的外交行為，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傾向。共同的文化控制著不同的行為者的外交行為，使這些行為指向同一個價值目標，并使這些行為獲得由美國文化帶來的某些特征。

文化對美國外交行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一）引導外交行為的走向。形象地說，文化是美國領導人決策的“導航儀”。伊恩·約翰斯頓在1995年指出，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戰略重點，而戰略重點來自該國早期的或已經形成的經驗，并在某種程度上受其國家或精英們的哲學、政治、文化和認識特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文化作為“導航儀”引導著國家在國際關系海洋中航行的方向。在變幻莫測的復雜國際環境中，美國的國家領導階層觀察世界和作出決定總是通過自身的文化棱鏡來進行的。美國文化為他們提供了獨特的道德倫理和價值取向，強烈地影響著他們對國際關系中各種問題的看法。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他們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以其文化觀念作為選擇坐標。顯然，文化對美國的外交行為的方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為外交行為提供力量和信心的基礎。布熱津斯基指出，美國“帝國”力量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占優勢的組織制度，來自為軍事目的而迅速動員巨大的經濟和技術資源的能力，來自美國生活方式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來自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競爭力。布熱津斯基所說的“文化上的吸引力”無疑為美國的外交行為提供了一種無形的然而又是強大的力量和信心。約瑟夫·奈把文化的這種作用表述得更為透徹。他在《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一書中斷言，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比其他國家具有更強的同化能力。他把這種力量概括為導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種同化式的實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種能力。同化力的獲得是一個國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確立某種程度上能體現別國意愿的政治導向的能力。他認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來源。“美國大眾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經常體現的民主、個人自由、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公開性等價值觀，都在多方面加強了美國的力量。”他還引用德國記者約瑟夫·喬菲的話說：“美國文化，無論是粗俗的還是高雅的，都強烈地向外散射，類似于羅馬帝國時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羅馬和蘇聯的文化影響僅限于他們的軍事疆界。而美國的軟實力遍及一個太陽永遠不落的帝國。”他還認為，美國的文化廣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務中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還要大。蘊含在產品和交往中的美國大眾文化具有廣泛的感召力，美國文化的種族開放性和美國民主與人權價值觀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國際影響力。

（三）為外交行為提供規范。“信任”作為強有力的社會資本就是外交行為的一種規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強調了社會信任的意義。他認為，國家的福利及其競爭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約，這是一種社會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現。國家的社會信任度的高低差異，必然影響其在國際關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斷裂：人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一書中稱這種信任為社會資本。“它是一個群體的成員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價值觀和行為規范，按照這一套價值觀和規范，他們得以彼此合作”。“能夠產生社會資本的規范必須實質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講真話，履行義務，互惠互利等等”。“這些規范在很大程度上與韋伯談到的清教徒的價值觀相重疊。”“信任的作用像一種潤滑劑，它使一個群體或組織的運作更有效率。”他認為，美國具有高度的社會信任和自發性社交的強烈傾向，這會導致產生一種巨大的、復雜的、涉及全球的組織，即多國合作。因此，美國文化通過它為外交行為提供這種強有力的社會資本，對國際社會的信任程度、國際合作機構的性質產生重要的影響。（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為中。傲慢與霸道就是美國外交行為中表達的美國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國經常憑借其強大的實力優勢，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宣揚他們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極力把自己的文明變成其它國家效法的榜樣，使之成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不同文化的比較優勢必然能動地對異質文化的挑戰作出回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信息時代里，美國的文化擴張勢頭更盛，這就必然遭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抵制和抗爭，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疇的西方國家之間，由于他們的文化差異也必然引發矛盾和沖突。西方文明同源異流，雖然在價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對待不同的問題也往往出現歧見。它們在處理國際關系的不同問題時，也因不同對象、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和不同利益驅動而采取不同的態度和做法。因此，美國與西方其他國家也會產生矛盾和沖突。但是，在探折美國文化對其國際關系的作用時，既不能把美國文化的作用看得過分強大，也不能把文化差異引發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無限夸大，更不是塞繆爾·亨廷頓所斷言的“文明沖突將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滲透在美國外交行為中的傲慢與霸道的文化特性已經并將繼續成為當今國際社會中引發矛盾與沖突的重要根源。

二、文化特性與外交行為特性

美國的外交行為的那種世所共知的獨特個性來源于這個國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種轉移、復制和表達。

美國文化的產生、發展和演變有其獨特的背景。

背景之一：美國是一個開放型的移民社會。美國人口從建國初期的350萬增加到今天的包含著100多個種族的2.5億只用了200多年。這就是美國文化開放性和多元性的特殊環境。美國政治家梅里亞認為：“美國思想的特性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其他許多民族的文化也在我國獲得了反映，全都混合在民族的大熔爐里。”但是，美國主體文化的基因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傳統。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以他們為代表的文化成為美國文化的主導模式，也就是“沃斯普”（WASP）文化。窮苦的移民遠涉重洋，帶著縹緲不定的期盼來到北美這片得天獨厚的土地進行創業，他們的艱苦奮斗、開拓變革精神和自我意識成為美國文化的特殊傳統，“合眾為一”（Fromthemany,one）成為美國的箴言。

背景之二：美國社會與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宗教的地位凸顯，影響巨大。10個美國人中有9個信仰上帝并作祈禱，基督教的新教倫理對美國人的價值觀有很深刻的影響。全美國有1300多家廣播電臺、36家電視臺用全部或大部時間宣傳宗教。《圣經》成為暢銷書，美國總統宣誓就職要把手放在《圣經》上，國會每屆議會都要由牧師先祈禱再工作。在軍隊里，海陸空三軍都有隨軍牧師。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證人。宗教對美國教育的作用更是令人矚目。除教會辦校外，學校還開設宗教課程。在經濟和科技高度發達的美國社會，宗教生活是美國生活中的一部分。馬克思·韋伯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精神產生于新教倫理。清教徒們崇尚自由，不迷戀于教義、教條，而注重求實、創新和開拓、試驗，強調勤儉致富，達到拯救靈魂。清教徒的苦行倫理造就了資產階級的精打細算、兢兢業業的作風和追求財富的動力，養成了開發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險精神。這些對美國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清教徒致力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創造一種新的社會模式的使命感產生了一種新的民族認同，將所有的宗教與世俗的成員都團結在一起，把宗教的改革與社會的改革結合在一起。總之，清教徒對美國國民的倫理道德、價值取向、社會風俗、生活模式有著深刻影響，可以說，它是美國文化的根源。隨著美國社會的演進，早期清教主義的“苦行”倫理逐漸讓位于現代文化的享樂主義，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充斥了美國社會，但是宗教文化的影響仍然很大，講究物質享受的美國人同時信奉上帝。正如美國學者威廉·伊塞爾所說的：“美國是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又是現代國家中宗教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教授羅伯特·格羅登把美國文化概括為“基督教、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特別混合物”。這是構成美國文化的三個最基本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從歐洲文化中繼承和發展過來，又在開拓北美新大陸的歷史進程中本土化的。從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的視角來看，美國文化在發展和演化過程中形成了若干明顯的特性：

1、種族主義。

這是種族優越感的產物。在美國的歷史中，始終貫穿著一種“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這與大多數美國人信仰基督教有關，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有著“天定命運”，要教化全世界。此外，在美國歷史演變中，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曾經非常盛行，它在美國種族觀念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這種觀念鼓吹白皮膚的美國人（尤其英國后裔）屬于最精華的種族。美國人從他們的歐洲近親的先輩那里繼承了深厚的種族觀念，視其他種族（尤其有色人種）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種族觀念成為“無法抗拒的遺產代代相傳”。在美國的種族主義者看來，美國人是上帝所選中的人民，有權獲得特殊的權利和義務。在過去，他們出征世界的時候是“在為上帝而戰”。今天，他們強調的是要擔負領導并幫助保衛世界各自由國家的責任。這就是他們的“天定命運”。綜觀美國的歷史，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國國民中，“優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們“明顯的精神支柱”。這也是“美國例外論”的思想根源。

2、個人主義。

美國社會意識形態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就是個人主義，它強調自主動機、自主抉擇、自力更生、尊重他人、個性自由、尊重隱私。這是美國文化的顯著標志。個人主義不同于利已主義，其內涵蘊含著民主自由思想。美國民主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正是對個人自主的追求。個人主義在19世紀的西方世界已經非常盛行，到了20世紀，個人主義思想“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并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有支配地位。在美國，個人主義更是成為一種道德標準、社會的主要信條和國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美國人而言，個人主義就是最生命攸關的身份認同。

3、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美國社會中的一對孿生兄弟。他們標榜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追求財富的自由。美國的《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人權法案》都確認了這種自由觀念。在威爾遜總統看來，“英裔美國人的自由思想與自由制度是普遍適用的。”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匱乏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正是美國民眾思想觀念的典型代表。自由主義是美國政治文化的基礎，也是美國立國的重要思想。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本世紀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革命和大動蕩，“迫使處于人類文明先鋒地位的歐洲和北美的各個社會更加充分地實現他們的自由”。他認為，在20世紀，世界歷史發生的根本變化就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勝利。今后統治物質世界的將是自由主義思想。顯然，自由主義歷來一直被視為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美國文化最突出的標志。

4、功利主義。

個人主義孕育了功利主義。在美國社會，講究實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普遍的倫理觀念。托馬斯·潘恩和約翰·洛克都認為，在美國，政治進步和經濟進步是每個個人行為的產物，指導個人行為的準則是功利和自身利益。這種功利主義時而表現為“理想主義”，時而表現為“現實主義”，綜觀美國文化發展史上的許多爭辯都貫穿著這兩種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滲透，不管那種觀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對功利的追求。美國人有一種觀念，即他們必須維護的不是什么原則，而是利益，沒有任何朋友，只有利益。利益才是他們真正崇拜的至高無上的上帝。亨廷頓教授說得不錯，西方人在出征世界的時候，“既是為上帝而戰，又是為黃金而戰”。講究功效，追求利益一直是美國社會的一種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美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功利主義的倫理觀念，也有明顯的表現。他們的“功”在于謀求支配世界，他們的利在于滿足自身的利益需要。、擴張主義。

美國的文明史和西方許多國家一樣，都是一部擴張史。擴張主義是“種族優越論”的必然產物。在美國的思想界里，擴張主義的色彩十分明顯，他們宣稱：“擴張無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美國的生存規律。”美國著名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指出：“作為一個民族，我們是貪婪的掠奪成性的。”美國獨立后不久就步英國后塵，推行擴張政策，《獨立宣言》所譴責的殖民主義行徑在美國對外關系史上一幕幕重演。美國從建國初期的北美13州，逐漸擴大為50個州。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亞洲、非洲、拉美的許多國家淪為他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美國等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在開拓新的邊疆，同時也用傳教士的圣經去傳播上帝的旨意，他們還借助商品的力量，先進的科學技術去占領新的世界市場。在美國人看來，他們“應當主動地、像傳教士那樣地去發揮他們的救世主作用”，“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人越是主動獻身于摧毀勢力范圍，他們在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方面就走得越遠。”美國對亞、非、拉美新興的獨立國家的態度、觀念始終沒有根本改變，極力把其社會模式和價值觀念強加于人，二戰以后有更多事實充分表明美國文化的擴張特性。

在美國文化的上述主要特征中，貫穿著一個最基本的觀念——“天賦人權”的觀念。這是美國文化最本質的核心內容。美國立國之初的三個歷史文獻——《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及《人權法案》——集中體現了天賦人權的思想。《獨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里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1787年制訂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開創了人權立法的新時代。憲法確保建立一個更完備的聯邦政府來代替松散的邦聯政府，從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由、平等和財產”。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憲法修正案——《人權法案》——是《獨立宣言》中人權思想的發展。它是早期人權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對西方人權理論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宣言》、《憲法》和《人權法案》所體現的“天賦人權”觀念也有明顯的階級局限性和弱點。人民的民主權利受到多種限制。以選舉權為例：人民受到財產、年齡、性別、居住期限、教育程度的限制。美國國務院在一份人權報告中承認了如下事實：“美國土著的命運和許多土著文明社會相似，他們的文化和社會均遭破壞并被取代。”“美國其他少數民族的成員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來到美國海岸的移民“常常受到歧視或抵制，這又加深了移民的困境。”迄今為止，美國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國人以及婦女的人權狀況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不過，“天賦人權”觀念在美國國內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并不妨礙它在美國文化價值觀中的核心地位。美國國民對以自由、民主、平等為基本內涵的“天賦人權”觀念始終情有獨鐘，這種觀念逐漸被強烈的民族主義和自我中心的色彩所浸潤。這是美國獨特的歷史背景下演化而成的精神產品。“沃斯普”（WASP）文化正是這種價值觀的發端。正如邁克爾·H·亨特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所說的，美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強烈的千年盛世情結。這一情結鑄就了這個國家，使它向人類承擔特殊責任，擔當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識實質上就是種族優越感，“認為自己的種族處于中心地位，這就是他們的世界觀”。

美國文化的上述本質特征被深深地鑲嵌在美國的外交行為中，成為美國的外交行為的本質特征。

美國外交行為對理想目標的追尋源自于他們“天定命運”的信念。美國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們引以為榮的所謂上帝賦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變成“民主的資本主義”。早在1776年，托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識》一書中就曾引用清教徒關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說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選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領導作用。美國人自認為他們就是上帝的選民，他們在為自己盡責的時候，也就為世界盡了責任。在西奧多·羅斯福看來，世界是種族競爭和國家競爭的舞臺，在一個充滿競爭，有時很兇暴的世界上，美國具有崇高的責任，就是要把挑戰找出來，制服它們，使強者愈強，這是生死攸關的關鍵。他認為，文明種族與野蠻種族間的沖撞是無可避免的，進步只能來自文明人“制服他們的野蠻鄰居”。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書中進一步說明：“一個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國家都有自由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永遠忠實于社會正義和人權。”綜觀美國歷史，美國歷屆領導人都以類似的語言強調，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的民主國家，要承擔領導并保衛自由世界的責任，要在全世界推進和增強民主價值觀。在這種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在他們的使命感中，表露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感。著名學者本杰明曾對這種種族優越感作如下描繪，美國迄今的所有擴張都“起源于這種信仰，即美國的文明是迄今產生的最高文明，其他民族達到美國水平的能力被認為至少取決于它樹立的榜樣，也就是取決于美國教化他們的努力”。昔日美國的領土擴張和今天美國的霸權行徑，其本質都是與杰斐遜的“民主理想”一脈相承。國外交行為對國家利益的訴求始終與美國的根本價值取向緊密相連。美國歷屆政府的領導人都極為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并將這種價值觀向全球宣揚和推行，這是他們的一貫目標，促進國外民主的發展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與對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話來說，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戰略命令”。他們的目的正是通過擴散其價值觀來擴張其國家利益。此外，美國外交政策對國家利益的訴求還有賴于美國文化的無形的力量。美國國家利益最基本的內涵就是要確保國家的絕對安全，促進經濟增長，維護頭號強國和世界霸權地位。布熱津斯基認為，今天，美國全球力量的范圍和無所不在的狀況是獨一無二的。“在軍事方面，它有無可匹敵的在全球發揮作用的能力；在經濟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在技術方面，美國在開創性的尖端領域保持著全面領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國文化雖然有些粗俗，卻有無比的吸引力，特別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這些使美國具有一種任何其他國家都望塵莫及的政治影響。這四個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國成為一個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級大國。”他還指出，文化統治是美國全球性力量的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方面。他在這里表達了對加強文化在維護國家利益的行動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實上，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已經憑借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擴張。如一些美國學者所說，當對美國方式的模仿逐漸遍及全世界時，它為美國發揮行使間接的和似乎是經雙方同意的霸權創造了一個更加適宜的環境。顯然，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全球性擴張已被視為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徑。

種族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和擴張主義這些美國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隨著傲慢的使命感和對自身價值觀的優越感，在美國的幾乎所有外交行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美國的外交行為中，他們時而突出對“自由民主”理想的關懷，時而突出對自身戰略利益的關懷，時而突出對人權的關懷，時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時而充當世界警察，天賦人權的觀念連同它衍生出來的各種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國的外交行為中交替出現或同時出現。

在過去的200年間，美國至少150次把它的軍隊送到世界各地，為的是追逐他們的利益、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國入侵非洲的利比亞，封鎖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亞片面給予最惠國待遇。1815年3月對阿爾及利亞宣戰，并于6月迫使阿簽訂了不平等條約。1836年，美國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條約，并向美國交納貢款。1846—1848年，美國發動了侵略墨西哥戰爭，掠奪了得克薩斯。1844年7月3日脅迫中國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獲取《南京條約》中的開放五口通商權利及片面的最惠國條款和治外法權。1858年6月18日，美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二戰以后，美國走上全球擴張的道路，中國、朝鮮、希臘、伊朗、危地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納達、利比亞、巴拿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國都留有美國對外擴張的劣跡。

我們先看一下越南。邁克爾·H·亨特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美國為什么要在一個很小、很遠的國度里打這么一場費用驚人、破壞嚴重的戰爭，而美國與這個國家并無利害沖突，干預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歸結到‘信念’二字。”實際上，美國在這塊土地上的行為，既表達了對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追求，又表達了對美國在亞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的外交行為顯示出典型的功利主義特性。美國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對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薩達姆·侯賽因被視為美國在中東遏制伊朗影響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當時的助理國務卿凱利還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說，布什政府仍然嘗試同伊拉克逐步發展互利關系，以便加強伊拉克的外交和國內政策中的積極傾向。布什政府繼續通過進出口銀行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證，商業部和國務院也鼓勵美國同伊拉克的貿易，并設法抵制國會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于是，美國政府對伊拉克的政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美國政府把薩達姆譴責為希特勒的化身，徹頭徹尾的魔鬼，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拉克采取了最嚴厲的制裁措施。在美國策動下，開始了“沙漠盾牌”的軍事行動，以后美國主導的多國部隊又實施了“沙漠風暴”行動，發動了海灣戰爭。1991年2月27日，布什總統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國為主的多國部隊以微小的傷亡代價獲得了全面的軍事勝利。從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處在美國等某些西方大國的軍事打擊的威脅之下。由于美國等的阻撓，聯合國對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經濟瀕臨崩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襲擊一年以后，美國又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準備對伊拉克采取新的軍事行動。美國的對伊政策表明，他們關心的是自己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國國家利益而言，在波斯灣地區，至關重要的是確保石油供應。交行為體現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最極端的例證是，美國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設定為敵對力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權以后，威爾遜總統的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就把布爾什維克視為“人類頭腦中從未有過的最駭人聽聞的、最可怕的東西”，“是對現代文明的徹底拋棄”。這種源自文化價值觀對立的敵視性政策一直延續至今。當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時，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在耶魯大學畢業典禮上曾情不自禁地說：“鐵幕消失了，柏林墻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潰的是一種叫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神話”，“縱觀世界各個角落，你們會發現，美國的榜樣正在發生作用。”《華盛頓郵報》在一篇評論中說，西方世界為尋求瓦解共產主義的方法，花費半個世紀和億萬美元，卻忽然發現答案就在電視新聞里。美國一位著名電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題為《好萊塢對抗共產主義》的文章中宣稱，好萊塢影片是“鐵盒里的大使”，“是對抗共產主義最有效的摧毀力量”。這種所謂“最有效的摧毀力量”隨后又被用來指向中國。1991年9月10日，《紐約時報》在一篇關于美中關系的評論中毫不掩飾地說：“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敢于這么大膽地維護大部分美國人認為是過時或邪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隨著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解體，供美國人謾罵的邪惡帝國的位置出現了真空。現在有跡象表明中國將填補這個真空，成為美國主要意識形態對手和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討厭的象征。”在美國人看來，“一場成功的革命，必須符合美國人頭腦里他們所熟悉的自己那場革命的目的、方法與他們的政治修養。”“這些觀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訂者的腦頭中。”也許是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和由此出發形成的戰略決策和政策選擇，使美國那種世界領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戰，使美國人那種唯我獨尊的民族心態受到挫傷，因而在國會、在新聞媒介就響起一陣又一陣的“遏制”、“制裁”的喧囂。在美國領導人看來，不管對中國實行哪種政策，其目的，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是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從長遠來看，美國要鼓勵中國內部“實現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以促使“中國出現從共產主義到民主制的廣泛的、和平的演變”。顯然，美國對華的各種政策選擇和實際行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價值觀的烙印。

文化擴張——文化在實現外交目標中的工具性功能

美國文化除了作為本原性和導向性要素控制著美國外交行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還越來越多地在美國的國際事務中發揮著獨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導向性角色外，還扮演著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經成為美國實施國際戰略的工具。文化擴張就是這種工具性角色的體現。

約瑟夫·奈認為，在當代國際社會里，“在眾多與美國利益相關的問題上，單靠軍事力量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國想保持強大，美國人也需要關心我們的軟實力。”“這種力量能讓其他人做你想讓它們做的事。”“如果美國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價值觀，那么我們可以不費氣力地發揮領導作用。”約瑟夫·奈認為：美國文化“是一種毋需投入過多并且相當有價值的軟力量資源”。“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比其他國家具有更強的同化能力。”“美國已經成功地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組織機構化搭起了一個政治框架。”事實上，美國政府一貫重視策劃和運用文化力量來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美國的文化戰略。在美國領導人看來，應用文化力量來推行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是最有效的辦法。美國重視文化戰略的運用，是因為文化產品本身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思想意識、自由民主觀念和價值取向。美國文化產品的生產和輸出不僅可以獲得巨額的商業利潤，而且還會產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響和社會效果。據統計，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占了世界市場的75%。美國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業，美國的音像業僅次于航天工業居出口貿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國社會，自由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一切精神產品都已市場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緊密融合，特別是高科技的運用，使其文化產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美國的文化擴張在以下幾個方面正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

（一）把“人權”作為實現外交目標的工具。如一些研究者所說的，美國把“人權外交”視為“精良武器”，視為“自由民主國家為擴大影響而進行斗爭的最重要的優勢”。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頤指氣使，一再發難，受指責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發展中國家。他們認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國家仿效的燈塔，西方的社會制度就是其他社會學習的榜樣。以維護人權的名義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甚至進而顛覆別國政權，已成為美國實現外交目標的重要手段。推行“人權外交”已成為美國的國策。

（二）在國際機構中加強文化滲透。控制國際機構推行霸權主義。美國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國際機構，使其代表美國的價值觀，為其利益服務。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都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宰下建立起來，帶有明顯的美國和歐洲文化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控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坦率承認，美國控制著國際政治和安全機構，用“世界大家庭”來代替“自由世界”，在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把體現西方利益的決定當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西方實際上正使用國際機構、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優勢，維護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經濟價值觀念”，“千方百計吸引其他國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關民主和人權的概念”。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們以自己的價值觀和人權標準為普遍原則，竭力使聯合國以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方式發揮作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所采取的某些行動有時會蛻變成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強權政治、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的工具。

（三）利用“人道主義干涉”推行新干涉主義。新干涉主義有幾個基本思想，一是人權高于主權；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擴展民主不受國界限制。據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標準對被認定為侵害人權的國家進行所謂“人道主義干涉”。美國和北約盟國動用當代最先進的軍事手段野蠻轟炸南聯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進行的。

（四）利用市場經濟進行文化滲透。美國的文化戰略十分注重文化產品的配套生產和廣泛輸出，他們充分利用市場力量來傳播其自由民主思想和價值觀念，力圖使市場經濟成為加強接觸、灌輸思想、移植觀念的主要渠道。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文化產品的輸出異常活躍，而高科技的運用，又使美國的文化產品更具吸引力、滲透力和競爭力。他們大力加強和擴大意識形態的產業，如電影、電視、廣播以及激光唱片、傳真機、互聯網等產業，并以優越的條件和先進的手段提高這些文化產品的競爭力及市場占有率。美國的大眾傳媒被稱為“另一個政府”，有人還把報紙稱為“民主的圣經”。美國的網絡技術占有壟斷地位，在現有的3.2億網頁中，來自美國的信息占80%以上，而服務信息則占95%以上，有人把互聯網稱為“空中的民主墻”。美國還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力圖在發展中國家打破限制，開放市場，使其文化產品的輸出與擴張暢通無阻。美國記者登克萊·瓊斯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發表的《西方文化沖擊著東方》一文中稱，在亞洲各地，貿易、技術和旅游業的迅速發展已經和冷戰后形成的思想、人員和大眾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結合，亞洲人的社會價值觀念，正在發生轉變。自身社會價值觀念在被削弱的過程中異化，已使亞洲人感到不安，但卻正是西方人所希望達到的社會效果。

（五）利用文化強勢爭奪人才資源。以文化為焦點的軟國力競爭，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在新的世紀里，全球范圍的文化碰撞不可避免，文化競爭更趨激烈。這一軟國力較量是一場世界性的文化博奕，其結果取決于各國人才資源的多少。民族素質的提高和優秀人才的培育是加強綜合國力的重要基礎和先決條件，因此，人才資源的爭奪是軟國力競爭的重點之一。美國著名的國際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民族文化絕無僅有地適宜經濟增長。這種文化吸引和很快同化了來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從而促進了國家力量的發展”。“美國已經成為那些尋求高等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萬的外國學生涌向美國，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學生永不再回故國。在世界各大洲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內閣中都能找到美國大學的畢業生。”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充分利用其文化強勢，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培育精英，網羅人才，為其自身發展和戰略目標服務。轉美國的文化擴張顯示了文化在發揮工具性功能時的獨立作用，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為中發揮的導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國國際戰略的實施中具有雙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