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的教學設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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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發設計思路以人民版必修一專題四“現代中國的外交”

第二課“外交關系的突破”為例，這一課本身也存在教學思路，即70年代外交關系突破的三個表現，也就是三個目標題的呈現：“重返聯合國”“中美關系解凍”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從外在看，三者作為70年代外交關系突破的表現是一種并列關系，從教材表述看，二三兩個目標題聯結較為緊密，即中美關系的緩和直接推動了中日關系的改善，而一二兩個目標題關聯性卻不甚緊密，如果存在聯系的話，表面上看都是美國孤立中國政策的破產。是否有更緊密的知識聯結和更流暢的設計呈現呢？此前，我恰巧閱讀了英國學者菲力普·肖特著的《傳》，被評為“迄今為止西方最新、最具深度的一部全傳”。當我嘗試進行這一課的教學設計時，相關中美關系緩和的內容敘述就從其他敘述中凸顯出來，我再次閱讀了書中關于中美關系緩和的敘述后，靈感一現，決定以中美關系的緩和為主線，切入“中國重返聯合國”和“中日邦交正常化”這兩個目標題內容。在突破的三個表現中，以中美關系的緩和為主線并不突兀，因為中美關系的緩和是70年代中國外交三大突破的關鍵，于是我把這種并列關系進行轉換，采取三合為一的教學思路，使三者成為彼此聯結一個教學整體。而同時，電影和小說的敘事結構也給我啟發，這一課的教學何不雙線交叉進行，以中美關系緩和為主線同時，再以《傳》的文本材料作為另一推進線索。當然，為進行這一課的教學設計，我瀏覽了一些與此課有關的文章，材料引用不止于《傳》的文本敘述。如此，對教材內容的整合也成為題中之義。于是，整個教學思路和輪廓是，從教材的課標題“外交關系的突破”了解三大突破事件，其中明確三大突破的關鍵是中美關系的緩和（課前提示有說明），以中美關系的緩和為主線進入教學，從《傳》的乒乓外交文本敘述提出設問“哪些因素促成友誼譜寫？”引入中美關系緩和的原因。從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相關材料：“隨著基辛格在第二次訪問結束后返回國內，聯合國大會投票驅逐了臺灣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戰后政治的一個時代宣告結束了”。①轉入“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目標題內容，之后回歸基辛格訪華對于尼克松訪華的意義。從尼克松訪華的材料，即“對毛而言，尼克松的訪問是一個勝利。在中國民族歷史上的作用并不稍嫌遜色的另外的一切也都會接踵而至：田中角榮，與日本建立外交關系；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②進入“中日邦交正常化”目標題的知識學習，此后再回歸到中美關系緩和之路的進程，直至中美正式確立外交關系。并讓學生在此前是什么的基礎上思考，為什么三大突破的關鍵是中美關系的緩和作為呼應。最后以美國學術界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研究的三個領域的綜述作為收筆。如此，既突出重點，又彼此聯結，整個設計一氣呵成。歷史文獻的閱讀和運用除了對教師設計思路形成的意義外，教學設計促成的教學內容的合理整合有助于學生進一步理解教材知識之間的聯系和對問題的思考，以歷史文獻為教學載體，有助于拓展學生知識面、培養學生閱讀史料、提煉信息能力，以及閱讀歷史讀物的興趣。歷史文獻的運用對于教師教學設計的啟發在于，歷史教師平時需要多些閱讀、把閱讀內容與教材以及設計相聯結，多行思考和筆記。如此，教師平時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自然會更多一些教學想法，無論是思路的形成和結構的處理，無論是知識的深入理解或是知識拓展，總之，對教學和教師專業成長大有裨益。

二、填補教學空白

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對事件的敘述難以充分展開。教師在教學設計過程中，鑒于教學的需要而進行隨機處理，若有些內容教材沒有敘述，未必也可以忽略，如果覺得某塊內容的講解需要增補，則補充之。筆者在進行中美關系緩和原因的備課過程中，發現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開的，那就是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教材只在提及中國為何要改善與美國的關系時表述“中國要牽制和對付來自蘇聯的威脅”，但是中蘇關系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是相當友好的，作為學生來說，從教材的敘述中可知中蘇關系已然發生了變化，但究竟是哪些原因導致中蘇關系由友好兄弟同盟走向交惡乃至兵戎相見的程度，學生是很想了解的。當然，教學的重點依然是中美關系的緩和，此處教學內容的補充不宜喧賓奪主。關于中蘇關系惡化原因的材料，筆者取自《中蘇關系惡化原因簡析》一文，作者認為，中蘇關系的破裂發生在赫魯曉夫下臺（1964年）之后，但早在赫魯曉夫下臺之前，中蘇兩國、兩黨之間的矛盾沖突就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兩國之間關系的發展對后來雙方關系的破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筆者在進行教學設計時，從《中蘇關系惡化原因簡析》一文中選摘了部分原因，為了節省時間和提升效率，考慮用分組的方式讓學生閱讀其中幾則材料，并嘗試培養和提升學生提煉和概括材料信息的能力。通過材料的閱讀和師生問答，學生明確了中蘇關系惡化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于中美關系改善的原因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意識到中國在60年代末70年代調整外交政策是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這樣的設計會顯得豐滿，學生的欲求得以滿足，并使教學程序更流暢，也有助于突出中美關系緩和的重點和突破這一難點。

三、觸摸歷史細節

歷史本身不全是抽象和理性的，在歷史硬幣的另一面，她是由具體的細節匯成；歷史人物不總是高大上的，歷史人物是人而不是神，總有人性的表現和特點；歷史事件的發展也不是直線鋪就的，曲折是其本性，這也是歷史的真實。教師通過歷史文獻片斷的提供，可以帶領學生去觸摸，去感受，去理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如此的歷史才是可觸摸的真實的歷史，也是豐富而生動的歷史。乒乓外交是中美關系改善之路上的一個傳奇故事，它對于中美關系緩和的意義重大。書中乒乓外交決策的敘述展現了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形象：晚年的國家領袖，既有其年齡特色，又擔負國家的責任，還具有歷史的敏感性，讓讀者感受到歷史人物的真實性。歷史文獻中這般細節性描述的呈現，對于中美關系改善過程的傳奇性無絲毫影響，反而更增添了其傳奇、瑰麗、柔和的色彩。而從文獻的細節描述中，我們亦可抽絲剝繭，見諸當時的政治體制的專制和高效。卷起風暴的乒乓外交并非是中美關系改善進程中的首步，在乒乓外交之前，中美兩國領導人為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已經在小心翼翼地展開接觸，這是歷史的漸性；在接近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其中有中美接近的障礙，這是歷史的曲折表現。中美雙方由于意識形態的對立、文化傳統的差異、長期的政治對立所帶來的隔閡，使中美雙方領導人行動起來都小心謹慎、小步前行，有時，信號的釋放和接納會存在一些障礙，上述材料就體現了這一點。文獻的敘述可見中美雙方為改善關系的試探、困境以及努力，以理解乒乓外交既具歷史的偶然性，又體現歷史的必然性。也為中美關系于1972年開始正常化，一直到1979年最終實現正常化作一伏筆。歷史教學和歷史學習需要有對歷史細節的觸摸，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過程中加入歷史細節的環節，是對剛性歷史和抽象歷史教學的補充，也是一種人文性的教學觀念和方法的體現，因為，人是理性和感性的同一體，教師本身和教學對象的學生都如此，教學設計中自然也應有所體現。從工具論的角度而言，“即把歷史描述的研究方法與邏輯分析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的一種認識方法”。②我們可以把這種觀點和方法使用在歷史教學設計上。當然，教師在教學設計中增添的歷史細節需要把握其真實性和科學性，一般而言，文學類的材料較歷史類的材料，其真實性和科學性是有差異的，歷史類的文獻材料本身，也需要考查其整體風格特點和文獻材料本身的可靠性，教師需要選擇適合歷史教學的合理而科學的歷史細節，以體現歷史的感受力。

四、嘗試史料研習

歷史文獻包羅萬象，是進行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和根據。由于客觀歷史的復雜性和人們認識歷史本身的局限性，歷史文獻與歷史事實常有出入，這就需要在進行歷史研究時有必要對歷史文獻進行細致的鑒別工作，以便對其去偽存真、去粗取精。③同時，我們從各地高考試題中可以明顯地意識到歷史學科史料教學的特點和史學研究的特色。教師在教學設計中可以有意識地引導學生研讀史料，培養史料研究的意識和能力。教學設計中歷史文獻素材的運用可為史料研究提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機會。這段材料看后，估計學生普遍會產生一個疑問：美國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是制造障礙，比如雙重代表權提案，還是如材料有意無意透露的信息，是開啟綠燈、有意放行呢？關于美國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一問題上態度究竟如何，在教學設計上筆者把它作為一個史學研究題，讓學生在課后查閱相關史料后自己得出結論，因為不是所有的問題都需要教師來幫助學生在課堂上得到解決。教師通過設置懸疑、布置任務的方式讓學生在課后作業時間，自主動手通過資料查閱來解決問題，學生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自然培養了史料查找和求證史料的方法和能力。歷史文獻的閱讀和運用還可促使教師把學術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引入課堂教學。教材的編撰具有穩定性，不會年年變化，而史學研究的成果則是逐年累進，高考試題中也出現最新的研究成果或教材未述的研究介紹，這既是對中學歷史教學的導引，也意圖引導師生關注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教師在教學設計中引入史學研究成果，以此拓展學生的視界和歷史思維，在此基礎上進行史料研習，也是一個很好的設計思路。在這一課的教學設計中，筆者在以中美關系的緩和為主線的結尾處，安排了史學研究成果的互動和史料研習的設計環節。筆者首先指出，美國學術界從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注意研究中美關系正常化這一課題（美國學術界對一這課題研究的關注角度會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有關學術著作陸續問世（向學生展示系列研究著作名稱，讓學生作粗略的了解）。然后說明，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領域，是關于中美關系正常化原因、進程和作用的研究。筆者先讓學生閱讀材料，進行中美關系緩和作用的已有信息與文獻材料的信息作比對，讓學生述說文獻材料呈現的信息中哪些是通過本課所學、教師講解和課外知識所了解的作用，以及哪些作用是未曾遇見和思想過的，以促進學生了解中美關系緩和作用的廣泛性（有興趣的學生可在課后進一步查閱材料以求具體化了解）。此后，筆者會與學生共同發現文獻中提及的“積極影響”和“局限性”的內容明顯是文獻作者本人的觀點傾向體現（而非美國學者一般意義上會認可的積極或局限層面向），向學生說明文獻來自《近年來美國學術界關于中美關系正常化研究述評》一文，是近年來中國學者對美國學術界關于中美關系正常化研究之綜述，讓學生猜測文獻材料可能出自哪國學者之手（美國或中國），之后點明作者是廣州暨南大學陶季邑教授，由此讓學生意識到歷史文獻會隱含史學研究者的觀點、立場和態度。歷史文獻的閱讀與運用對教學設計的意義不止于此，歷史文獻的閱讀與運用對教學設計的意義也即是對歷史教學的意義，對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對學生學習歷史的意義。教師平時閱讀歷史文獻時，可留意有助于歷史教學設計之用的素材，在教學設計進行之前，適量閱讀歷史文獻對設計有直接的意義。歷史教師需要多閱讀歷史文獻，把此作為一種習慣和愛好。教師在教學設計中也并非要把盡可能多的文獻材料運用于設計之中，歷史文獻在教學設計中的運用主要服務于歷史教學，服務于學生的歷史學習，所以教學設計中歷史文獻的運用宜精不宜多，引用篇幅宜短不宜長，要考慮學生閱讀材料和解答問題的實際，同時選擇歷史文獻的材料時要注意內容的科學性和典型性。

作者：周凌單位：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