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業論文范文10篇

1重點投向畜牧業產業化經營

畜牧業產業化的核心是工業化，也就是畜產品加工業，工業化是傳統農業融入現代市場經濟進行的必然選擇，是一個國家新型工業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省畜牧業產業化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巨大差距，畜產品加工轉化率低，加工層次低，精深加工產品少，需要重點投入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1.1建立、培育、壯大龍頭企業

各地產業化的實踐表明，龍頭企業是多個產業化經營環節的中心，在產業鏈發展和完善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帶動農民致富方面，更是舉足輕重，其主導作用越來越明顯。建設、培育、壯大龍頭企業應堅持正確的原則和導向。首先要注重規模，注重培育大型企業集團，走集團化發展道路，才能在信息、技術、營銷等方面實現綜合協調發展。其次要注重標準,不管是新上的項目，還是新開發的產品，標準一定要高，有了高標準，才能確保市場競爭力和占有率。第三要建立長遠規劃，不斷拓寬發展領域，要做到本地市場和外地市場同步發展。在立足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向國外拓展，提高輻射帶動能力，從而拉動龍頭企業快速發展壯大，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

1.2建設現代養殖業生產體系，把農民組織起來

養殖業產業化關鍵是促進生產的組織化，只有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把小規模分散的生產和加工企業、市場連接起來，才能形成產業鏈，促進產業化進程。這其中應遵循的原則是：自愿原則、風險和利益共擔共享原則、綜合服務原則。財政和金融要加大投入，促進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組建貿工牧、產加銷一體化的聯合體。

隨著我國畜牧業的快速發展，畜禽養殖場產生大量惡臭氣體，其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烷等有毒有害氣體，已嚴重影響了研究地域的空氣質量，危害飼養人員及周圍居民的身體健康。畜禽糞便既是寶貴的資源，又是一個嚴重的污染源，若不經妥善處理就排入環境，將會對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空氣造成嚴重污染，大量糞便堆積，會成為蚊蠅孳生、繁殖和傳播病菌的嚴重污染源，不僅會給育種中心的衛生防疫帶來嚴重影響，還將危及畜禽本身及人體健康;同樣，污水若處理不當，直接排入河道或滲入地下，會污染地表和地下水體，威脅到城鄉人民的飲水安全［1］。基本內涵。國內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和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的認識還有較大偏差，但是主要從人類與自然關系、生產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等角度加以定義。這些概念的共同特點是注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物質輸入－輸出之間的閉合關系，進而與廢棄物利用聯系起來，循環經濟定義為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是一種以循環為技術基礎的經濟活動，其根本目標是要求在經濟流程中系統地避免和減少廢物。對待廢物問題的優先順序為:避免產生－循環利用－最終處置［5］。循環經濟主要有3個重要特點:①循環經濟可提高能源和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充分節能減排;②循環經濟將生產和消費融入到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中;③循環經濟能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共贏”發展。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按照生態系統內部物種共生、能量多層次利用、物質循環的生物鏈理論，調整和優化畜牧業生態系統內部結構及產業布局，提高生物能源和有機廢棄物循環利用，從而達到生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同時，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以畜牧業資源的最低消耗、畜牧業污染的最小排放以及畜禽廢棄物的最大利用為目標，涉及畜牧業清潔生產、產業之間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內部物能互換等領域［5］。基本原則。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必須堅持“因地制宜”、“整體性協調”、“生物共存互利”、“生態產業鏈接”、“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雙贏”等原則。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能從根本上解決畜牧業經濟快速發展與畜牧業生態環境有效保護之間的社會矛盾。通過產業內部物質能量互換，力爭廢棄物零排放，在一定空間里將畜禽按照一定方式配置生產結構，使之相互間存在互惠互利關系，達到共同增產，改善生態環境，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例如，種養結合的稻田養魚(蝦、蟹)模式，稻田為魚(蝦、蟹)提供了較好的生長環境，魚(蝦、蟹)吃雜草、害蟲，魚糞肥田，減少了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既保護了生態環境，又增加了社會經濟效益［6］。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根據自身實際情況，結合上述模式及特點，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資源循環利用模式，采用“中心畜牧場+畜禽糞尿生態處理系統+廢水凈化生態處理系統”的模式來構建畜牧業資源的綜合循環利用。

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畜牧業資源的循環利用

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以畜牧業為依托的資源循環利用，將養殖業、種植業、沼氣等有機地組合在一起，通過各環節之間的合理布置和匹配，使得物質和能量實現梯級利用，從而使畜牧業生產達到高產、高效、優質、低耗的目的，實現了畜牧業的循環發展。根據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資源循環利用模式的實踐，取得了顯著的經濟、能源和生態效益［1］。在項目運行過程中，對環境產生影響的污染物主要是畜禽糞便、病原微生物和污水。據測算，1個8m3的沼氣池可處理4口之家、3～6頭生豬的人畜糞便和部分生活垃圾，全年可生產沼氣385m3、沼肥30m3，替代薪材相當于0.23hm2左右經濟林地的蓄積量。因此，應積極增加農村沼氣建設方面的投資，穩步擴大農村戶用沼氣池的建設規模，通過建設沼氣池，引導農民改水、改廚、改廁、改圈，全面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同時，應加大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沼氣工程示范建設力度，以便生產出更多的沼氣給農民群眾使用，又使畜禽糞便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促進養殖業可持續發展。生態系統布局如圖2所示。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通過利用糞尿沼氣發酵、堆肥發酵、沼液還田等模式相結合來解決養殖與排污、生產與環保、生產與能源的矛盾，使整個園區成為一個開放型的生態系統，真正將園區建成高產、優質、高效的生態畜牧科技示范園。按照“養殖集中化、糞便資源化、污染減量化、治理生態化”的思路，排出的糞便污水進入沼氣池，經厭氧發酵產生沼氣，沼氣可供豬舍采暖和發電。沼液可通過灌溉系統來澆灌園區內苗木、蔬菜和果園，作為肥料使用;沼氣渣可用于養殖蚯蚓，蚯蚓可作為動物蛋白質飼料的來源，剩余的廢渣還可作為肥料來使用，可以起到改良土壤與防止土地板結的作用，同時采用沼肥施果樹可以提高水果品質，增加產量，提高果樹的防凍能力和抗病蟲害能力，既防治了畜禽養殖污染與改善了園區生態環境，又促進了畜牧業的健康發展［3］。該系統實際上是一個以畜禽養殖為中心，以沼氣工程為40卷36期朱國奉等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畜牧業資源的循環利用研究17635紐帶，集種、養、魚、副、加工業為一體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豬得到了科學飼養，物質和能量獲得了充分利用，環境得到了良好地保護，因此生產成本低，產品質量優，資源利用率高，達到了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雙贏的效果［1］。圖2生態系統布局圖3水禽繁育推廣中心的生態系統布局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下屬實體單位“國家級姜曲海豬保種場”(農業部授牌，工商注冊名為“江蘇姜曲海種豬場”)通過采用人工清掃措施將干濕分開，污水進入USR厭氧塔進行發酵，產生的沼氣用于生產、生活和發電，干糞及沼渣生產有機肥料。產生的沼液通過20hm2苗木林和46.67hm2種植基地消化，可達到能源—生態型處理要求。通過推廣養殖技術、沼氣使用技術、沼渣、沼液使用技術等，特地組織了農民培訓學校，現場教授，在群眾中大力宣傳宅院潔凈、路道潔凈、養殖潔凈，生產生活中的垃圾能進入沼氣的全部進入沼氣池，如糞水、廢水、蔬菜下角料等過去進露天糞池改為進沼氣池［1］。種豬場通過對豬糞、尿、污水的無害化處理，其產生的沼渣、沼液可用于各種農作物以及果樹、苗木、花卉等特種經濟作物的基肥和追肥。江蘇姜曲海種豬場周邊有大約66.67hm2的苗木林，特別是豬場位于我國農業開發區內，有農田2000多hm2，還有多家花卉生產基地，有機肥需求量較大，可以無害化處理所產生的污染物。產生的沼氣經發電，可滿足整個園區及周邊居民的用電需求［1］。具體的污水處理工藝方案如圖4所示。在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實施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過程中，主要通過記錄畜禽糞便排放量及產生的沼氣壓力等，并結合園區的教職員工的反應來體現此次實踐的初步成效。在不同供料模式情況下，各體重階段豬的糞尿平均排出量見表1。沼氣壓力表上顯示的壓力均為3500～5500Pa［5］。要實現我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及區域生態環境的逐步改善，就必須加快循環經濟型畜牧業建設。該研究利用循環經濟的評價指標來衡量我國當前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模式，對其進行定量評價和障礙度分析，找出主要障礙因素，并采取切實有效措施，促進我國畜牧業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多業有機組合，集約生產經營。發展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既涉及到養殖業、種植業的產業結構內部調整優化，又涉及到與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相配套的產業間內部結構調整。只有產業內部和彼此之間的結構得到優化，建立與發展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模式相適應的產業支撐平臺，才能保證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持續健康發展，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發展。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將“畜禽廢棄物－沼氣－果樹”串聯起來，加強了物質循環的多次使用，通過養殖業與種植業密切聯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循環體系，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產業鏈，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因此，要圍繞既符合生態循環的自然規律又符合社會經濟再生產客觀規律的要求，調整優化養殖業和種植業的結構，形成資源投入減量化、廢棄物利用資源化、污染排放量最小化的產業支撐體系［6］。資源利用合理，增值效果明顯。通過2種簡易模式的綜合運用，實現了對各種資源有效整合，從而使土地、空間、能源、畜禽糞便等資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變廢為寶，化害為利。物質相互循環轉化，多級綜合利用。一方面，通過沼氣發酵，將畜禽糞便分解轉化為熱能，達到合理利用，無污染的肥料施于果樹，增加了土地有機質，實現了秸桿還田，并部分轉化為飼料，達到用能與節能并進。另一方面，通過提升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科技水平和服務平臺、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提高農民科技素質，同時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統籌科技資源、整合科研力量、優化產業結構，轉變內部機制，搭建科技創新、技術推廣、農民培訓教育新平臺，全面提升、引進、創新和轉化效力，加快良種繁育、環保飼(肥)料開發、疫病防控、產品質量安全等關鍵性技術的組合配套，全面推進科技進步，用科技支撐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持續穩步發展［7］。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與衛生條件。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通過將生物資產聯結起來，通過沼氣發酵消滅了病菌，使糞便排放達到了無害化效果，改變了糞便、垃圾等污染物任意堆放的不良狀況，有效保護和凈化了環境，減少了疾病傳播，顯著改善了園區衛生面貌。這種模式對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實施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模式后空氣質量測定結果見表2［8］。資源循環利用是生態保護型經濟，針對園區畜牧業發展中存在的生態問題，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本著科學規劃的原則，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明確發展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基本思路。用資源循環利用的理論來防治畜牧業點源和面源污染。如果在畜牧業生產過程中不合理使用農藥及化肥，而畜禽糞便不達標排放，農田廢棄物又隨便處置，將會造成畜牧業系統中水體—土壤—生物—大氣立體交叉污染，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9］。用循環經濟理論引導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發展。將資源循環利用理論引入畜牧業領域，組織引導并協調畜牧業生產，通過對資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環利用來促使污染或廢棄物減量化，從而達到畜牧業生產和環境保護相容的理想狀態。(1)切實轉變畜牧業經濟發展理念，在畜牧業生產中注重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和諧統一。現行的畜牧業發展模式對自然生態環境破壞較為嚴重，直接危及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存空間，最終必然導致環境質量下降、經濟發展停滯。人類必須及時轉變經濟發展理念，促使畜牧業生產走“優質、高效、高產、和諧、可持續”的道路。畜牧業廢棄物的處理與資源化不僅關系到資源的再利用和環境安全，同時與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緊密相關。畜牧業廢棄物資源化的“三環循環理論”［2］如圖5所示。該理論以資源循環利用為基礎，以人為本，由廢棄物的生態循環開始，逐級發展到循環畜牧業、循環社會的“三環”循環總體發展戰略思路;畜牧業廢棄物資源化“三環循環理論”中第1“環”是從畜牧業本身發展的層面，按照生態循環理論，以畜牧業廢棄物的循環利用為切入點連接種植業和養殖業，構建循環畜牧業的發展模式;第2“環”是依據資源循環利用理論，構建生產－生活－生態－生命一體化協調發展的“四生一體”農村發展模式;第3“環”為在上述2個循環的基礎上，形成具有循環社會特征的社會主義新農村［2］。①禽－糞－飼料循環能將畜禽糞便作為飼料原料和有機肥料。經膨化的畜禽糞便不僅無臭味，而且色澤淡黃，有炒香味，可替代30%的全價料飼喂畜禽，可降低成本20%以上。使用同樣方法制成有機肥后，可完全替代化肥，而成本僅為尿素價格的40%左右，此種肥料可向有機蔬菜基地專供，市場潛力巨大［10］。②畜禽－沼氣－菜循環系統在在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中的應用非常廣泛，據測算每頭標準畜可年產600多m3沼氣，產生的沼氣可以解決園區內動力用電、照明用電和生活用電需用。將富余沼氣通入大棚蔬菜中，用于冬天增溫和追施CO2，蔬菜使用的肥料為沼液、沼渣，所生產的蔬菜完全達到綠色環保的要求［11］。③草－畜－草循環系統是提高畜牧業經濟效益和產品質量的有效途徑。隨著高效畜牧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群眾認識到其經濟效益，每公頃優質牧草地可產牧草7.5t以上。實踐證明，種草養畜所取得的資源循環利用效益是種糧食的2倍以上，具有雙重經濟效益，值得推廣［12］。(2)極力打造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發展框架。打造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發展框架需做到以下方面:①以畜禽、水產生產加工企業為依托的畜禽、水產加工資源循環利用鏈條;②以糧食及其他農副產品龍頭加工企業為依托的加工企業資源循環利用鏈條［13］。(3)加快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的發展步伐，培育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載體。加強循環型畜牧業園區建設，制訂園區發展規劃，以生產要素為紐帶，將具有上下游共生共存關系的農副產品加工企業集中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園區內部，實現有害污染物在園區內實施閉路循環消化吸收;做好農副產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設，大力推進出口畜禽產品的清潔生產，使農副產品達到質量、環保等方面的多重標準，使我國的農副產品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14］。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及周邊鄉鎮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理論探索與實踐還存在著一些新的情況。例如，有些農戶不想從事養殖業，很顯然沒有畜禽養殖就沒有沼氣所需的優質原料，沼氣的產量就會受到影響;農戶覺得資源循環利用費時費事，節約成本有限，而且在技術工藝上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等等，都制約了畜牧業的資源循環利用［15］。沼氣的沼液和沼渣的進一步循環利用。沼液、沼渣是經過厭氧發酵的產物，這2種物質如何再次進入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值得進一步研究。據報道，對厭氧發酵液按濃度10%進行測定，發現其不僅含6．5%蛋白質，而且含有多種常量物質(維生素、微量元素和活力較強的纖維素酶等)，都是可溶性營養物質，易于消化吸收。這些物質可用于生豬育肥、提高飼料利用率、縮短飼養周期［16］。沼氣的沼液和沼渣如何再次進入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系統需要進行深入研究，以加快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畜牧業資源鏈的多層面綜合研究。江蘇姜曲海種豬場大型沼氣工程項目已于2008年11月通過國家驗收，效果超過專家們的預測目標，目前筆者正以國家級姜曲海豬保種場(江蘇姜曲海種豬場)、江蘇豐達種鴨場、國家水禽種質資源基因庫聯合上報江蘇省農業委員會和江蘇省發改委爭取項目，希望通過深入研究為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提供更為詳實的實踐支撐。生物質資源技術開發的深度和廣度有待提高。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尚未組建生物質資源利用研究機構，也未成立相應的協會，生物質資源研究開發的深度和廣度都不夠，再加上我國對生物質資源利用的重要地位重視不夠，建設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例如，我國農村清潔能源建設受到農民廣泛歡迎，2007年省補資金達1600萬元，但是地方配套資金僅有400萬元，區縣配套資金更少，有些區縣幾乎沒有。這種“兩頭熱、中間冷”的狀況，導致已列入省級目標的一些重大項目實施困難，進展緩慢［1］。

結論與展望

筆者在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模式的構建與應用等方面雖然完成了研究的預期目標，但是由于時間和條件限制，還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因為農業系統涉及的范圍較為廣泛，在資料的收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遺漏;在指標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因為農業系統的復雜性導致指標之間相互邏輯關系混淆復雜，很難做到層次清晰，很容易出現某項指標交叉重疊等問題，筆者將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來逐步加以彌補和解決。由于農業生態系統中產品生產的周期性及系統調控效果的滯后性，構建與確定模式所產生的效益很可能需要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通過農業生產實踐和推廣應用研究來加以驗證。提高認識，高度重視發展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重大意義。充分利用農業的可再生資源，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既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符合我國人多地少、資源相對不足的基本國情。發展循環經濟可進一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應充分認識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感，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將發展農業循環經濟作為發展高效農業的頭等大事。開展前期研究，制定總體規劃。循環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理念，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生態平衡的一個新亮點。應加強前期研究，全面摸清地域的資源狀況，制定出發展循環經濟可行的發展目標和具體措施，加強對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的政策引導，保障循環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爭取政策資金支持，實施重點示范工程。近年來，規模化畜禽養殖等行業的迅猛發展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針對此現狀，國家已將防治畜禽養殖污染作為重大工程納入“十一五”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并斥巨資扶持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以改善農村環境。2005年，農業部選擇100個縣1000個村，以農村資源循環利用為重點，開展“生態家園富民示范村”建設。我國依托畜牧業發展循環經濟必須抓好以下方面:①秸稈養畜示范工程。目前，我國泰興、興化地區發展秸桿養畜勢頭良好，并涌現了一批專業大戶和專業協會。要利用政策扶持積極申報秸桿養畜項目示范縣，爭取國家資金投入，大力開展試驗示范和宣傳引導，使之迅速形成產業規模。②重點畜禽場配套改造工程。國家將設立專項資金支持標準化畜禽養殖小區建設試點，江蘇省政府今年新增1000萬元用于發展畜牧生產，其中發展標準化養殖小區就是重點之一。我國小區建設近年來發展較快，應及時抓住契機，爭取將我國納入江蘇省優質畜產品板塊基地項目，進一步加快我國標準化養殖小區建設，以現有的規模養殖小區為重點，主要是已建成的種畜禽場和大中型養殖場，強化并完善畜禽糞污能源利用工程和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等。申報的江蘇姜曲海種豬場大型沼氣工程項目已于2008年11月通過國家驗收，效果超過專家的預測目標，目前筆者正以國家級姜曲海豬保種場(江蘇姜曲海種豬場)、江蘇豐達種鴨場、國家級水禽種質資源基因庫聯合上報江蘇省農委和江蘇省發改委爭取項目資金，擬構建大型沼氣、養殖加工為一體的循環模式，為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的架構提供更加詳實的實踐支撐。今后，關于大農業多環節的循環經濟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循環經濟的量化分析尚處在探索階段，如何從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入手，結合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建立一套能夠有效衡量和評價農業和其他產業的循環經濟評價模型有待進一步探討。畜牧業資源循環利用是畜牧業發展中一項新課題，是解決農民增收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是畜牧業發展的新思維，是保護生態、改善農村衛生環境，實現效益、資源配置最佳化的有效措施，是農民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新途徑。

本文作者：朱國奉薛毫祥工作單位：江蘇畜牧獸醫專業技術學院

[摘要]本文運用文獻資料法、比較法，闡述了體育用品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指出了當前體育用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解決適應我國運動市場的體育用品業的發展對策。

[關鍵詞]體育用品體育品牌發展前景

一、體育用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體育產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之一，是一個國家富強的“溫度計”，是體現各國綜合國力的標準。當前，體育產業已成為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增長點之一，世界體育產業的年產值在5000億美元左右，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美國經濟學家根據W·里昂節夫所創立的部門關聯模型，推算出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度位于第8位。體育產業的涵蓋面很廣，幾乎覆蓋了從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的所有部門，諸如制造業、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等，都與之有較高的關聯。而且，體育產業的規模巨大，它涉及到消費者的衣、食、住、行、玩、樂，是刺激內需的強力杠桿。我國的體育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因此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我國體育產業將成為21世紀國民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

對于體育用品業，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把其作為體育產業的最主要行業之一，美國的體育用品銷售總額已占全世界體育用品銷售總額的三分之一，我國的體育用品業近幾年來也得到迅猛發展，全國居民用于體育用品的支出已經位于日常基本生活消費之外重要消費支出的第6位，全國體育用品行業總產值更是以每年493億元的規模增長。而且我國體育用品也是出口創匯的一個重要產品，當前我國體育用品出口額超過70億美元，并以每年近1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我國體育用品業僅用十來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二三十年走過的路，其發展速度令世界驚奇。但是，與世界體育用品生產大國相比，我國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國出口創匯總額僅是發達國家的一個零頭，因此，我國體育用品業的發展還有相當大的市場空間。

二、當前我國體育用品發展存在的問題

1引言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采集、漁獵、畜牧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存在的生產部門。雖然在采集、漁獵中萌生了原始農業，而原始農業又分化出畜牧業，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并沒有明顯的部門區別與區域分異，各生產形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特征。例如在我國內蒙古東西部許多史前時期聚落遺址中都發現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細石器與表現鮮明定居農業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現象，其中內蒙古西部老虎山遺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則農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進入國家階段以后，這樣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時期華戎之間的地域分異仍然十分不清晰，許多中原民族往往在農業中雜以狩獵與畜牧。由于廣泛存在這樣的生產結構，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寫的文獻中，也不過用西北多牧畜少農耕，中原多農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間還沒有明顯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農區畜牧業“入世”后，在部分畜產品相對過剩、資源約束、市場約束增大、增收難度加大等多重挑戰面前，如何實施戰略性結構調整，走出困境，提高效益，從而盡快把畜牧業發展成為一個大產業?調整的重點及首要目標是什么?筆者就此談點個人看法。

1養殖結構多元化

1．1穩定生豬數量，提高效益．筆者所在的農區，傳統上畜牧業幾乎就是一個“豬天下”，生豬產值占牧業產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豬已出、現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這種態勢必須改變，應把生豬飼養量穩定在一個恰當的范圍內，突出狠抓肉豬品改和質量提高，主攻出欄，降低糧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發展草食牲畜發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飼草資源，促進節糧，又是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現代化生態畜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農區應當花大力氣發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積極開展奶牛養殖、高床養羊、集約化養兔，將資源優勢變為商品優勢。

1,3努力發展小家禽家禽個體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長快，效益好。農區應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園、果園、水田、塘堰、溪河等，養殖雞、鴨、鵝等小家禽，積極推廣田上養鴨、機械化養雞，實行規模養殖。

1．4開發觀光型畜牧業在有條件的地方，適當引進、繁育、養殖珍稀動物，開發觀光型畜牧業。

[摘要]北魏的畜牧業特別是國營畜牧業，在我國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產技術水平相當之高，這在《齊民要術》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養羊篇》所載的成就為最高，給后世養羊業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北魏農牧結構的變動，農牧業的此消彼長的原因，并且還就這一時期以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對諸如水土保持等有關生態方面的積極影響，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北魏畜牧業齊民要術農牧結構

北魏是繼十六國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由鮮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歷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截止，共經歷一百四十九年。其間通過不斷對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劉宋政權的掠奪進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從而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北方分裂割據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東部，東北至遼河，南至江淮，達到鼎盛時期。作為一個由游牧的鮮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北魏的畜牧業生產相當繁榮，在我國畜牧史占有顯著的地位。探討這一時期的畜牧業的發生發展、生產水平、結構變動及產生的影響，是一項頗有價值的工作。本文將就此略作說明，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北魏畜牧業的發展

來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還處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1]的原始游牧社會，從事著單一的游牧經濟。掠奪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產方式，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產品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時加快了對周邊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討，并取得了節節勝利。戰爭掠奪已然成為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據初步統計，從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統一這五、六十年間，共發生針對別的部族的掠奪戰爭不下十五起，而且規模是越來越大[2]。戰爭不但使得其軍事實力不斷增強，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業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為后來的統一北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獲戎馬500萬匹，呈現出畜牧車廬，彌漫山谷的景象。這一時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奪在北魏的畜牧業生產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為了安置這些掠奪而來的馬牛羊等戰利品，同時也為了頻繁而又長期的統一戰爭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區一百多年來長期處于戰亂分裂的局面，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于是在北魏畜牧業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營牧場便應運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國營牧場

1引言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采集、漁獵、畜牧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存在的生產部門。雖然在采集、漁獵中萌生了原始農業，而原始農業又分化出畜牧業，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并沒有明顯的部門區別與區域分異，各生產形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特征。例如在我國內蒙古東西部許多史前時期聚落遺址中都發現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細石器與表現鮮明定居農業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現象，其中內蒙古西部老虎山遺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則農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進入國家階段以后，這樣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時期華戎之間的地域分異仍然十分不清晰，許多中原民族往往在農業中雜以狩獵與畜牧。由于廣泛存在這樣的生產結構，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寫的文獻中，也不過用西北多牧畜少農耕，中原多農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間還沒有明顯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摘要]北魏的畜牧業特別是國營畜牧業，在我國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產技術水平相當之高，這在《齊民要術》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養羊篇》所載的成就為最高，給后世養羊業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北魏農牧結構的變動，農牧業的此消彼長的原因，并且還就這一時期以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對諸如水土保持等有關生態方面的積極影響，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北魏畜牧業齊民要術農牧結構

北魏是繼十六國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由鮮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歷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截止，共經歷一百四十九年。其間通過不斷對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劉宋政權的掠奪進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從而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北方分裂割據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東部，東北至遼河，南至江淮，達到鼎盛時期。作為一個由游牧的鮮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北魏的畜牧業生產相當繁榮，在我國畜牧史占有顯著的地位。探討這一時期的畜牧業的發生發展、生產水平、結構變動及產生的影響，是一項頗有價值的工作。本文將就此略作說明，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北魏畜牧業的發展

來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還處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1]的原始游牧社會，從事著單一的游牧經濟。掠奪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產方式，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產品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時加快了對周邊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討，并取得了節節勝利。戰爭掠奪已然成為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據初步統計，從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統一這五、六十年間，共發生針對別的部族的掠奪戰爭不下十五起，而且規模是越來越大[2]。戰爭不但使得其軍事實力不斷增強，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業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為后來的統一北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獲戎馬500萬匹，呈現出畜牧車廬，彌漫山谷的景象。這一時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奪在北魏的畜牧業生產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為了安置這些掠奪而來的馬牛羊等戰利品，同時也為了頻繁而又長期的統一戰爭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區一百多年來長期處于戰亂分裂的局面，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于是在北魏畜牧業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營牧場便應運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國營牧場

提要中古時期，我國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畜牧經濟的比重曾有明顯上升，畜產結構也發生了大變化，具體表現為：畜牧區域曾向內地顯著擴張，大型國營和私營畜牧業一度相當繁榮，農耕地區家庭飼養規模也有所擴大，羊取代了豬成為主要肉畜。但經過一段上升和繁榮之后，畜牧業重新漸轉衰退。上述這些變動，與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內徙直接相關，是農耕與畜牧兩種具有不同生態適應性和能量生產效率的經濟生產方式不斷競爭消長的結果，與所謂“胡化”和“漢化”過程互為表里。

【關鍵詞】中古時期北方地區畜牧業

農史學家認為，進入傳統農業時代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長期處于“重農輕牧的跛行狀態”，與歐洲中世紀一直保持著農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種植特別是谷物栽培占據著絕對支配地位，畜禽飼養業則無足輕重。因而，自戰國以來，中國農業乃是一種“跛足農業”，即作物種植與畜禽飼養發展極不平衡的農業（注：參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中國農學史》上冊，科學出版社，1984年，56、75頁。）。大體說來，這種看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在長城以南地區，自戰國秦漢以來，畜牧業的確基本處于農耕經濟的附屬和補充地位，并且從總體上說，其在社會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趨勢。不過，具體就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而言，這種下降的趨勢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線式的。在某些歷史階段，這一地區的畜牧經濟比重曾經比前一歷史時期有明顯的上升，中古時期即是如此。

關于中古黃河中下游畜牧業的問題，一些學者的論著曾有所涉及，比如關于中游地區畜牧業的分布、北魏時期的國營畜牧業、唐代的馬政等均曾有所論述（注：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為探討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原因，曾對先秦至唐代黃河中游的農牧消長情況做了較多論述；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和《論唐代前期隴右道的東部地區》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對黃河中游的半農半牧地區和牧業生產有所論述；朱大渭《北魏的國營畜牧業經濟》（收入所著《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98年），對北魏國家牧場建立的動因、實況及其與北魏統一北方及國勢強盛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對唐代馬政（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進行了較系統研究。除此之外，唐啟宇《中國農史稿》（農業出版社，1985年）4章2節、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節簡述了魏晉北朝時期畜牧業向內地擴張的史實；高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則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畜牧業做了簡要概述。還有一些學者的論著對這方面的問題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討論局部性具體問題或做籠統簡略介紹，目前尚未見有關于這一問題的系統綜合性論著發表。），但關于中古黃河中下游畜牧生產的歷史變動及其社會生態導因、經濟意義與文化內涵，尚未見有專門的討論。為彌補這一欠缺，筆者曾在《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注：參拙著《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04-124頁。）一書中對有關問題做了一些初步探討，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申論。主要問題包括：1.中古以前黃河中下游畜牧生產的基本面貌與發展趨向如何？2.中古時期本地區畜牧生產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動，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區畜牧經濟在中古前期一度明顯上升之后復轉衰退？4.如何認識中古北方胡漢民族融合與農牧經濟變動之間的關系？作者試圖通過對上述問題的討論，為探討古代中國（不包括中國西北草原地區）農牧經濟畸輕畸重、跛足發展的過程與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對所謂民族文化融合與農牧生產方式選擇的關系問題提供粗淺看法。由于直接有關的資料并不充分，筆者對一些問題較多地進行了個人認為是合理的推測，所得出的結論恐難免有很大主觀性，舛謬之處，懇請識者批評駁正。

一上古時期畜牧生產的基本面貌與發展趨向

考古資料證實，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前后，黃河中下游地區開始踏入農業時代的門檻，畜禽飼養業也應運產生。在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的畜牧生產取得初步發展，馬、牛、羊、豬、雞、犬相繼被馴化家養，我國傳統的“六畜”逐漸齊備。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都發現有大量的家養畜禽骨骸遺存，其中以豬的飼養最為普遍、數量也最多。考古資料顯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遺址中，已有頗多的豬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龍山文化時期，家豬在各種家畜中占絕對優勢，成為當時這一地區最為普遍飼養的家畜（注：參梁家勉《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農業出版社，1989年，37頁。）。至于原始時期這一地區的作物種植和畜禽飼養在經濟比重上是否有明顯的輕重大小之分，尚無法證明。

內容提要：監牧制度是唐王朝在官營畜牧業中建立的生產經營管理制度，針對唐代不同時期有關監牧的不同記載，作者論證了唐代監牧的四個階段及其發展變化，并運用敦煌出土文獻，對唐后期及五代藩鎮自設地方監牧制度也作了研究。

關鍵詞：唐代畜牧業監牧制度

監牧制始于唐朝，《新唐書·兵志》載：“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因此前賢與當今學者均將其列于唐代馬政系統之中，詳加論述①。實則監牧是隸于太仆寺的基層畜牧業經營機構。《志》又載：

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此處所引，僅說明了監牧的隸屬關系，以及內部組織結構。現就其等級分類、分布地域、監牧的管理制度等，分述如下：

一、監牧的等級區分與管理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