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問題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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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多鄉村人口與農產品供求

中國農產品價格自1997年以來出現連年下降，從而導致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也出現連續4年的持續下降。1997年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據當年農村住戶調查的資料反映，1998年農民出售的15種主要農產品中有12個品種的價格下降，而肉類價格跌幅最大，達12.7%。1999年情況更加嚴峻，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創改革以來最大跌幅。統計的11種主要農產品價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類農產品價格均出現大幅度下降。從農產品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所反映的情況更加嚴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農產品價格雖然略有好轉但尚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價格下降的頹勢。

中國農業發展中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總體的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大宗農產品總體上缺乏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卻是眾多的農產品過剩和農產品價格的持續

表11994~2000年主要農產品價格指數（%）（上年=10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來連續幾年提出了農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積極支持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鼓勵農民種植適合市場需求的優質農產品，淘汰過剩的和低品質的、以滿足溫飽為主要生產目的的農產品生產。這些政策在一些地區和部分產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針對9億多農民為僅3億多城鎮人口生產農產品的基本局面，農產品的過剩將是難以扭轉。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下跌，就是由于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度增加與城市人口農產品消費增長緩慢的矛盾加劇所造成的，是因為農產品收入彈性過低的緣故。據專家測算，2000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這4年中城鎮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開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彈性系數不足0.04，意味著在此階段，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開支只增加不到4分錢，還包括在外用餐費用的增加（陳錫文，2002）。更值得關注的是，城鎮居民1999年人均購買糧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鮮菜下降4公斤多，豬肉下降近2公斤（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考慮到3億多城鎮人口中還有大約1億多非農業人口是生活在縣和縣以下，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勵農民進行優質農產品生產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圍也會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農產品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很低，當前農產品的過剩是商品農產品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的過剩，是大量人口滯留于農村所致。（二）眾多鄉村人口與農民收入

“九五”期間，我國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逐年遞減：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為9.0%，1997年為4.6%，1998年為4.3%，1999年為3.8%，2000年僅為2.1%。在“九五”后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3.4%，尚不及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統計中，農民純收入主要包括工資性報酬收入、家庭經營農業（農、林、牧、漁）收入、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和財產性收入四個部分。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長11.2%，是純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農戶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338元，則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達1039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6%。工資和非農經營收入的增量是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208.3%。通過上述對農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鄉鎮企業及農民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主要支撐。盡管2001年農民收入增長有所回升，達到了4.2%的增長速度，但是收入的來源構成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同時與城市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懸殊。

顯然，眾多的鄉村人口是當前農民實現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障礙。從中長期看，繼續依靠政府提高大宗農產品收購價格來增加農民農業經營的收入，已經難以適應目前的體制環境和市場環境。而大規模的商品農產品生產由于土地規模的限制，也不能對所有農民的收入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人多地少構成了農戶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基本約束。在此約束之下，非農業人口或城鎮居民及整個國民經濟所能夠承受的農產品價格水平與農民農業經營收入的增長將是一對很大的矛盾。依靠農產品價格的大幅攀升來提高農業經營者的收入，以使其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體已經不會成為常態（陳劍波，2001）。

此外，長期維持相當大比例的鄉村人口對整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還更加復雜，比如農業生產規模與效率的問題、生態和環境破壞問題、農產品加工工業發展過慢的問題(中國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極大重視，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與如此巨大的農業部門相比還很不相稱。顯然這與能夠消費農產品制成品的市場規模（城市人口規模）密切相關)等等，顯然解決中國鄉村人口的非農化問題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

二、縣域中小工商業受到抑制，勞動力流動缺乏政策支持

縣和縣以下中小型工商業發展應該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它將為鄉村人口的遷移做出重大的貢獻。我們過去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目前中國的小城鎮發展較為緩慢，除了各種體制的約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工業化和市場化嚴重不足。而沒有工業化的發展，城鎮化的進程是難以順利演進的。

近年來，作為縣域內解決鄉村人口非農就業主體的鄉鎮企業增長減緩，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受阻、農民收入增長減緩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鄉鎮企業個數比上年減少50萬家，增加值為27300億元，比上年僅增長10%，幾乎為有史以來增長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個“九五”期間鄉鎮企業13.6%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也是歷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為12700萬人，與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業人數下滑的趨勢。2000年鄉鎮企業增加值的增加額已經占GDP增加額的37%，占農村社會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農民人均從鄉鎮企業中獲得的工資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于居住著10億多人口的縣域經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近年來鄉鎮企業增長幅度的下滑已經對縣域經濟帶來了許多不利的影響。鄉鎮企業發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鄉村人口遷移的進程。

經歷了20年來的改革開放，多數的縣域經濟已經脫離了僅僅依靠農業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鄉鎮企業或微型、中小型工商業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根基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目前，縣域內微型與中小型工商業的發展受到金融和稅收體制兩個方面的抑制。在當前的稅收體制下，縣鄉政府極難從工商業發展中獲得充足的稅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資者都嚴重缺乏大力推動中小型工商業發展的積極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應的扶持和支持政策，無法降低中小型工商業的私人投資的進入“門坎”。

當前鄉鎮企業發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融資問題無法解決，表現在：第一，缺乏股權融資渠道，內部融資比例高。鄉鎮企業在改制過程中或通過集資進行大量的股權融資，但由于沒有可交易的市場，企業職工手中持有的股權不具有流動性，這樣一方面企業股權持有者承擔著無限風險，另一方面也妨礙了企業以此方式進一步融資的能力，致使企業無法降低負債比率，改善資本結構。第二，債務融資渠道單一且存在很多問題。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長期以來外部融資的主要渠道是債務融資，而債務融資的絕大部分來源于國有商業銀行。第三，中小企業債務融資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為中小企業投資決策和經營管理提供咨詢和政府相應的服務機構，造成投資失敗率過高。

由于鄉鎮企業發展受到制約，也由于其就地轉移勞動力的高昂成本，造成鄉鎮企業的發展減緩。其直接的后果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減緩和城鎮化步伐的減慢。“九五”前4年城鎮化平均每年僅增加0.46%，比整個改革時期的平均0.6%還低。

在鄉鎮企業發展減緩，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受阻的情況下，農村展開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自發流動。開始了一個迂回曲折的城鎮化的過程，問題的關鍵是在這個進程中，如何進行戰略的選擇。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爭論：其焦點問題是讓流動的鄉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還是小城鎮，是應該叫城市化還是城鎮化。這一爭論的核心，是讓農民拋棄土地徹底斷其后再到城市謀生，還是保持目前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的季節性的流動。顯然目前的農民季節性流動就業的模式將使鄉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鄉村居民城鎮化的門坎。

事實上，盡管政策對于農民自己選擇的流動就業模式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支持，盡管農民季節性流動還存在諸如戶口、就業限制、福利保障、權益保障等等一系列問題，但是農民的自發流動就業已經成為中國勞動力轉移不可阻擋的趨勢，每年估計的流動數量大約在0.8~1億人左右。同時，近年來，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所以還能夠保持低速增長，與農民的大規模季節性流動就業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縮使縣域經濟發展成為無源之水

（一）國有商業銀行壟斷儲蓄信貸市場且貸款連年下降

改革20多年來，中國信貸機構的壟斷地位基本沒有動搖，始終維持一個70%左右的市場份額。這對于中央政府通過直接動員信貸資源支持城市和國有部門提供了極大便利。與國家銀行在信貸市場的壟斷地位相對照，貸款增長速度的下降令人吃驚。1997年國家銀行的貸款余額比上年增長了25.05%，但隨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別下降為15%和8%。

表2國有銀行存貸款占全國的比致

注：國有銀行包括：政策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實業銀行。

資料來源：《中國金融年鑒》1994~2000年。

（二）金融資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國有企業集中

中國人民銀行監測的5000戶企業，雖然從1998年開始，大型企業的銀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分別下降8.2%和10.1%，但是實際的占有金融資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表31999年國有企業占有資金情況

資料來源：馬洪、王夢奎，2000。

表3的數據證明了國有部門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優先地位，金融資源向國有部門的傾斜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此外據抽樣調查，2000年底全國省會（區府）和副省級城市的貸款余額占全國貸款余額近40%，是當年新增貸款的46%（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1/11/1）。這充分說明1994年以后信貸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

對于這樣一種金融資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學者認為這是資本市場作用的結果，是資本逐利本性所致。但問題似乎并沒有這么簡單。鑒于國有商業銀行在銀行業中的絕對壟斷地位，而國有獨資的性質又使國有商業銀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預，在這樣情況下強烈的城市化的資金配置格局，很難說僅僅是由于市場競爭而導致的資金流動，也就是說不完全是競爭促使資本尋求更高收益而出現的配置格局。這一配置格局的出現是與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階段密切相關。在這一階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場主導了整個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源的配置。比如，大量的金融資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說明目前的城市化傾向的資本配置格局，是與市場充分競爭條件下資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

（三）縣域內承受著嚴重的通貨緊縮和信貸緊縮

對是否存在通貨緊縮有許多爭議（周駿等，2001；王寶清，2001）。目前的緊縮是一種結構性的緊縮，而非全面緊縮。城市部門，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并沒有特別感受到這種緊縮，而縣及縣以下的經濟主體才是這種緊縮的對象。這種緊縮的直接后果是縣域內以解決就業為主的中小型工商業、鄉鎮企業出現衰退并由此帶來縣域經濟的衰退、農民收入下降及縣鄉政府稅源枯竭。根據有關學者從全國總體的情況測算，1994~1998年間僅財政系統的凈流出平均每年大約在1000億元左右，而金融系統中不僅存貸差日漸擴大，而且每年從金融系統中流出資金大約在500~600億元左右（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0）。從縣域內部的情況看更加嚴重。一是縣域內的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基本沒有放款權利，縣域內的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在1997年以后對縣域內經濟主體的貸款增加很少。二是盡管金融機構中農業與鄉鎮企業貸款與農業和農戶的存款（不含鄉鎮企業）在金融機構的全部存貸款所占的比例幾乎相同（農村存款在1996~2000年間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貸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卻可以看出全面統計所掩蓋的一些問題。第一，在1996~2000年間信用社占據了整個農村信貸市場的65~70%的份額。第二，國有商業銀行對農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礎設施、國債配套資金和生態建設的貸款等大型項目，而對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務的農業生產和中小型工商業活動卻處于全面緊縮的狀態。1999年全國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的貸款比1998年增加581億元，占當年全部貸款增加額的8%(值得說明的是，鄉鎮企業的增加值已經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業是國有部門80%以上)，同年信用社對鄉鎮企業的貸款增加額為386億元，占全部鄉鎮企業貸款增加額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的貸款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億元，而同年農村信用社對鄉鎮企業的貸款卻增加了361億元（《中國金融年鑒》，2000，2001）。

僅觀察全面的統計數據，難以清楚地看到農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貨幣和信貸的嚴重雙重緊縮的。從運行的情況

表4鄉鎮企業和農業貸款（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資訊行數據庫（）；《中國金融機構信貸收支情況統計》1998~2000。

看，縣及縣以下正在承受嚴重的通貨和信貸緊縮，表現在：

1.郵政儲蓄只吸收儲蓄不貸款，造成每年上千億元的資金直接上存中央銀行。

2.農村合作基金會清理——農村短缺近3000億資金，不僅影響了縣域內中小型工商業的發展，兌付農民存款的責任直接由縣鄉兩級政府負擔，對本身已經債務纏身的縣鄉政府無疑是雪上加霜。

3.國有商業銀行大量減少縣及縣以下基層機構，貸款審批權限上收。全國已經削減1萬多個銀行分理處和營業網點，裁員11萬人（戴相龍，2001）。

4.農村信用社負擔過重，難以全面支持農村發展。農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機構12%左右的儲蓄存款余額支撐著60~70%的農業貸款和70~75%的鄉鎮企業貸款（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2），但是鑒于當前農村信用社的產權問題、管理體制問題及沉重的歷史包袱（累計虧損與不良資產），對于承擔農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務已獨木難支。

5.民間信貸活躍，但缺乏規范。由于正規金融難以滿足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民間借貸和高利貸十分活躍。據對15省24個縣市41個村的調查，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溫鐵軍，2001），溫州民間高利貸的利息達到每月1~3%。由于民間信貸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導，難以真正在信貸市場上正常發揮作用。

四、消除貧困與西部大開發：經濟發展的長期任務

（一）關于新的扶貧戰略

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已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00年的3000萬人，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這是依據中國政府制定的貧困線標準的計算（以1985年購買力平價不變價格為0.66美元/天）。為比較國家間的貧困狀況，世界銀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購買力平價不變價格）的貧困線標準。世界銀行在1998年的估計中認為當年中國的貧困人口如果依據世界銀行的標準應該為1.06億，比官方當年4200萬貧困人口的估計要高出1倍多（世界銀行國別報告，2001）。無論估計的標準如何，中國仍然面臨十分艱巨的消除貧困的任務)。

根據中國政府新世紀的扶貧戰略，扶貧開發的主要任務，一是盡快解決3000萬貧困人口溫飽問題；二是幫助初步解決溫飽、但還不鞏固的貧困人口增加經濟收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實現穩定脫貧。與“八七”扶貧攻堅相比，這不但意味著對象更廣了（約占農村總人口的10%），而且任務加重了，即包括解決溫飽和實現穩定脫貧兩大任務。扶貧的基本方針則不是簡單地解決溫飽，或者是生產足夠的食物問題，而必須做到綜合開發和堅持可持續發展，必須做到資源配置和開發與生態建設緊密結合。

實現新的扶貧目標并非僅僅是簡單的資本投入問題。盡管在新的扶貧戰略中政府在貧困目標的瞄準機制、扶貧內容等等進行了許多重大的調整，但是貧困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將越來越成為貧困工作中的重點內容。因為目前尚未脫貧的3000萬貧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約是生態和自然條件，這些人口的脫貧僅依靠發展當地的農牧業生產不僅可能導致新的生態破壞，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移民和促進當地區域經濟發展應成為實現新的扶貧戰略的重點內容。

（二）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中的問題

2000年，國家安排在西部地區新開工10個重大項目，項目總投資1000多億元。2001年，國家又在西部地區新開工了一批重點工程，項目總投資2000多億元。

近兩年來，與國家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國有商業銀行在西部開發的戰略指導下，投入了大量的財政和信貸資金。但是這些投入效果如何還值得進一步探討。目前通過國債資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鐵路、機場、大中型水利設施項目、天然氣管道項目建設的資本，對于西部地區的農村發展究竟產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決目前西部農村地區所面臨的最為緊迫的問題？

西部大開發戰略既不能在短期內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引擎，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目前西部農村地區面臨的一些最為緊迫的問題。顯然，將此戰略作為資金投入的戰略重點，對于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和西部農村經濟的發展是遠水不解近渴。

五、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問題

中央政府近年來對農民負擔問題一直十分重視，采取了許多措施來減輕農民的負擔。從實施的效果來看，這些措施對抑制農民負擔惡性上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沒有從根本上達到制止農民負擔增加。據農業部統計，2000年全國農民直接負擔的稅費共1778.9億元，平均每個農民負擔199元。其中，各種稅92元，“三提五統”66元，“兩工”和以資代勞6元，集資等各種社會負擔30多元，與1999年相比增長了3.3％。

中央2000年提出了稅費改革方案并在安徽進行試點。從安徽省的情況看，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面效果是明顯的，人均負擔下降了30％。稅費改革雖然達到了使農民減負的目的，但同時使鄉鎮政府和村一級組織收入減少，使縣、鄉、村機構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響。

稅費改革、農民減負與縣鄉財政狀況緊密相連，沒有地方經濟發展和財政狀況的改善，農民減負就難以完全實現，稅費改革就缺乏推進的基礎。我國戶口在縣和縣以下的人口10億多，其中農業人口9.2億，在縣城和建制鎮的人口有1.7億。我國現有2109個縣級財政、4.6萬多個鄉鎮財政，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1.34萬億元，其中中央占51％，省級10％，地市17％，縣鄉兩級共計20％多。而全國財政負擔的人員總量中，由縣鄉財政負擔的比重約為70%左右。如果不能改變20%的財政收入負擔70%人員費用的狀況，不僅農民負擔無法得以完全減輕，同時基層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直接面對農民、行政事務最為繁雜、作為政權基礎的縣鄉兩級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是最少的。農民負擔的問題并非簡單的基層政府收費多少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如何促進縣域內的經濟發展和整個基層財政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問題。

六、進入WTO之后的農業和農村

（一）農產品貿易問題

根據有關研究，中國的農產品中，糧食產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對的比較優勢，而糖料、園藝、畜產品、烤煙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程國強，2001），相應地，有關學者對加入WTO后，利用相關的模型對在貿易自由化情況下中國農產品貿易對各種農產品的影響進行具體的分析（黃季焜，2001）。這些分析對于我們認識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及中國農產品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具有一定的作用。從短期看，貿易對于中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

1.貿易的沖擊僅限于一定的區域和特定的品種

許多人對于國外農產品的進入十分擔心，認為有可能帶來數千萬農民的失業。這種擔心實際上是沒有什么依據。首先是糧食產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對于小規模農戶的生產來說，特別是以生產糧食作物為主的農戶而言，貿易本身不會對農民收入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貿易可能的影響只是針對商品率較高生產較為集中的個別品種（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個別地區（如黑龍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產區）的農民收入影響較大。

就我國目前情況看，小麥生產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國生產量的22.4%，山東排第二位，為18.67%，河北為12.12%，其余省份均沒有超過全國產量的10%。稻谷產量占全國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為13.84%，河南為10.14%，其余省沒有超過10%，大豆生產黑龍江一個省就占了全國產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則超過了全國的1/3，廣西的糖料占到全國的近40%（國家統計局，2001）。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調查資料計算，黑龍江等九個省農民銷售大宗農產品的現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現金收入的主要來源。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新疆分別達到63.33%、54.48%、39.23%、33.27%。顯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調整農業生產和經營戰略，這些地區的農民將遭受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直接沖擊。

2.主要農產品進口的配額數量并不大

根據相關研究，即使2002年糧食全部進口配額用完，進口玉米、小麥、大米的數量分別占2001/2000糧食市場年度總消費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額量計算，進口糧食總量也僅占2001/2000年度中國糧食消費的6.02%。因此，從糧食安全角度來看，目前的配額并不會對中國的大宗農產品的生產帶來重大威脅。

從積極的方面看，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也會對中國的農產品市場發育具有促進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國的市場體系建設和分別不同的產品和不同的地區情況來確定農業發展的戰略將是我們未來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補貼政策：補產業還是補人口

加入WTO之后，另外一個十分值得重視、也是在中國的學者中討論的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如何利用相關的扶持政策來扶持中國的農業發展問題。

在運用相關的政策補貼措施對農業進行補貼的問題上，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需要予以明確：盡管一些國家通過各種手段（比如農業保險）轉變過去對農業的補貼方式，并逐步實現從對農業產業的補貼轉變為對農業人口的收入補貼，但是就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沒有辦法實現這樣的補貼目標。在目前許多關于如何使用政策工具的討論中，不少的學者模糊了這一區分，將對農業產業的補貼看作是對整個鄉村人口的補貼，這樣的認識如果不能予以糾正，很有可能誤導或阻礙農業政策補貼措施的實施。因此，在考慮政策補貼的具體措施時，我們不能把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特別是鄉村人口收入增長的問題寄托在對農業產業的補貼政策之中。各種政策補貼應該重點放在以增強農業產業的發展能力和提高其產品市場競爭力為目標（如重點扶持的領域應該包括科研、基礎設施、支持勞動力轉移、教育和培訓等）。但是，就整個農村整體發展而言，僅有針對農業產業的補貼政策是明顯不夠的，還必須探索金融、財政體制改革及推動工業化發展和市場體制發育的配套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