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思想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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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的英國來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他們倆有著極其相似的經歷。他們都生于德國，也都與當時最為先進的英國有著緊密的聯系。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魯士萊茵省特利爾城一個猶太人籍律師家庭。馬克思除了青少年時代在德國就學以外，他的革命活動和科學研究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英國度過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小兩歲，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魯士萊茵省巴門市一個紡織工廠主的家庭。從1842年開始，恩格斯的絕大部分經商活動都在英國，而英國當時的紡織中心曼徹斯特則是恩格斯最為熟悉的地方。早在1845年，他就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而成為全面分析英國工人的經典之作。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英國度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于1883年3月14日和1895年8月5日病逝于倫敦。

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來源分別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內容之一的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的來源是什么？由于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被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當作教條遵守和實施，因此，搞清這一思想的來源對于我們求實客觀地評價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的歷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以《論土地國有化》為其標志，它是馬克思對第一國際關于土地問題的理論總結，它闡發的是關于社會主義農業問題的思想；第二階段以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為標志，它是恩格斯對第二國際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總結，闡發的是無產階級政黨如何改造農民的主張。

我們把馬克思第一階段的農業思想概括地歸納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基礎的農業計劃經濟。它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完整形態的分析相適應，是對未來社會主義的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全面概括，其思想來源主要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

我們先來看馬克思的土地國有論。社會主義土地問題在莫爾的《烏托邦》中就已經提出，莫爾的烏托邦島土地的公有實質上就是這一個遠離塵世的島國國有，因為在莫爾看來，這個島國國有土地不夠的時候，還要向外進行殖民擴張，以滿足這個島國土地的需要。在整個第一國際時期，只有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土地國有的主張，英國工聯改良派領袖魯克拉夫特就是一個積極的土地國有論者。他在反對土地集體和農民所有的基礎上，力主土地的國家所有，并要求將土地交給統一的公社實行大規模地耕種土地。

馬克思還批判地吸收了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土地國有主張。英國的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只有農業資本家和農業工人才對英國的土地享有權利，而英國的地主只是篡奪者。詹姆斯·穆勒、希爾迪奇、舍爾比利埃等經濟學家從李嘉圖的理論中得出實際政策主張，提出把地租作為賦稅交給國家的方案，實質是土地收歸國有，把私有土地變成資產階級公共所有。馬克思揭露了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主張土地國有的階級實質不過是產業資本家仇視土地所有者的一種公開表現而已。馬克思還指出這些資產階級土地國有論者的階級局限性，因為對土地這一種財產私有制的否定，會導致對整個資產階級財產私有制的否定，這對資產階級來說，是危險的。因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很難實行土地國有化。

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有效地實施土地國家所有。但是他認為這種國家所有只是改變了土地所有關系，而沒有解決土地的經營問題，因此，馬克思認為，土地國有盡管有很大意義，但這一措施解決問題有一定的限度。土地歸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是改造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個重大步驟，不是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農業的目的。土地國有，把地租轉歸國家，原來就是激進資產階級提出的土地綱領，是用來加快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但是無產階級卻可以拿來利用，使之成為剝奪資產階級土地私有權的措施。無產階級國家利用這一措施時，又必須清醒地注意到這一措施自身只要求改變土地私有制，不是改變土地經營方式的措施。在馬克思看來，土地國有以后，有可能仍然產生和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經營，因此，無產階級國家必須采取不同于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方式組織農業生產。

馬克思為此提出了農業生產的計劃論。而這恰恰是三百年間英國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的主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莫爾的烏托邦島實行的是有計劃的農業。由于包括農產品在內的所有產品都是有計劃有組織生產的，因此，在烏托邦島不存在商品交換，不存在貨幣。在莫爾看來，烏托邦不論農業或手工業的生產勞動都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這就避免了生產無政府狀態和不必要的勞動，也就鏟除了當時在歐洲許多國家存在著的四體不勤的寄生蟲。歐文則為我們制定了一個極為詳實的農業規劃與計劃的藍本。他首先對理想社會農業協作社的人數，土地面積，農村住宅和農業教育進行了具體的規劃，并提出保證這個規劃的有效實施，就必須實行有計劃地農業生產。歐文認為，公社由于在統一計劃下組織生產和發展經濟，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直接滿足全體成員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就將根除籠罩著現存社會的一切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將永遠擺脫經濟危機。歐文同樣強調了先進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主張勞動公社要廣泛采用工業大機器和技術發明，以代替各方面的笨重體力勞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歐文看來，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機器生產給社會帶來的后果也就根本不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成為資產階級剝削和奴役無產階級的工具；而在公社制度下，機器將變成節約勞動、時間和資金，增加財富，為人類謀福利的手段。

第一國際時期的英國社會主義者魯克拉夫特則提出將土地交給負有關心全社會福利使命的國家政權，并由他們組織統一的公社實行大規模地有計劃地耕種，以盡可能使用能夠節省勞動的機器，使科學能為大家的福利服務。

以英國為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馬克思同樣主張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基礎上的農業計劃論。但是這一理論在前三百年英國以外的社會主義者中，都未曾有過空谷回音；在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法德俄的社會主義者普遍沒有認同這一理論。于是才有了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一文。

《法德農民問題》盡管分析的是法德農民問題，但同樣以是英國為其全部立論根據的。第一，它根據英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實際，同樣主張消滅小農經濟，而這種消滅不是依靠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提供社會幫助，引導農民建立合作社來實現。對法德眾多的小農仍然是爭取是改造，而不是長期保全；第二，以英國的模式來看待未來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盡管提出了法德等落后國家農民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但他對未來社會農業的發展問題仍然與馬克思一樣，是奠基于英國之上的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基礎上的農業生產計劃論，恩格斯并沒有因為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而有所改變，而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提出了完全以工業生產的形式來解決農業生產問題的主張，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剝奪或贖買來的大土地，不是交給私有意識強烈的農民，而是建立公有農場，組織集中式的農業生產。第三，以英國狀況立論來分析法德社會主義者的錯誤。在《法德農民問題》第一部分中，恩格斯批判的是法國工人黨的土地綱領，而批判的證據則不是來自法國，而是取自英國的情況。在論證土地綱領“取消一切現行的間接稅和直接稅，代之以對三千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單一的累進稅”的要求時，恩格斯引用了英國的例子進行了反駁，并認為“除了社會主義政府以外，沒有一個政府能采取這類做法。”。在第二部分如何解決法德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問題時，恩格斯并沒有根據法德農業的實際狀況提出不同于英國農業生產的另一條道路，而是重申了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一文中的英國辦法，并同時主張“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全國大生產合作社的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1]其計劃性生產的成份比馬克思的構想具有更大的范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如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主要是屬于英國的。這種以英國為社會主義農業發展模式的最基本主張是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基礎上的農業計劃論。這一理論隨著我國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而基本被否定。但在農業合作論、城鄉一體論和農民改造論上仍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其負面影響是較大的，有必要進行重新認識。

二、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的思想

（一）國有土地上的農業工人合作社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和《論土地國有化》等著作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化基礎上有計劃地發展農業的思想。但沒有解決農業的生產的組織形式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是恩格斯的貢獻。

1842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寫的序言中批判亨利·喬治的地租論時，提出了土地國有以后的土地經營問題，即在社會共同占有土地基礎上實行共同耕種：“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給社會，但不僅是土地，而是同樣還有其他一切生產資料。但是，即使我們撇開其他生產資料的問題不談，這里也還有另外一個差別。土地如何處理呢？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現代社會主義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種，對其他一切社會生產資料——礦山、鐵路、工廠等等也是一樣；亨利·喬治卻只限于像現在這樣把土地出租給單個的人，僅僅把土地的分配調整一下，并把地租用于公眾的需要，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用于私人的需要。社會主義者所要求的，是實行整個社會生產體系的全面變革；亨利·喬治所要求的，是把現在的社會生產方式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實質上就是李嘉圖學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的極端派提出的東西，這一派也要求由國家沒收地租。”[2]

1847年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信條》中提出了“讓工人在國營工場和國營工廠，以及在國營農場工作”。[3]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在國家的田莊、工廠、作坊中工作”。[4]的主張，這實際上就是由國家經營農場的思想。

由國家經營農場的設想，是根據當時革命形勢考慮無產階級有可能掌握國家政權時的措施。但德國在1848—1849年革命的成果卻被資產階級纂奪，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又企圖用把封建大地產分給農民來和農民結盟，達到鞏固小資產階級地位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目的方針對這一新形勢，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則提出了“把沒收下來的封建地產變為國家財產，變成工人農場，由聯合起來的農村無產階級利用大規模農業的一切優點來進行耕種。”[5]的思想。

1872年，恩格斯繼馬克思《論土地國有化》以后，寫了《住宅問題》一文，其中在批判蒲魯東主張的把大地產分割成細小農戶之后，從土地經營方面提出了合作社生產的條件及其意義：“現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將給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來由組合工作者經營大規模的農業，只有在這種巨大規模下，才能應用一切現代輔助工具、機器等等，從而使小農明顯地看到基于組合原則的大規模經濟的優越性。在這方面走在其他一切社會主義者前面的丹麥社會主義者，早已認清這一點了。”[6]這里的組織工作者就是工人合作社的最早形態。

隨后恩格斯逐步完善了這一思想，提出了把國有土地租給農業工人組成的合作社耕種的思想。

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伯爾尼的信中提出，“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容克大莊園可以在必要的技術指導下毫不費力地租給目前的短工和雇農集體耕種。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出一些亂子，那末應由容克先生們負責，容克先生們無視所有現存的學校法，把人們弄得如此野蠻。”“小農和那些意人厭煩的聰明絕頂的有教養的人，將是最大的障礙……”[7]

恩格斯還提出在國有土地上建立生產合作社是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崩潰的社會主義措施，它只有在無產階級政府才可以實行。但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包括議會斗爭中，卻應該提出這項要求。一方面是給農業工人指明以后的道路，即在沒收大莊園以后組織合作生產，從而在農業工人中點燃革命火種，把農業工人爭取過來；另方面正因為資產階級的任何黨派和政府都不會實行這項措施，也就沒有辦法能破壞這項要求。而只要把農業工人爭取過來，僅僅這一項措施就能使普魯土完蛋。所以，越早宣傳這項措施就越有利。“只要那里還存在大土地所有制，這個措施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堅持，而我們一旦掌握政權，我們自己就一定要付諸實施：把大地產轉交給（先是租給）在國家領導下獨立經營的合作社，這樣，國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8]

恩格斯關于農業工人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這里的合作社是農業工人合作社，而不是農民合作社，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存在農民個人的土地所有；第二，在國有土地上的農業工人合作社，以及工業中的合作社，只是生產資料首先歸國家所有之下的一種生產組織形式，而不應成為獨立的合作社所有制，這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分離的。在恩格斯看來，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權，就能保持社會（國家）對生產和分配的計劃和監督。合作社使用這些生產資料，可以充分發揮生產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第三，農業工人合作社是與計劃性農業相聯系的，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經濟一個部分。因此，恩格斯也認為社會主義低級階段的農民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社，還要向農業工人合作社轉變，只能這樣才能完成向完全的共產主義過渡。

（二）土地集體所有的農民合作社

對小土地私有制占優勢和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土地集體所有前提下的農民合作社經營的思想。

馬克思曾經認為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化主要在大土地私有制占優勢的國家和地方實行，恩格斯提出其農業經營的組織形式為農業工人合作社，那末，在小土地私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運用什么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采用哪一種土地經營方式，恩格斯經過長時間研究之后，提出了將農民小土地所有制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采用農民合作社的組織進行經營的主張。

19世紀60年代，合作社在西歐得到了較為廣泛的發展，并在丹麥出現了共同耕種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巴塞爾大會以后，國際在丹麥的組織幫助丹麥農業工人建立政黨，并以巴塞爾大會關于土地國有的決議作為行動基礎。但是在實踐中卻發現土地國有不適宜丹麥國情，土地國有前提下的農業工人合作社也無法進行，因此，國際組織提出要解決丹麥的土地問題，還必須從丹麥的實際情況出發來提出相應措施。丹麥的土地主要屬于每戶占有50—100英畝好地的農民私有，這些農民人數眾多，不可能采取國有化措施來立即沒收這么一大批人的土地。根據丹麥的實際情況，國際在丹麥的組織提出對租佃者和農業工人都有好處的做法，即組織農民合作社。1871年12月，恩格斯在國際總委員會會議的發言中，肯定了丹麥的這個做法：

“建立由租佃者和農業工人組成的農業合作社，共同耕種目前由他們各自耕種的土地。這樣，中小型農場就將為擁有500英畝甚至更多的土地的農場所代替，從而就能夠采用農業機具，利用蒸汽力和其他現代化的措施，所需的資產可以用合作社的土地作為抵押向國家借貸。這些建議必然都是最起碼的；但是它們看來卻很適合農村居民目前的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時始終堅持宣傳土地國有化是運動的最終目的，將大大有助于打破大土地所有者在教區牧師、鄉村教師和政府官吏幫助下使農業工人至今所處的那種政治依附狀態。”[9]

接著，在1872年初，恩格斯在《社會主義者報》上登載了一篇介紹丹麥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驗的文章，受到許多國家社會主義者重視，并在許多國家報紙上轉載。對于這種情況，恩格斯說：“這篇文章引起了轟動，因此不會不產生效果。一般說來，在吸收小農和小租佃者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丹麥人由于當地的條件和政治上的高度發展，現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10]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這里講到合作社，已不是在土地國有前提下的農業工人合作社，而是以農為業的農民合作社。它著眼于吸引小農在政治上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還是以合作社共同耕種作為以后實行土地國有的準備階段。

巴黎公社是小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這次起義沒有來得及處理農民小土地私有制問題，但馬克思在總結公社經驗中，使問題臨近于解決。馬克思從分析法國農民的經濟地位出發，認為法國農民小土地私有制早已越過了還符合社會經濟需要的、農民處于正常生活條件的階段，而進入沒落時期。其表現是：不但小農生產方式因農藝學的發展而老朽了，而且農民中已分化出了農村無產階級，還有，由于資本主義剝削，農民只保留了土地的名義所有權了。無產階級掌握的政權若要得到農民支持，必須改善農民的經濟狀況，“能夠一方面拯救他們免遭地主的剝奪；另一方面使他們不至于為了所有權的名義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貧困的煎熬；能夠把他們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變成他們對自己勞動果實的實際所有權；能夠使他們既享受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而目前則作為一種敵對因素不斷侵犯著他們利益的現代農藝學之利，又保留他們作為真正獨立生產者的地位。他們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國，必將很快地對它產生信任。”[11]

這段論述提出的是無產階級政府對農民小土地所有制的原則：既要使農民免遭地主剝奪，又不為維持他的小塊土地而忍饑挨餓；既不為土地的名義所有權辛勞，又要有勞動成果的實際所有權；既能有符合現代科學技術要求的大規模生產之利，又保留他們獨立生產者的地位。那末，根據這些原則，應該采取什么形式和道路呢？

1874—1875年間馬克思寫的《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中，首次明確提出把農民小土地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并讓農民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是對上述研究巴黎公社經驗時的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從理論上解決了在小土地私有制的國家里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后農業的經營問題。

“這就是說，凡是農民作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象在西歐大陸各國那樣農民甚至多少還占居多數的地方，凡是農民沒有消失，沒有象在英國那樣為雇農所代替的地方，就會發生下列情況：或者農民會阻礙和斷送一切工人革命，就象法國到現在所發生的那樣，或者無產階級（因為私有者農民不屬于無產階級；甚至在從他們的狀況來看他們已屬于無產階級的時候，他們也認為自己不屬于無產階級）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革命方面來；這些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只有租佃資本家排擠了農民，而真正的農民變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樣的無產者、雇傭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時候，才能夠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制；尤其不能象巴枯寧的革命進軍那樣用簡單地把大地產轉交給農民以擴大小塊土地的辦法來鞏固小塊土地所有制。”[12]

這里有一個問題要弄清楚，就是馬克思在這段話里講的集體所有制是什么。因為《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對于集體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以國家為工具的階級集團；一種是自由人的聯合。因而集體所有制可以理解為國家所有制（國家以社會名義占有土地）和全社會共同直接占有土地（人民所有）這樣的兩種形式。而馬克思在這里講的集體所有制并不是這兩種形式。因為馬克思已經明確講過在小土地私有制條件下不能實行土地國有，所以這里決不是國家以社會名義的集體所有制。既然連國有化都不可能，就不可能一躍而成全社會直接占有的集體所有制；無產階級政府一開始就要促進小土地私有制實現的過渡，就不能想象農民走得比工業無產階級還快，能夠提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所以這里講的集體所有制也決不是指全社會共同占有土地。

關于土地集體所有制條件下的農業經營問題，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系統地闡明了農業合作社的問題。他認為，農業工人、小農、中農和大農，都應該組織成合作社，而這幾種合作社是有差別的。農業工人合作社是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收歸國有的大地產上組織起來的，他們使用國有的土地。小農的合作社則是無產階級國家通過示范和社會幫助，逐漸使小農自己愿意“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至于中農和大農，恩格斯也“建議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愈來愈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并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全國大生產合作社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可見恩格斯對中農和大農的合作社的表述，與小農合作社有差異。中農和大農往往雇工經營，他們組成合作社在開始時還會有著雇工，并且也和其他類型合作社的權利、義務不同。這種合作社有可能接近前述丹麥的合作社。

小農、中農和大農的合作社，都是“新的生產方式”，都可以使農民免除受資本主義經濟排擠而破產的結局。尤其是小農的合作社，由于“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并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就顯示了比小農經營的經濟效益。首先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合作生產必須講求經濟效益，節約勞動，把節約出來的勞動力用于擴大合作社的生產規模。恩格斯指出，合作社擴大生產有兩種方法，一是擴大土地耕種面積；二是從事工副業等多種經營。但兩者都需要國家幫助，國家要向合作社提供貸款，合作社要講經濟核算。

合作社同國家的關系，在經濟上仍然是等價交換的關系，但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上考慮要給合作社以優惠，如合作社向國家銀行貸款要有抵押、要付利息，不過國家可以降低利率，以及提供各種機器、化肥等物資，但不是無償提供。由此可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恩格斯并不認為商品貨幣關系就能取消，因為由此產生的信貸等經濟活動還是聯系國家與合作社之間的經濟杠桿。

最后，合作社的形式也不是從一建社起就是固定不變的。從小農的私人生產和占有到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也可能有一些中間的過渡形式，例如是否可能會有土地入股分紅的那樣形式，恩格斯沒有說明。但恩格斯認為合作社發展會有幾個等級：一是中農和大農的合作社與全國大生產合作社之間的差別，所以要有個從前者到后者的提高過程，二是農民合作社與社會其他部分之間有差別，所以要“逐漸把農民合作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各別社員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分的權利和義務處于平等的地位。”三是由各個合作社組成為全國大生產合作社。

合作社每一個等級之間都有權利和義務不平等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存在著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多種經濟成份。

當農民合作社達到與社會其他部分權利和義務相等時，也就意味著農民集體所有制消亡而進入整個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時期。那時的合作社也將會變成別的更高級的形式。那時的情景是不能預先規定的。

（三）社會主義農業合作論的重新認識

馬克思恩格斯都是農業生產的堅定的合作論者。為了建立與資本主義農業不同的生產形式,他們提出了與資本主義市場農業相對立的社會主義計劃農業，這在《共產黨宣言》和《論土地國有化》等著作中都有極為完整的表述。為了解決社會主義計劃農業的組織形式問題，他們根據不同的土地公有制形式，提出了農業工人合作社和農民合作社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的方案。這一構想被后來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所尊重。但是這一思想在經歷了蘇聯、東歐各國和中國、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數十億農民的幾十年的短暫輝煌后，普遍以失敗而告終。

這種失敗是殘酷的。但是對這種失敗的歷史總結在我國由于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未能按照思想發展史的本來面目去進行。于是國內外就有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正確的，是斯大林在鎮壓了異已后曲解了革命導師們的思想，建立了集體化農莊，使蘇聯走上了一條社會主義的不歸之路。有的甚至在此基礎上立論，試圖從俄羅斯的村社傳統出發來證實斯大林時期俄國農民對農村公社的回歸，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必然失敗。如此等等。

為了全面分析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史的成敗得失，首先要還思想發展史的本來面目。

近代農業合作的經濟思想源于歐洲。早期社會主義者在對資本主義進行無情的批判，進而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建立他們的“理性王國”過程中，產生了農業合作思想的萌芽。而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法國的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在他們之前的一些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雖然包含有合作經濟思想的萌芽，但是，他們沒有有意識地提出合作經濟思想，而主動有意識的提出農業合作思想的是法國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

傅立葉為我們構建的農業協會實際上就是一種農業合作經濟。他所說的協作，就是“在農業和家務上不僅使許多富裕程度不同的家庭的經濟能力和勞動能力協作起來，而且也使情欲、性格、嗜好和本能協作起來”從而“發展每個人的情欲、嗜好和本能而不觸犯群眾，從幼年起就發揮兒童的多種勞動天賦，把每個人放到符合他的本性的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經常變換工作和用足以產生勞動引力的魅力來維持工作。”[13]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農業協會實際上就是農業的合作組織。傅立葉關于農業合作的主要思想是：第一，農業合作組織的建立必須有科學規劃。他認為，在文明制度下，盡管由于有人激烈反對農業的組合，造成了農業發展的重重的障礙，但只要人類要走向和諧制度，就不可能阻礙農業協會的建立，為此他提出組織農業協會的關鍵是人類對農業協會這種組織要有一個科學的規劃，不至農業協會令人望而生畏；第二，農業合作必須與自然相適應。在傅立葉看來，農業協會并不是從事耕作人員的簡單組合，把二十、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個人組成農業協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協會，農業協會是“至少要有八百人才能組成一個‘與自然相適應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協會，所謂‘與自然相適應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協會，是指其會員由于受競爭心、自尊心以及與利害關系并行不悖的其他動力的激勵而從事勞動的那種會社。”第三，農業合作必須注重經濟效益和建立有效地農業勞動激勵機制。為此他提出農業協會要注意節約勞動，提高經濟效率。在傅立葉看來，要使農業生產的分類與農業勞動的分工有效地發揮作用，不是依靠強迫的辦法，而只能依靠強化勞動光榮的觀念，促進勞動競賽和人們對美食的需求的辦法來實現這種激勵，逐步使“每個分組都非常熱心于它所選擇的那一部分勞動，在這部分勞動中發揮自己的聰明靈巧”，“把這種聰明靈巧貢獻給自己比較喜愛的誘人的活動”[14]。傅立葉的農業協會不僅僅是農業本身的協作，這種協作同時包括與其他部分勞動的聯合即家務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商業勞動，教育勞動，科學的研究和應用，藝術的研究和應用等七個方面，他認為只有這七個方面才構成了整個社會協作的整體。第四，農業合作必須有商業作補充才能保證合作的成功。傅立葉認為，農業協會應當有自己的商業，這樣的商業將把建立糧食儲備和豐足的產品的倉庫作為自己當然的職務，它在豐年進行采購糧食以備荒年的需要。其目的“在于防止由食品豐足而產生的弊病，以及由食品不足而產生的弊病，并預防這種或那種的不利事件的產生。”[15]

在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發展史上，歐文可視為早期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的集大成者，但是社會主義合作經濟實踐的最早失敗也是從歐文開始的。歐文關于農業合作經濟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農業合作必須從農業生產耕作制度的改革開始。他認為這種改革是一個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生活與福利的大問題，它的“首要和不可脫離的指導原則是公眾福利或全體人民的總利益”，即“關懷人性最大的利益”。第二，農業合作必須促使流通領域的改革。在歐文看來，生產領域的改革必將引起流通領域的改革，即在流通領域究竟用什么價值標準來衡量和交換大大增長的勞動產品，才能有利于生產和消費。但是這種改革在歐文看來必須以否定交換價值為前提。歐文認為，當對采用鍬耕作法所帶來的難以估計地增長的勞動產品進行交換時，舊有的人為價值標準（即黃金）將不能再執行價值標準的職能，“唯有人類勞動這種自然標準——規定了的、代表人類勞動自然價值或人類勞動創造新財富的力量的這種自然標準，才能符合我們的要求。”[16]第三，農業合作組織必須有科學地規劃。為此歐文對農業協作社的人數，土地面積，住宅，社員的生活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第四，合作經濟是一種計劃經濟。在歐文看來，勞動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有計劃地組織集體生產，主要生產是農業，同時兼營工業。公社實行義務勞動，沒有享受脫離生產勞動特權的人，也沒有游手好閑的人，每個公社成員都擔負適應自己年齡和特長的工作。凡必須參加生產勞動的社員，既要從事農業勞動，也要從事工業勞動，還要進行科學研究。勞動公社要求每個人在農業上和工業上也盡可能多地調換工種，并且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盡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因此，在勞動公社里，舊的分工制度將消滅。由于實行公有制和大規模的集體生產，生產勞動將變成輕松愉快的活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將大大提高。從而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無限發展，產品將極大的增加。歐文認為，公社由于在統一計劃下組織生產和發展經濟，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直接滿足全體成員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就將根除籠罩著現存社會的一切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將永遠擺脫經濟危機。

歐文同時還是他的理論的實踐者。他曾在美國購買了三萬英畝的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和諧公社，建成若干農場和果園。試驗一度生機勃勃，但最終由于各種無法克服的矛盾而宣告失敗。

早期社會主義開創的合作理論及實踐并沒有因歐文的失敗而停止其前進的步伐。從近代走向現代，它向著兩個方面演進，一個是它越來越脫離其發展的政治目的，變得只注意合作的經濟取向，其發展重心則由生活消費方面轉向農業領域。合作社在近代的發展主要是勞動者在不利的情況下聯合起來，以加強自己的力量，從而是一種弱者的聯合，那么到現代這種合作社更多的是農場主的合作，它被農民選擇作為應付外部環境變遷的組織手段。這種農業合作社的建立，適應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它把家庭農場與整個資本主義市場聯系起來，合作社形成了一個以流通領域的各專業合作社為主體，以生產領域里的部分合作為輔的農業合作系列，構成了市場型合作經濟。

這種市場型合作經濟在西方獲得了極大發展。它是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由開始主要在流通領域發展，擴展到除農場直接耕種和飼養等生產活動以外的與農業生產和流通有關的領域。包括為家庭農場的生產活動提供產前、產后、產中服務，以及為農民提供各種生活幫助。由此把千百萬獨立而分散的家庭農場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聯系起來，把農業完全匯入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行，使農業成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農業由半封閉狀態向大規模商品經濟轉換，實現了農業從小生產到社會化大生產和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化。

另一方面，早期社會主義的合作理論也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構成了他們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論。馬克思恩格斯的農業合作論未能被西方的農業合作運動實踐所吸收，卻對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合作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發展與科學社會主義相聯系，并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相適應，走過了一段極為曲折的道路。從理論上看，合作社被當作克服小生產弊端，建立社會主義大農業，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過渡經濟形式。在實踐中，合作社越來越傾向于生產過程內的合作，越來越強調公有化的程度，并還被當作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的組織形式。這類以農業生產協作為主體特征的生產型合作社構成了東方農業合作社運動的主流。

馬克思恩格斯所倡導的這種農業生產型合作社的終結，是從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信奉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開始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合作起步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達到高潮，到七十年代則許多國家掀起了反生產合作高潮。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大都解體，轉為一家一戶耕種一小塊土地的格局。在突尼斯、秘魯等一些發展中國家中，甚至不惜破壞已形成的生產力來解放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在中國的實踐從建國開始，經歷了二十年不成功的實踐后，從七十年代末開始逐步轉向了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轉變所產生的功績舉世公認。到九十年代，蘇聯等部分東歐國家以極端的形式否定了這種合作社形式，但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因種種原因未能建立而導致近十年來農業生產率的持續低迷。

至此，我們看到由傅立葉和歐文所倡導的農業合作思想，在西方和東方走過了兩條極不相同的道路。被我們反對的資本主義市場型合作經濟在其實踐中長成了大樹，而被我們贊之頌之的社會主義生產型合作經濟則由于沒有解決好激勵機制和共同的精神支撐等問題而退出了歷史舞臺。如果說一百多年前，歐文在美國進行的社會主義合作社實踐的是空想者的失敗話，那么，我們不能不承認二十世紀十多億農民的這一實踐終結同樣也是一種空想理論的失敗。代價是空前的，它帶給人民的災難則是歐文領導的合作社所無法比擬的。

我們要去責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嗎？要去清算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們嗎？這些都與事無補。最為需要的是我們應當從這種失敗中去發現農業合作經濟中的共同經濟規律，這種規律是人類經濟活動中所共有的財富，決不能以姓資姓社來界定。

對這種規律的闡明需要一部著作來完成，而我們則缺少這種能力。因此，我們也只是想從這兩種類型合作社內部的微觀機制的比較分析中找尋一些不成熟的答案。

1、目標選擇的不同。市場型合作經濟較為注重效益和效率，目的是為社員謀利益；生產型合作經濟則把為社員謀利放到次要地位，而更強調長遠的、整體的經濟利益，并把改造社會經濟，建立新型社會擺在第一位。

2、主體定位的不同。實行市場型合作經濟的國家，保持家庭農場，并以此為核心發展合作經濟，這種生產體制能很好地調動生產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但生產型合作經濟主要保留農業的大集體性質，這種生產體制容易把責任從農民轉移到管理者身上，而管理者由于素質等原因，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農民的積極性得不到發揮。

3、領域選擇的不同。市場型合作經濟主要在流通領域發揮，農業勞動過程的活動由農場主承擔；生產型合作經濟主要在于生產本身的合作。

4、管理方式的不同。市場型合作經濟國家，內部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管理體制，并予以法律保障；而生產型合作社理論上也有嚴格的管理和相應的法律規定，但實際上合作經濟組織變成了向工業提供積累的征集站，合作社的管理普遍依靠行政指揮。

5、涉外方式的不同。市場型合作經濟國家，農業與其它部門的合作廣泛，形式多樣；生產型合作經濟國家，農業生產商品率不高，與外界聯系不多。其次，發達國家，存在各種利益集團，農民需要聯合，各種合作組織很發達，而生產型合作經濟國家，國家對農業實行統購包銷政策，同時供應生產資料，這就決定它在流通領域的合作組織的不發達。

6、宏觀管理的不同。市場型合作經濟國家，國家對農業的各種支持只為合作經濟的發展創造好的條件，但合作社的成敗取決于它經營管理的好壞，以及它的應變能力；生產型合作經濟國家，既受國家支援，還要受國家的領導，合作社的成敗，不僅取決于它經營管理的好壞，更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實施的政策。

至此，我們要選擇一種什么樣的合作社形態不是十分清楚了嗎。

三、社會主義農民改造的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建立在土地國有化基礎上的農業工人合作生產和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的農民合作生產，都是社會主義農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的不同要求，要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的這一系列轉變，僅有土地所有制方式和土地經營方式的變革是不夠的，還必須促成農業主體的根本性轉變，對不同發展階段的農業生產者進行改造，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業。馬克思恩格斯為此提出了對農民進行全面改造的主張。

（一）先進國家的農民改造

這一理論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機器大工業逐步把千百萬農民改造成為無產階級，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領導力量。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工業化造成的社會化的先進的生產力，要求以大農業取代農業小生產，“在這個時代里，不單是科學的農業，而且還有那新發明的農業機械，日益使小規模的經營變成一種過時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經營方式。正同機械的紡織業排斥了手紡車與手織機一樣，這種新式的農業生產方法，一定會無法挽救地摧毀小土地經濟，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只要它們有這樣做的必要時間。”[17]

資本主義工業發展通過對農民的排擠，使千百萬農民經過破產和階級分化的過程，來實現對農業小生產的改造的，使其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機器大工業以現代技術設備裝備農業，使農業成為社會化大生產，根本變革了農業中舊的生產方式。但是資本主義的大工業不僅造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也使農民失去土地，變成城市產業工人的后備軍，并使農業受城市工業支配。

馬克思談到大工業的作用時曾說：“我不僅把大工業看作是對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決這些對抗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創造者，當然，這種解決不可能走平靜舒坦的道路。”[18]

這個不平靜舒坦的道路，在農業中就是千百萬農民被資本主義剝奪土地和被資本主義大農場排擠的破產、流落城市街頭的痛苦道路，這是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已經走過的歷史道路。很顯然，這條道路主要是英國的道路。馬克思據此提出，既然農業發展的動力在工業，不在農業自身，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通過國有化掌握了工業和銀行等以后，就有了改造農業的力量，可以通過工業和銀行去影響農民小土地私有制，并由工業造成農業集體經營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二）落后國家的農民社會主義改造

對落后國家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以法國德國和俄國為依據，提出了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張。

《法德農民問題》被稱作是落后國家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綱領性著作。它提出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應該如何分別地對待小農、中農和大農、大土地占有者問題，闡明了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原則和道路。恩格斯認為在小農經濟廣泛存在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無產階級政黨的農村政策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能支持資本主義經濟，不能促進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不能幫助資本主義經濟去剝削壓榨小農；也不能支持小農去保護個體經濟，不能許諾小農永久保存個人私有土地；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在處理小農與資本家之間關系上，又應“堅決站在小農方面”，“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決心的話，就使他們易于過渡到合作社”。由此他又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在農村政策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就是在無產階級政黨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絕不要用暴力去剝奪小農，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以合作社的大生產取代農民的小生產，并且要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去實現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

對中農和大農的改造問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既不能阻止他們的經濟衰落，更不能許諾他們長期保存雇傭工人經營，而應建議他們組織成合作社，以逐漸消除雇傭勞動，使他們逐步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對于大土地占有制，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就應該干脆地剝奪大土地占有者。把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收歸社會后，在社會監督下，交給原來耕種這些土地的農業工人組成的合作社使用。

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主張，是很耐人尋味的。

我們知道，村社在當時的歐洲是俄國是為突出的現象。圍繞村社問題，在俄國曾引起過激烈爭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研究材料。其中，民粹派頗為衷情于村社，把村社看作是社會主義的胚胎，認為村社能夠保護農民，防止資本主義關系侵入農民生活，并提出要依靠農民，在村社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他們否認無產階級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階級力量，否認社會主義必須利用資本主義已取得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物質成果，因而民粹派認為俄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階段，也不必發展大工業。而應阻止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把村社作為俄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道路的基地。與民粹派相反，資產階級自由派認為，俄國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消滅村社制度。

針對這兩種不同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對俄國問題深入研究之后，批判了民粹派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錯誤思想，并闡明了他們關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階段的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問題的理論。1875年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分析了俄國村社制度及其面臨著的解體的情形，首次提出了俄國村社制度的前途：

“俄國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渡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于解體。但是也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只要它能夠保留到這樣做的條件成熟的時候，只要它能夠發展到農民已不再是個別而是集體從事耕作的程度；并且應該使俄國農民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階段，而實現這種向高級形式的過渡。然而這種過渡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19]

此后，俄國接受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俄國前途問題的思想，有人就把《資本論》中論述資本主義在西歐發生的歷史過程硬套到俄國。1881年2月16日，維拉·查蘇里奇代表俄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人寫信給馬克思，請求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1881年3月8日馬克思寫了回信。馬克思在詳盡分析了俄國村社制度及使其解體的內外因素之后，復信說明《資本論》闡述的資本主義產生，是西歐把農民個體私有制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具體的歷史道路，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卻是要把農民的公有制變為私有制。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20]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1月為《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寫的序言中，對俄國問題作了較為明確的表述：

“《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社占有。那末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21]

恩格斯說：“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公共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發展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22]

1894年年初，恩格斯再次論述俄國問題時，把可能縮短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思想，推及到一切處在資本主義以前階段的國家：

“然而，不僅可能而且無庸置疑的是，當西歐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歸公有之后，那些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殘余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公社所有制的殘余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并可以避免我們在西歐開辟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斗爭。但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里被戰勝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樣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則是有保證的。這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但比較起來，這在俄國將最容易做到，因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經吸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時期這個國家可以幾乎與西方同時完成社會的改造。”[23]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俄國村社問題的論述，由于提出了在西歐和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下，有可能利用社會主義大農業對村社土地公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思想，這就涉及到對于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農業的所有制形式、生產組織形式和經營形式等問題的見解。特別是馬克思在準備給查蘇里奇復信時曾擬了四個草稿，把這四個草稿綜合起來，可以看到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主義農業的構想。這里做一綜合性敘述如下：[24]

第一，消滅資本主義以后的社會，應是恢復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馬克思引證了原始社會史學家摩爾根的名著《古代社會》中提出的論點：未來社會將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復活。古代類型社會是公有制的，未來的社會也是公有制的，但不是簡單重復古代類型的公有制，而是更高級更完善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建立在先進生產力基礎上的公有制。

第二，土地公有制是構成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土地公有制、集體占有、集體勞動，三者不是一回事。所有制形式、占有制形式、經營形式，三者有區別又有聯系。村社制度是土地村社所有制與土地的小塊耕種相結合的，它不是集體生產的。但土地公有制可以直接成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可以借助于使用機器，逐步地以聯合耕種代替小土地耕種，把小土地個體勞動變為集體勞動。說明了未來社會的農業是利用機器進行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實行合作勞動的農業耕種。

第三，集體生產可以有原始類型的集體生產或合作生產形式，也可以有現代的發達的合作經濟或合作社形式。在比村社制度古老的原始公社中，集體生產只是單個人力量太小的結果，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結果。以后村社采取個體小土地勞動，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到19世紀后期的俄國農業，只要求有土地和比較原始工具的小土地農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取代村社制度的應是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

第四，集體勞動要能在農業中代替小土地勞動（它是私人占有的根源）是有條件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經濟上有這種改造的需要，二是物質上有實現這種改造的條件。不能想象在俄國農民種兩三畝土地還缺乏必要農具的條件下，就把他們耕種規模擴大十倍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合作勞動不是單純的土地合并，而必須具有設備、肥料、農藝科學技術等集體勞動所必需的一切資料。

第五，集體勞動所必需的這些設備、肥料、農藝科學技術等，只有在機器工業大生產的物質基礎上才能生產出來。也就是說，集體勞動作為社會主義農業的組織形式，只是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才能夠建立。

最后，建立用機器耕種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實行合作勞動的農業，需要有最初的創辦費用。這些費用既要用于物質方面的建設，也要用于精神方面的建設。精神方面的建設，就是農村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設，說明未來社會實行合作生產必需要有一定文化條件。[25]

（三）社會主義農民改造論的重新認識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農民改造論是建立在對工業無產階級高度認同基礎之上的。這一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獨創。在早期社會主義者中，臨駕于農民之上的地主和農村資產階級都曾是社會主義者所否定的對象，社會主義者不可能贊同這些剝削階級來改造農民。當工業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就認定了他們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最先進的經濟形式，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他們將是領導階級。這種奠定在英國基礎之上的無產階級主體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沒有找到真實的支撐，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工業無產階級領導的勝利。因此，在這些國家也都不存在馬克思恩格斯所倡導的改造論的主體性環境。這種改造就變成了農民和文化精英對農民的改造，而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對農民的改造。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農民改造論是建立在對農民否定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理論同樣以英國為歷史背景。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用自己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者或農民，不是逐漸變成剝削別人勞動的小資本家，就是喪失自己的生產資料變成雇傭工人。”[26]“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27]列寧在1902年《對普列漢諾夫的第二個綱領草案的意見》中，也曾引證《共產黨宣言》來證明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并且認為就是到了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種情況也“沒有任何變化”。[28]在這種理論引導下，農民在整個革命中無論如何都是二流角色，于是就有了領袖們革命時期的“麻痹”農民的“不穩定性”，“中立”農民的“政治性”，借用農民進行聯盟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理論；在建設時期就有了“以集體主義精神逐漸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心理，改造他們的生產，從而為消滅階級準備條件。”[29]“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30]，等等。我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農民改造論在英國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在十七八世紀中，英國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得到了英國資產階級血與火的改造，基本上被改造成為工業無產階級。但是這一理論要簡單運用到農民占絕大多數的俄中兩國，這種被改造的農民無論如何者都避免不了歷史性的災難。被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民與資本主義未改造的農民的生活與福利性差距，證明這種理論的世界普遍性是受懷疑的。

這種農民改造論還扼殺了建立農民學的可能，對建立任何與農民和農業經濟相關的學科都是一個極大的阻力。既然農民要滅亡，要被改造，在世界學術中也就沒有必要為他們建立什么科學，不需要使用什么特殊的手段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以提高他們的福利，只需要隨著工業無產階級的解放就能使農民的一切得到解決，這一理論導致了社會主義幾十年沒有農民經濟與農業經濟學科的反科學現象。這種無視農民有自己特殊利益，農業有自己特殊的產業性的思維邏輯未必是科學的。

我們不能認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業無產階級對農民的改造論，也不贊成與此相關的城市對農村的改造論，那么正確的選擇是什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共同的農業改造論？

我們以為改造論屬于經濟范疇，不能以人的階級屬性作判斷的標準，也不能以地區的區域屬性作依據，而只能從農業的產業特性中去尋求答案。因為人和區域屬性的改造論以犧牲一部分人和地區的利益為代價，只能帶來新的奴役和統治。而只有通過對農業產業特性的分析，并以此為紐帶，才能找到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正確答案。

用什么來改造農業，并通過農業的改造自發而不是強制地帶動農民和農村的現代化，我們認為以實施農業現代化為目標改造傳統農業的提法比較科學。因為在這種農業哲學中，人和地區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誰先進誰落后，誰優誰劣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區別與差異。①傳統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很高，而現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則很小。我國農業凈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1952年高達45％，1980年為30．4％，1997年已降到18．7％。而發達國家的這個份額已很低，美國不到3％，荷蘭為4％，日本為2．5％。②現代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很高。荷蘭1991年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達4．4萬美元，日本1993年為2．4萬美元，我國1996年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不足900美元。③傳統農業資本投入比例低，勞動投入比例高，而現代農業由于機械裝備和物質投入多，農產品加工業發達，以及設施農業比重大等因素，資本投入比例高，要占70％左右。我國現在農業物質投入的比例還很低，不足40％。④傳統農業的投入來源，基本上是家庭勞動和自產產品，如種子、肥料等。現代農業的投入則是商品，需從市場購入。⑤傳統農業的農業服務體系是不完善的，而現代農業則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⑥從生產技術工藝狀態角度看，傳統農業是靜態或傳統的，而現代農業則是動態的或迅速變革的。⑦傳統農業的決策過程是不合理的或傳統的，而現代農業的決策是科學合理的或選擇性的。⑧傳統農業的生產目標是為了家庭消費和生存，是自給或半自給生產，而現代農業則是為了收入和凈利潤，為出售而生產，達到利潤最大化。⑨傳統農業的微觀經濟主體是個體農戶，而現代農業則是農業企業和家庭農場。企業和農場的經濟行為與個體小農戶是不一樣的。

我們認為，這種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差異在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通過農業現代化來改造傳統農業則是人類共同的歷史任務，不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屬性問題。對這樣的農業現代化，我們要有新的觀念新的認識。

第一，農業現代化是傳統農業過渡到現代產業的多層面演進過程，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產業革命。這個過程的內容應包括多個方面，要用現代工業提供的物質技術裝備農業，用現代生物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市場經濟觀念和組織方式來管理農業，創造很高的綜合生產率，同時關注生態保護，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研究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建設富裕文明的新農村。

第二，農業現代化的目標不能局限在只是運用現代工業物質技術和現代科學技術，而應同步伴隨以下目標的實現：①提高農民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縮小城鄉差別；②農村人口城鎮化；③可持續發展和保護自然資源與環境；④確保糧食安全。由于世界各國各地區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的差異，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農業現代化將是一個很長的非均衡發展過程，各國尤其是農業大國不可能統一模式一蹴而就，而必須分地區分階段，依據條件，多種模式，分類指導，逐步實施，

第三，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相互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的原因很多，其中剩余勞動力多、農民就業不充分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因此，必須實行農村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戰略，推進農村工業化和小城鎮建設，拓展農民轉移就業機會。政府應采取政策措施從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支持農業科學研究、農業推廣和農業職業技術教育，大力開發人力資源，為農民提供新技術、新品種、新方法等低成本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的失敗關鍵在于未能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第四，農業現代化要與科學的管理結合起來，實現組織形式的創新。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縱深展開，由大規模企業統一經營、農戶聯合合作經營與農戶家庭經營這三種經營組織形式所組成的農業和農村經營組織系統的合理結構，只有通過市場機制的調節才能其創新的目標。各國近現代農業發展的實踐證明，凡是在家庭經營與合作經營和統一經營的關系適合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時候，則農業生產力發展就快；反之，農業生產力就停滯，萎縮甚至受到破壞。因此，在這三者之間尋求一種合理的比例關系和科學的結構，是我們探求現代農業組織形式創新的關鍵任務。

第五，農業現代化應當建立可供量化的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以便各個國家和地區有一個奮斗的目標任務。這個評價指標體系不能以農業的產業化水平，農業工業化的程度，農村城鎮化等單項內容為尺度，目前較為可行的標準應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即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6100美元的發展水平為準。中外農業現代化進行比較時，應選擇中等發達國家進行比較。

四、社會主義城鄉一體的思想

（一）全人類的自由發展與城鄉一體

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全人類的自由發展，提出了城鄉一體的理論。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1]

恩格斯認為這段話充分表述了未來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特征。它表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已經取得的物質成就的基礎上，消滅了一切階級的生產者的聯合組織。在聯合組織里，既有每個人充分自由發展，又有一切人的自由發展。而做到這些的前提條件必須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與體力勞動差別，又要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者聯合的社會占有。這些條件一經創造出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可以實現。

恩格斯從如下幾個方面分析了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首先，個人自由的全面的發展的前提是消滅舊的分工。舊的社會分工的基礎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在這種差別中，“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32]由于城市和鄉村分離，也就有了工業和農業的分離，農業和工業的分工，以及工業內各行業的分工。分工把每個人局限在生產的某一部分里，束縛著勞動者發展自己能力，并使勞動者的身體和智力片面發展。在大多數勞動者單純從事體力勞動的同時，又形成了另一個脫離生產勞動的剝削者階級，腦力勞動和管理社會共同事務成了這個階級的事情。所以要消滅這種分工的基礎是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并在此前提下消除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恩格斯認為，只有消滅了這三大差別，從而消除了舊的分工，也消滅了階級，才能夠使每個人自由的全面發展。

消除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舊的分工，使每個人得到自由的全面發展，也要求農業勞動和工業勞動交替參加，亦工亦農。恩格斯反復強調，由于使用機器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農業勞動力將有剩余，必須轉移到工業中去，但不是集結于城市，而是“必須使他們就在農村中從事工業勞動，而這只有大規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來經營，才能對他們有利。”[33]同時“如果不給我們的工人提供在新鮮空氣中，特別是在農業中從事勞動的機會，他們的體質也將變得虛弱。就算現在的成年人不適于這樣。而青年人卻可以這樣訓練。如果男女青年在夏天有活干的時候，接連幾年到農村去，那末，是不是還要用很多個學期讓他們死啃書本才能取得耕地、除草等等的學位呢？”[34]

城鄉分離和工農業分離造成的最主要的分工是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工，所以把農業勞動和工業勞動結合起來是使每個人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社會將造就全面發展的新的一代，從而將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所以社會主義時代的生產，也將象人的智力和體力發展一樣，得到充分發展。

恩格斯還闡述了徹底變革舊的生產方式和消滅舊的分工以后的生產組織形式：“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35]

在整個社會占有生產資料之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將徹底消滅舊的分工和三大差別。那時勞動將成為樂生的要素。由于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差別也不存在了。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將是同一些人，亦即都是生產者。社會就是這樣生產者的聯合體。

但是消滅農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差別，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不等于農業生產的消滅。只要人類還必須從土地上生產食物，在土地上種植農作物，則農業生產就必定存在。

（二）消除城鄉差別的物質前提

把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通過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國的辦法，逐步消滅城鄉之間的差別，是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36]需要注意的是1872、1883和189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寫有序言的《共產黨宣言》德文各版中把其中“城鄉之間的對立”改為“城鄉之間的差別”。消滅城鄉的對立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必須進一步消滅城鄉差別。《共產黨宣言》的最初版本中把消滅城鄉對立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十項措施之一，是為了給即將來臨的1848年歐洲革命中有可能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一個符合實際的行動綱領。消滅城鄉對立只是為以后消滅城鄉差別所必需的一個步驟、一個過渡性措施。當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前途時，則應通過農業與工業結合、工業和人口盡可能平均地分布等途徑，進一步做到消滅城鄉之間的差別。

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已經數千年之久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人口陷于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體力發展的基礎。”[37]

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以及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形成分工的基礎。它在歷史上曾經促進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發展。但它也是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階級的形成而發展的，所以它們的分離也就是對立。它們的對立表現為剝削者從事精神生產，被剝削的廣大勞動者只能從事勞累的物質生產，從而又形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它們的對立也表現為手工業和工業集中于城市，統治者也集中于城市，城市壓迫農村，使城鄉之間形成對立。

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工業和人口日趨集中于城市。資本主義工業使農業和農村手工業分離，以至最終消滅了農民，同時仍然使農業工人處于貧困愚昧境地。資本主義工業造成了城市畸形發展，工業人口畸形集中，集中于城市的工商金融資本剝削農業生產者，從而給農業生產造成禍害，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別和對立；但是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又為消除城鄉差別造成了物質條件。它造成了兩個方面的結果：

一方面是工業和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上的產品運到城市消費，甚至運到城市去加工，農業的副產品和糞尿不能作為肥料施于土地，土地的肥力只能靠化肥補充，也就破壞著土地的肥力；而人口集中于城市生活，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糞便和垃圾等過于集中，很難處理掉，給城市公共衛生帶來很多難題。城市人口長年得不到在大自然環境中的勞動和體育活動，又易得傳染病，以致城市居民體質逐漸衰弱。農村人口則長年居住在分散的農村，享受不到應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得不到較好的教育，以致處于愚昧狀態。

另一方面是工業的高度發展，科學技術的新成就，又為改變以上的種種弊端造成物質技術條件。對土壤成份的化學分析可以確定以人造復合有機化肥去補充土壤中缺乏的元素，交通運輸工具縮短了城市和鄉村的距離，城市人口可以較方便地去鄉村渡過假日，電的應用使農村人口可以享受到某些城市生活的內容，特別是食品工業要求有標準規格的農產品原料而實行了農工聯合經營，把農產品加工后的廢料還給土地，同時也使農業更加依賴工業了。還要看到，工業和人口集中于城市也就是把現代工業無產階級集中起來，加強了無產階級的團結性、紀律性和斗爭力量。在工業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動力而發展的同時，城市工人也日益成為和農業工人以及勞動農民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動力。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工業與人口的集中于城市，以至消除城鄉差別的途徑和措施，也都是自身充滿了內在的矛盾的。馬克思總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結果時，深刻論述了資本主義工業既加強了城鄉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對立，又為消除城鄉之間的差別、建立農業和工業新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

“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發展的形式聯結在一起的那種紐帶，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撕斷了。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式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的同時，又強制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并在一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適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38]

（三）城鄉一體化的實現途徑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分析，認為人類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將會認識到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原理，并根據這種認識去建立適合生產要求和人的充分發展的農業和工業的新的聯合。但是資本主義永遠解決不了城市人口的越來越集中的畸形趨勢，更解決不了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利益上的對立。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只不過給社會主義下農業和工業在高度發展形式中的結合，造就了物質基礎。馬克思從批判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得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消滅工業和農業之間差別、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差別的條件和途徑，使社會主義制度下消滅這些差別成為可以實現的。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既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結果，又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禍害。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既造成城鄉極端分離的結果，又造成消除城鄉差別的條件。正因為如此，在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以后，消滅城鄉差別就有了物質條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消滅城鄉差別，既是工業發展的要求，又由工業發展提供了條件。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和《反杜林論》中，駁斥了那些把城鄉分離看成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認為消滅城鄉分離是空想的謬論，同時論證了消滅城鄉差別的必要與可能。

消滅城鄉差別是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需要，是城市工人健康的需要，也是農村人口從孤立愚昧狀態中掙脫出來的需要。“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現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來作為植物的肥料。”[39]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引證德國著名農業化學家李比希的著作。李比希強調要維持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的平衡，要人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李比希認為大城市妨礙了人地之間物質變換的平衡。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消滅城鄉差別的途徑是使人口和工業盡可能平均分布。現代工業的發展為實現這一途徑創造了可能。現代大機器工業使農業和工業在現代先進物質技術基礎上以發達的形式實行聯合。大機器工業使勞動變換、職業更動和工人流動成為可能的和經常的，這樣就可以消滅舊的分工，使勞動者個人可以交替從事不同社會職能的活動。因而人口和工業都可以盡可能平均分布。

工業盡可能平均分布的物質條件是工業自身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成就造成的。這些物質條件包括能源、原料和交通工具。工業動力用的能源，從蒸汽機發明以后就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特別是電力，“這一發現使工業幾乎徹底擺脫地方條件所規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終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40]工業發展也使自身相對地擺脫了自己所需原料產地的地方局限性。使用遠地運來的原料，必須有交通運輸工具的相應發展。

幾乎一切工業部門生產都需要比較純潔的水，而工業城市往往水質污染和水源不足。所以工業生產自身也需要盡可能平均分布。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使得工業集中于城市，雖然工業生產要求遷往農村，但資本主義工業史表明工業遷往農村又造成新的城市，成為惡性循環。“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才能允許工業按照最適合于它自己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的原則分布于全國。”“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的條件，所以從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41]

（四）社會主義城鄉一體論的重新認識

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一體論在歷史發展觀上代表著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體現著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終極目標。但這種理論同樣是立足于英國的理念，它是在否定法國早期社會主義城鄉關系論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對解決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農業和農民大國的一體化問題，有些思想觀念仍然需要我們重新認識。

誠如我們在前幾章中所分析的，法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普遍提出了要建立以鄉村為基礎的小型社會主義農村公社網絡，這些公社依靠道德號召和社會示范逐步發展，最后代替以城市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

法國早期社會主義者設想并試圖建立的理想公社有一個特別的理念，即鄉村優越論。他們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公社建立在遠離城市的農村較偏遠的地區，這樣即可以避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和政治統治而獨立地發展和發揮作用，由此也可以充分發揮鄉村的優越性。傅立葉農業協會，德薩米的農村公社都具有這種特性。他們認為務農才是人類自然的職業，并且贊揚農民簡樸的美德，盡管也有部分人認識到了現代工業技術潛在的社會益處，從而希望將這些工業技術置于生產者社會集體的控制之下，但即使在這些人設計的理想公社中，耕種土地也仍然占有突出和高尚的地位。法國埃蒂耶納·卡貝爾曾是工業化的熱心支持者。然而，正如利茨姆評論的那樣，由于卡貝爾受到18世紀自然法倫理學傳統的深刻影響，他認為“關于人性，存在著若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命題，一旦人們領悟了這些命題，結論便只有一個：返回‘自然’，這樣，真正的人性才能復歸。”在按卡貝爾的想象所描述的完全平等的伊加利亞中，盡管大部分居民借助于現代技術，但他們卻積極從事農業生產，農業生產是第一位的。

法國早期社會主義的這種鄉村優越論，導致了普遍的反城市的觀念。一是對任何形式的大型組織抱著極深的懷疑態度。“集中化的現象”在政治領域表現為現代的官僚國家；在經濟領域則以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組織的形式出現。對于這種集中化的強烈敵視態度在蒲魯東的作品當中表現得最為明確和激烈。他寫道：“那些干擾社會的所有混亂現象，公民所受的壓迫和國家的衰敗，究其根源，主要是單一等級制的權力集中造成的……我們應該盡早除掉這個可惡的寄生物。”[42]他提出的解決這一社會弊病的途徑，是建立一個由自治公有體組成的自由聯邦，這樣可以避免陷入集中化和官僚化的困境。他樂觀地宣稱：“民眾的遷移和重新分布僅僅還是個開端”，社會生活的中心正以這種方式離開人口過于集中的城市，移至“新的農業和工業集群”。[43]

二是反對專業化的分工。在傅立葉理想的農業協會中，其成員將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參加許多活動，每兩小時調換一個工作。這種理想完全是按個人愿意進行的，它使得一個人可以把多種體力勞動與內容廣泛的文化活動及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以此滿足人類對多樣性及自我完善的一種很自然的期望。這種反對專業分工的傾向是建立在非理性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在這種理想社會中，沒有必要建立教育機構，因為青年人將在生活和工作相協調的自然社會環境中進行自我教育。這種思想在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中得到著重強調。他主張建立把學習與勞動相結合的“學校工廠”，這樣就可以消除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

被法國早期社會主義者所猛烈譴責的城市集中化和專業化分工當時有其合理性。正是在城市中，大工業才得以發展，并由此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系列可怕的社會后果；正是在大城市里，日趨復雜的專業化分工才破壞了人們個性的完整。城市是官僚國家政權所在地，也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和知識精英們涌現并聚集的地方。早期社會主義者主張通過脫離城市來鏟除現代資本主義帶來的所有罪惡和不平等現象，包括對城鄉的反自然的劃分。

早期法國社會主義者的這種鄉村優越論的反城市情結，即使在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時期的絕大多數法國社會主義者中間都留下了印記。在美國的同期著名政治家杰斐遜的人生中也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杰斐遜的農業理想國要比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農村公社要完備得多，對美國這樣一個后起的經濟強國產生的影響也要大得多。于是在美國早期經濟發展史上也就有了杰斐遜農業立國還是漢密爾頓工業立國的大爭論。[44]

毫無疑問，農業大國社會主義思想者們的“農業烏托邦”遭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堅決批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市的集中與分工現象恰恰是通向社會主義明天的自然的歷史必由之路，由此產生的種種弊端則是人類社會必須負出的歷史代價。馬克思恩格斯對城鄉分離的狀況進行了道義上的批判與譴責，并以城市優越論為前提，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城鄉一體的總體思路來解決這種對立的局面。

我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城鄉關系問題上的城市優越論對整個社會主義運動與建設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比較大的，需要進行認真地反思。

第一，無產階級不是當今世界城市唯一的支撐。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城市優越論的階級基礎是無產階級，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力已經導致了城市對農村最終的政治、經濟優勢，同時也為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即大工業和現代無產者。但是一百多年來的城市發展史表明，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轉化，支撐城市發展的并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有產階級。在目前已經看到的社會主義發展史，無產階級從來就沒有支配過城市，要么就是文化精英，要么就是農民精英。如果說將來無產階級能夠支撐城市的發展，這可能是我們的善良愿望，也許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城市烏托邦。

第二，鄉村并不是反動角色。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現代史的舞臺是城市，農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還是反面角色。他們曾經假定，大部分農村居民將被拋入城市無產者的隊伍，其余部分將變成鄉村無產者，即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基礎的大型農業企業中的雇傭勞動力。恩格斯對此所作的經典論述是：“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他是未來的無產者。”

這樣，他們假定作為農民的農民將大規模地從歷史舞臺上消失。即使他們不消失，馬克思也認為，繼續存在著的農民在政治上與創造近代歷史無關，或者更不幸，他們將成為潛在的反動勢力，這種勢力作為社會基礎。但是近一百多年的歷史表明，農民為了生存而出現的觀念的落后，是以一定的經濟基礎為前提的，這是一種生存本能而呈現的合理的歷史現象，無須受到指責和批判。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和建設史表明，恰恰是來自鄉村的農民成就了社會主義的大業：在革命戰爭年代，是千百萬鄉村農民為主體組成的革命軍隊用血和生命換來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是犧牲千百萬鄉村農民的利益為代價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在社會主義變革的年代，是千百萬鄉村農民沖突理論陷井解放自己而支撐了社會主義的天。我們有什么理由相信城市優勢論。因此，我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相信工業無產階級的理論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無視農民群眾利益的理論，今天看來，并不能指導我們解決好農民問題。如果繼續承認鄉村的反動性，我們還有什么理由相信農民的革命性，相信農民的創造性，也就有理由拒絕農民進城與市民進行公平的競爭。四百多年來，社會主義者們所崇尚的農業烏托邦依然存在，越來越多的“革命的城里人”向往田園般的生活，鄉村的違反人性的反動性還未曾出現，倒是作為“革命中心”的城市，在其發展中，則同時成為人類異化的中心，反人性的中心，腐敗的中心，壓迫和剝削的中心。工人階級在城市建設中并沒有得到解放，他們也沒有創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解放的中心。

第三，蘇俄的實踐宣告了城市優越論的破產。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產生了兩位影響世界的杰出人物——列寧和。在這兩個世界上農民占絕對優勢的國度里出現了兩種絕然相反的理念，即列寧的城市優越論，的鄉村論優越論。

列寧在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時就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力已經在俄國取得了統治地位；傳統農業組織的集體主義的特點已經為現代經濟力量和階級差別所削弱，現代城市工業化的逐步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都使革命的中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為此，列寧嚴格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城市優越論的理論，對自己的國家分析說，“我們國家并不存在足以使我們游離于社會一般規律之外的歷史特殊性。”這些規律規定了資本主義的未來及其給社會帶來的所有后果，包括城市對農村的完全統治。他認為，“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市剝削鄉村……。因此，城市優于鄉村是有了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一切國家的一般的必然的現象，只有傷感的浪漫主義者才會為這種現象悲痛。與此相反，科學理論指出了大工業資本帶來的這一矛盾的進步方面。”[45]

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列寧提出了如下政策主張：（1）無產階級為了自己革命的目的，必須實施革命的工農聯盟，由農民來代替軟弱無能的城市自由資產階級，但是，他又認為，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聯盟只不過是局限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一種權宜之計，在沒有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條件下，這種聯盟成為推進歷史發展進程的一種手段，而當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這種聯盟將是無法維持的。即使是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過程中，農民也僅僅是作為次要的伙伴參加這種非正統聯盟的，無產階級不僅要與農民結成聯盟，還要“領導”農民。這種只代表城市利益的理念必然遭到農民的抵抗與反對，這是農民生存本能的需要。

（2）國家政權必須掌握在以城市為基礎的體現著“無產階級覺悟”的政黨手中。一切利益由城市控制的無產階級政黨來主持進行，并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在農村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把城市黨員派到農村，從怨氣十足的農民手中強行征糧，這都體現著布爾什維克黨對農民采取的不信任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城市優越論由此成為布爾什維克處理解決農村和城市關系問題的理論基礎，成為蘇聯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經濟哲學。誠如莫里斯·邁斯納所指出的：“列寧在其他方面的觀點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雖然不盡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但列寧及其追隨者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思想：即城市擁有現代歷史的進步力量，而農村則蘊含著潛在的停滯和保守的力量。”[46]

這種被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寧承繼了的城市優越論成為蘇聯建設史上一貫堅持的發展戰略。列寧時期提出了政治上從城市對農村施加影響，經濟上從鄉村農業生產中提取城市工業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全盤肯定集中化的長處，一貫對農村持反感態度，對一切形式的自發性組織不信任等等。斯大林以此為出發點制定了把城市工業化建立在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之上的方案，確定了“農村城市化”的發展戰略，為了加快這種城市工業化進程，把城市的經濟建立在對農村的剝削之上等等。城市優越論成為不管農民死活的理論依據。斯大林后來的繼任者盡管在農業體制進行了種種改革，但城市優于鄉村的指導思想始終不曾改變。蘇聯的這種城市優于鄉村的工業化模式培植了大批的城市精英，在實際上非但沒有解決城市與農村的矛盾，而是進一步擴大了現代城市和落后的鄉村之間的差別。搞跨社會主義蘇聯的決不是落后反動的鄉村農民，而是先進優越的城市精英。

需要社會主義政治家們警醒的是，嚴格承繼了馬克思恩格斯城市優越論的列寧，絕對沒有想到他創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會有被顛覆的一天；而被西方毀之貶之的鄉村優越論——“農業烏托邦”[47]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則繼續支撐著社會主義發展的旗幟，進行著以人類共同幸福為目標的新社會的建設。我們或許從中能夠受到一些啟示。

因此，我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自由發展的城鄉一體論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應當奮斗的目標，但是他們提出的城市優越論策略在實踐中的失敗需要我們進行新的思考。我們既不贊成鄉村優越論，更反對城市優越論。鄉村和城市在發展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們是人類生存空間兩個不同的載體。在鄉村中生活的農民和市民以及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和市民都是平等的主體，他們都有在整個社會平等發展的權利。而平等地配置這種資源的只能是市場機制，而不是經典思想家們提出的計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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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03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8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9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20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38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547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444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1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2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42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634—635頁。

[13]《傅立葉選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10月第2版，第69頁。

[14]《傅立葉選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10月第2版，第176頁。

[15]《傅立葉選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12月第2版，第28頁。

[16]《歐文選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8月第2版，第32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8頁。

[18]《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8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625—626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231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頁。

[25]參見丁澤霽：《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農業的思想》，農業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57—158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1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61—262頁。

[28]《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15頁

[2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2頁。

[30]《選集》第一版，第4卷，第1366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73頁。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172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9頁。

[34]《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9卷，第100頁。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333頁。

[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73頁。

[37]《馬克思思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330頁。

[38]《資本論》，第1卷，第551—552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335頁。

[4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的版，第四卷，第436頁。

[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335—336頁。

[42]轉引自馬丁·巴勃：《烏托邦之路》，波士頓比凱恩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頁。

[43]轉引自馬丁·巴勃：《烏托邦之路》，波士頓比凱恩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頁。

[44]參見：張少華著：《美國早期現代化的兩條道路之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劉祚昌著：《杰斐遜的農業理想國》，《杰斐遜改造美國土地制度的宏圖》，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

[45]《列寧全集》第2卷，第192頁。

[46]（美）莫里斯·邁斯納著：《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50頁。

[47]（美）莫里斯·邁斯納著：《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