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社會生態變遷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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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華北平原農業生態系統的分析，得出三點重要結論。首先，在30年代農業生態系統的組成中，家畜飼養業由于人口壓力加劇而萎縮。第二，傳統農業生態系統常處于氮約束和水約束狀態。第三，經濟實力不同的農戶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擁有較多土地的農戶投入較多的畜力、較少的人力，而擁有較少土地的農戶則投入較多的人力、較少的畜力，但單位土地上的能投差異不大。華北農業發展過程并不像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一種“過密化”過程。它應是一種生態變化過程，這種變化的特點是在人口壓力下，人們被迫向較少地依賴畜力、較多地利用人力的技術轉移。

【英文摘要】ThreeimportantconclusionsaregottenfromtheanalysisoftraditionalagroecosysteminNorthChinaplain.First,inthecomponentofthe1930''''sagroecosystem,peasant''''sanimalhusbandrydecreasedaspopulationpressurebecameserious;Second,traditionalagroecosystemisusuallyatN-Limitationandwater-limitation.Third,theamountofhumanandanimalenergyinputchangedaccordingtolandscale.Householdsownmorelandhavemoreanimals,input,butsmallerhuman''''s.inputandhouseholdsownlesslandhavemorehuman''''spowerbutsmallerdraughtanimal''''s,butdifferenceofenergyinputbetweentwogroupsisnotobvious.Thechangeofproductionprocessisnotlikethetheoryof"AgriculturalInvolution"whichiswidelyusedbysomescholars,insteadofthat,productionchangeismostlyaecologicalchange,thepopulationpressuremadepeasantusingmorehumanlaborandlessanimalpower.

【正文】

一、問題的提出

從人與生態環境關系角度研究社會歷史過程，是一個新的熱點，只是實證研究較少。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關鍵在于個案材料的取得與生態學研究方法的利用。實際上，生態學家已取得了對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研究成果，聞大中先生利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對50年代黑龍江省海倫縣、以及《補農書》所代表的17世紀的嘉興地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E.C.ELLIS也對太湖地區區域性的生態系統的變遷作了系統性的分析[2]，其成果完全可為社會經濟史學界所利用。本研究的范圍限于黃河以北的華北平原部分，主要目的是通過生態分析把握華北的農業生產力實態。有關這一地區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已很豐富，其中以黃宗智先生的研究較為顯著，黃先生用吉爾茨的“過密化”理論系統地解釋傳統社會末期農業生產的變化過程，但其對這一問題的闡述仍屬于描述性質的。本文所依據的主要資料仍同黃先生一樣，但通過生態經濟的分析后，得出的結論卻是不一樣的。應該說，對生態系統進行投入、產出分析更有利于實態地把握農業生產力狀況，而經濟分析由于局限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反映出來的數據指標往往不夠準確。因為在傳統的農業生產中，相當多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并未商品化，農民用自己生產的土糞施肥、投入自己家庭的勞動力，產量的相當一部分也自己家庭消費。所以，單純的成本分析，難以全面地反映生產力實質，而生態系統的產、投分析正補充了這方面的不足。同時，本文還對與生態系統相聯系的其它的社會關系特點做了探討。

[1]WenDazhongandDavidPinentel:SeventeenthCenturyOrganicAgricultureinChina:I.corppingsystemsinJiaxingregion.HumanEcology.1986.14(1).1-14

[2]E.C.EllisandS.M.Wang.SustainableTaiLakeRegionofChina.AgricultureEcosystemsandEnvironment.1996.March22.

二、生態系統的組成和結構

（一）人口、耕地與家畜

農業生態系統主要由人和經過人工馴化的生物如農作物、家畜和家禽等組成。一個地區的生物負載量是有限的，在傳統的技術條件下，這種限制尤為明顯。在開發之初，人與動物飼養量可能協同增長，但當人口過量增長時，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的增長特別是家畜的增長便會受到一定限制，甚至減少。根據滿鐵對北京附近地區的調查，民國時期各種牲畜的飼料量大體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役畜的粗飼料量與精飼料量是很多的，足以與人爭秸桿和糧食。盡管作物的秸桿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替代牧草資源，但由人口增長所引起的燃料需求的增加，也增加了秸桿的消耗，進而減少家畜的飼料。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華北平原的人口幾乎達到了傳統農業負載量的極限。民國時期，山東、河北的墾殖指數居全國的最高水平，分別達到48.28％和46.88％，人均耕地只有2.70畝和3.22畝（注：）[1]。人口壓力會使土地利用程度加強，荒地、草地資源減少，進而牧草資源也減少。Buck的統計表明，華北平原冬麥—高粱區的牧草地面積只占耕地數的0.5％，有林木的牧草地、林地以及灌木地只占總耕地面積的2.4％，Buck按牛1頭，馬1頭，豬5頭，雞百只折合1家畜單位計算，黃淮海平原每英畝的耕地負載0.19個家畜單位[2]，大約每32畝耕地負載一個家畜單位。人口數與家畜單位數的比值大約為6.67∶1。

另外，人口增長也使土地進一步零碎化，每戶經營規模變小，越來越多的小農戶無力飼養大牲畜。據對河北省25000農戶的統計表明，占總數26.5％的5畝以下的農戶其飼養的牛數占總牛數的比重不足1％；占總農戶數21.8％的20—50畝的農戶所養的牛最多，占總數的42.11％；從養騾頭數而言，5—20畝的農戶群體，并不是所占份額最多的群體，所占份額最多的是50—100畝的農戶群體[3]。這是由于養騾需要更多的精飼料和更好的粗飼料，只有更大的經營規模才有優勢。

滿鐵冀東地區部分調查顯示，擁有耕地較多的階層才能有能力飼養馬和騾，中上等水平的農戶只能飼養驢和牛，許多小農戶只能飼養小驢，并且出現二戶或幾戶共同飼養和擁有牲畜的現象[4]。彰德縣的歷史趨勢表明，當人口壓力增加、災害加重時，飼料消耗量較多的馬和騾會最先減少，牛和驢的比重可能會上升[5]。在華北，由于農村經濟衰退和人口壓力下土地的零細化，飼養馬、騾的大農戶逐漸養牛，養牛農戶轉向養驢，而一些小農戶則干脆放棄役畜飼養[6]。

（二）作物構成與家畜

作物構成與家畜飼養的關系非常復雜，甘薯利于養豬，玉米利于大牲畜，而人口增長可能使這些有利于家畜飼養的趨勢都被抵銷。就華北平原而言，明清以來棉花的推廣對家畜飼養的影響很大，棉花的莖葉難作飼料，其擴展勢必影響家畜的飼養。河北省1952年平均每頭大牲畜負擔耕地32.8畝，中南部棉花集中區均在40畝以上；魯西北產棉地區50年代平均每45畝才占有大牲畜1頭，55畝耕地占有小牲畜1頭[7]。在農村中，種棉花多的農戶較種棉花少的農戶養牲畜更難，在彰德縣宋村植棉面積超過50％的農戶，除了耕地規模在50畝以上的擁有1頭役畜外，50畝以下的農戶都沒有能力飼養役畜，而棉花栽培面積在50％以下的農戶在各個階層都有役畜的飼養，且耕地擁有量越多，飼養能力越強[8]。

另外，谷類作物的不同分布也影響著牲畜飼養，就谷類作物秸桿而言，牛的雜食性比較強，而馬、騾、驢等役畜對小麥桔桿則不能利用，故小麥地帶養牛較多。華北平原，北部小麥種植地帶的小麥往往與豆類、粟、高梁、玉米等輪作，小麥麩、豆餅也是很好的精飼料。小麥地帶也往往比棉花生產地帶具有更強的牲畜飼養能力[9]。

（三）生態系統的波動與家畜負載

當生態系統由于自然災害發生波動時，系統的結構也發生變化。豬、雞、羊等牲畜會最先減少，因為這些家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常年份和豐收年份的食物貯存，是人們將難以利用的廢棄食物轉化成肉食品的一種方法。據民國《房山縣志》記載，養豬多寡常與人口之多寡成正比例，人口多，飯后剩余的漿水也多，“故可多畜”。當災害來臨時小牲畜會直接被當作貯存的食品最先被消費，或出賣換取糧食。當饑荒進一步加重時，人們賴以進行農業再生產的役畜也會成為食品或被出賣以換食品。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清末民國時期，災民一般是賣牲畜換糧食，這在文獻中屢有記載。直隸武清縣光緒年間，“曾因各災村耕牛驢只無力喂養，以致變價宰殺，必致明春耕種鮮用”[10]；天津一帶在光緒初年因干旱而“民不聊生，無力畜牛，俱各變賣。現在得雨，無牛可耕，以致播種地僅十分之三也”[11]；而1920—1921年的河北洪水使貧窮災民的役畜有75％被殺或被賣[12]。

[1]全國經濟委員會刊：《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載于《全國經濟委員會報告匯編》第10集，民國26年1月第6、12表。

[2]JohnLossing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ofNanking.1937.（據日譯本上卷，第283、286頁，下卷第94頁。）

[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北支那の農業と經濟》，日本評論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827頁。

[4]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關する若干的考察》，《滿鐵調查月報》，1943年第23卷第12號，第1—30頁。

[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北支農村概況調查報告——彰德縣第一區宋村及侯七里店》，日本評論社，昭和15年11月，第101頁。

[6]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關する若干的考察》，《滿鐵調查月報》1943年第23卷第12號，第1—30頁。

[7]孫敬之主編：《華北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57年7月，第60、131頁。

[8]資料來源：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北支那の農業と經濟》，日本評論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828頁。

[9]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關する若干的考察》，《滿鐵調查月報》1943年第23卷第12號，第1—30頁。

[10]周家楣：《期不負齋全集·政書八》。

[11]《申報》光緒二年六月初二日。

[12]馬扎亞爾：《支那農業經濟論》井上照丸譯，東京學藝社，昭和10年11月。

三、生態系統的物流分析

（一）肥料的種類和數量

盡管化學肥料在民國時期已經使用，但使用的范圍和數量很少。且主要集中在鐵路沿線一帶，如膠濟鐵路沿線一般每畝使用硫銨20—30斤，冀北、京津一帶的施用量在15—50斤不等，并主要集中于水稻、蔬菜、果樹、煙草等作物[1]。一般農田以有機肥為主。華北的有機肥使用最多的是土糞，系人糞和家畜糞便摻土而成。傳統土糞肥力較高，由六成土、三成糞便、一成其他有機物混合而成，據華北產業研究所測定，其N素含量大約0.3％[2]，而現在河北農村廄肥的全N量一般為0.1％，只有少數廄肥的全N含量才達到0.4—0.7％[3]。對于各種家畜生產土糞的數量，經濟史界尚有爭議，羅侖先生曾就此問題對黃宗智的論點提出質疑，黃宗智的結論是從部分資料和對沙井村的訪問中得出，他認為一口豬年產堆肥9000斤，能施5畝地，并且比一匹馬、騾或牛所產的7200斤或1頭驢所產的5400斤的質量為高。而羅侖認為馬、騾的積肥量遠比驢多，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卻認為豬的積肥量不止9000斤，應遠多于大牲畜[4]。其實，根據單純的表面上的訪問估計很難說明問題。特別是在80年代，大牲畜由生產隊飼養，積肥方面往往不加注意，而農民對自己家庭的養豬積肥，卻往往出于對土糞換工分而多摻土，這也是華北土糞質量比解放前下降的原因。實際上，分析牲畜的產肥量，重要的在于分析其每年所產肥料中N、P、K含量，特別是含N量。現代的科學分析表明，每頭大牲畜如馬、騾一年所生產的肥料量折合N31.0斤，是豬的3倍還多；牛的折N量為24.3斤，也遠高于豬[5]。另外，滿鐵調查部所編的《華北の農業と經濟》一書中提到家畜產土糞量的常識估計值，大牲畜馬、牛、騾一般年產土糞30000斤，驢與豬大概相當于大牲畜的五、六成[6]。另一項關于華北的調查資料也顯示大牲畜的產肥量遠高于豬（見表4）。

在人口壓力下，耕地量、耕地所承載的牲畜量、牲畜的耕作能力、牲畜對耕地的供肥能力之間的關系往往也會出現不平衡現象，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一頭役畜所能提供的土糞土地面積只有供給其飼料面積的1／2左右。一般也只有耕地面積超過20畝的農戶，才能能夠養得起一頭大驢或小驢，超過30畝的農戶才能養馬、騾、牛等大牲畜。調查證明，在一般30—35畝的耕地內，大牲畜一頭供給土糞的面積為15—20畝，豬一頭供給7.5畝耕地，人糞尿供給3.5畝，豆餅之類肥料供給3.5畝耕地[7]。盡管規模較大的農戶有能力飼養較大的役畜，但從總體上看，小農戶每英畝土地所能生產的土糞量卻高于大農戶，華北平原小農戶的單位土地產廄肥量比大農戶高32.6％，比特大農戶高50.4％。這是因為在小農的單位土地面積上不但負載較多的人口，同時由于小農戶在飼養其它小家畜方面不低于大農戶，單位土地負載的其他小家畜的量多，故生產的土糞量也較大。但從總體投入上看，大農戶由于資金充足，可以投入更多的其他肥料，故各類農戶間的肥料投入相差不大[8]。華北其它比較重要的有機肥還有人糞尿、坑土以及棉籽餅，豆餅、胡麻餅等肥料，但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家畜廄肥。

（二）N約束水約束與肥力平衡

華北平原各地各種作物肥料投入的種類和數量是不一樣的，表6是根據各調查地區的平均水平計算而成的。

從表6中可以看出，按N素投入的多少，其次序為棉花＞小麥＞粟＞玉米＞水稻＞高梁＞甘薯＞大豆。可見，人們對棉花、小麥、粟等華北平原主要的經濟作物和主要農作物的肥料投入是相當重視的。表7是關于各種作物營養元素的輸入、輸出狀況。主要根據表6的施肥量，再根據播種量、反硝化率、土壤生物固N量等計算總輸入量，然后，根據作物的單產水平計算輸出量。二者對照可看出土壤中作物營養元素的平衡情況。

從表7中可以看出，水稻、甘薯入不敷出，需要從土壤中吸收養分，這必使地力下降。大豆投入小于產出的原因是大豆可以通過固N維持平衡。高粱和玉米投入稍大于所需，如果計算水土流失，也可能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只有粟與小麥投入大于所需，即使是這兩種作物，也不一定是肥力充足的，因為華北的農業產量還受水的制約。表5中除水稻外基本上是在旱地條件下的平均產量，當降雨充分或得水灌溉時，產量可以大幅度提高。定縣試驗表明，灌溉小麥增收110％，粟增收80.27％，玉米增收40％，棉花增收80％[9]。在這種情況下所需養分含量勢必也隨之同比例上升，如仍以以前的投入水平，會發生N素缺乏。在華北平原，民國時期旱田的土糞的每畝施用量一般為2000—5000斤，灌溉地為3000—8000斤，灌溉地的土糞投入量為旱田的1.5倍。但既使如此，當灌溉地產量為旱田的2倍時，也會出現N素制約現象。就P素而言，由于傳統農業時期廣施土糞，其制約程度當相對較小。至于K素，50年代華北平原的土壤基本上不缺乏，施K肥對主要作物增產不明顯。總之，由于土壤肥力較低，肥料投入少，華北平原是N素肥料需求最迫切的地區，這也為50年代的研究所證明[10]。

N素制約也與農業生態系統內的“三料”危機有關，“三料”危機是指飼料、燃料和肥料的缺乏和不足。1883年8月3日的《北華捷報》這樣描述直隸地區的土地肥力情況：“有很多農民，連一頭牲畜也沒有，因此只有很少肥料，或者沒有肥料施到地上。土地所生長的一切被農民收去，地里連一葉、一莖、一根都留不下”。在華北平原，許多農村缺乏燃料，從滿鐵華北農村慣行調查組主要調查的6個村莊來看，就有2個村莊由于燃料不足而從市場上購入煤炭以補充。良鄉吳店村禹國深一家一年要買3000斤左右的煤以補燃料不足，楊文貴家的柴火只夠燒4個月，另外8個月要燒掉3600斤煤[11]，一些地區農民甚至掘草根作燃料。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態系統出現N素制約幾乎是必然的。

[1]滿鐵北支事務調查部：《山東省（青島）肥料配給調查報告》昭和14年3月，第1.22頁。

[2]赤木要男：《山東省土壤に就こ》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濟南鐵路局，昭和15年2月，附錄1頁。

[3]河北省土壤普查辦公室：《河北土壤》，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12月，第406頁。

[4]羅侖：《關于清代以來冀魯西北地區經營式農場與家庭式農場的生產力水平估計——與黃宗智教授商榷》載于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113—116頁。

[5]中國技術經濟研究會主編：《技術經濟手冊·農業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068頁。

[6]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北支那の農業と經濟》，日本評論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153—154頁。

[7]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關する若干的考察》，《滿鐵調查月報》1943年第23卷第12號，第1—30頁。

[8]BuckJohnLossing: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ofNanking.1937.（據日譯本下卷第101—103頁。

[9]和田保：《水を中心としこ見たる北支那の農業》，東京，成美堂發行，昭和17年10月，第237頁。

[10]中科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電力部北京勘測設計院編著《華北平原土壤》科學出版社1961年，第295、316頁。

[11]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以下簡稱《慣調》），巖波書店，1981年第5冊第589、591頁。

四、人力、畜力投入特點與能流分析

（一）人力、畜力與各階層投入特點

關于人力、畜力投入的資料有許多，表8是滿鐵的調查統計。

從表8可以看出，棉花種植所投入的人工、畜工最多，甘薯、小麥、玉米、谷子大豆等的勞動集約化程度相對較低。另外，在人力投入中，中耕除草所占的比重較大，平鄉縣高梁所占比重最高達60.5％，其次是谷子，平鄉、鹽山兩地平均占到41％，鹽山縣玉米占到37.2％[1]。

農村中各階層農戶由于其占有資源的狀況不一樣，其人力、畜力投入策略也不盡相同，從表9中可以看出豐潤縣米廠村25畝以下的農戶的人工投入較多，其中棉的每畝人工投入較25—50畝的農戶高出26.62％，比50畝以上規模的高出30.8％。而役畜投入卻以25—50畝的農戶為最多，比25畝以下的農戶高出31.25％，比50畝以上農戶高出90.9％。可見，人工投入和畜工投入往往隨規模不同而有所替代。足立啟二將較多利用耕畜的耕作法稱之為“大農法”，較少利用耕畜的農作法稱之為“小農法”[2]。“大農法”和“小農法”嚴格意義上講，不屬于同一種技術體系，“大農法”相對是一種資本密集型技術，而“小農法”則為一種勞動密集型技術。

就總的能投而言，玉米由于規模較大的農戶投入較多的畜工，總能投也比較多，在其它作物方面，規模在25畝以下的農戶所投入的能量均高于25畝以上的農戶，但差異不甚明顯。

就自耕農與佃農而言，自耕農由于經營規模較大，在畜力投入上一般高于佃農，因為佃農很難單獨擁有耕畜。米廠村的調查表明，佃農在棉、高粱方面，與自耕農、半自耕農相差不大，而畜力投入則遠不及自耕農和半自耕農[3]。從獲鹿縣第二區馬村的情況看，佃農除了在粟、甘薯兩種作物的人力投入與其他階層相差不多外，其它作物的人力投入遠高于自耕農，而畜力投入遠低于自耕農[4]。較低階層由于缺乏耕畜而付出較多的勞動力，而較高階層由于經營規模相對大，畜力相對充裕，人力投入較少而畜力投入較多。

（二）能量的產投比與勞動效率

在總體的能量投入中，除人、畜力外，還應包括種子和工具的能量；在能量的產出中，除作物的籽實外，還包括作物秸桿的能量。

說明：[1].每畝播種量按1升計，合1.5斤。

[2].工具能的投入參照聞大中對海淪縣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分析。[5]

[3].桔桿產量根據滿鐵米廠村的調查計算，按每生產1斗籽實合48.68斤的秸桿106。[6]

資料來源：[1]中國技術經濟研究會主編：《技術經濟手冊·農業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8頁。

[2]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華北重要作物平年畝當收量基礎統計資料》民國33年12月，北京，第1-21頁。

[3]駱世明等：《農業生態學》，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版，第100-110、456-457、461頁。

[4]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昭和12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豐潤縣宣莊鎮米廠村》，第46表，昭和14年1月發行，第42.76頁。

從表11和表12中可以看出，各種農作物之間的能量產投比和同一種作物在不同地區的產投比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一般經濟產量的投比在3—6∶1之間。聞大中先生所分析的17世紀嘉興地區兩種水稻生產的能量的產投比9.31∶1和12.10∶1，嘉興地區水稻生產的投入人工達2330小時[7]，而Buck所調查的平山、鹽山兩地的情況來看，投入人力最多的作物不過800小時左右[8]。江南農業與華北農業相比，不但更具有勞動力集約化特點，而且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而華北農業由于受水、肥條件限制，產量和能量效率都不如江南農業。

[1]卜凱：《中國農家經濟》，張履鶯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8月，第370—421頁。

[2]足立啟二《清代華北の農業經營と社會構造》，《史林》1981年，第64卷第4期第66—93頁。

[3]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昭和14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豐潤縣宣莊鎮米廠村》表45。

[4]滿鐵.調查部《昭和14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獲鹿縣第二區馬村》昭和14年1月發行，第36—89頁。

[5]WenDazhongandD.Pimentel:EnergyFlousThroughanOrganicAgroecosysteminChina.Agric.EcosystemsEnviron.1984.11.P145.

[6]滿鐵北支經濟所：《昭和12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豐潤縣宣莊鎮米廠村》第46表，昭和14年1月發行，第42、76頁。

[7]WenDazhongandDavidPimentel:SeventeenthCenturyOrganicAgricultureinChina:IcroppingsystemsinJiaxingRegion.HumanEcology.1986.14(1).P1－14。

[8]卜凱：《中國農家經濟》，張履鶯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8月，第370—421頁。

五、生態結構與社會關系

（一）家畜的飼養與鄉村社會內部關系

在農村內部，緊張的生態關系導致大牲畜的共同所有制的形成，越是土地零細化的地區，這種現象越普遍。從滿鐵冀東地區的調查來看，共同飼養多集中在驢的飼養，這一方面是由于小農的貧困，同時也因為驢的飼料需求量較少。在豐潤縣米廠村，馬、騾多為富裕農戶單獨飼養；牛的共同飼養只有一頭，為二戶共同飼養；而小驢的共同飼養則占3頭，共同飼養戶占養驢總戶數的三分之一。平谷縣大北關村全村小驢共有61.3頭，其中2戶共同飼養的有22頭，3戶共同飼養的達7頭，共同飼養占養小驢總戶數的38％。昌黎縣梁各莊小驢飼養頭數為22頭，2戶共同飼養的為6頭，3戶共同飼養的為3頭，4戶共同飼養的有8頭、共同飼養戶數占小驢飼養戶數的50％。共同飼養一般存在于親戚鄰里之間，各農戶在使用牲畜時往往根據各農戶的土地所有量和購買牲畜時的出資情況而定。河北省武強縣的四戶共有一頭牲畜的情況是出資少的2農戶農忙時各使用1日，出資多的各使用2日[1]。在惠民孫家廟，共同飼養的農戶一般是每戶5日交替飼養使用，在四戶擁有一頭牲畜的情況下，由于在農忙里輪換會導致農時的耽誤，故農忙時隨時協定[2]。

如果共同飼養大牲畜是生態壓力下農戶為了解決生產動力而采取的措施的話，那么“打豬會”或“豬會”這一類的聯合則是為了村民的蛋白質營養，這也是生態壓力下飼料資源匱乏的產物。順義縣西杜蘭莊的豬會由四戶組成，每戶出購豬崽的資金2元，并出2斗黑豆做精飼料，年末殺豬時其它三戶各得肉16斤，油一斤，剩下的歸飼養戶所得[3]。在沙井村，“打豬會”由3—5戶農戶組成，每年春天買豬時，其中一戶飼養，其它二戶各出1元購資，不足之錢由飼養戶補上，大秋后，其它二戶出50斤豆，到年末這二戶各得肉15斤，油1斤。飼養戶是三年內由三戶農民輪番充當的，沙井村豬會的成員是土地少且很貧窮的人[4]。

（二）搭套與家畜的利用

一家農戶即使擁有了一頭大牲畜，在農田耕作或運輸時仍會感到不足。在華北，許多農戶養不起大牲畜，往往只能養一頭驢，而一頭驢是難以單獨拉一具犁進行耕作的[5]。為了在耕作時配齊牲畜和農具，有牲畜農戶之間的互助合作形式——“搭套”，在華北便極為普遍。順義縣前郝家疃村，有搭套而無大牲畜的共同飼養，搭套又叫“插套”。搭套一般也是在所出牲畜、工具、資本相當的農戶之間進行。合作農戶在出牲畜、農具的同時，各農戶之間勞動力也是相互合作協調的。值得注意的是搭套者之間的關系不以家族、同姓之間的關系為限，而是更多地發生于鄰居之間[6]。這里也體現出北方與南方農村社會的差異，即華北農村的鄰居街坊關系往往比家族關系更為重要。順義縣沙井村有2／3的農戶的搭套關系，搭套以貧窮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多，因為貧窮農戶的經營規模小、牲畜缺乏，更需要在耕作中實行聯合[7]。在歷城縣冷水溝莊，這種聯合使用牲畜、農具的方式叫“合具”，也叫“合伙”，與搭套的性質是一樣的。冷水溝村的“合具”一般存在于二戶農民之間。合具者的土地擁有量一般在10畝左右，小于5畝的農戶由于農具、役畜的實力不濟，無資格平等合作，大于20畝以上的農戶則擁有獨立耕作的役畜和農具，無合具的必要。在冷水溝莊，合具者之間的關系密切，在婚喪事與其它的日常事務上也相互幫忙。不但如此，在互借糧食、金錢時合具者往往比同族者更容易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8]。

（三）與外部社會的聯系

與外部社會聯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市場聯系，對生態結構的適應特別表現在農民利用市場來實現農忙時對牲畜的需求。光緒末年，望都縣丘莊村有耕地2400畝，地質磽薄，“村中牲畜騾馬有十余頭，驢牛不足十頭，常至冬令農隙售而出，春耕購而入，故無常數也”[9]，由于每頭牲畜平均耕地為120畝，嚴重不足，故農忙時購入，農閑時賣出，這樣可以節省農閑時飼養牲畜的飼料。這種習慣一直到50年代初仍盛行于南部的一些牲畜缺乏的棉花產區，如冀南的成安縣便是在農忙時大量購入牲畜，農閑時大量賣出牲畜[10]。

鄉村與外界，也有與生態關系有關的聯系。一般村莊無大畜群的放牧者，但農村休閑的雜草地吸引外地的大群畜牧者，在這種情況下，村內人往往也與外地畜牧者有聯系。在昌黎縣，“北部山間富戶多養羊，每家三、五百只不等，專雇羊管。羊群平時散于山間，至冬季寒冷，山上少草，則驅至南部平原地方，散在農地間放牧，至春始歸。有交情者，為羊群代備羊圈，并供羊管之食宿，概不收費，只取羊圈糞肥，為其報酬，謂之窖羊”[11]。窖羊無疑是平原鄉村農民為獲取糞肥而與外界畜牧者形成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說明，為促進平原地區單調的以種植業為主的生態系統的有效轉化，有時也需要從外部移入生態循環中的“轉換器”，大群畜牧者正具備了這種能夠在生態系統中起作用的“轉換器”——羊群。

總之，牲畜共同飼養、搭套以及其他一些合作方式，為農戶適應變化了的生態結構提供了一種非市場經濟形式的協作機會。這些聯合方式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無疑是華北鄉村為應付人口壓力下生態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變化特點。

[1]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北支那の農業と經濟》；日本評論社，昭和17年11月，第848—852頁。

[2]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北支農村概況調查報告——惠民縣第一區和平鄉孫家廟》，昭和14年9月，第148頁。

[3]《慣調》第1卷，第79頁。

[4]《慣調》第1卷，第190頁（1955年版本）。

[5]《慣調》第5卷，第248頁（1955年版本）。

[6]《慣調》第1卷，第77頁，（1955年版本）。

[7]《慣調》第1卷，第222頁。

[8]《慣調》第4卷，第26—27頁（1955年版本）。

[9]陸保善：《望都縣鄉土圖說·南路》（光緒三十一年）。

[10]孫敬之等：《冀南地區經濟地理》，《地理學報》，第20卷第2期，1954年6月，第161頁。

[11]《昌黎縣經濟狀況》《中外經濟周刊》211號，第9頁，1927年5月。

六、過密化理論的不成立

黃宗智先生所引用的吉爾茨對印尼爪哇農業變遷的理論——“農業生產內卷化”理論，是指農民為適應人口壓力的增加，通過投入過多的勞動力以實現產量的增加的生產要素配置手段。Elvin的高水平均衡理論也與之相似。其生產變化的過程如圖1所示，人口壓力下生產從f1點過渡到f2點，這階段盡管邊際產量的曲線向下彎曲，但產量卻在增長，高勞動力投入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實際上，對近代華北農村出現“過密化”的驗證，也需要從投入產出的數據分析出發。生態系統的分析表明，許多證據與此模式不符。盡管歷史過程的農業生產難有材料進行分析，30年代的人口壓力輕的大農場與人口壓力重的小農場的投入產出分析的結果，并不符合人口壓力下的人力投入增多而單產增加趨勢變化。Buck的調查顯示，大農場的單產與小農場的并無差異，自耕農、佃農、半自耕農的單產也并無差異[1]；黃宗智也承認了滿鐵調查中大、小農場產量的差異不明顯[2]121；生態系統的物流分析表明，大農戶與小農戶在N素投入上無顯著差異；能流分析表明，人力、畜力總能投在人口壓力重的小農戶與人口壓力較輕的大農戶之間也無很大差異，所不同的只是人力代替畜力而已。

另一項重要的證據來自趙岡先生的研究，他認為明清時期由于水土流失、生態破壞以及自然災害加劇的影響，畝產量甚至出現了下降趨勢[3]。這種現象似乎可以說明這樣的歷史事實，即華北平原人口壓力的增加的確使得人們向土地中投入了更多的勞動力，但并沒有提高產量，只是在生態壓力下采取了另外一種更加人力集約化的生產模式以維持產量而已。如圖2所示，人口壓力的增加使生產配置從T1曲線的F1點，轉換到T2曲線的F2點。在這種轉換過程中產量并沒有出現增長，但勞動力投入增加了。其原因是人口壓力下生態結構的變化，畜牧業的萎縮迫使生產向一種較多地利用人力的資源配置的方向發展。

從技術變遷的歷史來看，明清時期，許多證據表明，我國傳統的勞動集約化耕作技術在人口壓力下保持了很強的穩定性，明末農書《國脈民天》反映的是華北的農業技術特點，《國脈民天》強調一種在人口壓力較低條件下的集約化技術，即“親田法”。“親田法”耕作提倡人們將肥料、人力集中于假定百畝土地中的二十畝進行精耕細作。《國脈民天》的作者耿蔭樓認為如果年成豐稔，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一般措施的八十畝也高數倍。倘若遇水旱蟲災，全力救護這二十畝，其余八十畝荒歉了，這二十畝照常豐收。由此可見，華北的集約化農作技術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上時，才顯示其“規模”優勢，而規模優勢發揮時，勞動效率才最高。總之，明清時期華北人口壓力低時的勞動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壓力高時為高。不但華北如此，南方傳統的水稻種植區也是如此，太平天國后江南地區在人口稀少時也出現了類似狀況。1869年李希霍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時指出一項重要的事實：

“這片休耕（太平天國之亂以后）的地區，曾是一片沃土，供養過大量人口；至今大部分還沒有耕種。原因似乎在于中國利用土地的方法取決于一定規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規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種一小塊土地。……在這個國家，耕地的規模，似乎與一定數量的人所提供的肥料之間有一個固定的關系。如果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戰爭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潛在的耕地規模就要減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種”[4]。

太平天國之前太湖流域的人口壓力在傳統社會時期最為嚴重。從李希霍芬的這段論述中，江南農業在人口壓力下降時，勞動力和技術的規模優勢顯然尚未在全部耕地上達到。人口與耕地量的對比必須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精耕細作技術才能在全部的耕地上實施。這也說明在原來的人口壓力較重的時期，不一定處于一種相對無效率的“過密化”狀態。另外，江南農業在明清時期轉向鐵搭耕地，盡管這意味著人力投入的增加，但這也是一種人力對畜力的替代，是以人力投入增加實現對穩定產量的追求。這種過程與華北農業的轉變基本上一致。黃先生在論述長江三角洲的農業變化時將植桑、養蠶與家庭絲織業合起來與單純種稻相對比說明歷史過程的邊際效益遞減，另外還用同樣的方法將植棉與棉紡織手工業的結合與單純稻作相比[5]，但問題是長江三角洲唐宋以來就是一個稻作、棉作與手工業發達的經濟區，不能用晚期的經濟作物加家庭手工業的勞動投入與水稻的大田生產相對比就得出結論來，好象以前農民只種稻，而后期工副業都出現了似的。

既然生產曲線并沒有在人口壓力下使產量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那么農業發展過程中人口壓力下耕地的開墾會不會產生過密化增長的現象呢？開墾的耕地往往是次等地，產量不高，人們投入的勞動一般不比原來的耕地多。另外，棉花種植的推廣也不一定代表一種“過密化”。棉花是經濟作物，應從經濟角度分析，1934年的統計表明，河北每畝棉花的價值是8.09元，是每畝小麥價值3.55元的2.28倍，是粟的2.43倍（注：）[6]，表8棉花的人工投入分別是小麥和粟的2.26倍和2.18倍。可見，經濟分析也顯示不出由于植棉而勞動效率下降的現象。從種種情況來判斷，明清時期的農業增長并不是過密化增長，而是一種傳統集約化農業的擴展。華北農業在水肥制約的條件下，向土地中投入過多的勞動力往往是徒勞的。

最后指出的是，盡管黃先生的“過密化”解釋不適用于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但吉爾茨的“過密化”理論并沒有錯，吉爾茨所解釋的爪哇稻作農業是從具有林地休耕植被的火耕農業突然向連續耕作的灌溉稻作農業轉變的一種特點[7]。而在我國，這種農業在史前就基本上在華北消失了，長江中下游的刀耕火種農業也在唐宋時期就消失了，華北和長江三角洲的農業早就處于一種高度集約化狀態，所以，“過密化”理論不適于解釋明清時期中國農業的變化特點。

[1]卜凱著：《中國農家經濟》，張履鶯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09、370—421頁。

[2]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第144頁。

[3]趙岡：《生態變遷的統計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第4期。

[4]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慶應書房，昭和18年5月，第2卷，第79—80頁。

[5]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第77—88頁。

[6]全國經濟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民國26年1月。

[7]Geertz,C.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ofEcologicalChangeinIndonesia.UniversityofCalifomiaPress,Berkeley.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