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耕考古技術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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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農業生產中，因種植作物不同，其收獲方法及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收獲塊根和塊莖作物時，除了用手直接拔取外，主要是使用尖頭木棍(木耒)或骨鏟、鹿角鋤等工具挖取。收獲谷物時則是用石刀和石鐮之類的收割工具來收割。不過根據民族學的資料，人們最初也是用手拔取或摘取谷穗。如云南省金平縣的苦聰人收獲旱谷時，多數仍然用手折下谷穗。西盟佤族在使用鐮刀以前，收獲的方法是把谷穗拔起來或掐斷。怒族老人追憶，最初收旱稻是用手捋下穗上的子粒放進背簍里[146]。臺灣高山族也長期用手收獲谷物，陳第《東番記》記載明代臺南的高山族“無水田，治畬種禾，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明末清初鄭成功進入臺灣時，所看到的情況仍然是這樣，收割時“逐穗拔取，不知鉤鐮之便”(楊英《從征實錄》)。六十七所著的《臺海采風圖考》中也記載“番稻七月成熟，……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铚鐮”?？梢酝葡耄嫁r業時期最古老的谷物收獲方法是用手摘取的。后來，當人們使用工具來代替手工之時，當然也會沿襲這個習慣。所以，最早的收割工具石刀和蚌刀等都是用來割取谷穗的。許多石刀和蚌刀兩邊打有缺口，便于綁繩以套在手掌中使用，晚期的石刀和蚌刀鉆有單孔或雙孔，系上繩子套進中指握在手中割取谷穗，不易脫落。商周以后的銅铚仍繼承這一特點，一直沿用到戰國時期。

至少在8000年前，石鐮就已經出現。像裴李崗遺址的石鐮就制作得相當精致，其形狀與后世的鐮刀頗為相似。從民族學的材料得知，一些使用鐵鐮的少數民族也是用它來割取谷穗的。如西藏墨脫縣的門巴族收獲水稻和旱稻時，是用月牙形的小鐮刀一穗一穗割下來放在背籃里，稻草則在地里曬干后燒掉作為來年的肥料。海南島有些地方的黎族，直到現在仍使用鐵鐮割取稻穗，然后將它們集中掛在曬架上曬干，需要時再加工脫粒。稻草留在田里，需要時用鐮刀割取，不需要時就燒掉做肥料。因此推測原始農業時期，先民們使用石鐮、蚌鐮只是割取谷穗，而不會連稈收割。這是因為當時禾谷類作物馴化未久，成熟期不一致，仍然保留著比較容易脫落的野生性狀，用割穗的方法可以一手握住谷穗，一手持鐮割鋸谷莖，這樣可避免成熟谷粒脫落而造成損失。同時，當時的谷物都是采用撒播方式播種的，用手抓不到幾根植株，要連稈一起收割莊稼是極為困難的。即使是已經使用金屬鐮刀的商周時期，也仍然是用這種方法收獲莊稼的。甚至晚到漢代，還保留著這種習慣。如我們從四川省成都市鳳凰山出土的東漢漁獵收獲畫像磚下半部分可以看到這種場面(圖六三)，畫面左邊的三人正在割取稻穗，捆扎成束。最左邊一人將已扎好的稻穗挑走。右邊的兩人則高舉一種大鐮刀在砍割已經割掉稻穗的禾秸(如不需要稻草，則將它留在田中，任其干枯，來年春天就可“燒草下水種稻”了)。這種方法一來是沿襲古老的用鈺割穗的傳統習慣；二來適于在撒播的稻田里使用，可及時搶收，減少損失；三來可減輕運輸過程中的勞動強度。不過，漢代已實行育秧移栽技術，田中已有株行距，水稻品種也遠離野生狀態，再加上鐵農具的普及，鐵鐮已非常輕巧鋒利，為連稈收割技術的運用打下了基礎。而適于割取谷穗的铚，則被鐮刀所淘汰。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西漢墓曾出土過四束古稻，是連稈割下的。這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有些地方已經采用連稈收割的方法(圖六四)，此后就逐漸成為主流。我們在甘肅省的唐代壁畫中所看到的一些收獲場面，就是用鐮刀直接收割谷物秸稈的。

6．脫粒加工技術

人類最早的脫粒技術，難以從考古發掘中獲得實物證據，但從民族學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啟示。先民們最早的脫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對采集來的植物穗子進行脫粒。相信在原始農業萌芽時期，人們也是這樣做的。稍后則用腳踩的方法進行脫粒。我國西南地區的許多少數民族就是用手搓腳踩的辦法使谷穗脫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來的谷穗曝曬幾日，然后在地上鋪一篾笆，把曬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樁，男女手扶木樁，雙腳搓踩脫粒。西藏墨脫縣門巴族則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腳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腳踩手搓的脫粒習慣一直延續至今。此外，云南的獨龍族、怒族和傈僳族，西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腳踩或手搓來脫粒的。稍后，人們用木棍來敲打谷穗，使之脫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門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腳踩和棍打同時使用的。門巴族還敲打水稻。這種方法可以說是連枷脫粒的前身。怒族在收獲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淺坑，鋪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圍用麻布毯子圍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獲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籮筐里，圍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來舂。這又可說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難以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實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無法斷定就一定是用來脫粒的。同樣，連枷的使用已見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其發明年代應當更早，也因為竹木不易保存，難以從考古發掘中取得證明。

目前考古發掘中能夠確認的脫粒加工農具是杵臼和磨盤。如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崗遺址出土的石磨盤都有七八千年的歷史。石磨盤是谷物去殼碎粒的工具，杵臼則兼有脫粒和去殼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歷史似乎應該更早一些。有些少數民族歷史上甚至沒有使用過石磨盤，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聰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個坑，以獸皮或舊布作墊，用木杵舂砸采集來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沒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個坑用麻布或獸皮墊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將谷物包起來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島的黎族，解放初期還有不少人把帶穗的旱稻放進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脫粒與去殼同時進行。獨龍族人和苦聰族人脫粒小米和稗子時，也是帶穗舂的。《續修臺灣府志》記載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況是：“番無碾米之具，以大木為臼，直木為杵，帶穗舂。”可見，將谷物脫粒與加工合而為一的“帶穗舂”，是一種相當原始的加工方法。繼木臼之后，至少大約在7000年前出現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當較木杵臼要高。商周時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農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漢才有了突破性創造，即發明了利用杠桿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驅動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長期在農村使用，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專門用來去殼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盤，其歷史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采集經濟時代。原始的石磨盤只是兩塊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塊。它的使用方法應該和一些少數民族使用石磨盤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獨龍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達”，它由兩塊未經加工的天然石塊組成，一塊較大，一般長約50厘米，寬約30多厘米，厚約7厘米。另一塊較小，是直徑10厘米左右的橢圓形或圓形的鵝卵石。使用時，下置簸箕，大石塊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頭墊起，使之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塊上，雙手執鵝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亞土著婦女們把采集來的少量種子收拾干凈后，就放在由一塊大而扁的石頭和一塊小而圓的石頭組成的“碾谷器”上去殼、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餅子一類食物[147]。從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盤就已經制作得相當精致了(如裴李崗遺址的石磨盤)，其加工谷物的技術和功效當也達到很高的水平。

石磨盤的去殼和碎粒功能以后向兩個方面發展。去殼功能發展為礱和碾，專門用于谷物脫殼。最早的文獻記載是《淮南子·說林訓》：“舌之與齒，孰先礱也?！薄墩f文解字》：“礱，*[石+靡]也。從石龍聲?！钡a的形狀如石磨，亦由上下兩扇組成。礱盤工作面排有密齒，用于破谷取米。礱有木礱和土礱兩種。木礱用木材制成，土礱礱盤是在竹篾或柳條編成的筐中填以黏土，并鑲以竹、木齒。稻谷從上扇的孔眼中倒入，轉動上扇的礱盤即可破谷而不損米?？脊虐l現中有關礱的最早資料是江蘇省泗洪縣重崗東漢墓出土的畫像石“糧食加工圖”，上面有婦女推礱的場面。另一種去殼的農具就是碾，目前文獻記載最早見于《魏書·崔亮傳》，考古實物最早見于隋墓出土的陶碾模型。碾盛行于唐宋，并出現水碾的加工機械。繼承了石磨盤的碎粒功能的旋轉型石磨出現于戰國時期，在漢代得到很大的發展。它可將谷物磨成粉末，將小麥磨成面粉，將大豆磨成豆漿，使得中國谷物食用方式由粒食轉變為面食，也促進了小麥和大豆的廣泛種植。旋轉型石磨一直是我國廣大農村最重要的加工農具，長期盛行不衰。

谷物在脫粒和去殼之后，需要揚棄谷殼糠秕雜物。最原始的辦法當是用手捧口吹，而后才懂得借助風力。云南省西盟佤族在用腳踩手搓脫粒之后，不用簸箕簸揚，而是由一人把谷物從上向下慢慢傾倒，另一人執筍葉扎成的“扇子”左右反復扇動，把秕谷和灰塵揚走[148]。用簸箕來簸揚可能較晚，但《詩經》已有“或舂或揄，或簸或揚”(《大雅·生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大雅·大東》)等詩句?！墩f文解字》：“簸，揚米去糠也?！闭f明商周時期已普遍使用，也許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如江南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些竹編器，其中說不定就有原始簸箕的殘骸。但簸箕簸揚的谷物數量有限，對堆積在曬谷場上的大量谷物就需使用如木锨、木杈、飏籃之類的揚場器具。西漢史游《急就篇》提到：“碓、硙、扇、隤、舂、簸、揚。”已指明簸與揚是兩種凈谷方法，其使用的器具當也不同。木锨類似木制的鏟子，只是更為輕巧(也有用竹制成，稱之為竹揚锨)。木杈是一種木制的多齒杈。飏籃則是用竹子編制的，形如簸箕而小一些，前有木舌，后有木柄。莊稼收獲之后，在場圃脫粒曬干，再用這些工具鏟起谷物迎風擲之，借風力吹走糠秕雜物，可得凈谷。我們在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墓的壁畫上可以看到持木杈揚場的情景(圖六五)。在甘肅省安西縣榆林窟20窟壁畫中也可看到用飏籃揚谷的情景。至于使用風扇車來凈谷的歷史，從河南、山西、山東等地出土的漢代風扇車模型判斷，當不會晚于西漢時期。風扇車的發明，標志揚棄糠秕雜物的作業已不再僅憑手工，而是開始采用結構較為復雜的農機具，比之箕播杈揚，“其功多倍”，是一突破性的成就。

注釋

[1]森本和男：《農耕起源論譜系》(續)，《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

[2]陳淳：《稻作、旱地農業與中華遠古文明發展軌跡》，《農業考古》1997年第3期。

[3]見《農業考古》2000年第l期。

[4]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l979年。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3頁，人民出版社，l972年。

[6]李根蟠、黃崇岳、盧勛：《試論我國原始農業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占代社會經濟史論叢》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李根蟠、黃崇岳、盧勛：《再論我國原始農業的起源》，《中國農業》1981年第1期。

[8]童恩正：《中國南方農業的起源及其特征》，《農業考古》l989年第2期。

[9]嚴文明：《再論中國稻作的起源》，《農業考古》l989年第2期。

[10]陳淳：《稻作、旱地農業與中華遠古文明發展軌跡》，《農業考古》l997年第3期。

[11]童恩正：《中國南方農業的起源及其特征》，《農業考古》l989年第2期。

[12]丁穎：《中國稻作的起源》，中山大學農學院《農藝?？穕949年第七號。

[13]丁穎：《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農業學報》1957年8卷第3期。

[14]童恩正：《略述東南亞及中國南部農業起源的若干問題》，《農業考古》l984年第2期。

[15]李潤權：《試論我國稻作的起源》，《農史研究》第五輯，農業出版社，l985年。按：在李潤權先生文章發表l0年之后，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發現了距今1萬年左右的水稻植硅石。在靠近廣西邊境的湖南省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距今l萬年左右的稻谷標本。在廣東省英德市牛欄洞也發現了l萬年前的水稻植硅石。這些新的考古資料證實了李潤權先生當年的預測是頗有遠見的。

[16]裴安平：《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農業考古》l989年第2期。

[17]裴安平：《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再探》，《農業考古》1998年第l期。

[18]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見張德慈致《農業考古》編輯部的信，刊登于《農業考占》l983年第2期342頁。

[20]游修齡先生的觀點見于《太湖地區稻作起源及其傳播和發展問題》，載《太湖地區農史論文集》第一輯(1985年)。汪寧生先生觀點見于《遠古時期的云南稻谷栽培》，載《思想戰線》l977年第l期。李昆聲先生的觀點見于《云南在亞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載《云南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

[21]閔宗殿：《水稻考古》，《遺傳與育種》l978年第5期；《我國栽培稻起源的探討》，《江蘇農業科學》l979年第l期。

[22]嚴文明：《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l982年第l、2期。

[23]楊式梃：《從考古發現試探我國栽培稻的起源演變及其傳播》，《農史研究》第2輯，農業出版社，l982年。

[24]分別見向安強：《論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的農業》，《農業考古》1991年第l期；劉志一：《關于稻作起源的通訊》，《農業考古》l994年第3期；衛斯：《關于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再探討一一兼論中國稻作起源于長江中游說》，《中國農史》l996年第3期。

[25]李江浙：《大費育稻考》，《農業考古》l986年第2期。

[26]王象坤：《中國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現狀與展望》，《農業考古》l998年第l期。

[27]游修齡：《農史研究的方法問題》，《中國農史》l988年第l期。

[28]游修齡：《太湖地區稻作起源及其傳播和發展問題》，《太湖地區農史論文集》第一輯，l985年。

[29]岡彥一：《水稻進化遺傳學》，《中國水稻研究所叢刊之四》，中國水稻研究所，l985年。

[30]嚴文明：《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l982年第l、2期。

[31]安志敏：《長江下游史前文化對海東的影響》，《考古》1984年第5期。

[32]嚴文明：《再論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l989年第2期。

[33]見《農業考古》1993年第3期187頁。

[34]谷建祥、鄒厚本等：《對草鞋山遺址馬家浜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的初步認識》，《東南文化》l998年第3期。

[35]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l997--1998年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

[36]李根蟠、黃崇岳、盧勛：《原始畜牧業起源和發展若干問題的探索》，《農史研究》第五輯，農業出版社，l985年；李根蟠、盧勛：《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原始農業形態》，農業出版社，1987年。

[37]安志敏：《中國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東傳》，《文物》1999年第2期。

[38]同注[37]。

[39]林春等：《城背溪·彭頭山文化和中國早期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93年第1期。

[40]裴安平：《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

[41]張居中等：《舞陽史前稻作遺存與黃淮地區史前農業》，《農業考古》1994年第1期。

[42]何介鈞：《長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論》，《湖南先秦考古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

[43]同注[42]。又見《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中國文物報》1996年3月3日。

[44]玉蟾巖的年代另一說為距今22000年至18000年，見《文物》1999年第2期66頁。

[45]趙志軍：《稻谷起源的新證據》，《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簡·利比：《跨學科研究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

[46]英德市博物館等：《英德云嶺牛欄洞遺址》，《英德史前考古報告》9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47]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27頁，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48]見《師大月刊》1935年第3期，兼見《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57頁。

[49]見《燕京學報》1949年，36卷263～311頁；《燕京社會科學》1949年2卷36～53頁。

[50]見《考古》1960年第3期9～12頁，《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1～8頁。

[51]見《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15頁，《考古》1959年第2期73頁。

[52]見《考古》1962年第6期292～295頁，《考古》1961年第4期175～178頁，《考古》1961年第11期609～610頁。

[53]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

[54]見《考古》1983年12期1065頁，《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45頁。

[55]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29頁，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56]同注[55]28頁。

[57]何雙全：《甘肅先秦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7年第1期。

[58]同注[55]36頁。

[59]條田統：《五谷的起源》，日本《自然和文化》1955年第2號。

[60]陳恩志：《中國六倍體普通小麥獨立起源說》，《農業考古》1989年第1期。

[61]安志敏：《中國史前時期之農業》，《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第257頁，文物出版社，1982年。

[62]楊建芳：《安徽釣魚臺出土小麥年代商榷》，《考古》1963年第11期。

[63]巴里坤小麥見《考古》1963年第1期122頁，孔雀河小麥見《農業考古》1983年1期10頁、122頁，哈密五堡大麥見《農業考古》1989年第1期王炳華等人的文章：《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大麥研究》。

[64]李璠：《甘肅省民樂縣東灰山新石器遺址古農業遺存新發現》，《農業考古》1989年第1期。

[65]見張華：《博物志》。

[66]李長年：《農業史話》，上?？茖W技術出版社，1981年；李毓芳：《淺談我國高粱的栽培時代》，《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67]繆啟愉：《‘粱’是什么》，《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68]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

[69]黃其煦：《“灰像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82年第4期。

[70](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第23頁，1979年。

[71]滕州的野大豆粒見《考古》1999年第7期60頁；案板豆粒見《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第213頁；其余見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55、56頁，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72]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134頁，農業出版社，1963年。

[73]同注[55]56頁。

[74]見《考古》1984年第7期654頁。

[75]胡家屋場的蓮實見《考古學報》l993年第2期197頁。八十垱的菱角、蓮子和芡實見《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其余見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94頁、96頁、111頁，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7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圖版56，文物出版社，1963年。

[77]見《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2期2頁。

[78]同注[55]87頁。

[79]分別見《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第85頁，《文物》1990年第7期第23頁。

[80]同注[55]99頁。

[81]同注[55]102頁。

[82]見《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243頁。

[83]同注[55]104頁。

[84]見《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下冊221頁，文物出版社，1973年。

[85]《嵩高山記》。

[86]周注[55]107頁。

[87]水泉棗核見《考古學報》1995年第1期70頁，其余同注[55]108頁。

[88]同注[55]108頁。

[89]同注[84]。

[90]同注[55]113～121頁。

[91]見《考古》1976年第3期197頁，《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81頁。

[92]見《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105頁。

[93]藁城縣臺西的商代麻布見《文物》1979年第6期37～44頁、《農業考古》1982年1期82頁。崇安縣武夷山的商周大麻布和貴溪仙巖的春秋戰國大麻布參見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63頁，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94]見《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73頁。

[95]同注[55]63頁。

[96]見《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4頁，文物出版社。

[97]高漢玉：《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的紡織品》，《福建文博》1980年第2期。

[98]見《文物》1975年第6期55頁。

[99]《元史·食貨志》。

[100]邱浚：《大學衍義補》。

[101]同注[55]67頁。

[102]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存》，清華大學研究院第三種，1927年。

[103]見《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73頁。

[104]見《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

[105]見《文物》1980年第5期1頁。

[106]分別見于《文物》1989年第8期7頁，《農業考古》1987年第1期302頁，《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期242頁，《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322、370頁。

[107]同注[55]78、79頁。

[108]嘉峪關市文物工作隊等：《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圖版四六～四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9]同注[55]427頁。

[110]李有恒等：《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動物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6卷4期247、248頁；覃圣敏：《從桂林甑皮巖豬骨看家豬的起源》，《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339頁。

[111]同注[55]445～448頁。

[112]瓦窯嘴牛骨見《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49頁，城背溪水牛頭骨見《江漢考古》，其余見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473頁。

[113]同注[55]441頁、475～479頁。

[114]見《文匯報》1998年12月25日4版。

[115]見《考古》1992年第11期964頁，《中國文物報》1998年8月12日3版。

[116]華縣南沙村馬骨架見《中國文物報》1998年8月12日3版，其余見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491、492頁。

[117]見《考古》1987年第12期1063頁。

[118]見《文物》1984年第9期16頁。

[119]洛陽西工區銅馬見《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118頁，安徽壽縣銅馬見《文物》1958年第10期65頁，祥云大波拿銅馬見《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頁。

[120]靈石縣旌介村的銅簋見《文物》1986年第11期4頁；灃西銅雕飾見《考古》1959年第10期527頁、《灃西發掘報告》139頁，文物出版社，1963年。

[121]同注[55]514、515頁。

[122]見《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71頁。

[123]同注[55]517～519頁。

[124]同注[55]526、527頁。

[125]同注[55]536、537頁。

[126]見《考古學報》1955年第9期31頁。

[127]三星堆銅雞見《光明日報》1986年12月10日，蟒張玉雞見《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9頁。

[128]見《考古》1979年第2期113頁。

[129]石家莊市莊村的雞蛋(殼)見《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91頁；廣東增城縣陶雞見《考古》1964年第3期圖版十；云南省祥云縣銅雞見《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頁。

[130]石家河陶鴨見《考古通訊》1956年第3期11頁、12頁；馬家窯鴨形尊見《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巖石門丘山的陶鴨是采集品，見《考古》1961年第4期179～184頁。

[131]河南省輝縣琉璃閣出土過商代銅鴨，見《輝縣發掘報告》26頁，科學出版社，1956年；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和郭家莊出土過玉鴨，分別見《考占學報》1979年第1期100頁、《考古》1988年第10期878頁；河南省安陽市婦好墓出土過石鴨，見《考古》1976年第4期269頁。

[132]遼寧省喀左縣小轉山子出土過西周銅鴨形尊，為遼寧省博物館藏品；遼寧省凌原縣營子村出土過西周銅鴨形尊，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8期27頁；江蘇省句容縣浮山出土過西周鴨蛋，見《考古》1979年第2期113頁。

[133]婦好墓玉鵝見《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87頁；劉臺子玉鵝見《文物》1981年第8期20頁。

[13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94、195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

[135]“破木為耜”見《逸周書》，“斫木為耜”見《周易·系辭下》。

[136]見《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147、148頁。

[137]見《考古》1992年第1期41頁。

[138]見《文物》1999年第6期11頁。

[139]宋兆麟、周國興：《原始掘土棒上的穿孔重石》，《農史研究》第五輯，農業出版社，1985年。

[1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

[141]胡厚宣：《說貴田》，《歷史研究》1957年第7期。

[142]李京華：《河南古代鐵農具》，《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1985年第1期。

[143]草鞋山水田考古隊：《草鞋山遺址1992年～1995年發掘概要》，日本文化財科學會“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4]谷建祥：《草鞋山遺址水田考古學的初步實踐與收獲》，日本文化財科學會“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

[146]李根蟠、盧勛：《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原始農業形態》45頁，農業出版社，1987年。

[147]同注[9]47～53頁。

[148]同注[9]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