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國際貿易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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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時期，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經濟對國際貿易是“開放”的，這一時期擴大出口的“剩余產品出路”階段是擴大過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來，在像韓國和臺灣這樣的東亞經濟中，最初因人口對土地的沉重壓力而開始的勞動力密集型生產出口的顯著擴大和相應的經濟高增長率，是國內制度框架深化的一個同樣明顯的例子。在這兩個例子中，僅根據按照比較優勢而進行的一種較為有效的特定資源的配置還不能充分解釋擴大出口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問題。我們必須尋找增長的某些“殘留”原因。

農民擴大出口的剩余產品出路過程是因引進有效的現代管理和政府幫助改善運輸通訊設施而發生的。由于這一有利的經濟環境，農民生產者就響應市場的刺激并通過在未開墾的荒地上擴大種植面積，采用傳統的農業方法來擴大出口生產。殘余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開墾的土地和在生存農業中未被雇傭的勞動力。相比之下，在經歷了沉重的人口壓力的東亞經濟中，殘余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業和制造業資源生產率的迅速增長，這種增長是通過國內制度框架的深化和農民與分散在農村地區的小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的加強而帶來的。

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制度框架的擴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場體制在外貿部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出口公司通過一系列中間商接觸到農民出口商，而且當地市場的農產品也因共享運輸和市場設施而受益。但是，在傳統部門與包括進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業及商業銀行的現代部門之間仍然存在著二元性。

這種二元性表現在這兩個部門之間的價格差異上，它反映了一個相對不發達的市場和傳輸體制。這一點在國內資本市場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傳統部門的小借貸者只能在“無組織”的市場內從當地放貸者那里借到錢，利息高出現代銀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錢給小借貸者的高風險以及當地信貸中間商這一職業階層的緩慢增長，這些中間商具有從銀行借錢所需要的信貸信譽，非常熟悉將貸款用于生產的當地傳統部門的條件。

大戰略與傳統部門的抑制

在繼續探討國內制度框架的深化階段之前，有必要先簡要回顧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長遭到嚴重衰退的那段中斷期。在那段時間內，新獨立的國家，包括農民出口經濟，都反對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并根據以計劃、直接國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進國內工業化的進口替代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的大戰略從事批發業務。從自由貿易到進口替代的轉變本身會引起資源配置的大規模“扭曲”，不過最嚴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國家機構代替了市場，國內制度框架受到了損害。政府控制將有限的外匯和資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額以極為有利的條件轉給了現代部門中大型的、由國家控制的企業，因此使這些極為需要資源的傳統部門供應不足。特別是國內資本市場受到抑制：外匯控制切斷了銀行與世界資本市場的聯系，與此同時，政府的政策是為了鼓勵國內制造業而將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減少了國內儲蓄。借貸人和其他中間商接觸不到銀行，只能遵守那些規定最高借貸利率的條例。

總之，50年代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國內制度框架中最不發達的部分——“傳統的”和“無組織”的部門。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一樣，正是國內制度框架中適應農村地區小農和小企業家需要的這部分的再生和發展，才為韓國和臺灣擴大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開辟了道路。

“深化”：東亞的兩個例子

像其他發展中的經濟一樣，韓國和臺灣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經歷了最初計劃和進口替代階段。它們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勵本國的制造業。只是面臨到高通貨膨脹和支付平衡的困難，它們才轉向自由貿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這不僅使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經濟穩定，而且也增加了國內的儲蓄。

根據比較優勢的要素比例理論，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條件的國家可以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得到持續的經濟增長。從高度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開始，它們可以爬上“比較優勢的階梯”，在勞動力市場緊缺和工資上升使它們的比較優勢向勞動力密集程度較低，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制造業出口轉變的時候，向那個方向轉變。然而，韓國和臺灣擴大出口和增長率似乎太高了，僅僅根據因消除資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處這一點是很難解釋的。考慮到這兩種經濟絕對沒有奉行教科書上的自由貿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們通過提供各種促進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資源配置，它們在資本較為密集的和技術先進的行業中繼續推行某些進口替代政策以加快這部分行業的成熟。當然，人們可以認為由于它們適當地奉行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從貿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處要多于因貿易扭曲而受到的損失，但這一點似乎不能充分解釋明顯的高增長率。我們要做的是尋找農業和制造業的資源生產率大幅度增長的殘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這些成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國際貿易理論往往假定，一旦貿易扭曲被清除，一個國家潛在的比較優勢就會通過協調良好的市場體制和充分發達的國內制度框架所發揮的作用自動出現。但是，在發展中國家把充分的勞動力供應轉變為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出口的比較優勢之前，必須滿足兩個關鍵性的條件。第一，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率，以保持低工資并把勞動力投入到制造業中去。第二，必須提高與低工資聯系在一起的制造業的生產率，以在世界市場上為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贏得競爭優勢。這兩個條件都要求國內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進。韓國和臺灣都很幸運，它們繼承了日本殖民時期在農業和制造業方面的制度遺產——這是日本在開始其成功的經濟發展時適應其充足的勞動力供應的結果。

在農業方面，這兩種經濟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時期留下來的農村基礎設施，通過引進高產品種和肥料以及通過以經改進的灌溉為基礎的多種種植來推行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政策。積極的政府政策創立了一些組織和機構，它們迎合了分散在農村的大批小農的需要——向他們提供運輸、通訊和電力；提供完善的市場條件和信貸設施，以便讓農民能夠采用新的資金密集型的農業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狀況，以便使新技術知識得到傳播。

在制造業方面，這兩種經濟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礎上推進工業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分散在農村地區的小型的、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的增長和效率。這種方法避免了在社會間接資本中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廠支付所要求的龐大開支。相反，小型企業可以與小農分享覆蓋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經濟單位的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和組織網絡。小型企業還享有地域優勢，可以使用充足的農村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便宜、靈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職工和季節工。它們還可以利用當地提供的農業原材料來進行加工。

還有其他獲利的原因。隨著因運輸的改善而帶來的當地市場的擴大，很多小企業可以更為充分地利用它們現有的資本設備和管理能力。市場的拓寬導致了（亞當·史密斯所說的）更大程度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導致了適應當地條件的技術的改進。從單個的企業來說，更充分地利用現存的能力而達到的經濟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獲得的收益，也許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們就大大提高了小企業的生產率。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比如轉包、質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潛在海外市場的專業知識的大型貿易公司，促進了它們的產品出口。

最后，應考慮到外國直接投資的貢獻。起初外國投資利用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在出口加工區的投資擴大了當地的就業。以后，因為合適的要素比例，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提供了技術轉讓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資成本提高時，日本公司發現把它們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制造業放在低工資的相鄰經濟體中會產生更多的利潤。這種投資是同在日本經過成功實驗并準備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礎的韓國和臺灣采納和復制的技術、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進來的。這樣就促進了這兩種經濟體爬上比較優勢的階梯。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概括一下由我們的分析所提出的國家和市場的相關作用。韓國和臺灣的成功率先證明了“新古典主義的復活”。毫無疑問，人們熟悉的新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維護宏觀穩定的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基礎之上的。然而，我更關注這些經濟成功中的不太為人們所認識的方面：通過改善社會基礎設施，通過建立適應廣泛分散在農村的小農和小企業家所需要的組織和制度，它們積極的政府政策提高了農村地區資源的生產力。這些政策不僅對韓國和臺灣是重要的；它們對把經濟理論應用到發展中國家也是恰當的。

國家干預的好處及缺點

根據我的觀點，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弱點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資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極”政策上，把改進發展中國家制度框架的“積極”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國際理論暗含的一個假定是，國內制度框架，經一個“沒有摩擦”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式的檢驗，已經完全形成了。然而，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僅僅是因為在理論上能夠方便地將各種扭曲定義為偏離最佳資源配置。當我們精確地從不發達的國內制度框架進行分析時，顯然需要積極的政府政策，以便通過減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場體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擴大市場”的政策也許可以被認為是自由市場政策在實踐層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義時期，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政府也承認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會間接資本，比如為減少運輸成本的道路。從原則上說，為減少運輸成本提供物質基礎設施與為減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無形社會基礎設施，這二者是沒有區別的。

現在，我們可以簡要地回顧一下國內制度框架的組成部分——市場體制與管理和金融體制——之間的關系。在殖民地時期，擴大這一框架是因采用現代管理形式而進行的，這種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實地發揮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維護法律和秩序、保護生命與財產以及維護公正。對50年代有利于發展計劃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抵制導致了將政府的功能擴大到控制經濟的多種任務。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認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緊缺的財政和行政資源都被轉移到更吸引人的促進增長的任務上去了。這種財政和行政體制上的過重負擔往往導致國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敗，嚴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選擇的經濟目標的能力。我認為，這種政府體制負擔過重的危險始終存在，不管所選擇的目標是經濟增長還是其他與經濟發展有關的社會理想目標。

全球化的挑戰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開始以韓國和臺灣（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為榜樣，通過擴大出口來取得快速增長。這一戰略的基礎是從整體上轉向外向型的經濟自由化政策，這種政策不僅要取消對國際貿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在第二代“亞洲虎經濟體”中，外國直接投資再次在技術轉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使它們爬上了比較優勢的階梯，能夠出口精密工業產品。環太平洋地區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地區。

后來發生了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是在投機壓力下從泰銖的貶值開始的，并傳播到臨近國家，引起了股票市場的進一步貶值和劇烈下跌。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增長放慢了，亞洲虎的經濟神話破滅了。這使傳統的內向型傾向又活躍了起來。馬來西亞的反應是強化對其資本市場的控制，而且它的總理加入了譴責現在稱之為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力量的大合唱。

這種重新掀起的反對世界市場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釋為回到50年代的內向型發展理論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清楚地證明，國外投資的長期流動可能會因與經濟的基本規律和長期投資的生產率無關的短期投機資金的不穩定流動而受到嚴重損害。在亞洲，危機是由多種因素的結合而造成的：資本市場控制的取消、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這類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長期證券資本和短期銀行資金之間的差別是模糊的，因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從一個金融中心轉到另一個金融中心。

現存的國際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圍流動的數額巨大的投機資金，也不能保護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免受投機者的侵害。投機者瞄上一種貨幣，一旦它開始擠兌并形成一定的勢頭，就會超出單個國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實際的選擇就是首先要通過實行嚴格的財政和貨幣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銀行貸款貸給“政治密朋”），避免引來投機者。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和國內高儲蓄率的新加坡和臺灣已經成功地采取了一種預防性措施，就是把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同為動員國內儲蓄而建立國內金融制度結合起來。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強制性分擔款的新加坡儲備金制度。

從凱恩斯主義對亞洲經濟危機的診斷出發，我們似乎已經得出了傳統的政策結論！我們也許還應該注意，雖然正如在50年代所認為的那樣，對于國內生產總值來說，國內的高儲蓄率不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但它的確對短期經濟不穩定和投機行為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保護。反對世界市場力量——它的時髦標簽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勵發展中國家潛在的內向型傾向。但是，更近距離地看，50年代類型的發展經濟的目標和目的與今天反對全球化的目標和目的，是有很大區別的。

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反對世界市場體制是因為他們相信，在沒有國家干預和計劃的情況下，世界市場體制不可能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一般來說，依賴一兩種主要初級產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世界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的不穩定會特別脆弱。回過頭來看，在實踐中政策制定者常將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目標放在減少對短期不穩定的世界市場的脆弱性這一目標之上。其目的是保護農民免受出口市場波動影響的國家農業營銷部門很快就變成了為在資金上幫助國內企業而無情向農民征稅的工具。同樣，提出國際市場穩定初級產品價格的要求很快就變成了為促進增長而增加長期國際資本流入的要求。

譴責全球化的論調宣稱，經濟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術變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已經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釋放出了破壞性的力量，其速度超過這些國家國內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稱，不考慮社會代價就討論靈活調整的需要是不夠的。他們認為，不跟上經濟增長的迅猛步伐，不解決隨它而來的混亂后果，將引發社會和經濟的緊張和政治上的不穩定。這與50年展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速成計劃”和“大推動”是完全相反的。

對全球化的批評涉及到世界市場力量對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國家——不管是工業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破壞性后果。不過，當他們的觀點在應用到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時還是很有說服力的：這個國家處在一個長期的過渡時期，在市場力量的影響下，減輕經濟陣痛和減少失業的傳統的社會安排已經崩潰，但現代政府社會福利體制還沒有出現。注意到這一點是具有諷刺意味的：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竭力反對的“變相失業”，現在應該重新被認為是傳統社會福利安排的有價值的因素。

全球化的政策含義是什么？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市場的沖擊，傳統的社會福利安排崩潰的過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中的那些最不發達的國家也是如此。惟一實際的選擇是：奉行有效的增長政策，寄希望于經濟增長向政府提供源源不斷的收入來源，進而縮短過渡階段。如果政府這樣選擇的話，這些收入可以用于減輕隨經濟增長而出現的社會和經濟混亂的不良后果。至于環太平洋的亞洲國家，盡管它們自1997年以來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但目前它們已經與世界經濟完全結合在了一起，不可能全面回到50年代的那種內向型的發展政策。因此，據報道，馬來西亞在作出加強控制資本市場的最初反應之后，在顯然沒有出現某種形式的資本外逃的不良后果的情況下，現在已經取消了這些控制。如果環太平洋國家具有長遠的經濟前景，那么它們的未來似乎仍舊取決于它們堅持原來的外向型政策的方向，盡管經濟復蘇對像印度尼西亞這樣的政治較為脆弱的國家可能更慢。

當然，經濟增長帶來的政府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會導致社會安全和福利改善。除了發展中國家有限的管理能力之外（還不要說官僚主義的低效率和腐敗），仍然有最后的障礙：政治意志的缺失，或者政府沒有把社會福利支出放在優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