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貿易對策研究論文

導語：世界經濟貿易對策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從環境和貿易的“對立統一”中尋找主動進攻的策略

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將更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一方面對中國產品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高筑貿易的技術壁壘，試圖以苛刻的技術標準來限制中國產品出口，環保標準就是其中嚴厲的措施之一。環境與貿易這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如果統一起來，發展環境貿易，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1.“環境標準”可以成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產品的價格、質量和技術含量作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很少考慮其它標準。隨著環境保護問題的全球化趨勢，進出口產品的環保標準越來越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熱點。發達國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資發展環保產品，實施補貼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法規、環境標志、綠色標準等制度，為其產品樹立良好的形象。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產品的“環保標準”作為競爭力要素，在我國可以產生兩方面的優勢：其一，環保產品兼有帶動高新技術發展和促進企業改革的雙重特點。它針對有關企業技術水平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經濟效益低等問題，目標明確地要求企業從解決環保問題入手，促使產品生產向技術水平高、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盡可能少、經濟效益好等方面改進，使環保產品的生產成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切入點；其二，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產品在價格方面的優勢，避免所謂“低價傾銷”或政府補貼之類的無端刁難。按照世界貿易組織修改后的國際補貼與反補貼規則，環保產品的這類補貼屬于不可申訴的補貼范圍。因此，我國既可以名正言順地對環保產品提供專項補貼、低息貸款，又可以進一步發揮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大大提高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我們可以通過“以內需促外貿”的途徑，大力發展環保產品，促使出口產品符合環保標準。要消除那種“產品不外銷就不能促進外貿發展”的錯誤觀念，要讓企業家明晰“綠色壁壘”問題，辨識高增長中的潛在危機和巨大的內需市場的關系，引導我國企業開發比較綠色環保產品，迎接WTO挑戰。據世界銀行1997年一份報告說，中國每年空氣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就相當于GDP的8%，也就是說基本抵消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為此，我國在21世紀初計劃的環保總投資將超過5000億元。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外國企業必將以中國“入世”為契機大舉進入，我國企業如果無動于衷，就會坐失發展的良機。

2.以基地帶動環保產業發展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叫做環境貿易，主要包括環保產品和服務的貿易，以及環保領域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現在，國際上的環境貿易額已經超過5000億美元，其中多半為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所占有，連東南亞國家也達到500多億美元，而我國每年僅有0.2億美元的環保產品出口，發展差距相當大。中國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發展環境貿易，在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僅要拉大，而且國內環保市場還要被發達國家占領。

發展環境貿易的核心是發展環保產業，就產品而言，它可以獨立形成多種符合環保標準以及環境要求的產品類別和體系。在產業發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其它產業已經形成的技術、人才和資金，進而形成自己的產品、營銷和服務。正因為如此，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不惜投入巨資，率先以高科技為動力發展環保產業，亞洲的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也競相大量投資環保產業，并優先加以扶植。我國的環保產業近幾年來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長，產業實體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產值卻不到40億元。究其原因，主要是鄉鎮和私營企業所占的比重很大，生產規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藝技術落后，產品和工程質量不高，難以大規模地形成系統的技術和產品體系。當務之急，一是要努力尋找主導項目，引進高科技內容，以科技為動力、以項目為紐帶、建立產業集團，盡快地形成產品系列和工業體系，實現規模經營。二是要積極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轉產、改制，發揮國有企業的優勢和龍頭作用，以此來實行對環保產業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資、降低成本。只有這樣，我國的環保產業才能實現由粗放式向集約化方式的轉變，真正獲得大發展。

發展環保產業的關鍵是找準并確定主導項目后，再根據市場條件建立環境貿易基地，以便進一步實現集約化經營，向國內外推進環境貿易。環境貿易基地應具有帶動周邊經濟、輻射國內外市場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經貿發達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如果沒有產品市場，環境貿易便無法開展。環境貿易基地可以相對集中一些工業實體，形成環保產業的核心內容，有利于按照“清潔生產”的要求生產環保產品。同時，環境貿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眾多的優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對外招商引資，有利于國家實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過市場大規模地籌措資金。總之，能夠集中許多有利條件的環境貿易基地，必然會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應，為環境貿易創造大發展的良機。

二、以“多極化”遏制國際金融霸權

1.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是為了實施金融霸權

所謂金融霸權，就是一個國家或集團利用其業已建立起來的霸權地位，通過強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開別國金融市場，進而利用其貨幣的特權地位、攻擊性的金融投機和國際資本流動來剝削其它國家，干擾乃至控制其經濟。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投機資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權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經確立了金融霸權地位，實現了對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在中國加入WTO問題上，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目的就是有利于實施其金融霸權。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我們就能避其鋒芒、指其要害，采取積極進取的對策。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約有3750億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國每年約獲益150億美元，占其GDP的0.2%。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卻不必對等地或干脆不負責任地償還它們。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既減輕外債負擔，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當美國出現經常賬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時，美國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變化把部分損失轉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量輸出流動資本，通過投機性的運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國際間追逐高額利潤。他們利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以金融自由化為契機，大舉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和房地產之類的市場，造成配套本幣的貶值，誘使本幣升值，造成進入國經常帳戶的逆差。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帶著豐厚的利潤大量抽逃資本，卻給東道國造成短期內無法彌補的資金真空，導致貨幣過度貶值而出現金融危機。

國際游資的投機性運作制造了這樣一種“金融怪圈”：游資利用金融自由化無序地流入一個國家，破壞了其原有的資金平衡，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為抑制通貨膨脹，該國就必須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進一步使國際投機資本趨之若騖。為了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這些國家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并且要接受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苛刻條件。我們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已經看到這種活生生的事實，由發達國家制造的這種“金融怪圈”，不但為他們攫取了大量利潤，而且使3000多億美元的外資由東南亞轉向美國。它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卻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金融危機。

發達國家還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作為攻擊對象，以利于他們進一步實施金融霸權。從國際貿易初期的“海琴業務”，到現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躍在金融市場上的這類游戲規則都是發達國家利用金融霸權地位制定的，這些規則旨在加強發達國家的金融霸權地位，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內的虛假繁榮。當他們利用游戲規則捅破自己吹起的經濟泡沫后，不但掠取驚人的利潤，制造了金融動蕩，而且乘人之危，以低價收購危機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

2.運用“多極化”來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權國要達到金融侵略和剝削的目的，必須掌握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擁有巨額的國際投機資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場自由化；三是操縱金融游戲規則。中國加入WTO后，絕不能像“入世”前那樣被動性地只能執行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而應該積極參與制定或修改有關規則。常言道：“他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多極化”格局和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動進攻的對策：

(1)以“多極平衡體系”化解“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傾向。當今世界存在著“三區三對成三角”的戰略格局。所謂“三區”，就是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大東亞的經濟發展區域；所謂“三對”，就是每兩個經濟發展區域組成相互作用的一對；一對是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東亞構成環太平洋的合作，即亞太經合組織(APEC)；一對是NAFTA與EU構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擬議中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一對是歐盟與東亞構建跨印度洋的亞歐合作，正在通過一年一度的亞歐會議來實現這個目標。以每對為一條邊（或稱一條經濟鏈），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國際經貿“大三角”。在這個大三角體系中，處于一極的美國，正憑借其霸權地位向各國推行其金融霸權，從不對稱的局部發展中攫取較多的利益；處于另一極的歐盟，則通過加強歐洲聯合的努力與美國抗衡；中國處于東亞這個經濟高增長的第三極中，一方面受到來自美國金融霸權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受到歐盟對亞洲新戰略的鼓舞，歐盟在《走向亞洲新戰略》的政策中明確地強調：要發展雙邊和多邊關系，加強投資與金融方面的經濟合作，并特別強調與中國發展全面的合作關系。歐元和日元已經對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戰。日本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但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卻經常被一些變數攪得升降不定；歐元啟動以來持續疲軟，歐洲央行可能會繼續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卻強調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致使歐、美利率調整的趨勢不同，有利于維持美元走強而使歐元失寵。很顯然，歐元、日元必將與美元長期地抗衡下去，其結果必然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而產生一種平衡關系。我們只要注意把握機遇，適時適量地利用這種抗衡關系，就可以促進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技術合作，增加吸收外資、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化解那種“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金融霸權傾向。

(2)以“極坐標的市場體系”撥轉開放金融市場的單方指向。東南亞金融危機表明：陷入危機的國家基本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這些國家卻將其出口導向戰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構成的直角坐標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構成的金融市場最容易遭受國際金融投機的攻擊，進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動蕩的怪圈。

我國的金融結構也存在著矛盾問題，現在，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條件，在處理好現有矛盾的同時如何對外經貿發展進行戰略定位呢？我國應拋開那種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標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點與一條射線構成的“極坐標”來定位。這就是以我國為原點，以中國大市場對外吸引力為“輻射線”，并具體地表現為進出口貿易鏈，形成外經貿的“三圈鏈環”市場來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

“三圈鏈環”只是從地理位置上對我國外經貿活動的形象描述，它的內圈是由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組成的大中華經濟圈；中圈是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圈；外圈則是中國與歐、美等國家組成的貿易鏈。

以極坐標體系建立的“三圈鏈環”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市場關系，其側重點在貿易，注重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在貿易方面，三圈上的國家毫無差別；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國家卻內外有別。同屬于中國經濟圈的內圈，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和地區，而香港又是貿易和金融開放度最大的地區。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完全可以通過互相學習來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場；在中圈上，東亞的一些國家已經飽嘗了金融霸權的苦果，也教會了人們如何認識金融霸權和防范金融風險，所以，將東亞列為金融市場開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國吸取如何開放金融市場的教訓和經驗；對于外圈來說，極坐標賦予的貿易待遇和內圈是等同的，但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度應該有所差別，因為，內圈在國家主權上是統一的，而外圈上不僅存在著主權的差異，還存在著金融霸權。除了警惕之外，對于外圈上的國家也要區別對待，我們要珍視同歐盟的金融關系，要進一步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同時要謹慎地與美國發展金融關系，從中吸收對我國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

我們將貿易與金融分開，強調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開放的金融市場，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將貿易與金融分開而側重于貿易關系，是無可厚非的；其次，中國注意到貿易與金融的相互關系，已經讓中國香港極大地開放金融市場，并且正在有選擇地在沿海和內地逐步開放金融領域，說明正在正確而穩妥地運作金融市場，為發展中國經濟積累經驗，進一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因此，我們謹慎地開放金融市場，并理直氣壯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戲規則，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單方面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

三、以“技術貿易服務”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傾向

金融與貿易原是兩個概念，發達國家為了借貿易之名打開一國的金融市場，便將金融的服務行為納入貿易領域，稱之為“服務貿易”。他們對傳統服務業并不感興趣，只專注于金融、保險、通訊、信息等新興服務業，尤其關注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企圖在中國缺少競爭力的情況下占領我們的市場。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貿易的有關性質和特征與服務貿易不完全相同，技術貿易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創造要素稟賦，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闡明技術貿易作為服務貿易重心的“雙贏”意義，制約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術貿易及其服務就是重要的服務貿易

美國是當今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它在許多服務行業中，特別是在高技術服務行業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美國卻將其中容易被我國吸收和替代的高技術稱為“敏感技術”，千方百計地加以限制，連商業衛星發射這類合作性的服務也受到種種刁難。說來說去，美國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旨在強調其中的“金融服務自由化”，而限制高技術服務自由化。這種失之偏頗的做法，到頭來也限制了美國自己的經貿發展。據統計，美國企業因技術出口管制每年要喪失幾十億美元的對華出口額，在這些技術出口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大量的技術服務，擁有知識產權的技術性服務貿易所創造的價值大大地超過了技術產品的壟斷價值。在這方面美國的波音飛機公司已經嘗到了甜頭，為了與歐洲的“空中客車”競爭，波音公司在我國的天津和廈門建立了飛機修理等服務業，贏得了巨大的商譽和經濟效益。但是，美國國會中一些人卻仍持冷戰思維，他們需要的是金融霸權，迄今為止，美國從總體上仍沒有取消對華技術貿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種被扭曲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技術封閉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術外溢和彌補技術差距的時間正在縮短。雖然美國有很多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但類似的技術同樣可以在其它國家出現，就某一項高技術而言，歐盟、日本、俄羅斯乃至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可能超過美國，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將技術性服務貿易的機會讓給其它國家，有朝一日美國一定會醒悟過來：技術貿易就包含著重要的服務貿易。

2.發展技術貿易的中介服務，真正實現“雙贏”

有關學者運用統計資料作出比較研究后指出：我國在利用FDA（外國直接投資）中，付出的市場代價是巨大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顯然不盡如人意。現實與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必須對“以市場換技術”這個引資的戰略重新進行審視。通過對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得出的主觀原因大致有：投資方與引資方動因差異，技術轉讓與技術消化、吸收的差異等等；客觀原因大致有：引進技術不合理，我國企業與外國投資公司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我國技術引進的社會、經濟、技術的配套系統不完善，利用外資與技術的政策環境亟待改善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就在于進行技術貿易時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服務措施。

完善技術貿易中的服務措施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大力發展這方面的中介組織，其功能包括：為外商投資提供市場以及生產環境等信息，為技術貿易提供項目投資分析以及經濟效益評估，為引進技術提供法律、法規、政策咨詢服務，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幫助雙方彌合文化差異等等，以縮小投資與引資的主客觀差距，促進技術的迅速轉化和消化。

必須指出，我國這類與技術貿易相關的中介服務組織很少，亟待大力發展和完善其服務功能，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歡迎外資進入這類服務貿易市場。中國加入WTO后，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傾向雖然有所加強，但是，我們仍將堅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國情來處理這些事關大局發展的問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根據這個前提，我們必然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循序漸進的方式對待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絕不可能將金融市場這塊經濟發展的基石聽任別國擺布，但是，我們可以將技術貿易作為服務貿易發展的重心，一邊積極招商引資，一邊大力開展相應的中介服務，在雙方獲益中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的新發展。

總之，加入WTO以后，我國的貿易環境和企業的競爭環境都會發生極大的變化。我國政府和企業都必須未雨綢繆，積極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才能切實提高我國企業的競爭實力和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