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管理評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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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歷史課本第一冊（人教版）第20課《昌盛的秦漢文化》（121頁），對我國西漢哲學家董仲舒有一段文字評述。原文是：“西漢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為神化封建皇帝，麻痹人民，也宣揚迷信思想，他說，天和人之間是息息相關的：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風調雨順來贊美他；皇帝無道，天就降災害來警告他。”這段評述，作為向初中學生介紹一位古代很有影響的哲學家，似嫌片面。上述從董氏原著譯述的那段話，就是董氏所創立的“天人感應”學說，這種學說，固然神化了封建皇帝，但在皇權至上、不受任何約束的當時，“天人感應”說給皇權施加一種天的監督作用，對人民是有利的。因此，對董仲舒的思想理論應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進行評論，不能以現代的眼光苛求古人。

（一）董氏思想理論的時代背景

西漢王朝建立以后，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增長較快，國力日見強盛，武帝劉徹窮兵黷武，連續對匈奴，西域發動戰爭，耗費人力物力財力很大；同時貴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許多農民論為流民，社會矛盾日見尖銳。原楚、齊、燕、趙等地出現農民暴動，反抗豪門地主的剝削壓迫，而漢武帝仍然連年用兵，揮霍無度，加劇了西漢初期的社會矛盾。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旨在解決漢初的社會矛盾，為漢王朝謀求一條長治久安的道路。

（二）董氏關于天的概念

（1）神之天

他說：“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效義》，以下只注篇名）。這里所說的天，實際上是神，并且是世上眾神的首領，但世界上并不存在這樣一種天，純屬唯心主義的觀點。又說：“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父而生，未之有也。”（《順命》）提出天的重要性，這和殷周時期人們對天的理解與崇敬一樣，實際上是繼承了過去的天命觀，但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說：“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順命》）又說：“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王道通三》）這和前面“天者，百神之君也，”有所不同，指出世上萬物靠天才能生存，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物質成分。他說：“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施。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光，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天之行也。”（《離合根》）這里所說的天，成為一種實體，他認為，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天，它高高在上，但又能化生萬物；它隱藏起它的形狀，但又能現出光明，這說明天是客觀的存在，在認識上有所進步。但又說：“藏其形，所以為神。”又陷入了神秘主義，這是時代的局限性。

（2）自然之天

這是指作為宇宙總稱的天及其運行規律。他說：“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火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官制象天》）又說：“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天地陰陽》）又說：“天地者，萬物之本，……廣大無極。”（《觀德》）董氏的所謂“天十端”，是組成宇宙萬物的十個基本要素，包括天地、五行、陰陽、人這十個基本要素。這里的天是自然之天。天和地包涵世間萬物，是萬物存在的根源，并認為人是組成十端之一，強調了人的存在和作用，這比殷周時代人們一味靠天，天主宰一切的思想有了進一步認識，并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三）董氏對災異譴告說的論述

災異譴告是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上漢武帝《天人三策》中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觀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漢書·董仲舒傳》）不難看出，董仲舒的這段話，旨在利用“天人感應”的學說，約束人君至高無尚的權力，使之行仁政，不敢“失道”。這里還須指出，董氏的天人感應說首重人事，人事是天作出反應的前提，天根據人事的好壞才作出相應的反應。這與殷周時期一味迷信“天命”，統治者假借“天命”來奴役入民相比，是有進步意義的。

董氏還說：“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必仁且知》）。這段話的落腳點是“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但誰能造成“國家之失”呢？在當時只有人君，從而告誡人君要勤政愛民，不要濫用權力，才能使危害國家的災異不會出現。

董仲舒還接著說：“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警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不欲陷也。”（《必仁且知》）這些言論雖然是臆造，沒有事實根據，屬于“宣傳迷信思想”，但在當時，他的出發點是假借天意以限制君權，督促人君好好治理國家。不要恣意妄為。這樣的言論，從實質上說，對人民對社會是有利的。

他說：“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者之于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圣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必仁且知》）這段話進一步闡明了災異譴告學說的主旨。這里所謂的“天意”譴告，實際上是人禍所產生的因果規律，褐首當然是人君。譬如人君荒淫無道，殘酷剝削和壓迫人民，造成民不聊生；或者窮兵黷武，濫興徭役，驅使青壯年參加戰事和勞務，造成田園荒蕪，天下騷然。這些都足以產生災異。在董仲舒的時代，人們對自然的認識程度是很低的，如對地震、旱澇、蟲害等都不能作出正確解釋，只能委之于天意，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科學水平去苛求古人。

（四）同類觀念

董氏說：“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陰陽義》）這就是說，天和人是統一的，屬于一類。他還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而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陰陽義》）他所謂的天人同類，目的在于強調，“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因為天的運行變化是有規律的，天人同類，人也不要違反正常的規律。其意是要人君循規蹈舉，謹言慎行，不要喜怒無常，暴戾無道；否則，國家將發生動亂。他接著說：“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時而當則發美，不時而妄則發惡……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發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于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必當義乃出。”（《王道通三》）在這里，他用春秋夏冬四時的暖清暑寒來比附政治，要人君和四時變化一樣遵循治國的規律，不要舉措失宜。董仲舒還向人君提出了一個行為規范：“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這樣才能達到：“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天地陰陽》）

在同類觀念思想里，董仲舒特別重視人的作用，突出人是世上最重要的。他說：“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天地陰陽》）明確指出：人在“萬物之上”，人才是世間的主體，以人為中心。在天人關系中，是人事的作用才引起天的感應。他又說：“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為體，不可一無也。”（《立無神》）把人和天地擺在平等位置，強調“合以為體，不可一無也”。可見在董仲舒的思想理論中，人的能動作用被突出起來了，人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對他的前人來說是有進步意義的。

（五）關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問題

董仲舒在向漢武帝劉徹所上的《天人三策》里提出：“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在這里，他指出各種學派主張不一，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不知道應該遵從誰的主張，因此建議凡是不符合“孔子之術者”，一律廢除。這就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學”。他還提出：“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他把春秋戰國時期所形成的諸子百家定為“邪辟之說”，而把儒學置于獨尊的地位。董仲舒的這個建議，經漢武帝采納后，為漢代社會的政治統一、制度統一、思想統一提供了理論基礎。

總之，董仲舒作為繼孔子之后的儒學宗師，以儒學為主體，融合先秦法家、道家、陰陽家、墨家等各家的思想，構建了一個精深的儒學體系，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基本框架。這在學術意義上，他作出了承上啟下的重要貢獻。但是，在其思想理論中存在著若干嚴重的糟粕。如“天人感應”、“人副天數”等學說，存在著唯心主義的神學雜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主義傾向，流毒于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正其誼不謀其利”的義利觀，把義和利對立起來，標榜仁義諱言財利的觀點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處于支配地位。所有這些，都是應該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