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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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論文認為包括重點大學在內的本科院校辦高職,從總體來看利大于弊，它是基于“三改一補”的四類學校總體辦學力量欠缺條件下高職的必然選擇，無論對高職的發展，還是對重點大學本身的發展都有積極意義。從世界大學教育發展來看，大學辦高職符合大學職能和目標多樣化演進的趨勢，大學(包括一些名牌大學)辦高職也是當今發達國家高職教育的一種重要模式。

根據<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有關精神，近兩年以來，全國已有60多所本科大學創辦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重點大學。我們認為，從總體來看，此舉利大于弊，對我國高職改革與發展有積極意義。但本科大學，尤其重點大學辦高職，屬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新生事物，難免會引起一些爭議。最近有同志以“重點大學辦高職的利弊”為題撰文明確反對重點大學辦高職，認為此舉“沒有經過任何可行性論證與”，是“出于對利益的追求”，它“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邏輯”，“會高職人才培養的質量”，“不利于高等職業教育自身的發展”，而且國際上也無重點大學辦高職的先例，屬“中國新生”。對上述觀點，我們難以茍同。本文就重點大學辦高職的，談談我們的一些粗淺看法，以求教于諸同行。

一、從大學高職院產生的背景看，包括重點大學在內的本科院校辦高職，是基于“三改一補”的四類學校總體辦學力量欠缺條件下發展高職的必然選擇。

我國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已有20年的，從起步階段的爭議紛紛到后來從上到下的一致認同，大力發展高職已是人心所向。為了適應21世紀經濟化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需要，中國的高職教育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層面和更大范圍的變革和拓展，僅僅依靠原有的80多所職業大學是不可能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于是國家提出通過現有職業大學、專校和獨立設置的成人高校的改革、改組及改制，并可選擇少量的重點中專通過轉制作為補充的發展高職途徑（即“三改一補”）。毋庸置疑，職業大學、專科學校和成人高校近年來發展迅猛、成績斐然，三者在性質上也較為接近，通過它們改制應該是發展高職的重要途徑和合理選擇，但這三類學校在中國高教系統中一直屬于較為薄弱的環節，而且近20年規模高速擴展過程中有許多多年形成的老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具體表現在：1、科類結構仍然不合理。師范、財經、政法、管理等專業所占比重過大，而工程技術類專業和人數增加緩慢，這與國家經濟建設急需大量技術性人才的愿望相違背。如普通高專的在校生中，師專生的比例最高時達66％，近年來也在40%左右，師范專業和其它人文類專業改辦高職困難很大。2、高職特色和專科特色仍不突出。三類學校中不少由中專升格而成，一些學校尚不能很好地轉換角色，在辦學上仍沿用中專的一些作法，充其量只是“擴大了的中專”；另有一些學校把“升本”作為奮斗目標，片面追求“高大全”，搞壓縮式本科模式。3、辦學條件差的狀況仍沒得到根本的改觀。從師資來看，不僅碩士以上學歷和副高以上職稱的教師嚴重不足，而且師資結構也存在問題，教師多為單一學術型，“雙師型”嚴重缺乏；從辦學的其它條件來看，三類學校都不同程度存在經費緊張、設備不足、校舍擁擠、圖書資料缺乏等問題。至于中專，雖然長期以來，它在各類中初級人才培養上發揮過重大作用，但由于其本身不屬于高等教育性質，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難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因此，“三改一補”的四類學校，總體辦學力量欠缺是一個不爭的客觀事實，僅僅通過“三改一補”不能很好實現21世紀初期高職改革與發展的目標。正是基于這一現實，《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才作出“部分本科院校可以設立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的決策，希望通過部分本科院校的參與，來增加高職的辦學途徑，拓展和充實中國的高職教育。在新中國高教史上，當專科學校力量較為薄弱，無力承擔大規模專科人才的培養任務時，本科院校（包括重點大學）舉辦專科教育不失為培養專科人才的重要途徑。從本質上看，高職和高專皆以培養技術應用性人才為主要任務，其本質是基本相通的。50年代和80年代本科大學所辦專科專業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比較接近高職性質。因此，不結合中國高職發展的歷史和現實考慮問題，簡單把重點大學辦高職的動機歸結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恐怕不是一種客觀的態度。

二、重點大學辦高職無論對高職的，還是對重點大學本身的發展都有積極意義。

從中國高職教育發展來看，重點大學辦高職有這樣幾個意義：1、有利于提升高職教育的地位。受某些傳統觀念的，長期以來，職業技術教育被不少人認為是“稼穡百工之藝”，在高教系統中的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和重視，連一些本來應該實施職業教育的專校也不愿與高職為伍。重點大學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領頭羊，擁有很高的地位和聲望，它們中的某些大學參與辦高職，對于沖擊落后的傳統觀念，提高高職地位和影響顯然有重要意義。2、有利于提高高職教育的質量。重點大學具有相當雄厚的師資、設備、經費和無形資產的優勢，而且已有部分專業屬于技術性質，依托這些專業來辦高職，能夠有效提高高職人才即技術應用性人才培養的質量。同濟大學高等技術學院建院4年多以來，充分利用同濟大學的各種資源和名牌大學無形資產，作為辦學的強大后盾。一方面聯合校內有關專業，利用校內辦學力量拓寬專業口徑，提高教學質量。如與建工系聯辦土木建筑施工專業、與機械工程學院聯辦機械技術專業。另一方面又與其它行業和合作辦學。如與南市區政府合作舉辦營銷、廣告電腦制作專業，與上海柴油機廠合作舉辦機械設備及自動化專業。學院還與中外數十家大型企業合作，建立多個崗位實踐的實習基地和實訓中心。由于該院在上海市高職教育發展中起到了示范、骨干和帶頭作用，已列為上海市重點建設的3所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之一。3、有利于部分高職專業向高層次延伸。隨著21世紀初期我國和的持續發展，我國產業結構、行業結構和各行業技術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和升級，技術應用性人才的結構和規格肯定要發生相應變化，相當一部分高職專業將出現本科層次，個別高職還將出現生層次。而在培養本科以上高職人才方面，本科大學顯然獨具優勢。4、重點大學辦高職，使高職模式更趨多樣化，高職人才的類型也會多樣化，使高職教育更好適應經濟發展對不同人才的需要。而且不同高職模式之間存在競爭，從長遠來看，對中國高職教育的發展是有利的。我們認為，有了大學參與辦高職，現有的職大和高專未必就象有學者擔心的那樣在競爭中一定處于下風，關鍵是各類學校都要樹立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加強自身的改革和建設，盡快確立自身在高職人才培養上的特色和優勢。

從重點大學的發展來看，辦高職對學校發展也至少有兩個意義：1、提高了重點大學的辦學效益。我國的重點大學多數都是辦學較為悠久的老學校，“大學辦社會”、重復建設、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師生比過低等是多年來困擾學校發展的老大難問題。據統計，世界各國高校的教職工與學生比例大約是1∶10，我國的重點大學可能只有1∶3。重點大學辦高職，可以充分利用大學的人力、物力資源，提高辦學效益，為國家培養更多的有用人才。2、有利于重點大學更好地為地方經濟服務。我國的多數重點大學為中央部委所屬，近年來，為地方經濟服務日益為各重點大學所重視，但卻在實踐過程中受到招生分配政策、專業設置等因素限制，創辦高職院就為重點大學和地方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廈門大學近年來，把“立足特區”作為辦學的方針之一，而廈大高職院的建立正是對這一方針的有力貫徹。廈大高職院的8個專業全部是根據特區經濟發展需要設立的，如飛機維修工程專業是在廈門市政府的支持下，與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合作于1994年開辦的，培養符合國際民航維修業需求的工程技術人才。其它如電子與通信技術、應用電子技術、建材與塑膠加工等幾個專業，也都因培養特區緊缺人才而受到廈門市的歡迎，高職院已同廈門市的廈華、廈新、太古等知名企業合作建立了9個高職人才實訓基地。

三、從世界大學教育發展來看，大學辦高職符合大學職能和目標多樣化演進的趨勢。大學（包括一些名牌大學）辦高職也是當今發達國家高職教育的一種重要模式。

大學產生以后，其職能和目標隨著進步不斷朝多樣化的方向，尤其二戰以后，大學與的關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傳統的“象牙塔式”的大學已經淡出舞臺。的大學用克拉克?克爾的觀點就是“多元化巨型大學”，是“一種‘多元的’機構??在若干種意義上的多元；它有若干個目標，不是一個；它有若干個權力中心，不是一個；它為若干種顧客服務，不是一種……”。現代的大學，尤其一流大學的職能與目標的多樣化，使之日益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很多原來并不屬于范疇的使命，都逐漸由大學來承擔，更何況培養職業技術人才這完全是教育范疇的事情。有學者擔心，重點大學辦高職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邏輯。事實上，在、、、文化急劇變革的今天，高等教育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從未要求過的深刻變革，幾乎沒有哪一國的高等教育和哪一所大學還在頑固地按其原有的“內在邏輯”來運行。按阿什比的說法，大學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學的傳統力量。但阿什比認為大學的傳統決非一成不變，因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所以大學的傳統力量必將有所改變，以便適應日益增長的其它社會環境力量。20世紀以來，傳統大學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原有內在邏輯的變革，尤其在人才培養上，學術性和職業性的界限日漸模糊，兩者在教育目標中更多地體現一種融合，甚至越來越偏向職業性取向，現在連那些世界一流型大學都很難說，它在人才培養上搞的是單一的“學術性價值取向”。

正是順應上述大學變革的趨勢，本科大學辦高職早已成為部分發達國家高職教育的一種重要模式，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學也陸續創辦了高職性質的學院和短大部。創建于60年代的法國高等技術學院（IUT）是法國高職教育的主要機構，現有68所，全部設在綜合大學內，利用綜合大學的設備和師資來培養高級技術員。世界聞名的巴黎?南大學和巴黎?北大學都設立了高等技術學院，巴黎?南大學設有卡桑、奧爾和索3所高等技術學院，學院在招生、學制、培養目標以及管理上與大學其它教學研究單位有較大不同，尤其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以體現高職特色。日本的短期大學是日本高職教育的重要機構之一，而不少短期大學正是設在本科大學內，一些著名的國立大學都設有短大部。如專門實施醫技、護理教育的筑波大學、名古屋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等大學的短大部，實施、商業職教的靜岡大學、長崎大學等大學的短大部。一些知名的私立大學如日本大學等也設立了短大部。美國的社區學院歷來把實施高職教育作為主要職能，有些社區學院是附設在大學內的。60年代以后，美國的某些研究型大學甚至還專門設立高職性質的分校，如著名的普渡大學就在1967年設立中北部分校（PurdueUniversityNorthCentralCampus），分校設商業行政管理、市場銷售、機械與機電技術等多種高職類專業，實施2年制的高職教育。可見，包括重點大學在內的本科大學辦高職并非首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重點大學辦高職只是發展高職的一種模式，也只是重點大學眾多目標中的一種選擇，并非所有的重點大學都來辦高職，大學是否辦高職要根據自身實際和當地經濟發展、高職教育現狀而定，還須遵循國家關于發展高職的三個“有利于”的指導思想。而且，重點大學盡管實力雄厚，但辦高職未必就一定能辦好，必須嚴格按照高職人才培養的教育模式、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來辦高職。重點大學辦高職最有可能出現的一個弊病，就是按照其原有的內在邏輯和思維習慣來辦高職，這樣高職人才的質量和特色都無法保證。歷史上，本科院校辦專科，盡管為中國專科教育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但當時不少本科院校把專科辦成本科的“壓縮餅干”的教訓也是相當深刻的。我們認為，既保證高職特色和質量，又不學校的非高職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水平，是重點大學辦高職必須重點解決的。從國外的經驗看，各大學所設高職性質的學院，既有效利用大學母體的資源，又有具有相對獨立性。而今后我國大學高職院改革的一個重點可能就在保證“相對獨立性”方面，國外的有關制度和國內公辦大學民營二級學院的有些作法值得借鑒。關于大學高職院的改革與走向問題，我們將在另文中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