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小學留守兒童情緒狀態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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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與方法

農村留守兒童是指因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長期外出務工而被留在農村，由家中其他長輩或父母其中一方撫養的兒童。不同研究者對留守兒童的年齡界定差異較大，一般有18歲以下、16歲以下、6—14歲、6—18歲、0—14歲等多種界定方法。[1]根據父母外出情況，農村留守兒童可以分為父母雙方都外出、父親一方外出、母親一方外出三種情況。近年來，許多學者對留守兒童進行了大量研究。從研究內容來看，研究者大多從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從研究視角來看，研究者們普遍假設留守兒童是有問題的群體，加之各種媒體中頻繁出現的關于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統計數據和典型案例，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將留守兒童看成問題兒童的印象。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認定留守兒童在各個方面存在問題，一些研究者發現兒童的學習成績和學習問題與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沒有明顯關系，甚至一些留守兒童在學習信心和學校效能感方面還略高于父母在家的兒童。一些研究表16MoralEducationChina明，盡管親子分離為留守兒童帶來不少困難，但兒童個體自身成長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視的，不同留守兒童表現出較大的個體差異，一些留守兒童具有較高的心理復原力（心理彈性）。為了深入了解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和心靈狀況，2014年10-12月，“上學路上”公益組織對我國東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個省市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進行了問卷調查，從親子溝通、學業學習、課外生活、情緒狀態等方面，反映農村留守兒童的學習、生活與心靈狀況，重點關注不同留守兒童之間的差異，系統分析地區、性別、學習、生活等因素對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的影響。本調查采用自編問卷，對我國東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個省市農村地區的3—5年級小學生進行了調查。發放問卷2218份，回收有效問卷2131份，回收率96%。在2131份有效問卷中，東部地區的問卷來自山東省的4所小學，共323份，占15.2%；中部地區的問卷來自河北省的2所小學，共301份，占14.1%；西北部地區的問卷來自甘肅省隴南市的6所小學，共455份，占21.4%；西南部地區的問卷來自貴州省、廣西省、云南省的11所小學，共1052份，占49.4%。本調查通過詢問家人外出打工情況判斷被調查的學生是否為留守兒童以及留守的類型。具體說，對于“家里有哪些人長期（半年以上）在外或經常（每月或每星期）外出打工（可多選）”這一問題，選擇“無人外出”或“哥哥或姐姐外出”的被判斷為非留守兒童（父母均在身邊）；選擇“父親外出”“母親外出”“父母都外出”被判斷為留守兒童。調查采用情緒詞自我評估的方法，了解學生最近一段時間的情緒狀態。調查采用二維模型的分類，選用了20個情緒詞，分為四組。其中，第一組為描述積極高喚醒情緒的詞匯，包括開心、愉快、輕松、好奇、有信心5個詞匯，對應的潛變量命名為“愉悅度”（Pleasure）；第二組為描述積極低喚醒情緒的詞匯，包括鎮定、平靜、舒適、滿意、有安全感5個詞匯，對應的潛變量命名為“平和度”（Peaceful）；第三組為描述消極高喚醒情緒的詞匯，包括傷心、害怕、緊張、憂愁、心煩意亂5個詞匯，對應的潛變量命名為“煩亂度”（Disorder）；第四組為描述消極低喚醒情緒的詞匯，包括寂寞、孤獨、無聊、迷茫、缺乏信心5個詞匯，對應的潛變量命名為“迷茫度”（Confusion）。在調查中，對每個情緒詞，要求學生判斷其與自己最近情緒狀態相符合的程度，按照1-5的等級做出判斷：1—最不符合、2—不符合、3—不確定、4—比較符合、5—完全符合。將屬于同一潛變量的5個詞匯的得分計算平均值，作為衡量該潛變量大小的數值，分別稱為“煩亂指數”“迷茫指數”“愉悅指數”“平和指數”。根據5等級評分的規則，各種指數的最低分為1分，最高分為5分，低于2.4分判定為符合程度較低，高于3.4分判定為符合程度較高。“煩亂指數”“迷茫指數”高于3.4分，表示學生煩亂度和迷茫度較高；“愉悅指數”和“平和指數”高于3.4分，表示學生的愉悅度、平和度較高。“煩亂指數”“迷茫指數”“愉悅指數”“平和指數”四個潛變量的內部一致性系數（a系數）分別為0.643、0.697、0.559、0.542，基本達到心理測量的要求。

二、結果與分析

（一）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情緒狀態

對比本調查將父母外出情況分為“父母均在”“父親外出”“母親外出”“父母均外出”四種情況，其中，“父母均在”的情況為非留守兒童，其他三種情況是留守兒童的三種類型。非留守兒童和三類留守兒童四個情緒變量的分值見表1。單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在迷茫指數、煩亂指數、平和指數三個變量上，父母外出四種不同情況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水平；在愉悅指數這一變量上，父母外出四種情況之間的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圖1顯示了非留守兒童和三類留守兒童在情緒狀態四個變量上的得分情況。根據圖中數據，并參照差異檢驗后的多重比較，可得出以下結果：1.在煩亂指數方面，非留守兒童的得分均顯著低于三類留守兒童的得分（即煩亂程度較低），母親外出留守兒童的得分顯著高于父親外出留守兒童的得分，與父母都外出留守兒童的得分差異不顯著，反映與父親外出相比，母親外出對兒童煩亂度的影響更大。2.在迷茫指數方面，非留守兒童的得分均也顯著低于三類留守兒童的得分（即迷茫程度較低），母親外出留守兒童的得分顯著高于父親外出留守兒童的得分，與父母都外出留守兒童的得分差異不顯著，反映與父親外出相比，母親外出對兒童迷茫度的影響更大。3.在愉悅指數方面，非留守兒童的得分與三類留守兒童之間的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三類留守兒童得分之間的差異也不顯著，說明父母是否外出以及外出的不同情況對小學階段農村兒童的愉悅度沒有顯著影響。4.在平和指數方面，非留守兒童的得分與父親外出、父母外出兩類兒童的得分之間的差異均達到顯著水平，與父母都外出兒童的得分之間的差異達到了顯著水平；父親外出兒童的得分與母親外出兒童的得分之間的差異不顯著，與父母都外出兒童的得分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水平。這一結果說明，父母都外出的孩子在平和度方面不如其他兒童。總體來看，留守兒童的迷茫度和煩亂度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更可能表現出寂寞、孤獨、無聊、迷茫、缺乏信心、傷心、害怕、緊張、憂愁、心煩意亂等情緒。這一結果與羅靜等人對留守兒童研究的評述[2]相一致。

（二）農村小學兒童情緒狀態的性別差異

不同性別農村兒童四種情緒狀態的描述性指標見表2。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1.在煩亂指數方面，不同性別農村兒童之間的差異顯著（t=-3.6，p=.000），具體說，女性兒童的煩亂指數（2.93）略高于男性兒童（2.80）。這一結果與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女性兒童的身體發育和心理發展早于男性兒童，也可能是因為女性兒童遭遇到更多的現實不利條件。2.在迷茫指數方面，不同性別農村兒童之間的差異顯著（t=-2.364，p=.018），具體說，女生的迷茫指數（2.73）略高于男生（2.64）。這一結果與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女性兒童的身體發育和心理發展早于男性兒童，并更早地思考有關未來生存條件的問題。3.在平和指數和愉悅指數方面，不同性別農村兒童之間的差異不顯著，并且都達到較高水平（分別為3.5和3.7，均超過3.4），說明農村兒童的平和度和愉悅度總體上處于良好的水平。不同性別農村兒童在四個情緒變量中得分超過3.4的兒童所占比例見表3。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女性兒童煩亂指數高于3.4的比例明顯高于男性兒童（25.4%>19.8%）；女性兒童迷茫指數高于3.4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兒童（17.6%>15.9%）；女性兒童的愉悅指數高于3.4的人數也高于男性兒童（75.4%>65.8%），女性兒童平和指數高于3.4的比例與男性兒童基本相同。

（三）農村小學兒童情緒狀態的地區差異

不同地區農村兒童情緒狀態的描述性統計量見表4。單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在煩亂指數和迷茫指數方面，不同地區農村兒童之間的差異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在平和指數和愉悅指數方面，不同地區農村兒童之間的差異也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廣泛的地區差異說明農村兒童情緒狀態受到與地區有關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文化和生活習俗、地區自然條件、不同地區的家庭教育方式等。不同地區農村兒童在四個情緒變量中得分超過3.4的兒童所占比例見表5。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在煩亂指數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高的是西北地區；在迷茫指數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高的也是西北地區；在愉悅指數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多的是東部地區；在平和指數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多的也是東部地區。根據這一結果，可以推測，西北地區存在更多導致農村兒童出現煩亂和迷茫等消極情緒狀態的不利因素；而東部地區則存在更多導致農村兒童出現愉悅與平和等積極情緒狀態的有利因素。圖2呈現了不同地區農村兒童在四類情緒狀態上的得分情況。根據圖中數據，并參照差異檢驗后的多重比較，可得出以下結果：1.在煩亂指數方面，除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之間的差異不顯著以外，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均達到顯著水平；具體說，東部和中部地區學生的煩亂指數較低，西北和西南地區學生的煩亂指數顯著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煩亂度越高，說明兒童對現實生存條件越不滿。2.在迷茫指數方面，東部和中部地區學生的迷茫指數較低，西北和西南地區學生的迷茫指數顯著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迷茫度越高，說明兒童對未來生存條件的前途越不明確。3.在愉悅指數方面，除中部和西北地區之間的差異不顯著以外，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均達到顯著水平；具體說，東部和中部地區學生的愉悅指數較高，西北和西南地區學生的愉悅指數明顯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4.在平和指數方面，東部地區學生的平和指數較高，其他三個地區明顯低于東部地區。綜合來看，西北和西南地區農村兒童的情緒狀態明顯比東部和中部地區兒童的消極，這一狀況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四）與父母見面或聯系次數對留守兒童情緒狀態的影響

在三類留守兒童中，有11.1%的學生與父母每月見面3—4次，32.7%的學生一年能見父母5次以上，11.7%的學生一年能見父母3—4次，29.4%的學生一年只能見父母1—2次，15.1%的學生一年都見不到父母。按照全國6102萬農村留守兒童總數測算，全國約有近1794萬農村留守兒童一年只能見父母1—2次；有921萬孩子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分析結果表明，一年內與父母見面次數越少，兒童的煩亂度越高。（見圖1）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見面5次以上”與“每月見面3—4次”兩種情況下，兒童的煩亂度沒有明顯差異，但“一年見面3—4次”兒童的煩亂度顯著高于“一年見面5次”以上的兒童。與父母聯系次數對農村小學留守兒童煩亂度有顯著的影響，總的趨勢是，一年內與父母聯系次數越少，兒童的煩亂度越高，與父母幾乎每天聯系的兒童煩亂度最小。（見圖2）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內與父母沒有聯系的兒童，其煩亂度竟然小于見面次數在每月3—4次、每年3—4次、每年1—2次三種情況。說明長期與父母不聯系使得兒童的情緒狀態受父母的影響減弱。但其中所蘊含的親情的缺失可能是更為深刻的，而且是難以彌補的。

三、討論與建議

從總體上看，農村兒童的迷茫度和煩亂度處于中等水平，而平和度與愉悅度處于較高水平。留守兒童的情緒狀態與非留守兒童在愉悅度方面差異不顯著，在平和度、迷茫度、煩亂度三個方面的差異顯著。根據情緒狀態的二維模型，愉悅度屬于“積極-高喚醒”的情緒狀態，這一情緒狀態一般在個體感知到當前生存條件比較有利、不存在明顯危機的情況下產生，主要功能是使個體愿意關注外部環境中出現的新情況，以維持當前有利生存條件能夠持續。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在愉悅度方面差異不顯著，并達到較高的水平，說明從總體上看，農村兒童對自己當前的生存狀態是比較滿意的。平和度屬于“積極-低喚醒”的情緒，這一情緒狀態一般在個體對未來生存條件的前途比較明朗和樂觀的情況下產生，主要功能是使人避免產生盲目的行動，從而導致對未來有利的生存條件產生干擾。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兒童在平和度方面顯著低于其他兒童，說明父母都外出導致兒童對未來生存條件產生不確定感。煩亂度屬于“消極-高喚醒”的情緒狀態，這一情緒狀態一般在個體感知到當前生存條件的狀況不利甚至存在明顯危機的情況下產生，主要功能是促使人產生某種應激行為，以改善當前不利的生存條件。三類留守兒童的煩亂度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說明留守兒童對當前生存狀態不滿意。迷茫度屬于“消極-低喚醒”的情緒狀態，這一情緒狀態一般在個體對未來生存條件的前途不明確甚至比較悲觀的情況下產生，主要功能是使個體從現實中回避和退縮，以獲得必要的時間和空間來思考最有利的應對策略。三類留守兒童的迷茫度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說明留守兒童對未來生存狀態不自信。農村留守兒童的情緒狀態表現出明顯的地區和性別差異。針對這一情況，需要探討導致地區差異和性別差異的原因，尤其需要對西北和西南地區的農村兒童給予充分的幫助和關注。根據與父母見面次數對兒童迷茫度和煩亂度方面的影響，留守兒童的父母至少每年應與孩子的見面1—2次；與孩子的聯系次數至少應保持在每月3—4次以上，最好每周不少于2次。針對留守兒童所面臨的不利生存條件，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應該采取積極措施幫助他們。幾點建議是：（1）研制留守兒童生活與心理狀況監測標準，對留守兒童的生活與心理狀況進行系統、持續的監測；（2）在農村地區建立留守兒童關愛服務中心，切實解決留守兒童在生活和心理方面存在的實際困難；（3）對農村學校的教師進行關愛留守兒童的專項培訓，加強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輔導，促進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的親子溝通和情感聯結；（3）在進城務工人員輸入地區建立針對留守兒童父母的心理援助中心，幫助他們增強生活的樂趣和信心，加強與自己孩子的溝通和交流。不管采取何種輔助措施，生活中總會存在困難和挫折。心理學研究表明，在導致困難或挫折的外部突發事件中，個體的不同應對方式對自身情緒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因此，進一步了解農村留守兒童在困難或挫折情境中的應對方式，不僅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解釋不同留守兒童的情緒狀態差異，而且可以為改善留守兒童的情緒狀態提供一個新思路。

作者:李亦菲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心理與學校咨詢研究所

參考文獻：

[1]羅國芬.農村留守兒童的規模問題評述[J].青年研究,2006(3):8-14.

[2]羅靜,王薇,高文斌.中國留守兒童研究述評[J].心理科學進展,2009(5):99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