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研討論文
時間:2022-11-13 0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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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是什么時候被尊稱為“顯學”恐怕難以考證了,若認真考證起來怕是自戀的味道更多一點。但是,當一門學科發展到霸權無所不在而被稱為顯學,卻依然在討論著其學術對象和學術方法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學科是什么問題了:缺乏基礎性和一個堅實的公理系統。
我們習慣性地把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總結,但是,要說是對資本主義的解剖,馬克思的《資本論》一點都不遜色而且獨樹一幟,為何沒有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馬克思的理論和現代西方主流的脈絡追根求源都被認為是師出同門,都源于斯密的那一套東西。是否因為學界公認的斯密理論的二重性導致后來者分道揚鑣?可能是,但是恐怕態度問題還是一個重要因素,同一個師傅,卻教出兩個不同派別的學生,就是學生見仁見智的態度所致。
當我們把經濟學這個詞語和什么主義扯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十分迷茫。你翻翻薩謬爾森的《經濟學》看看,不論是微觀部分還是宏觀部分,在對“經濟學”一詞做定義歸納的時候,薩翁提到的都是被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斥為根本不存在的、二十世紀最糟糕的詞語——“社會”和“國家”,而不是我們以社會主義的眼光看待的“資本”。
薩翁在《經濟學》中對他人的定義選擇了幾條:(1)研究社會的組織和技術如何影響價格和資源在不同的用途上進行配置;(2)考察金融市場的行為,包括利率和股票價格;(3)考察收入分配,以及如何在不損害經濟運行的前提下對窮人給予幫助;(4)研究經濟周期,考察如何利用貨幣政策調節失業和通貨膨脹的波動;(5)研究各國貿易模式并分析貿易壁壘有何影響;(6)觀察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并就資源的有效利用的激勵方法提出建議;(7)提出并回答政府采用何種政策才能達到既定的重大目標等問題,如加快經濟增長、有效利用資源、實現充分就業、穩定價格水平和公平地分配收入。薩謬爾森將以上這些歸納出自己對(微觀)經濟學的對象: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
從引用他人的定義和薩謬爾森自己的歸納來看,“分配”是經濟學的一個中心任務。但是,薩謬爾森始終沒有提到,是“誰”在分配?“誰”有權分配?生產出來的物品和勞務有沒有所有權人?薩翁頻頻提到“國家”“社會”這種術語,似乎可以成為分配者和物品及勞務的所有者,但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反對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為何和作為西方經濟學主流代表作的《經濟學》存在著這種差異?從薩氏《經濟學》中,我們無法看到經濟學的社會對象是私有者還是公有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分配這個詞語,怎么看都不應該是以自由主義為旗幟的經濟學的術語。分配,意味著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所有者(一個組織或者一套制度系統)掌管著分配的權力,而這是自由主義所反對的。而對于一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為制度的社會,物品和勞務都是有主的私有物品,自然歸屬于它的主人所有,何以要交出來供“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在私有制度這個前提之下,私人之間的物品流動的方式就是交換(當然還有慈善性質的救助),然而,薩謬爾森在對經濟學定義的時候卻只字未提“交換”一詞。
《西方經濟學的終結》對薩謬爾森這個“經濟學”定義的評述是:
“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定義涉及到了經濟學中三個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概念,一是所有者——社會、二是對象物——商品、三是商品所有權變更的方式——分配。這其中的矛盾顯而易見。商品是私有制下的產物,如果資源為社會所擁有,就無須交換,也就無所謂商品了。同理,商品是不可以分配的,商品所有權的轉移唯有通過‘交換’。在這個定義中,‘不同的人’是否對生產出來的物品擁有所有權或分配權?是否大家具有平等的權利?如果平等,所謂的分配無疑就是‘按人頭’平分而已。如果不平等,分配的原則是什么?什么人該多得一點?什么人該少得一點?這樣一來,我們就完全搞不懂這位世界經濟學教授的‘經濟學’是適用于什么所有制制度下的經濟模式了。”
在價值理論上,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中的所謂主觀價值論是不地道不徹底的,是假的主觀價值理論,本質上還是一個客觀價值論。從薩謬爾森對經濟學一詞的定義可以看出,薩翁也還是認為存在對于全社會都“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這就徹底否認了物品和勞務的價值是取決于價值判斷者的主觀判斷的“主觀價值論”思想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一件物品的價值不是因人而異的,何以能站在社會的立場上決定“有價值”的物品的生產?薩謬爾森自認為經濟學是以稀缺和效率為雙重主題的,把稀缺和效率看作是經濟學的兩點精髓所在。而且承認,經濟學如果不是因為稀缺和研究效率問題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薩謬爾森的《經濟學》都改到十七版了,依然將需求、效率等作為永不衰敗的經濟學核心理論。然而,稀缺和效率真的是經濟學的核心精髓嗎?
先說稀缺。
人類也是生物界的一個物種,生物學的邏輯是“適者生存”。什么是“適”?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就是“平衡”或“均衡”,就是生物對資源的需求速度和自然界資源的供給速度或者存量達到一種均衡狀態。生物學家研究草原的草量和牛羊數量的關系,研究蜜蜂數量和花木數量的關系,研究植被和降雨量的關系等等,都是研究生態的供求平衡問題。當然,這種均衡是一種動態平衡,當平衡被打破之后會在一個新的點上達到新的均衡。人類的擴張導致其它動物領地的縮小,能夠保留下來的動物種群數量是和所保留的資源數量相適應的。人類作為一個進化成功的物種,毫無疑問不存在資源稀缺的問題,所有稀缺問題都已經被消失的種群數量所消化掉了而不是反映在存活的種群數量之中。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有生命存在的星球,我們會提出那里的生命存不存在資源稀缺這種問題嗎?當然不會,我們是先有結論:不存在相對于其生命之需求的稀缺,然后我們會去研究它們靠什么生存。而不管它們靠什么生存,總之它們所需要的資源是滿足了生存需求,否則就不會存在并進化了。
就以生產滿足自身需求來說,動物也會進行生產,只是其智力較低故生產能力遠不及人類。比如螞蟻會用放牧蚜蟲的方式獲取蚜蟲奶,捕獵和采集是生物生存的本能,遠古人類也是以這種生產方式生活的。如果種群擴大怎么辦,就加大生產量和資源的消耗,當資源出現短缺怎么辦?就靠弱肉強食的本能去拼搶,去消滅競爭對手,直至將種群數量維系在一個和資源相適應的水平上。資源稀缺問題是相對于種群數量而產生的問題,對于人類也一樣,就像我在一個帖子里所說的那樣:都是人口惹的禍。
有人用稀缺的相對性和絕對性來辯解,說經濟學的稀缺不是絕對的稀少而是相對于需求的稀缺,這無助于稀缺論成立。因為稀缺一詞就像多少、高低、大小一樣本來就是相對的,從來都是對于需求來說的,有比較才有鑒別。以上所述的生物學的事例中也是相對于生物需求而言的。
“絕對稀缺”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實際上,西方主流在用實際例子論及稀缺不是指絕對的稀缺的時候,往往不自知地顯然錯誤,比如《經濟學》中論及“生產可能性邊界”這一概念時說“社會決定今天消費的東西越多,則未來的消費品和資本品的產量就越少”,多和少都是相對于某一個標準而言的,今天的“多”和未來的“少”是一個標準嗎?能夠是一個標準嗎?就稀缺相對的需求來說,難道需求不會隨時間而變化嗎?今天的消費品和未來的消費品使用的是同一種資源嗎?古代的帝王將相富豪鄉紳總是窮奢極欲,難道人類生產水平今天就因此而沒有發展嗎?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看關于“稀缺”的定義,或許會更清楚地知道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在薩氏《經濟學》中,稀缺(scarcity)被解釋成為商品的一種特性,指無法免費獲得的東西。但是薩謬爾森又說,無法免費獲得但是可以自己生產。這就引出了“什么是免費”這樣一個問題。費,費用,耗費,既然自己生產屬于免費,那么說明經濟學所謂的“免費”之費僅僅是交換中的支付,而不包括生產費用即成本類支出。如果考慮生產費用,世界上生物沒有免費可以獲得的需求之物,因為包括消費過程在內的任何行為都是需要時間的,任何生物活動都是需要消化能量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生產如采摘和捕獵,都要耗費時間和能量。在排除了生產費用之后,以“免費”定義的稀缺品其實就是多余而可以供出讓的私有物品而已。
你可以在經濟學詞典或者教科書中讀到,“economicgoods”和“scarcity”其實是互為定義的,即是一種循環定義的術語,經濟品是具有稀缺性質的東西,而稀缺是經濟品的特性,最終還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稀缺和經濟品。這個循環的缺口可能就在“免費”這個點上,但是如上所述,在我們把生產費用排除在外之后,我們就知道了,所謂稀缺就是被私人占有而對未占有者來說是稀缺,所謂經濟品就是用于交換的商品。由此,如果硬說“稀缺”是經濟學的核心的話,我們也可以推斷出,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換以及其背后的私有制度。而所謂的稀缺不過是一個單方面的表面假象罷了。
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物品流動只能是交換,而交換就是兩個盈余之物的所有權的互易。任何一方的稀缺,都會是不具備支付能力的無效需求,而私有者是不會把物品送給他人的,即不會和無效需求者做交易的,因為對方沒有東西可以“交”“易”。
薩謬爾森在《經濟學》中詮釋“稀缺”一詞時也是侃侃而談,但是,最終不過是把“稀缺”變成對貪得無厭的人們的無效需求和空想奢望的感嘆了,完全忘記了經濟學是不考慮無效需求的。經濟學永遠都只考慮有效需求,“有效”二字就決定了沒有稀缺這個問題存在。經濟學一邊說scarcity,一邊說只考慮有效需求,豈不自相矛盾?
現實社會當中,存在著薩謬爾森所說的、要在不影響經濟運行的前提之下才考慮予以幫助的窮人。對窮人來說,任何資源都是稀缺的,因為資源的控制權力都掌握在別人手中。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是以“影響經濟運行”為理由來否定對富人的高收入征收高稅率和反對對全社會實行平等的社會保障的。但是,這個貧窮問題本身源于公眾資源的私有化而不是資源的稀缺。我們沒有看到在大象群中沒有什么富象和窮象之分,也沒有看到在獅子群中有富獅子和窮獅子,因為它們是對自然資源實現的是群體內的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度之下,各個私有者之間所占有的資源和物品是不同的,這為互通有無的交換給出了必要性,非稀缺的“有”是現實存在的,而稀缺的“無”是相對的,不能僅僅因為自己沒有就說稀缺。經濟品說穿了就是現實存在(不稀缺)但是被私人控制和壟斷的東西,沒有私有就沒有稀缺。
我們知道,在現代經濟發展理論上,一個頻率頗高的詞匯叫做“需求不足”,當然這也是一個錯誤的理念,但是同時這個詞匯也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口中常談,只是在高叫需求不足的時候,忘記了自己賦予經濟學核心理論的稀缺論。在理性人的假定之下,廠商的生產是以消費者需求為指引的,也就是說,廠商也是只考慮有效需求的。但是,市場研判的準確性和競爭導致的結果往往會造成生產過剩乃至引發經濟危機,當廠商面對積壓的產品銷售無門的時候,經濟學卻在研究資源供給的稀缺。當需求不足的時候,相對于需求的稀缺又是什么?沒有相對于需求的盈余何來需求的相對不足呢?
《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的盈余論,是基于心理學的需求層次論提出的,并且認為這是交換可以成立的基礎。只有盈余才會有解欲的滿足,只有需求量有限才能夠解欲和滿足,只有必要需求滿足了才有非必要需求的展開。在“欲望無窮”經濟學人往往是誤解的,人類固然存在著無盡的欲望,但是,這是需求項目的無窮,而不是單一需求項目量上的無窮。Maslow的層次需求理論也是一個欲望無限的理論,但是是否清晰地給出了需求展開的基礎條件以及順序,是需求量有限論和欲望無限論的統一。對于非必要需求來說,不能滿足的項目也就是幻想一下而已,理性人是不會將之列入需求預算序列的再說“效率”一詞。
這個詞語在經濟學上可以說其定義也是漏洞百出的。一般的經濟學詞典給出的界定和薩氏《經濟學》的差不了多少:投入產出比。其實,這依然和前面稀缺問題具有共性,即涉及到主流經濟學始終閃爍其辭的“所有權”的問題:誰投入和產出歸誰所有的問題。在私有制前提下討論效率,其實是替他人做嫁衣,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大家都只對提高自己的投入產出比例感興趣,別人越是有效率地發展起來,對自己越是不利。中國現在經濟要起飛,就有不少國家憂心忡忡,謂之“中國威脅論”。如果大家認為效率是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事情,同心同德地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那么這個社會就不是私有制的了,而是一個具有明確共同目標的大同社會了。
人類之外的動物界有沒有效率問題?怎么解決這個效率問題?動物的種群數量和資源是相適應的。動物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有一個:延續種群的存在。牛羊吃飽了,就不再活動;獅子吃飽了,懶得理睬身邊的牛羊;蜜蜂采摘蜂蜜,不會像人考慮顆粒歸倉一樣考慮是否點滴歸巢。換句話說,人類有了超出必要需求之外的非必要需求,才弄出了個自尋煩惱其的“效率”問題。
再回到“適者生存”這個生物學規律上來。其實,所謂的“效率”和所謂的“稀缺”其實是一個概念的兩個方面。“適”的含義在解釋為供求均衡即“非稀缺”的同時還有“高效率”的含義在內,“適”就是方法和目的的適配,是工具效率最優化的意思。生物的進化就是自身功能的效率滿足生存需求的過程。獵豹身體的結構只有適合快跑才能捕獲食物而生存,仙人掌只有把葉子變成針狀才能保持水份。在生物進化的過程當中,任何生產效率的稍許差池就可能導致生存危機直至物種消亡。人類一直在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改進工具,最終使得工具的效率達到“適”于自己需求的程度。
由于要計算投入和產出,效率的計量問題還涉及到價格概念。如果資源的所有權是私人的,怎么確定底價是私人的事情,成交價格也只和交換對方有關,不存在“社會”問題。自然物的價值被傳統的勞動價值論看作是0,其價格僅僅是附加之上的人的勞動,但是勞動本身也有一個價格是如何計量的問題,最終形成循環計量。而如果價值決定問題不解決,投入產出的計量也是無從下手的。
效率問題也和價值主觀性問題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如果考慮整個社會立場的效率問題,不僅僅是子虛烏有,而且違背價值主觀性原理。即便是解決了價值計量問題,也是價值判斷者個人的問題,不是他人的問題,更不是社會意義上的問題。
生產工程師和技術專家經常考慮的產率和收率就是投產產出比。而這不應該成為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假如經濟學的效率考慮生產環節的投入產出問題,經濟學就蛻變稱為生產工藝學和工程技術學了,就算是甘心情愿地蛻變,也未免伸手太長了。就單純生產技術方面來說,人類生產的效率一直在持續提高,而且是爆炸式地提高著,過去設計一個產品可能要幾個月甚至一年,而現在是幾天時間甚至是以小時計算的。這種趨勢遠在沒有經濟學的年代里就是如此。效率在生產領域其實和成本是一個概念,因此是生產技術問題,甚至是考察一項生產技術的水平的一個標準,提高效率的努力遠在人類文明之前就一直存在著,故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基于此才有“經濟學其實不考慮節約問題”之說。
價格問題本質是私有制的產物。因為價格是描述交換的,涉及到兩個私有者。沒有私有權的分割,就不存在價格問題。動物的需求擴大了怎么辦,就擴大地盤罷了,只要周圍的地盤沒有同類占領。而有同類占領的情況下,就用勝者為王的法則來解決,沒有用到交換的,因為動物沒有一個私有制度存在。
談到價格源于私有制這個話題,又使我想到“剪徑”這個詞語。剪徑是要讓過路人付出走路的代價的,用金錢財物喚起通行權的,也是一種“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對私有權的彼此承認,為此,強人先申明“此路是我開”,為收取買路錢找一個理由,理直才氣壯,出師方有名。世上本來無路,走得人多了才有路,一條徑大家都可以走,就像動物在草原上可以自由覓食一般,現在被強人剪成一段段的,各自為政,收取買路錢。
“剪”就是所有權分割,過去江湖上是“分碼頭”、“占地盤”,現在奉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人給出一個學術味道濃重的名頭,稱之為“產權明晰”。剪徑之舉本是強盜行徑,自己把公眾所有的東西硬說成是他自己的,是不為路人承認的,剪徑能夠成功往往是靠強人手中的一把刀,和交易的自愿平等原則是向背的,歷來是要受到官府打擊的。而現在剪徑強人就比較聰明了,他們讓經濟學家出面以“發展經濟”、“提高效率”的名義把剪徑行為合理化合法化。有強人背后操作的所謂的產權明晰是有定向的,明晰到他們手中才叫作明晰,而明晰到他人手中則不行,要經濟學家敦促政府把他們各自“剪”來的一段“徑”由政府出面變成他們的“恒產”,以便使得他們具有繼續提高斂財效率的“恒心”。
所謂的稀缺和效率都是可以通過私有化途徑人為制造出來的。剪徑就是制造稀缺的一個方法,原本“徑”不缺,大家想走就走,沒有徑大家也可以一起踩出一條徑來。現在被“剪”給了各個強人所有,而剝奪了路人的權利。徑還是那一條,路人還是那么多,但是徑對于路人來說就成了所謂的稀缺品,要拿錢來買。當這種稀缺被人為制造出來之后,強人就有買路錢收入進來了,他個人的經濟也就有效率地發展起來了。
只是剪徑在制造出路人的稀缺的同時,也制造出了強人自己的盈余自己占有一段路徑,并不是自己要不停地在上面走動,相對于自己的走路需求來說,這段路是一種盈余,盈余就是多余就是無用就是累贅,其實是負邊際效用。只有用于和路人手中的銀子“交換”才能找回其價值所在。但是經濟學家對強人對徑的盈余視而不見,只是談論徑對于路人的所謂稀缺。
當然,“稀缺和效率”的出現并不是一剪了之萬事大吉,剪法也有講究。第一,只給少數強人剪了去,才有路人的稀缺,如果所有人都各分一段,則大家相互收費也就等于不收費了,就沒有收入效率了。例如北方前后四合院家庭弟兄分家的時候就是“套分”,弟兄們分得的區域互相咬合在一起,這一段你左我右,下一段你右我左,如果發生了矛盾,誰也別想用通行權制約對方,這是老人為家庭永遠和睦想出的高招。第二,要剪去中間一段才行,不能縱向剪去一條,這樣大路通天,路人就去走另半邊。如果庭院足夠寬大,祖輩便會把院落分成條形,兄弟們各占一獨院,免得以后生出是非來。
薩謬爾森把效率和稀缺兩個子虛烏有的東西當作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和精髓,其實倒是不自知地詮釋了主流經濟學為何會被譏諷為無用的學科的原因。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一開始就迷失(或許是有意識的扭轉)了方向,回避了經濟學的根本問題和其存在的前提——私有制問題。相比之下,馬克思卻找到了問題的根本所在,始終抓住所有權這個問題不放。
經濟學必須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方能起死回生。《西方經濟學的終結》曰:“事實上,如果‘經濟’一詞和‘交換’無法分割,那么,就必與‘分配’相背,因而,經濟學的對象毫無疑問地是人類的‘交換’行為。”也就是“2+2”:兩個私有者交換兩種商品的所有權。
如果說經濟學有什么核心和靈魂的話,作為交換基礎的私有權才是其真正的核心靈魂。因此可以說,在公有權力的領地里,經濟學是屠龍之術。這一點薩謬爾森倒是承認的,即對于價格為零的情況經濟學的確是無用的。
經濟學的對象是交換,交換的基礎是私有制和盈余。故此,2+2理論旗幟上寫著:但凡不符合2+2的經濟學理論一定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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