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視角下幸福主義相關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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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幸福主義；伊斯特林悖論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經濟學歷史與現狀的介紹，批判了不幸福經濟，分析了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疏離、對不幸福經濟學的批判及幸福主義的回歸。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類活動的終極目的，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經濟學也不例外。

經濟學在其初創期，承接哲學傳統，注重倫理道德，具備價值判斷，表達了對人本思想的關注，體現了對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類活動的終極目的，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經濟學也不例外。

古典經濟學的樸素幸福主義

古典經濟學表現為一種樸素幸福主義，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亞當•斯密（1723-1790）、邊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繼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表達了對幸福的關注，并賦予經濟學濃厚的道德訴求和哲學思辨色彩。

在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中，《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道德情操論》主要闡述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主要闡述經濟發展問題。《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哲學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思想的繼續發揮。斯密認為對幸福的追求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主張從經濟關系中考察人的行為和情感，確定人們相互關系的道德準則。

邊沁則開創了功利主義思想，為古典經濟學打下了哲學基礎，并成為早期效用主義的理論來源。邊沁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其本性就是趨利避害，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本能。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在于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個人所獲得的每一份財富都對應一份相應的財富，而一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量越大時再增加等份財富，給他帶來的幸福數量就越小，只有在人們獲得財富的實際比例最接近時，社會整體的幸福總量才最大。

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的疏離

古典經濟學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發點，但是對幸福的研究卻又始終與物質財富聯系在一起。古典經濟學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明確研究物質財富的目的是實現人自身的幸福和快樂，而且其對實現手段的討論為新古典經濟學乃至現代經濟學對幸福這一終極目的的疏離埋下了伏筆。

新古典經濟學對幸福的疏離以西尼爾和馬歇爾為代表。西尼爾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如何實現財富增長，在對財富的研究中必須抽離掉一切難以量化的、與財富無關的因素。而馬歇爾則進一步明確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財富的科學，研究的是“個人和社會生活中與獲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質必需品最密切相關的部分”。而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則成功地將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分析，使經濟學蛻變成為對特定約束條件（收入或資源等）下的滿足（效用或產量等）最大化問題的研究，成為一種單調的數理推導，經濟學的人文色彩不斷被淡化。

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的疏離則以凱恩斯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革命”，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凱恩斯借鑒了馬克思的“生產相對過剩”學說，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認為應加強“需求管理”，促進消費與投資，通過總需求的擴張來對沖日益提高的社會生產，從而解決就業問題。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學，適應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他也使經濟學的研究進一步簡化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以國家干預主義對抗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從而也把經濟學的幸福主義改變為唯物質主義。

對不幸福經濟學的批判

財富經濟學在物質匱乏年代有效解決了人們對物質的需求，滿足了人們對幸福的低層次需要，同時也弱化了人們對精神滿足的需要，從而使人們一度誤以為物質富足是實現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的豐富對人類幸福的促進作用出現了邊際遞減效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個人收入和社會財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決定力量，更不是人類追求的最終發展目標。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財富經濟學最終淪為了不幸福經濟學，成為人們批判和反思的對象。

何塞•盧林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經濟”的概念，指出個人幸福與社會整體財富之間的替代效應，點明了現代經濟學不幸福的本質。經濟的富足并不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心靈愉悅。尼克松也說：“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斂巨大的財富，到頭來卻發現他們并不比原來更快樂，精神上也不比原來更富有。……個人不可能從純粹的物質主義中得到滿足”，從而對只片面追求物質財富的不幸福經濟學進行了反思。

幸福作為對合理欲望的正當滿足，其影響因子是多方面的，人們追求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應是尋求幸福而不是單純的物質滿足，經濟學必須完成對幸福主義的回歸。而最先明確這一點并作出實證研究的是美國的經濟學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社會經濟的增長和個人主觀的幸福感之間的正向關系并不十分明確，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長并不一定能導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論”。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論”動搖了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厘清了傳統經濟學不幸福的本質。西托夫斯基指出，傳統經濟學將人性簡單地定義為“理性的經濟人”過于片面單一，缺乏對影響人們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對“經濟人”假定的簡單接受和適應妨礙了經濟學家對人類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真正動因進行進一步探索。

而理查•萊亞德認為個人幸福應包含了“七大影響因素”：家庭關系、財務狀況、工作、社區和朋友、健康、個人自由，以及個人價值觀，而國別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個關鍵因素來說明：即可被信賴的人數比例、屬于社會組織成員的人數、離婚率、失業率、政府品質，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程度。萊亞德對現代社會不幸福現象的批判和擔憂被稱為“萊亞德的憂郁”。

幸福主義的回歸

對不幸福經濟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對幸福主義的回歸。對“幸福悖論”的解釋融合了行為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多種研究視角，結合了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多種學科理論基礎，明確了經濟發展追求幸福的本質和終極目的，呼喚著幸福主義的到來。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阿瑪蒂亞•森教授，表彰他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其獲獎理由是森通過對公共選擇理論、福利指標設計和關于貧困和饑荒的實質研究，在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基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表達了對社會最底層人員和財富分配問題的關注。森重新審視經濟學的倫理價值，從道德層面去討論重要的經濟問題，以批判的視角來研究福利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進一步促進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回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丹尼爾•卡納曼教授，表彰其將前沿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引入了經濟學研究，使人類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作出判斷和決策的研究開始進入經濟學理論的思考范圍。行為經濟學彌補了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不足與缺憾，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關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設。卡尼曼主張放棄理性選擇假設，更多考慮心理偏好、價值觀念等心理因素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他使人們認識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財富與快樂的正相關性在逐漸減弱，幸福更多地來自于對事物的體驗，而不是物質財富本身。

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復歸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一是因為后工業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時代，物質文明得到了空前發展，物質需求得到極大的滿足，但是人們期盼的幸福并沒有如期而至。這種社會現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爾形象地比喻為“享樂水車”。

二是與經濟上的后工業化相適應，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潮上也出現了從“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的變化。“后物質主義”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并逐漸成為歐美國家主要的社會價值取向，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們從熱衷于經濟增長、財富占有等物質價值開始轉向關注于生活質量、生態環境、人權、自由等后物質價值。社會思潮的改變反映在經濟學的研究上，使經濟學在對物質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更關注于社會收入差距、環境問題等非收入問題。

三是與信息化相適應，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發展的趨勢。幸福的主觀性曾經使經濟學家退而求其次，轉而研究物質財富問題。但是，心理學的發展使得人們可以以科學的方法測度主觀心理感受，從而給經濟學對幸福的復歸帶來了可能。而網絡的發展也使得科學信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為社會科學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經濟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社會科學相互融合，為經濟學的發展打下了心理學的基礎，并賦予其濃烈的倫理學色彩。

幸福主義思想在21世紀初引起了我國經濟學界的關注，2010年初溫總理所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更是對于幸福理念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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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M].商務印書館，2000

4.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

5.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華夏出版社，1987

6.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M].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