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影響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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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金融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主要表現為：金融全球化凸顯了國際金融法的地位；拓寬了國際金融法的范圍；推動了金融法的統一化和協調化；暴露出國際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動其改革；同時，它也開拓了國際金融法研究的新視野。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金融法；影響

金融全球化的含義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國際經濟生活，其發展動向和顯著特征表現為經濟的全球化。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明確無誤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作為全球化浪潮在經濟層面上的表現，經濟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務、技術和資金大規模跨境流動以及各種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與重組為特征。經濟全球化是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國經濟依存度的日益加深。從內容上看，經濟全球化可以分為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和高級發展階段。這是由晚近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特點-經濟的金融化所決定的。所謂經濟的金融化，是指實物經濟被金融經濟所取代，社會資產的金融資產化程度不斷加深，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日益深入地表現為國際金融關系，如國際債權債務關系、國際股權股利關系、國際委托關系、國際風險保險關系等；金融因其更適合“數字化”和“終極市場”而成為經濟生活中一個核心性、主導性和戰略性的要素，對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滲透和影響不斷增強。隨著經濟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經濟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現為金融的全球化。

所謂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表現為貨幣體系、資本流動、金融市場、金融信息流動、金融機構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與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構成經濟全球化的應有之義，是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投資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結果，并與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投資全球化之間交互作用、交互影響。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質和發展狀況而具有自身獨特的內容和運行規律。

首先，從金融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個一直處于進行之中的發展過程，是金融一體化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擴展與深化。這一過程不是均勻展開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時間上的階段性、空間上的地域性、結構上的非均衡性特點。金融全球化趨勢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初見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進，90年代至今則因更加充分地展開了其多樣化的內容而進入高潮階段。在空間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現為區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區域化推進和作用的結果。金融的區域化和全球化從先后繼起到同步運行，彼此間既融合又排異的互動發展，成為晚近世界金融發展的一道風景線。金融全球化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涉及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由發達國家逐漸向發展中國家擴展。但這一進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參與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發展速度有快有慢。發達國家及其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規則制定者和主要獲益者。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則經常處于被動的、受制約的地位，面臨著“邊緣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脅，一般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

其次，從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國生產、貿易、投資和科技進步等實體經濟因素對金融全球化的推動外，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展和全能化運作為金融全球化構造了微觀組織基礎，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競爭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續的技術支持和發展動力；自20世紀70年代起在世界范圍廣泛興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資本跨國流動的政策性障礙，使金融交易的市場空間進一步突破國家和地域的界限，為金融的全球化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第三，從金融全球化的內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金融全球化的各種構成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得各國的金融資源可以在各個層次上以多種形式轉移、劃撥、融合和互動，金融創新日趨活躍，全球資金光速流動，金融領域的國際競爭異常激烈，可謂是21世紀國際經濟競爭的最主要領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劇了金融競爭，促進了金融效率、經濟發展和人類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負效應，它使金融風險明顯加大，金融波動通過一體化的市場得以迅速傳導，局部的金融災難動輒演化成為地區性、全球性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成為當代國際金融生活的寫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勢下，每個國家的金融均成為國際金融的有機組成部分，單個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削弱，國際金融市場的失靈現象不時出現。

第四，從金融全球化的運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發展已經歷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資本金融三個階段，目前正在步入產業金融發展階段。從其產業地位看，金融不僅是第三產業中的獨立組成部分，而且日漸成為第三產業中的龍頭產業。與產業化相伴生和相適應，世界金融發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業化、網絡化等特點，對傳統的金融管理體制、金融經營理念等產生強大的沖擊。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金融運行不再是簡單地從屬、外生、決定于實體經濟，而是在相融、適應、內生于實體經濟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獨立、超越、背離于實體經濟的特點，表現出強烈的符號性和虛擬性。據統計，目前在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中，只有10%與實體經濟有關。而與實體經濟運動無關的國際資本流動大量屬于投機性資本流動，其全球游蕩和肆意攻擊成為威脅世界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場間的相關度提高，經濟大國通過金融渠道對世界經濟施加影響更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貿易、投資等傳統渠道對世界經濟發生的影響。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在經濟、金融發展方向和進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從于發達國家的戰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運行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為個別金融霸權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的影響

顯然，當經濟全球化發展到金融全球化階段，其深度和廣度已然大大推進。實踐證明，晚近世界經濟發展所表現出來的上述趨勢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自然歷史過程，并已對或正在對國際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生活發生著廣泛的影響。國際金融法作為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國際經濟生活的調整器和控制機制，植根于國際經濟生活并靈敏地回應著國際經濟生活。全球經濟環境的上述變化對國際金融法勢必也會發生重大影響，簡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顯了國際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為經濟金融化的結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國家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中的樞紐地位和作用等，對于全球的法制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使國際金融法在當代社會經濟即金融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為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類之一，在國際經濟法中逐漸占據核心地位。反映在國際經濟法的研究上，表現為學者們研究重心的轉移。在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經濟法還是以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法律問題為中心，輻射國際貿易、國際貨幣等領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學者們的研究重心就開始轉向以研究國際金融的法律問題為中心，輻射國際投資、國際貿易等領域的法律問題。從國家層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對各國的國內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凸顯，金融法發達與否已成為衡量現代各國經濟環境優劣的重要標志，以及國家法律、文化乃至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準。如果一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比較健全，金融法制比較完備，就可以推定該國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推定其經濟和社會環境相對安全和穩定，那么該國就可能成為人氣旺盛的“網站”，吸引大量國際資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業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為各國法律體系中最富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金融業所具有的顯著的系統性、宏觀調節性和時間信用性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傳統的法律觀念和制度設計。相應地，現代金融法較之其他部門法，更加重視維護貨幣資金的使用權，更加重視鼓勵和保障金融資產的跨國流動，更加重視營建信用環境、契約環境、產權環境和會計環境等金融業發展之必要環境。此外，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還呈現出機構國際化、體制混業化、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化等特點，這些特點使金融法成為當前各國法律體系中發展最快、最活躍的法律部門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寬了國際金融法的范圍。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國銀行及各類金融機構迅速發展，國際信貸和國際證券融資規模持續擴大，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工具和國際金融服務方式不斷創新，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國際金融活動，國際金融關系無論在主體范圍方面還是客體范圍方面都得到極大的擴展，并呈現出纏結交叉、異化衍生、變幻莫測的特點。國際金融關系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客觀上要求國際金融法擴大調整范圍、改進調整方法，隨著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而發展。例如，伴隨國際保付業務的興起，國際保理聯合會（FCI）的《國際保付通則》（1987年制訂、1997年最新修訂）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的《國際保付公約》（1988年正式通過）相繼問世；隨著互換、期權、票據發行便利、遠期利率協議等金融工具的出現，巴塞爾委員會與國際證監會組織聯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風險管理指南》、1998年《關于銀行與證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監管信息框架》等建議案；隨著廣泛從事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企業集團的出現，由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保險業監管協會三方組成的“聯合論壇”（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業集團的監管》文件。晚近國際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勢必要求國際金融法制度跟進創新，從而導致國際金融法的調整范圍不斷擴大，迄今已涵蓋國際銀行、國際證券、國際保險、國際信托等國際金融的各個領域，所管轄的金融市場由傳統市場擴大到歐洲債券市場、歐洲貨幣市場、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等新興市場。由于全球化使得國際金融關系變得復雜多樣，促使國際金融法在調整方法上不斷嘗試、改進和發展。例如，各國金融監管立法和實踐越來越強調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體現在監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發生了如下變化：由全局性管制為主向日常性監督為主轉變，由質性金融控制機制向質性與量性相結合的金融控制機制轉變，由事后監管向涵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轉變，由針對個案的被動型業務監管向系統性的主動型全面風險管理轉變，由東道國當局單一監管向東道國與母國當局合作監管轉變。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進了金融法的統一化和協調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業務的規模化與國際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必然要求沖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籬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從而沖擊了國別金融制度壁壘，推動了各國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國際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風險擴大，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和擴大，各國一方面加快本國的金融法治建設，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與交流，參與多邊金融談判和條約締結，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放棄或讓渡金融主權，由此促進了金融法的統一化。例如，各國金融服務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及其對世界經濟的深層次影響，促使跨國金融服務立法納入法律統一化進程，最終導致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等條約和協議的問世。從此，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方面必須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必須對照WTO金融服務貿易法和其承諾對相關國內法進行“立改廢”。我國為履行入世承諾，于2001年底頒布對《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及實施細則進行破舊立新，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競爭，各國在金融實踐中還積極移植和引進他國先進立法，競相采行金融慣例規則，以重塑或改善本國的金融投資環境，促進金融交易安全與發展，并避免本國金融業遭受歧視性待遇而陷入籌資難、進駐難的被動境地。各國的自發行動不僅促進了金融統一慣例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促進了各國金融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的趨同。研究表明，近20年來，國際金融慣例取得了長足發展，內容廣泛涉及國際貨幣兌換、國際商業貸款、國際證券交易、國際支付結算、國際融資擔保等各個領域，特別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監管的行業性慣例，如國際銀行業監管的巴塞爾原則和標準、國際證券業和保險業監管的原則和規則。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實踐中自覺貫徹和推行這些慣例和標準，其結果是各國金融監管制度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大國際經濟組織職能和作用的演變、相互間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加強，以及各類區域性金融組織在推動區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躍表現，則為金融法的統一化和趨同化提供了組織基礎和制度條件。金融全球化呼喚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構建者和維護者，重大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一方面注重加強自身的制度建設，如發展國際金融監管職能，加強對國際金融事務的領導能力，建立和完善多邊談判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為國際金融統一法的形成和實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強組織間的政策協調和信息溝通，例如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集團、國際清算組織在監控私人資本跨國流動方面的金融合作與交流，金融行業性組織在監管規則創制方面的國際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組織和區域性金融組織在金融危機預警和救助中的協調行動等，在合作中促進國際金融統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實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現行國際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動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其一方面促進金融資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從而促進國際金融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風險的全球擴散變得更為容易和迅捷，從而破壞國際金融的穩定、阻礙國際金融的發展；一方面使人類休戚與共從而促進了人類的協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類面臨的全球性金融問題日益增多，從而給金融投機勢力興風作浪以及金融霸權國家轉嫁風險提供了可乘之機。20世紀最后十年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便是各類國際金融問題的總爆發。慘痛的教訓為世人敲響了警鐘。分析這些問題的生成，它們固然暴露出某些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的種種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暴露出了現行國際金融法存在的調整真空與軟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勢下國際金融體制的落后與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長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國際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國際金融宏觀調控機制，則任何國家難以獨善其身。由此，改革國際金融體制、完善國際金融立法呼聲雀起，推動了國際金融法制度的變革。在國際層面上，基于貨幣金融領域的權威地位和職能與業務便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責無旁貸地擔負起改革使命。世紀之交，基金組織多次組織修訂《基金協定》，增加和調整資本份額、改革特別提款權制度、改善決策機制、整肅貨幣紀律；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研究和試驗，根據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調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貸制度，發展金融風險預警與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基金組織所領導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改革作為國際金融法對國際金融實踐的積極回應，目前仍在進行之中。

在國家層面，晚近，各國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躍。從執世界金融發展之牛耳的西方發達國家，到金融危機重災區的發展中國家，均采取積極態度，在強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這一方面是出于各國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應國際貨幣金融體制改革的結果。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每一項修改，關涉世界184個國家的貨幣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發揮了領軍作用。這不僅表現在有關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規范方面，相關的國際法規則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幾個發達國家國內法律和慣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現在對國內法的示范方面，發達國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導地位，其對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往往更為敏感，反應更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貼近市場，引領著金融立法現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過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國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英國2000年通過的《金融服務和市場法》等，提出了功能監管、并表監管等金融監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嘗試和發展了金融企業集團監管、網絡銀行監管等新制度，對其他國家的涉外金融立法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示范效應，對金融法的統一化方向也具有潛在的影響。

第五，金融全球化開辟了國際金融法研究的新視野。例如，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跨國經濟活動的關聯性不斷提高，對國際經濟法律的協調性要求也就相應提高，從而為國際金融法的研究和發展創造了新的視角和空間。TRIPs、TRIMs、GATS和FSA等的通過，標志著WTO的管轄范圍已從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擴大到國際技術貿易領域、國際投資領域和包括金融服務在內的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從此，國際金融法的某些問題，既通過WTO多邊貿易體制與國際貿易法問題、國際投資法問題相連通；也在WTO制度框架內得以形成、解決和發展。國際金融法與其他國際經濟法制度間的內在聯系和協調關系在法學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如我國國際金融法學界知名學者劉豐名教授就據此提出獨到的國際金融法之三分研究法，即將國際金融法解構為國際貨幣金融法、國際貿易金融法和國際投資金融法三個部分，建立起了既能反映學科內在發展規律、又能解決當今國際資金融通中的復雜問題的新型國際金融法學體系。又如，金融全球化帶來金融風險傳導的全球化，進而推動國際金融監管慣例的快速生成。針對國際金融監管慣例的公法性質和形成機制上的即時性特點，有學者對傳統的國際慣例理論（即慣例一般具有私法性和任意性、在形成上具有長期性等）提出質疑并進行突破。上述類似的學術創新一方面源于學者們對晚近國際經濟環境之于國際金融法的實際影響和作用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對國際金融法之于晚近國際經濟環境的反向影響和作用的認識與評價。

此外，金融全球化下豐富的國際金融實踐也為國際金融法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不斷開拓著國際金融法研究的新領域，并促進國際金融研究方法的創新。而對國際金融實踐提出的各種金融法問題的詮釋、探索和解決，則促進了國際金融法的理論研究，推動了國際金融法研究走向深入，有利于國際金融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例如，晚近不斷上演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金融安全觀、經濟安全觀深入人心，傳統的金融發展模式受到挑戰，深層次的國際金融法理論問題浮出水面，諸如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功能如何決定？全球化下國家金融主權的涵義和發展趨勢如何？建構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其原則、內容和步驟如何？等等這些問題都急待學界論證和作答，以為國際金融法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支撐，為國家金融開放及法治建設提供方向導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