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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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增科

【作者簡介】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北京100032

何增科(1965—)，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教授，政治學博士。

【內容提要】本文就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關于國內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方面的十個主題問題進行了理論總結和分析，以期為下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發(fā)展提供反思與探索。

【摘要題】動態(tài)與綜述

【英文摘要】ThispapermakesatheoreticalgeneralizationandanalysisofthetenmajorquestionsaboutChinesepoliticalsystemreformanddemocratizationsince1980''''sinahopetoprovideanexplorationandreflectionontheupcomingdevelopmentofpoliticalreformanddemocratization.

【關鍵詞】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化/探討/thereformofpoliticalsystem/democratization/research

【正文】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的理論探討始終未曾停止過，而80年代末以來這方面的討論更加趨于理性和成熟。80年代末以來的討論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都是空前的，按討論的主題劃分，至少包括如下十個方面：新權威主義、公民社會和第三部門研究、民主化道路探討、法治、反腐敗與制度建設、政治穩(wěn)定、社會分層和階層劃分、社會公正、民族主義、“三個代表”與執(zhí)政黨的現(xiàn)代化等。本文主要聚焦于80年代末以來國內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的討論，通過總結以往的理論研究成果，進一步展望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前景。

一、圍繞新權威主義的大論戰(zhàn)

80年代中期以后，在經濟體制改革遭遇困難的情況下，究竟應該通過加速民主化進程強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應當強化政府權威特別是中央政府權威來加速市場化改革進程，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嚴重分歧，出現(xiàn)了圍繞新權威主義的一場大論戰(zhàn)。論戰(zhàn)的一方主張實行新權威主義，另一方強烈反對新權威主義并主張實行多元民主政治。[1]新權威主義者將自己稱為“穩(wěn)健的民主派”，而將對方稱為“激進的民主派”。

新權威主義者認為民主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政治體制民主化的演進必須要經歷三個階段，即從集權政治或全能主義走向權威主義或半集權政治然后再過渡到自由民主政治或多元民主政治，而不能從集權政治一步跨越到自由民主政治，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引起劇烈震蕩。這是因為民主政治體制的實現(xiàn)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條件，如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yè)制度、利益多元化、經濟增長、社會的現(xiàn)代化和政治穩(wěn)定等。不同于傳統(tǒng)權威和專制主義的新權威，將為民主政治體制奠定這種社會基礎。所謂新權威主義，是指政治領導層具有現(xiàn)代化意識，推行政府主導的現(xiàn)代化模式，致力于實現(xiàn)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建立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yè)制度，同時限制政治參與并依靠強制性力量維持政治穩(wěn)定和強化中央權威。新權威主義不同于集權政治之處在于，政府對整個社會無所不在的控制已經放松，經濟和社會領域已經出現(xiàn)有限的多元化和自由活動空間，但政治領域依然維持強控制。新權威主義反對大眾民主，而贊成精英政治和精英民主，但對如何實行精英民主未多加論述。新權威主義者無意把新權威主義固定化，而認為它只是通往民主政治的一個必經階段的過渡性權威。

新權威主義的反對者則對新權威主義提出了種種質疑，如認為新權威主義無法保證自己所呼喚的權威是理想的新權威，指出它把權威賦予個人為人治政治的延續(xù)和非程序的政局變動提供了合法性；過分強調個人權威有可能導致專制主義的復歸和加劇權力濫用及腐敗現(xiàn)象等。因此，他們主張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要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但對民主政治的具體目標則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主張實行徹底的普選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甚至多黨制等；有的則主張在過渡階段實行民主精英主義；有的主張積極培育程序性民主等。

圍繞新權威主義的大論戰(zhàn)，在中國學術界和政界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大論戰(zhàn)及隨后發(fā)生的1989年政治風波迫使中國學術界重新思考新權威主義論點所具有的某些合理性，“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拋棄激進或極端民主思想，變得更加溫和和理性化。同時，無論是新權威主義者還是其反對者都信奉民主的終極價值，都追求自由民主或多元民主的目標，所不同的是究竟把它當作眼前的目標還是長遠的目標來追求。因此，當后來中國學者在論及“亞洲式民主”時，都寧愿把它當作一種權威主義政治來對待，同時認為它只是通向民主政治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反對以“亞洲式民主”的美稱將其合法化和固定化。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中國領導人的治國方略是在堅持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牢記發(fā)展是硬道理，積極發(fā)展經濟，加快市場化改革進程，從而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了一個比較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二、公民社會和第三部門研究

進入90年代以來特別是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來，一些學者敏銳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將伴隨著相對獨立于國家的市民社會的出現(xiàn)，而這種市民社會的成長壯大將為民主化進程提供強大的動力并為民主政體奠定結構性基礎。國內學術界掀起了關于市民社會的研究熱潮，并且出現(xiàn)了把公民社會、治理和善治聯(lián)系起來加以研究的趨勢。

1993年以來，一批中國學者就中國市民社會建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早期的市民社會研究主要在政治哲學層面上進行，學者們試圖厘清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發(fā)展脈絡，闡明市民社會的結構要素和價值要素，提出建構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理想模式，以便為市民社會發(fā)展爭取自主與合法的活動空間。

90年代末以來，學術界對市民社會研究進一步深入，并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學者們開始更多地使用具有褒義的公民社會稱謂來代替市民社會這個帶有貶義的稱呼(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資產階級社會或城市社會)，公民社會理論更加強調公民的政治權利(包括知情權、參與權和結社權)。其次，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的第三部門研究和非政府組織研究發(fā)展起來。第三，國家—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的三分法逐漸取代國家—社會二分法，成為公民社會研究的主流，學者們運用新的分析框架來研究公民社會的結構和作用。公民社會與國家和市場經濟組織之間的合作互補關系受到人們的重視，公民社會參與國家事務也受到學者的肯定。最后，一些學者將公民社會、治理與善治聯(lián)系起來，指出公民社會在中國的悄然出現(xiàn)促進了治理的變遷和治理結構的多樣化，推動了民主治理和善治。治理和善治的概念在中國逐漸流行起來。

學術界對公民社會的持續(xù)研究和啟蒙工作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作為公民社會基本單位的各種民間社團和組織存在的合理性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民政部專門成立了民間組織管理局來管理各種民間組織，政府也出臺了民間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登記管理條例，以加強對民間組織的規(guī)范和管理。各種非政治性的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并積極從事各種社會公益事業(yè)如環(huán)保、慈善事業(yè)以及申奧等，政府有關部門也開始傾聽民間組織的意見并重視發(fā)揮他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各種民間組織特別是社會中介組織的成長壯大為政府職能轉變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90年代以后進行的機構改革中，政府開始有意識地退出某些經濟和社會領域，各種民間組織特別是社會中介組織積極填補政府退出后留下的活動空間，依靠自治自律來進行自我管理。

三、中國走向民主之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

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推動，還是由基層和地方政府進行民主試驗然后逐步向更大范圍推廣并逐級向上實行，這確實是一個令人入迷的問題。

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前，中國知識界中部分人將民主化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領導人身上，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并期望開明的領導人能夠自上而下地推動民主化改革。無論是激進民主派還是新權威主義者都不例外，盡管新權威主義者的政治改革方案更加保守。這一時期對民主化道路的探討更多地停留在學理層面。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中國思想界在如何實現(xiàn)民主目標方面變得更加現(xiàn)實，更加注重從中國國情出發(fā)研究問題。不少學者發(fā)現(xiàn)了村民自治或基層民主在重新開啟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重大意義。一大批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些學者對于基層民主選舉從村級逐級向上發(fā)展抱有樂觀的預期，希望中國由此走上一條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道路。而有些學者對此持更加謹慎的態(tài)度，他們更看重“草根民主”所具有的示范效應和對農民進行民主訓練的作用。90年代末以來，“兩票制”(村民推薦票或信任投票和黨內選舉投票)選舉村黨支部等黨內民主新形式和鄉(xiāng)鎮(zhèn)黨政領導選舉制度改革(包括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三輪兩票制選舉和公推公選等多種形式)的新發(fā)展引起不少學者的密切關注和認真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它們代表著基層民主發(fā)展的方向，盡管選舉的具體做法和程序仍有改進的余地。

在對村和鄉(xiāng)鎮(zhèn)民主選舉研究過程中，學者們也發(fā)現(xiàn)，實際上單純的自下而上民主化道路也走不通。因為基層的民主實驗如果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也難以持續(xù)下去。村民自治和“兩票制”選舉農村黨支部書記之所以能夠持續(xù)開展，與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有著密切的關系。鄉(xiāng)鎮(zhèn)長選舉制度改革所遇到的困境與缺乏上級政府的有力支持直接相關。因此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實際上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道路，民主化的進展有賴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眾的共同推動。

四、從法制到法治

中國是一個有著長期人治傳統(tǒng)的國度。專制主義統(tǒng)治是一種典型的人治，法律是專制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人民的一種手段，盡管有法制的人治和沒有法制的人治有著很大區(qū)別。中國在“”時期，盛行的是一種沒有法制的人治。飽受“”之害的第二代領導人，對人治傳統(tǒng)和踐踏法制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們明確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中，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法制的認識不斷深化，他們針對現(xiàn)實中有違法制的種種現(xiàn)象，提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思想。

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特別是法學界圍繞人治和法治、法制和法治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闡明了法治和人治的區(qū)別以及法制和法治的區(qū)別，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1992年黨中央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法學界明確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的命題，要求實行法治，依法保障產權和契約的實施。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步伐的加快，法學界要求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呼聲日漸高漲。在學術界的推動和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下，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終于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飛躍，標志著中國正在告別人治的傳統(tǒng)，邁向現(xiàn)代法治國家的行列。

十五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后，國內學術界關于法治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學者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一是區(qū)分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的目標，指出實現(xiàn)國家的法治化，使國家受法律制約、依法辦事是現(xiàn)階段的緊迫任務，而實現(xiàn)整個社會管理機制、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的法治化則是一個更為長遠的目標。[2]二是提出憲政主義原則，主張用法律特別是憲法限制政府的權力，建立有限政府。[3]三是提出依法(規(guī))治黨的概念，認為依法治(規(guī))黨是依法治國的必然邏輯延伸，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4]四是就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出一些具體建議，如建立憲法法院，實行司法審查甚至違憲審查；建立垂直管理的獨立于地方的司法系統(tǒng)；強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律監(jiān)督權等。

從健全法制到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轉換，在實際生活中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公民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民告官的案件逐步增多。其次，在實體性法律之外，各種程序性法律也日益增多。2000年通過的規(guī)范立法程序的《立法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第三，各級黨和政府的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意識明顯增強，對司法案件的直接干預逐步減少。第四，司法體制改革開始提上議事日程，旨在保證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的各種改革方案都在討論之中。

五、關于政治穩(wěn)定的討論

變革中社會的政治穩(wěn)定問題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重大的現(xiàn)實問題。導致政治不穩(wěn)定的主要原因有那些?在政治穩(wěn)定趨于脆弱之時民主化政治改革是否應當緩行?這些問題都是人們非常關注的問題。

影響政治轉型期中國穩(wěn)定的因素很多。按照蕭功秦的看法，90年代以來中國進入改革中期。如果說意識形態(tài)沖突或者說政治理念沖突是改革早期政治沖突的核心的話，那么改革中期的基本矛盾則是利益分化與社會整合程度之間發(fā)展不平衡造成的。具體說來，改革中期出現(xiàn)了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軟政權化、貧富兩極分化和分利集團化、游離態(tài)的社會動員日益增多等。圍繞這些問題可能產生的意識形態(tài)論爭包括：先富論與均富論之爭、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爭、民主制約論與權威制約論之爭。改革中期，社會沖突中最具危險的是知識分子中的“新左翼”力量與下層民眾的不滿情緒相結合，形成一種以“左”的民粹主義思潮為號召的反體制運動。目前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幾個全局性的問題主要是：貧富差距包括群體差距、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和行業(yè)差距都在拉大，國企減員增效與職工再就業(yè)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干群矛盾突出，主流意識與非主流意識的矛盾等。總之，失業(yè)問題、腐敗問題、貧富兩極分化等，已經成為影響轉型期中國政治穩(wěn)定的重要問題。

在政治穩(wěn)定受到轉型過程中各種結構性問題嚴重困擾而趨于脆弱的情況下，民主化政治改革是否應當緩行?對此，學者們的回答有很大的不同。蕭功秦反對他所稱的“民主制約論”(具體表現(xiàn)為人大議會化)，認為這會引發(fā)政治動蕩。他堅持“權威制約論”(具體體現(xiàn)為執(zhí)政黨權威)，主張靠強有力的執(zhí)政黨推行“法家”式的強硬手段來克服“軟政權化”與“規(guī)范貧乏化”，維護政治穩(wěn)定。有的學者則認為，如果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消除體制性的不穩(wěn)定因素，或者政治體制改革只在外圍問題上打轉轉，追求一時的或表面的穩(wěn)定，社會遲早會由于矛盾的積累而出現(xiàn)大動蕩。有的學者指出，在變革中社會維護政治穩(wěn)態(tài)要有一套整體性的政治發(fā)展戰(zhàn)略，具體內容應包括充分促進新社會秩序的成長，全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積極促進程序性政治民主的發(fā)展等。有的學者指出，應當樹立現(xiàn)代的動態(tài)穩(wěn)定觀，把穩(wěn)定理解為過程中的平衡，通過持續(xù)不斷的調整來用新的平衡取代舊的平衡。設計良好而條件成熟的政治改革更可能意味著新的平衡狀態(tài)的到來，后者可能更有利于經濟發(fā)展。因此，應當繼續(xù)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1989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多次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中國不能亂”，維護政治穩(wěn)定成為全黨的共識。但針對隨后幾年中反“和平演變”愈演愈烈影響到發(fā)展和改革的危險動向，鄧小平及時發(fā)表“南方談話”，指出“發(fā)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條”，重新將中國改革開放的航船拉回正確的航道。[5]1992年后，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又重新啟動，盡管9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已不再突出黨政分開問題。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確立了“在社會政治穩(wěn)定中推進改革、發(fā)展，在改革、發(fā)展中實現(xiàn)社會政治穩(wěn)定”的現(xiàn)代穩(wěn)定觀，努力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積極發(fā)展基層民主，逐步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2001年同志發(fā)表了重要的“七一講話”，在該講話中強調要積極發(fā)展黨內民主，通過發(fā)展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發(fā)展。這表明，推進黨內民主已成為領導層推動民主化進程同時維護政治穩(wěn)定的重要策略。

六、反腐敗與制度創(chuàng)新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腐敗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滋長蔓延的態(tài)勢，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腐敗現(xiàn)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怎樣才能有效地遏止腐敗現(xiàn)象?這是學術界、政府官員和普通公民都十分關心的問題。

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了依靠制度建設根治腐敗的反腐敗新思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積極探索反腐敗的有效途徑，帶領全黨在反腐敗總體思路上形成了兩點共識。一是反腐敗不搞政治運動，主要靠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解決。二是在腐敗成因上個人的思想、作風問題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問題更為重要，更帶有根本性，因此反腐敗的根本出路在于積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進入90年代以后，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繼承和發(fā)展鄧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礎上逐步確立了依靠制度建設根治腐敗的反腐敗新思路。黨的十五大首次明確提出反腐敗應“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jiān)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xiàn)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此后，依靠制度建設根治腐敗成為全黨的共識。從1997年開始，在依靠制度建設根治腐敗方面，黨和政府陸續(xù)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如軍隊、武警和政法機關一律不許經商辦企業(yè)，實行收支兩條線，積極推行政府采購制度和會計委派制度，建立有形建筑市場，抓緊實施基層政務公開等等。

國內學術界一些專家學者運用新制度主義方法分析中國轉型期腐敗現(xiàn)象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了制度創(chuàng)新的具體建議。從體制改革與制度創(chuàng)新的角度推動反腐敗斗爭不斷走向深入，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政府的共識。

七、社會分層研究

改革開放后，中國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官方也很少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問題。但隨著中國從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多樣化和利益分化成為客觀的現(xiàn)實，人們因收入的不同而處于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階梯上，階層劃分和社會分層研究遂不可免。那么，應當如何進行階層劃分和社會分層研究?中國是否已經出現(xiàn)一個新生的資產者階級或階層?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直接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分成兩大陣營或派別。一派繼續(xù)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根據(jù)人們對生產資料占有狀況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或階層；另一派則根據(jù)人們的職業(yè)和收入狀況進行階層劃分和社會分層研究。

階級分析論者沿襲“左”的思維方式，根據(jù)人們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并斷言中國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或資產者階層。梁曉聲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中，將當代中國社會區(qū)分為這樣幾個階層：當代資產者階層，當代“買辦”者階層，當代中產者階層，當代知識分子，城市平民和貧民，農民，當代“黑社會”。[6]該書并非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但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90年代以來，在北京廣為流傳的四份“萬言書”，均不約而同地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問題。萬言書的作者們認為，隨著私有制在中國的發(fā)展，中國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經濟上成長壯大后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同時在黨和政府內尋找自己的人，新生資產階級及其人對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階級斗爭存在著尖銳化的趨勢。改革的姓社姓資、姓公姓資的問題是萬言書作者們關心的主要問題。[7]

社會分層論者主張根據(jù)人們的職業(yè)和收入狀況等因素進行階層劃分，目的是為了在利益分化的情況下探討社會及政治整合的有效途徑。目前階層分析相比于階級分析在中國處于主流話語的地位。有的學者根據(jù)居民收入狀況進行劃分，將城鄉(xiāng)居民分為四個不同群體，即高收入人群、中上等收入人群、中下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他們的研究認為，目前在城鎮(zhèn)大約高收入人群(地區(qū)或戶)占18%，中上等收入人群占37%，中下等收入人群占22%，低收入人群占23%；在農村大約高收入人群(地區(qū)或戶)占18%，中上等收入人群占25%，中下等收入人群占14%，低收入人群占43%。[8]有的學者提出了以職業(yè)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根據(jù)這一理論框架，他們將當代中國人群劃分為十大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yè)主階層，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yè)服務業(yè)員工階層，產業(yè)工人階層，農業(yè)勞動者階層，城鄉(xiāng)無業(yè)、失業(yè)和半失業(yè)階層。他們指出，現(xiàn)階段社會制度、社會政策創(chuàng)新的核心任務是建構一個合理的現(xiàn)代社會階層結構，為此社會制度和政策創(chuàng)新要遵循穩(wěn)定、合作、共享、協(xié)調和保護弱者等原則。[9]

中國在過去20多年里，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yōu)橐粋€基尼系數(shù)超過0.4的收入差別懸殊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國家，這對注重平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構成了挑戰(zhàn)。

如何看待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國內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界的態(tài)度并不一致。一些學者認為，傳統(tǒng)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必須加以改變，收入分配應當拉開距離，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才能促使人們努力工作，提高生產效率。在效率與公平二者之間，他們主張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應當重新界定社會公正的概念，社會公正主要是指人們擁有平等的致富機會而不是強求收入分配結果平等化，政府應當為人們創(chuàng)造平等的起點和機會，而不應打擊先富者的積極性。但不少學者從社會公正與社會穩(wěn)定的關系，或者從社會公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等角度，論證維護社會公正的必要性，反對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別過大的現(xiàn)象。一批學者從維護社會公正的角度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表示出高度的憂慮，并強烈主張通過政府干預來補償改革中利益受損害的群體，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距、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和行業(yè)差距，減少轉型的社會成本和現(xiàn)代化的代價。[10]

以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上述兩種觀點均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并能隨著情勢的變化而改變，從而促成政府政策的變化。在改革開放早期階段，官方意識形態(tài)鼓勵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同時提倡先富帶后富。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官方意識形態(tài)開始轉而強調共同富裕思想，社會公正的觀念也得到普遍的接受。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實行西部大開發(fā)，加大扶貧開發(fā)力度，保護弱勢群體利益，在黨和政府工作日程上開始占有重要的地位。

九、民族主義：一把雙刃劍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不是偶然的。隨著中國民間對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和通過互聯(lián)網獲取外界信息渠道的暢通，中國民眾對西方世界的了解不斷增多。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利用臺灣問題、人權問題、宗教問題等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申奧等問題上百般阻撓，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力度也在不斷加大。所有這些，都在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激起強烈的反西方特別是反美情緒。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國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益增強，捍衛(wèi)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決心日益堅定。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中國可以說不——冷戰(zhàn)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反映了許多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感情和理念，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該書出版后，出現(xiàn)了許多類似主題的著作，如《中國九次說“不”》、《誰來打敗美國》等。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中美軍機相撞事件、美國宣稱核武保臺等，無不激起中國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中國申奧成功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則增加了中國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這種感性的民族主義之外，知識分子中冷靜地探討中國如何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戰(zhàn)略方面著作和進行民族主義的理論探討也越來越多，理性的民族主義也在逐步發(fā)展。在中國政府為維護國家利益而與西方抗爭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得到來自民間包括知識分子的支持；反之，同西方的談判乃至妥協(xié)退讓則被斥為“軟弱”。這種民族主義成為西方和中國政府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

在如何看待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上，西方學術界和輿論界基本上持貶斥的態(tài)度。他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存在著盲目排外和反西方的傾向甚至具有對外擴張的傾向，同時在國內也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國內學術界從90年代中期以來對民族主義的探討日益增多，國內頗有影響的《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曾于1994年和1996年開辟專欄探討“世紀之交”的民族主義。對此，國內學術界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看法。一派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基本上贊同西方的觀點，對中國民族主義多有指責之辭。一派是溫和知識分子，他們?yōu)橹袊褡逯髁x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并對如何構建理性的民族主義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如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應激—回應型”或防衛(wèi)性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對外來欺凌作出抗爭的反應而不具有對外擴張的傾向。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民族主義缺乏宗教救贖主義的激情和狂熱，是一種溫和的、理性的民族主義，同時具有“天下主義”的情懷。他們進而認為，這種民族主義可以成為凝聚人心和增加權威合法性的有用資源，對官方意識形態(tài)能夠起到補充作用。還有一派觀點較為保守，他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應當慎重對待。這些學者指出，中國民族主義有溫和與極端、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應當警惕那種大言高論、激進剛憤的民族主義，后者有可能將民族主義情緒引向與西方進行非理性的對抗和“閉關鎖國”，同時為極左思潮死灰復燃創(chuàng)造條件。他們認為，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可能捆住務實派領導人的手腳，并使國內強硬派得勢，同時刺激美國強硬派更趨強硬，使雙方走上惡性對抗的不歸路。[11]有的學者還指出，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理論有兩大困境：一是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非理性的，主要靠利用民眾的效忠本民族的情感力量發(fā)揮作用；二是民族主義的高漲可能呼喚來的是片面弘揚“國粹”和傳統(tǒng)文化的復歸，而現(xiàn)代化建設所需要的現(xiàn)代精神依然缺乏。[12]

主流意識形態(tài)提倡的是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為抑制極端民族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愛國主義則力圖將民族主義引向支持黨和政府的方向，以增加民眾對政府的支持。90年代以來，黨和政府更加強調愛國主義，從鄧小平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深深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到第三代領導人強調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現(xiàn)代化的“強國夢”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理想。另一方面，為了保證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又需要用“全球主義”來平衡民族主義，以避免使自己淪為激進民族主義的囚徒。如何既利用民族主義又避免它束縛住自己手腳，是新一代領導人將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

十、“三個代表”與執(zhí)政黨的現(xiàn)代化

同志在2000年初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們黨無論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13]2001年7月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簡稱七一講話)對“三個代表”的內涵進行了全面的闡述。“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成為執(zhí)政黨建設的理論綱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黨的領導人對新時期“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等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果，其目的是要增加共產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同時使黨與時俱進，實現(xiàn)執(zhí)政黨的現(xiàn)代化。這就要求共產黨實現(xiàn)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型，努力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黨的社會基礎、成員構成、組織形式、活動方式、外部關系等都要相應地發(fā)生變化。“七一講話”對執(zhí)政黨改革涉及的這些方面作了初步的回答。例如，“七一講話”強調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和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為此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yōu)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再如，“七一講話”強調要發(fā)展黨內民主，通過發(fā)展黨內民主，積極推動人民民主的發(fā)展；又如，“七一講話”強調要進一步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和工作機制。[14]簡言之，“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執(zhí)政黨的進一步現(xiàn)代化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將有力推動黨內民主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結論

80年代末以來，中國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探討主要涉及到上述10個方面的內容。這些理論探討在很多方面都產生了實際成果，如村民自治和民間組織都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法制建設成績有目共睹等。就民主的終極價值而言，中國學術界并沒有提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另一套觀念。關于亞洲價值和“亞洲式民主”，中國學術界很少予以討論。就為數(shù)不多的文章來看，中國學者更傾向于把它作為一種帶有過渡性“權威主義”或威權政治來看待，而不認為它是有別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和應當長期存在的另外一種民主政治。當然，這種權威主義政治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前是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的。但就民主化的過程而言，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和形式確實有別于拉丁美洲、東歐和東亞諸國。對中國民主化道路和形式的案例研究，將會進一步豐富現(xiàn)有的民主化理論甚至有可能更新其研究范式。

收稿日期：200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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