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在中國經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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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股份制的形成和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現代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要求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從廣義上說，它是指通過各種不同份額資本的集中而進行聯合生產的經濟組織形式。從狹義上說，它是指通過發行股票、組建股份公司以籌集資本并進行生產與經營的一種企業組織形式。股份制在取得規模效益的同時可以分散風險，提高企業經營收益，使得單個企業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同時，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也需要股份制。從股份制自身制度性質來看，它比其他企業所有制形式能更好地適應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股份制企業自17世紀產生以后，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股份制的發展可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驅使資本在各產業部門和企業之間高效流動，使資源配置到效率高、效益好且有較高成長的部門企業中去，提高資本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改善產業結構，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雖然股份制企業在數量上并不占優勢，但是，它已成為當代占統治地位的企業形式，已成為商品經濟社會中最為完善的企業制度，并依然保持著非凡的活力。為了檢驗股份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采用內生機制模型，利用1999～2010年我國GDP、上市公司股票以及股份制企業的相關數據，對股份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二、股份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文獻綜述

20世紀50～60年代，許多學者在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ion)。丹尼森將經濟增長因素分成兩個類別:一類是生產要素投入量的變化，包括勞動、資本和土地投入。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因此，主要考慮勞動與資本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生產要素投入量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就業人數及年齡與性別構成、就業人員的教育年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內的工時數、資本存量的大小。前三個方面屬于勞動要素，后一個屬于資本要素。而另一類是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即產量與投入量之比，又稱為全要素生產率。具體包括:資源配置(主要是指低效率使用勞動力比重的減少)、以市場的擴大來衡量的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包括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的進展)。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法中最主流、傳統的方法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該方法將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資本和勞動引入到生產函數中，進而估計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將結果中不能由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進行解釋的部分稱為“索洛剩余”，認為，“索洛剩余”是技術進步的結果(索洛，1957)。而新古典經濟學則重視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制度因素視為已知的、既定的或將制度因素作為“外生變量”，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新古典增長理論家的基本思想是:當經濟中不存在技術進步時，經濟最終將陷入停滯狀態;只有當外生的技術存在時，特別是當外生技術進步采取哈羅德中性的形式時，經濟才能沿著一條平衡增長軌道移動。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因素是經濟增長更深層次的原因，制度變遷可以促使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個直接原因發揮作用。他們認為，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節約，讓一個或更多的經濟人在增進自身的福利的同時而不減少其他人的福利，或讓經濟人在同樣的預算約束下達到更高的目標水平，因此，制度是至關重要的，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理查德•納爾森在《經濟增長的源泉》一書中論證了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首要力量，實物投資及人力投資主要是作為技術進步的伴隨物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并且，技術進步需要理解為一個進化的過程，技術進步依賴于事后選擇和學習的程度要大大地高于技術進步依賴于事先計算的程度;他還認為，一個恰當的經濟增長理論必須明確地與組織制度變遷結合起來。經濟學家諾思以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提出了全新的經濟增長理論，即“制度決定論”。他認為，資本積累、教育、規模經濟、創新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它們只是由制度創新引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歐洲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從宏觀層面的理論來說，諾思以制度的視角來考察經濟史，發現制度與經濟績效的關聯性，但在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解釋集中于產權結構的效率，至于有效的產權結構如何導致經濟增長問題沒有詳細說明。青木昌彥的比較制度分析提供一個分析框架，強調制度自我實施性和一項制度效果受制于它與其他制度的互補性和人力資本的可支撐性。肖特的制度演化理論致力于解釋制度變遷，用博弈分析法構建制度演化理論。而微觀層面的理論致力于分析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解析不同權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在我國國內相關研究中，楊宇、沈坤榮(2010)運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社會資本、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研究表明，制度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制度水平不同，社會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也不同，社會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隨著“豬肚水平”的遞減而逐漸增強。郭建萬認為，制度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通過激勵影響對物質和人力資本、技術和生產組織的投資。而彭美玉，陸建超運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把政治市場、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納入到一個一般均衡模型中進行分析，論證了有效的制度安排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假說。其模型表明，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將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促進分工，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經濟增長，這才是制度決定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楊友才則通過將制度引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從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出發構建了一個包含資本、勞動和制度的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制度質量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均衡點的存在性影響。模型的結論是良好的制度質量可以使得經濟中存在正的均衡點，可以提高人均產出增長率和總體經濟增長率，加快經濟增長，從而可以解釋后發優勢現象;反之，不好的制度使得經濟系統中無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點，使得人均產出增長率和總體經濟增長率出現負增長。從制度的起源、構成和功能來看，制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制度本身也有其局限與不足，制度需要變遷和創新，但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關系問題上，諾思主張“制度決定論”，他認為，是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而言，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創新。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因此，制度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作用，股份制作為一種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必然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以往未納入研究的股份制的影響加入到生產函數分析中，估計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三、股份制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分析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在保持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權轉化為集中的使用權。馬克思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指出，“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馬克思側重于從資本集中的角度考察股份制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另外，當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時，由于信用制度的完善、股份制的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擴張，會導致股票市場的形成。從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發展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都強調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眾多的經濟增長模型都包含著資本這個變量，都從不同角度論述了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內在的相互關系。股份制是與經濟市場化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股份制這樣一個集中分散的生產要素的經濟組織形式就是經濟市場化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股份制的發展程度反映了市場化的程度，股份制可以作為反映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指標。而經濟市場化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股份制的發展。市場化的良好發展能夠使得股份制以更開放的方式發展，更有利于社會經濟的進步。在現代，股份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股票市場完成的。股票市場的形成是憑借其自身具有成本優勢，并存在著“門檻效應”，利用股票市場的收益超過了股票市場的參與成本，股票市場內在產生并發展起來，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成分，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主要基礎。股份制以及隨之發展而產生的股票市場會由于股份公司市場實際價值的提高，其股東的財富水平的增加，進而增加他們的消費需求，社會總需求也會隨之上升，根據凱恩斯的需求決定理論，總需求決定總供給，因此，股份制以及股票市場將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影響。股份制以及隨之產生的股票市場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由于需求的存在，供給必然出現，從而為經濟的增長帶來新的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源泉，可以通過增長核算的方法來認識。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增長核算關鍵公式:產出增加=(勞動份額×勞動增長)+(資本份額×資本增長)+技術進步。在競爭性的市場上，對要素需求量的使用，使要素的邊際產量等于其實際價格成為了廠商使用生產要素的原則。因此，勞動收益是勞動的邊際產量乘以投入的勞動量，而勞動份額是指勞動收益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資本收益是資本的邊際產量乘以投入的資本量，而資本份額是指資本收益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由增長核算公式可知，政府可以影響決定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即技術進步、資本形成和勞動投入。而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的三種政策，即鼓勵技術進步、鼓勵資本形成和增加勞動供給。技術進步、資本與勞動供給都對社會的經濟增長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然而，增長核算公式并未涉及到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對經濟增長的分析需要加入制度以及股份制因素。股份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檢驗可以在內生增長模型中進行，具體是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中納入股份制的作用。根據Pagano(1993)和Murinde(1996)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中納入股票市場作用所得簡單模型:g=As－δ。其中，g是經濟增長率;A是資本的邊際社會生產率;是總儲蓄中轉化為投資的比例;s是居民儲蓄率;δ是資本折舊率。在此之上由股份制替代股票市場納入到該模型中，進而得到股份制促進經濟增長的三個作用機制:(1)股份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主要表現在:優化資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促進創新活動;提供風險分擔;提供信息搜集;(2)股份制促進儲蓄轉化為投資，股份制的發展擴大了儲蓄和投資的規模，推進長期經濟增長;(3)股份制及股票市場的發展改變國民儲蓄率影響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從股份制對這三個促進經濟增長政策的影響方面進行分析。在鼓勵技術進步方面，由于股份制可以積聚社會上的大量資金，從而使得企業更容易達到規模經濟，也能憑借這些優勢在技術方面進行研究，從而促進技術進步，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在鼓勵資本形成方面，由于股份制有方便快速積聚大量社會資金的優勢，促進投資的增加，而大資本的形成又比較容易獲得高的回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儲蓄的增加，儲蓄和投資推動資本存量的增長，根據增長核算公式，資本存量的上升會促進經濟增長;在增加勞動供給方面，所得稅的提高減少了工人的工作所得從而降低工作積極性，與之相反，所得稅減免則是加強激勵，促進人們努力工作的一個途徑，而股份制企業稅收已成為推動我國稅收收入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這方面稅收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降低工人所得稅的征收，進而引起經濟增長。

四、模型選擇與研究設計

1、模型選擇

基于以上分析，股份制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密切關系。首先，假設經濟的生產函數:Y=A(BK)(1)其中，Y是產出;K是資本存量;A代表經濟的技術狀況;B是一個常量，它衡量一單位資本所生產的產出量。而股份制對產出的影響，可以用投資、產出中用于資本集中的比重及儲蓄率來替代。經濟中的資本積累量可由下式進行描述:ΔK=αsY+βY－δK(2)其中，ΔK表示資本存量的變動;s表示儲蓄率;sY表示投資;α表示投資中用于資本集中的比重;β表示產出中直接用于資本集中的比重;δK表示折舊。(2)式兩邊同除以K，并聯系(1)式，得到:ΔK/K=αs(Y/K)+β(Y/K)－δ再聯系(1)式，得到:ΔY/Y=ΔK/K=αsAB+βAB－δ=(αs+β)AB－δ(3)由(3)式可知，經濟增長率ΔY/Y等于投資中用于資本集中的比重α乘以儲蓄率s加上產出中直接用于資本集中的比重β之后，與經濟的技術狀況及常量B的乘積再減去資本中用于折舊的比重。若(αs+β)AB＞δ，經濟增長率ΔY/Y＞0，經濟的收入會一直增長。社會經濟增長會導致儲蓄率s升高，而由于股份制可以積聚社會上的大量資金，從而使得企業更容易達到規模經濟，進而能憑借這些優勢達到促進技術進步的目的，使得經濟的技術狀況A所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也會增加，經濟增長率ΔY/Y增加。股份制大量積累社會資金，促進投資的增加，而大資本的形成和技術的進步又比較容易得到更高的利潤率，獲取高回報，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儲蓄的增加，而儲蓄、投資和技術都推動了資本存量的增長，進而促進經濟發展。股份公司的存在和發展，必須有證券市場的支持，并與之相配套。如果沒有證券市場作為股票發行和交易的場所，公眾就無法進行便利的投資和降低股票投資風險，股份公司制度也就不可能持續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說，證券市場制度也是股份制企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券市場制度的演進同股份制的演進是密不可分的，前者的問題往往就根源于后者，兩者的改進與規范化必然同步進行。為了進一步分析股份制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假設:(1)股份制得到充分發展，并形成較為完善的股票市場;(2)股份制因素可以分解為股份制企業因素與股票市場因素:(3)股份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資本的影響方面;(4)可以用函數f(K1)，f(K2)分別表示股份制企業因素和股票市場因素對資本的影響，且f(K1)，f(K2)隨時間t的變化而變化。依據以上假設作出函數:Y=A(δ1f(K1)+δ2f(K2))(4)其中，Y是產出;A代表經濟的技術狀況;δ1，δ2是常量。對(4)式兩邊關于時間t求導，可得:dYdt=Aδ1df(K1)dt+Aδ2df(K2)dt(5)對(5)式分析可知，股份制企業的發展會使f(K1)對資本的影響呈現持續的正方向變化，df(K1)/dt＞0，使其對dY/dt產生正效應，促進經濟收入一直增長，而股票市場因素資本影響f(K2)也具有類似的效應，但當社會經濟處于一定時期，股票市場發生較大幅度動蕩時，f(K2)對資本的影響將呈現負方向變化，df(K2)/dt＜0，進而對dY/dt產生負效應，導致經濟收入的降低。因此，股票市場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通過以上分析，股份制企業因素對經濟增長存在正向的良好貢獻，但由于股票市場的波動性致使股票市場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即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著不確定性。但這不能完全否定股票市場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要視具體時期而言。

2、變量選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內生增長模型研究為依據，選擇GDP、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以及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為模型研究對象。以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代表股票市場及股份制企業因素;GDP代表經濟增長，在模型的框架內研究股份制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

3、數據來源

本文1999～2010年中國GDP、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以及1999～2009年的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的相關數據來自各年的統計年鑒，2010年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的數據來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本文的所有分析過程由Eviews軟件完成。

五、股份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1、簡單回歸分析

依據1998年2月24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于第一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結果的公報:經濟類型結構方面，國有和集體企業法人在全部企業法人單位中占主體地位，其數量合計達到194.3萬個，占總體的73.9%;私營企業法人個數為44.3萬個，占總體的16.9%;外商、港澳臺投資并投產開業的企業法人單位數為11.1萬個，所占比重為4.2%;股份制企業法人7.2萬個，所占比重為2.7%。而到2003年1月17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企業所有制結構方面，2001年末，在全部企業法人單位中，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國有聯營和國有獨資企業)占12.2%，集體企業占28.3%，私營企業占43.7%，股份制企業占9.9%，外商投資企業占1.9%，港澳臺投資企業占2.7%，其他企業(包括國有與集體聯營、其他聯營和其他內資企業)占1.3%，如表1所示。表1中，股份制公司企業法人30.0萬個，占總企業法人302.6萬個的9.9%;從業人員2746.6萬人，占總從業人員16502.2萬人的16.6%。我國股份制企業五年增長三倍，股份制正在成為我國公司所有制的主要形式。1997～2001年五年間，我國股份制企業(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從7.2萬家發展到近30萬家，增長了3.2倍，年均增長33.1%;資本金從4868億元增加到28607億元，增長了4.9倍，年均增長42.5%;全年實現營業收入從8311億元增加到56733億元，增長了5.8倍，年均增長46.8%。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數據，“十五”期間股份制企業稅收累計完成32212.18億元，比“九五”期間增長了5.6倍，年均增長34.0%，比全部稅收收入的平均增幅高出了14.9個百分點，增長貢獻率達45.0%。2001～2003年股份制企業稅收所占比重分別為23.7%、26.2%、29.0%，2004年超過國有企業躍居各經濟類型首位，比重達32.0%。2005年完成稅收10459.18億元，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進一步提高，達34.5%，比國有企業和涉外企業分別高出9.67個百分點和13.42個百分點，比“十五”初年提高了10.8個百分點。對以上數據分析得知，股份制企業稅收是各類型企業中推動我國稅收收入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并且“十五”期間股份制企業稅收占稅收的比重也在穩步提高。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逐年遞增，顯示出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股份制企業盈利能力顯著增強，納稅能力穩步提高，使得國家稅收快速增加，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增長，股份制在經濟增長中愈來愈突顯出作用，國家可以通過一些政策調控更好的發揮股份制的促進經濟增長作用。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增速又進一步推動了股份制的發展，表現在股份制企業及上市公司的數量上的增加和質量上的進步，如表2所示。由回歸結果可知，擬合優度為0.987876，說明模型能較好反映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D-W值為1.324321。在Eviews軟件中對其進行修正，修正后的擬合優度為0.993400，D-W值為1.968415，進而可說明無自相關性。但變量x1(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以及變量x2(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都經過了t檢驗，說明經濟增長與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及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存在著相關性。各項統計指標都比較良好，說明此回歸對生產函數擬合得較好。

2、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

為了避免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可能會產生的“偽回歸”現象，對模型進行估計之前，有必要對LogY、LogX1以及LogX2(其中，Y表示GDP;X1、X2分別表示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的數據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檢查序列平穩性的標準方法是單位根檢驗，本文運用單位根檢驗主要方法之一的ADF檢驗方法進行檢驗。表3是在Eviews5.0進行ADF檢驗所得的結果。協整檢驗不僅可以決定一組非平穩序列的線性組合是否具有協整關系，還可以通過協整檢驗來判斷線性回歸方程的設定是否合理。從協整理論的思想來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因變量能被自變量的線性組合所解釋，兩者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檢驗一組變量(因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等價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一個平穩序列。以ADF檢驗所判斷的殘差序列的平穩性為基礎，進而判斷因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是否存在。對LogY與LogX1、LogY與LogX2數據進行處理，提取殘差得到殘差序列，再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若殘差為平穩序列，則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具體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通過檢驗可知，對LogY與LogX1、LogY與LogX2的數據進行處理所得的殘差序列都是平穩序列，LogY與LogX1、LogY與LogX2存在協整關系。這說明LogY能被LogX1、LogX2所解釋，回歸方程的因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

3、Geanger因果檢驗

Granger檢驗的基本依據是:將來不能預測過去;如果y的變化是由x引起的，則x的變化應該發生在y的變化之前。利用分布滯后的概念，可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做出定義:若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則x應該有助于預測y，即在y關于y過去值的回歸中，添加x的過去值作為獨立的解釋變量，應該顯著增加回歸的解釋能力。此時，稱x為y的原因;但如果添加x的滯后變量之后，沒有顯著增加回歸模型的解釋能力，則稱x不是y的原因。如果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則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X應當有助于預測Y，即在Y關于其過去的回歸模型中，添加X的過去值作為獨立變量，應當顯著地增加回歸模型的解釋能力;第二，Y不應當有助于預測X，如果X有助于預測Y，同時Y也有助于預測X，很可能存在著一個或幾個其他的變量，它們既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檢驗X是否為引起Y變化的原因的主要步驟如下:首先，檢驗“X不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的原假設，對以下兩個回歸模型進行估計。根據這兩個方程的殘差平方和來計算F統計量，檢驗方程(7)的系數β1，β2，……βm是否同時顯著不為零，如果這些系數不同時為零，則拒絕“X不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的原假設。接著檢驗“Y不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的原假設，作同樣的回歸估計，檢驗Y的滯后項是否顯著不為零。在拒絕原假設“X不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的同時，接受原假設“Y不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則能得到“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的結論。在模型(7)和模型(8)中的m是最優滯后階數，即選擇滯后階數m使得模型中的誤差項為白噪聲。根據以上理論內容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5。由于拒絕“LogX2doesnotGrangerCauseLogY”，接受“LogX1doesnotGrangerCauseLogY”的原假設。因此，可以認為，1999～2010年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不是經濟不斷增長的Granger原因，即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因果關系。從表5檢驗結果中發現，當滯后期為1～3期時，LogX2是LogY的Granger原因，而LogY卻不是LogX2的Granger原因，說明不管短期還是長期，股份制企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而經濟增長在促進股份制企業發展方面作用則不明顯。但不管如何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都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說明不管在短期還是長期，股票市場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則不明顯。雖然股份制更進一步發展而產生的股票市場具有一定的波動性，使得股票市場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不確定性，但不可否認的是，股票市場因素在某些時期會促進經濟增長。并且股份制企業因素對經濟增長具有良好的貢獻。因此，股份制對經濟增長具有較為突出的貢獻。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可知，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增長率與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增長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在Granger因果檢驗中，股份制企業工業增加值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上市公司股票總發行股本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判斷股份制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股份制可以通過鼓勵技術進步、資本形成、增加勞動供給等幾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作用機制，它能提高資本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的增長。因此，應采取積極的市場化的政策措施，以更好地發揮股份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從宏觀上看，股份制的出現需要以經濟增長為條件，只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股份制，反過來股份制的出現發展又進一步的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所以在政策上要不斷鼓勵推動股份制的發展和完善，使之能更好的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對一國而言，股份制形成之后，其發展水平會隨該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1、不斷發展和完善股份制，積極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效應

隨著股份制的出現和不斷發展，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日益顯現，在政策上要鼓勵推動股份制的發展完善，進一步更好地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近幾年股份制改革成效顯著，使股份制企業群體規模不斷擴大且有較高的盈利水平和較好的經濟效益狀況，直接拉動了股份制企業稅收的高速增長，因此，需要結合我國國情加大對股份制的改革力度，不斷發展和完善股份制制度。

2、以股份制企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通過經濟增長促進股票市場的繁榮

股份制企業的不斷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通過在政策上對股份制企業發展的鼓勵，發揮其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的進步。經濟增長不僅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股票市場等虛擬經濟的發展繁榮。因此，我們要通過以股份制企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通過經濟增長促進股票市場繁榮這樣的方式來全面協調地發展社會經濟，促進整個經濟的繁榮。

3、推動市場化進程，促進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會受到諸如宏觀經濟環境、經濟政策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因素的影響。在不斷完善股份制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以自身的因素為前提，結合自身環境，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在較全面分析股份制與經濟發展的宏觀影響因素的基礎上進行股份制改革，促進股份制的進一步發展，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4、注重股份制企業在質量方面的發展

任何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外部環境的影響，股份制亦是如此，只有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股份制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才會越來越大。在發展股份制的過程中，不能一味的追求其數量上的增加，盡管股份制企業數量上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股份制的發展，但更重要的應該是股份制質量的不斷進步。衡量股份制的發展，更多的要在其質量方面，如股份制企業的整體效益、不斷發展壯大的股份制企業的數量、股份制企業技術進步情況(申請專利數)等。因此，在創造積極良好的外部環境的基礎上，注重股份制企業質量上的發展，這樣必定會更好地促進整個經濟的增長。

5、正確引導股票市場發展，加強宏觀調控和統籌管理

股票市場是股份制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股票市場的出現和發展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同樣會帶來一些負面作用。應認識到股票市場也加大了經濟動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就可看出，股票市場的不良發展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程度的危害，因此，需要正確引導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不可忽視其可能存在的負面作用。經濟的持續增長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加強宏觀調控和統籌管理有利于發揮股份制及股票市場的積極作用，掃除股份制及股票市場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阻礙。

6、優化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

由于股權結構對上市公司業績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股票市場在投資者行為理性化和上市公司質量提高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完善和優化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使其逐漸走向成熟。優化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方面進行:(1)為了在推進國有股和法人股正常上市流通同時，保持股票市場運行的基本穩定。通過培育投資銀行、金融信托、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在大機構中的自由流通，然后在適當時機對個人投資者開放;(2)股份回購則是指股份有限公司通過某種途徑購買本公司發行在外的股票，可以達到改善公司資本或股本結構目的;(3)股權置換就是把兩家以上的公司通過互換股權來達到降低有關公司的國有股比例，改善公司的股本結構、促進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特別是利用股權的互換可以將國有經濟要進入或加強的公司與國有股要退出的上市公司之間進行股權互換，對戰略性調整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大的意義。當然，股份制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會受到諸如宏觀經濟環境、經濟政策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因素的影響，政府也應在這方面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