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系基本圖景和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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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經貿關系如何走向成為擺在兩國面前的重大議題。從1949年到2019年，中美貿易關系經歷了冰凍隔絕期、解凍破冰期、成長蜜月期、波動上升期、入世黃金期和正面對抗期。回顧梳理七十年歷史，中美貿易雖然呈現出“長期政治化”“長期摩擦”“非對稱性”“互補性競爭”等特點，但中美經貿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是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和驅動力。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美國企圖推行另一種全球化，因而中美貿易戰具有必然性和長期性，中國應該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馬爾薩斯陷阱”等四大困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關鍵詞]中美經貿關系；中美貿易戰；陷阱；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全球化不斷發展，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美經貿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是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和驅動力。中美經貿關系如何走向是擺在兩國面前的重大議題。每一次中美經貿關系的突破，都推動兩國關系邁上一個新臺階，每一次中美關系的回轉，都離不開經貿關系的“穩定器”作用。可以說，構建積極的中美經貿關系，不僅事關兩國的根本利益，也事關世界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回顧中美經貿七十年的歷史，有助于兩國摒棄政治考量和意識形態沖突，回歸競爭合作、互利共贏的經濟邏輯。

一、中美經貿關系的六個階段

（一）中美經貿關系的冰凍隔絕期（1949—197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美蘇冷戰的加劇，美國利用政治上打擊、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和外交上不承認的手段，企圖把新中國扼殺于搖籃中。根據國內外形勢，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三大外交決策。1949年美國制定二戰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規定任何軍事和政治上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禁止出口到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對中國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國宣布中國為“敵對國家”，下令禁止進出口中國，中美兩國從此開始了二十一年的貿易隔絕期。1951年2月，美國確定了對中國經濟遏制的總體戰略，出臺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國通過操縱第五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作出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1951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巴特爾法》，迫使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必須禁止與中國貿易。1952年美國成立禁運執行機構“巴統中國委員會”，對中國的禁單項目比蘇聯多500余種。從1949年到1970年中美經貿關系基本處于“老死不相往來”的冰凍隔絕期。（二）中美經貿關系的解凍破冰期（1971—1978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國內反戰聲音此起彼伏，美蘇爭霸處于僵持膠著狀態。美國開始轉變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緩和同中國的外交關系，希望借助中國對抗蘇聯。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中國也希望聯合美國施壓蘇聯。因此，從1969年起美國宣布了一系列決定：放寬美國人民到中國的旅行限制；允許美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向中國出售非戰略物資；允許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裝載非戰略物資運往中國的船舶加油，諸如此類突破中美經濟往來的內容[1]7-8。1971年4月，在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期間，尼克松發表聲明，美國將發給從中國到美國來訪問的個人或團體簽證；對在中國使用美元將逐步放寬限制；對美國石油公司供應往來中國的船舶或飛機的燃料將不再限制；取消對在非中國的港口之間運輸中國貨物的美國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國出口的非戰略性物資的清單[2]。1971年6月，美國公布了對中國非戰略性項目貿易貨單，長達二十一年的貿易禁令從此成為過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后，當年中美貿易額就達到近500萬美元。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應總理邀請訪問中國，雙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標志著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當年中美貿易額立刻接近1億美元，實現了1949年以來的歷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了《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中美兩國結束了長期的對抗，為發展經貿關系奠定了良好基礎。隨著兩國關系的解凍破冰，中美經貿往來不斷增多，中美貿易額從1971年的490萬美元飛躍至1978年的11.477億美元，增長234倍；其中出口額從1971年的490萬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億美元，增長66倍；進口額從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三進口國和第三出口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整個七十年代，中國貿易額基本處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處于順差地位，但中美貿易額有所下降。隨著中美貿易額的增大，中國對美貿易逆差也在不斷增加。由于中美經貿關系剛剛重建，在需求結構和市場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較穩定的貿易格局。（三）中美經貿關系的成長蜜月期（1979—1988年）。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進程，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經貿關系迅速上升雙邊關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聯合經濟委員會，并于1980年9月在華盛頓舉行第一次會議，簽署民航協定、海運協定、紡織品協議和領事條約。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訂《中美貿易關系協定》，協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兩國的經貿合作框架逐步開始建立。1979年8月，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問中國，中美簽署文化交流協議和水利發電合作議定書，商定在廣州和上海開設領事館，擴大了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1980年中美貿易額第一次超過美蘇貿易額，這刺激美國進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雙邊經貿發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貿聯合委員會，它被稱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滅火器”，是促進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平臺。1984年4月，美國總統里根訪問中國，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來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雙方簽訂了一系列合作協定。1985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文化協定、教育合作交流協定和漁業協定，促進了中美經貿的進一步發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開史上規模最大的中美投資貿易法律討論會，被稱為中美經貿關系新的里程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美關系的重心轉向發展經貿關系，貿易和投資成為中美雙邊主要議題，中美貿易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進入了快速成長的蜜月期。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億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億美元，增長4倍，年均增長率達16.9%，1982—1983年因臺灣問題中美政治關系變得緊張導致貿易額有所回落，其中進口額從1979年的18.6億美元增長到1988年的66.31億美元，增長3.5倍，年均增長率15.2%；出口額從1979年的5.95億美元增長到1988年的33.8億美元，增長5.7倍，年均增長率21.3%。中國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一直處于逆差，美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美國第十三大出口貿易伙伴和第九大進口貿易伙伴。（四）中美經貿關系的波動上升期（1989—2000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失去了制衡蘇聯的價值，加上1989年中國發生政治風波，美國用人權指責中國，取消一系列擬簽協議，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關系從巔峰上跌到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中美雙方經歷了1993年銀河號事件、“中巴導彈”風波、1996年臺灣海峽危機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使得中美關系一波三折。同時中美就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和知識產權問題進行了長時間談判，雙方在談判過程中都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和妥協。以最惠國待遇為例，根據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貿易關系協定》，中美兩國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但是根據美國法律，美國總統要在年中對關于是否延長這一待遇做出決定，然后提交國會進行審議。中美從1989年到1993年進行了激烈地較量，最終美國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3年克林頓首次把貿易問題政治化，將人權問題與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掛鉤。1994年克林頓在內外壓力下，最終宣布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人權問題不再作為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附加政治條件。1996年中美就中國的“入世”問題進行多輪雙邊磋商，同年美國國會通過將“最惠國待遇”更名為“正常貿易關系”的議案。1998年7月，克林頓將“最惠國待遇”更名為“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1999年11月，中美經過談判在北京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2000年10月，克林頓簽署對華永久正常貿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年12月27日，美國正式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至此貫穿九十年代的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終于解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美經貿關系最顯著的特點是中美矛盾爭端不斷，合作領域不斷拓寬；中美政治關系熱度下降，經貿往來持續加溫，這得益于中美經貿關系的“壓艙石”作用發揮著重要作用，雙方有著巨大的經濟合作空間。中美貿易額從1989年的122.5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億美元，增長6倍，年均增長率17.8%；其中中國進口額迅速增長，從1989年的78.60億美元到2000年的223.6億美元，增長2.8倍，年均增長率達10%；對美出口額從1989年的43.9億美元到2000年的521.0億美元，增長11.9倍，年均增長率23.3%。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從1993年起開始轉為順差，并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這段時期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五）中美經貿關系的入世黃金期（2001—2016年）。從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到2017年特朗普上臺全面挑起貿易戰之前，中美經貿關系處于競爭與合作同在、摩擦與對話并存局面。從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中貿易關系全面評估報告，是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加劇期。從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進入戰略對話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進行六次中美戰略對話，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進行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2009年7月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合并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至2016年6月中間進行了八輪談判。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美雙邊貿易進入了黃金期，貿易規模大幅度提升。中美雙邊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804.8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億美元，增長6.4倍，年均增長率13.2%；出口額從2001年的524.8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億美元，增長7.3倍，年均增長率14%；進口額從2001年的262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億美元，增長5.1倍，年均增長率11.5%。美國對中國逆差從2001年的280.8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億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長率15.7%，由此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采取各種法律措施來規制中美貿易，扭轉美國對中國貿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2005年中美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2007年中美貿易額突破3000億美元，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對中美貿易造成了負面影響，中美貿易總額在2008—2009年明顯下降，2011年中美貿易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2013年中美貿易總額超過5000億美元。通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中美貿易總額每隔幾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國超越加拿大首次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六）中美經貿關系的正面對抗期（2017至今）。2016年中國入世十五年緩沖期結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入世進行全面評估，認為中國沒有完全兌現承諾，并否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外開始采取一系列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措施，相繼退出各種國際機構，并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為遏制中國的崛起，啟用第六次“301調查”，并進行反補貼反傾銷和“201調查”“232調查”“337調查”等各種調查，對中國挑起貿易戰并不斷升級，中美經貿關系進入了正面對抗期。美國不斷擴大加征關稅和極限施壓，中國被迫應對反擊，也對美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從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雙方共進行了十三輪經貿磋商談判，幾經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美國發起貿易戰聲稱是為了改變中美貿易嚴重失衡的局面，但實際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國通過關稅戰，導致美國企業在關稅執行期間加大訂單，從而激增了中美貿易總額和逆差，2018年中美貿易額突破600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3222億美元；美國又通過投資戰、技術戰、匯率戰、金融戰等綜合打壓，阻滯了對華訂單從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貿易額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貿易額跌至2583.3億美元，遠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貿易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降到1404.8億美元。盡管如此，就國家而言，美國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國，就關區而言，僅次于歐盟和東盟。美國重新將貿易政治化，已經引起了美國有識之士的反對，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國名人聯合致信美國總統特朗普，中美關系應該著眼于兩國人民的經濟利益，中美關系要真正以經貿作為“壓艙石”，回歸到理性的經濟邏輯軌道。

二、中美經貿關系的基本特點

中美貿易戰已經進入第二年，雖然經濟十三輪談判達成了階段性共識。但是因為沒有聯合公報或正式文本面世，導致市場預期和信心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美國希望中方減少貿易順差，在知識產權、金融、高科技、取消國企補貼等領域進行結構性改革，并且出臺履行承諾的可監管機制。中國要從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充分利用資本主義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處理我們不斷高企的地方債務、過剩產能、金融杠桿等威脅經濟發展的風險，加快補齊高科技發展短板，同世界各國一同尋求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新動能，全面提升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一）中美貿易關系長期政治化。中美貿易波動都因為政治事件而中斷或劇烈震蕩。1950—1970年中美兩國幾乎沒有直接或間接貿易，在于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割據臺灣，阻擋中國統一；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入侵朝鮮威脅我國安全，中國組織志愿軍參與朝鮮戰爭，外交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華實施封鎖和禁運。中美產生貿易也是因為政治問題。中蘇關系惡化以后，美蘇爭霸處于僵持階段，美國和我國亟需共同對付蘇聯，兩國開始突破冷戰重圍，逐步緩和政治矛盾并建立外交關系，從而促進兩國經貿交流合作。美國制裁中國也是因為政治問題，把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鉤，導致中美經貿環境極不穩定。美國支持中國入世也帶有共同反恐需要，美國制造貿易摩擦和爭端，背后也常有臺灣問題、朝鮮問題、伊核問題等政治因素[4]。此次中美貿易戰，正是因為美國出于遏制中國崛起的政治考量和維持一超獨大的戰略需要。（二）中美貿易一直存在非對稱性。中國是巨額貨物貿易順差，美國是巨額服務貿易順差+貨幣貿易順差，中國是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美國是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逆差。美國對華投資遠大于中國對美投資，美國對華投資帶動了巨額貿易，中國對美投資效果還沒有顯現，即美國存在投資收益順差，中國存在投資收益逆差。美國存在品牌、質量、技術、服務、標準等國際競爭優勢，我們存在成本優勢。中國產品、服務和技術處于價值鏈低端，美國控制了產業鏈和價值鏈高端，中國從美國進口汽車、飛機、集成電路、大豆和棉花，主要是技術密集產品和資源型農產品，中國出口到美國主要是電機電器、機械器具、家具、玩具和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三）中美貿易一直存在互補性競爭。中國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制造業優勢，擁有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美國有中國無法比擬的科技、農業和制度優勢，由此中美形成了貨物貿易上的“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無法脫鉤模式，服務貿易上的“中國接受—美國提供”的雙方聯動模式，貨幣貿易上的“中國儲蓄—美國透支”的惡性循環模式。另外，中美貿易都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作為支撐，美國的農產品和高科技需要中國市場，中國的工業品需要美國市場。從具體數據看，中美貿易從1979年不到25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000多億美元，增長250多倍。美國科技實力全球領先，《福布斯》的2019年全球十大科技公司有八家是美國公司，美國無論在科學研究機構還是在熱點和新興研究前沿領域都位列全球第一。美國是全球農業最發達的國家，一直在世界農業生產領域和出口領域等方面占據了主導地位。因此，中美雙方貿易既存在互補性和共贏性，又存在競爭性和博弈性，這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產業分工、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也說明了中美貿易的高度互補和高度依賴，經貿合作不斷向深度和廣度延伸。（四）中美貿易長期存在摩擦爭端。中美兩國一直存在意識形態和治理體系上的差異，必然因為政黨競選和背后經濟財團的利益，對中國產生各種解讀和矛盾，反映在經濟領域就是中美貿易摩擦爭端不斷。1980年7月2日，美國第一次對中國的薄荷醇實施反傾銷調查，整個八十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達十七次。九十年代美國依據“301條款”對中國的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問題發起四次調查。中國加入WTO前，中美經貿摩擦領域從紡織、服裝等初級加工品蔓延至汽車、鋼鐵等工業產品和服務貿易領域，爭端范圍從簡單的行業產品貿易糾紛開始延伸到復雜的知識產權、人權問題和臺灣問題等。中國加入WTO后，美國對中國頻繁采取了反傾銷、反補貼和特別保障措施等多種手段，中美經貿摩擦領域不斷向服務貿易和投資擴展，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延伸，向高科技產業領域升級和高附加值產品擴大，中美經貿關系進入了全方位、多層次經貿摩擦加劇的時期。中美貿易結構雖然互補性強，但是美國存在“2/3心理”，即對GDP達到美國2/3的國家會產生恐懼，從而會本能地實施打壓遏制，因而2018年美國先后發起“301”“337”等各種調查，摩擦爭端糾紛不斷升級，出現了大規模的關稅戰，最終演變成科技創新和匯率金融等綜合較量。隨著中國外貿結構的優化提升，不可避免地出現雙方企業的競爭，例如華為對美國芯片產業產生沖擊；人民幣國際化全球化不斷推進，中美匯率競爭也不可避免，美國作為最大的匯率操縱國，也必然將中國扣上匯率操縱的帽子，從而產生激烈的對抗。

三、中美經貿關系的平衡之道

從1949年到2019年中美經貿關系經歷了冰凍隔絕期、解凍破冰期、成長蜜月期、波動上升期、入世黃金期和正面對抗期，從起初經貿關系服從政治關系需要，接著逐漸擺脫政治關系快速發展，到最后經貿關系與政治關系互相影響。當前的中美貿易戰具有必然性和長期性，兩國貿易關系的最佳狀態就是獨立自主但又競爭合作，也就是互補性競爭和共贏性博弈背景下的市場化合作。中美大國博弈帷幕初升，硝煙剛起，中國應該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化壓力為動力，轉挑戰為機遇，以中美貿易戰為契機，跨越中國面臨的四個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馬爾薩斯陷阱”，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以堅持對話協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中美關系新模式。2012年美國學者艾利森首次以“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中美關系的未來。在訪問美國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旦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作為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應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思維”，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盡快回歸世貿組織框架內解決糾紛，同時探索新領域的新規則，讓世貿框架更加公正合理，增強世貿組織的權威性和領導力，更好地促進全球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中美可以在照顧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礎上，求共謀經貿發展之同、存意識形態之異，增強戰略互信，施展戰略想象力，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霧，探索構建新的中美大國關系，加快解決中美貿易的政治化問題。（二）以深化改革開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新型現代化國家。201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屬于上中等收入國家。“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氣和自信就來自于“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決心和勇氣。中國應扎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提高科技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快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進一步放寬外資市場準入，主動擴大進口，營造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實現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互聯互通互惠互利。這樣中國經濟將不會為“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實現平穩有序地邁入高收入國家序列，從而提升中美經貿互補性。（三）以展示大國擔當跨越“金德爾伯格陷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的世界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中指出，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如果新興大國不能承擔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因此，西方有些人擔心中國崛起后不愿承擔根據能力本應擔當的責任。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發展與全球治理體系息息相關，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能夠照顧方方面面的利益。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中國應站在道義的制高點，身體力行包容開放、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大力打造國家間的廣泛合作機制；量力而行實施對外援助，既進行江湖救急的現金、物資、工程等捐助，也進行長遠發展的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積極主動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國際沖突地區推進談判進程，進而推動世界和平進程；積極同其他國家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全球性問題，堅定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做到以共享發展成果打造利益共同體，以共商互信合作打造價值共同體，以共建國際秩序打造責任共同體[5]，從根本上遏制“中國威脅論”的傳播，營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氛圍，彰顯中國的世界胸襟和大國擔當，最終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深化中美經貿合作性。（四）以科技教育合作跨越“馬爾薩斯陷阱”，破解興衰歷史周期率。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世界陷入持續低增長，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泛濫，逆全球化思潮抬頭，這些都是“馬爾薩斯陷阱”不同的表現形式。現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掙扎在貧困陷阱中，而中美貿易戰不過是“馬爾薩斯陷阱”在國際問題最突出的表現。人類歷史表明，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方法是國際自由貿易和科技的發展與合作，而不是無序的“零和博弈”和存量爭奪。中美作為世界大國，有責任不應因為產生隔閡而導致雙方科技教育脫鉤，而應互相提升科技創新和教育普及水平，根據各自國家的資源稟賦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科學范式突破、農業現代化、工業智能化，甚至合作向外太空拓展生存空間，合作幫助處于“馬爾薩斯陷阱”的發展中國家，推動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目標，真正使人類獲得免于貧困的權利，真正使人類歷史擺脫興衰治亂的歷史周期率，妥善化解中美摩擦爭端，共同支撐人類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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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枝煌.全面打造新時代背景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J].當代經濟管理，2018，（1）：37-44.

作者:楊枝煌 楊南龍 單位:1.國家治理創新協同中心 2.中共漳州市委組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