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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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中美服務貿易；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結構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愈加洶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著深度變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發展為特征的科學技術革新浪潮正在推動世界服務業加速發展。如今服務業占各國經濟比重越來越大。據統計，目前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發達國家已達70%，中等收入國家接近60%，而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也達到40%左右。隨著服務業國際分工的發展，國際間的服務交換規模也在日益擴大，2009年，世界服務出口額達到了3.3萬億美元，數據來源于WorldBankDatabase、BEADatabase和中國商務部網站。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億美元增長了45倍，目前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貿易總出口額的1/5。同時，面對此次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服務貿易占比較大的國家在后危機時代較快地出現了復蘇勢頭，其恢復速度快于依賴貨物貿易的國家。由此可見，服務貿易成為世界貿易的主流趨勢已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中美服務貿易比較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服務貿易出口國，服務業高度發達。2009年，其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15.4%，表現出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強勁優勢地位。另外，中國服務貿易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發展勢頭，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長0.6%，但由于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起步較晚，服務產品競爭力較弱，在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雙邊服務貿易中一直處于失衡狀態，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在整體服務貿易水平還是在部門結構等方面與美國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

1.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發展持續穩定，國民經濟貢獻度較高

服務業對美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大，以2005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美國GDP的70.93%，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72.47%。自1984年開始，美國服務業產值占當年GDP比重就已超過60%，可見，伴隨美國服務業發展，其服務貿易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顯著。

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4220.2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799.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3%。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間平均維持在28%左右，2004年達到30%并維持了4年，由于經濟緩慢復蘇，2009年小幅上升，達到33%。就服務貿易出口額總體而言，美國呈現上升態勢，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560.9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091.8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1.99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達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8年間平均維持在16%左右，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顯提高達到19.2%。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其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1659.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07.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2.23倍。2009年服務貿易進口雖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達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國服務貿易增長速度較快，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對中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小，以2009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中國GDP的42.6%，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33.2%。中國經濟結構中，由于第一、二產業占較大比重，第三產業比重較小，致使中國服務貿易雖然增長速度較快，但其對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522.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8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34.5%，是美國年均增長率的4倍多。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間平均維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維持在9%左右。就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而言，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45.0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8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25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國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額僅是美國的1/4。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7年間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維持在12%以上。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277.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582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7倍。雖然2009年在世界服務貿易進口前十位國家中，中國是惟一與2008年相比沒有出現下降的經濟體（德國和英國進口額分別為2550億美元和1600億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進口額同比均出現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務貿易總量只占到美國的1/3。

2.服務貿易結構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各部門發展比較平衡

美國服務貿易自1971年起持續保持順差狀態。其中，1986年服務貿易順差僅103億美元，1997年則達到較高歷史水平，增至902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7倍左右。2007年服務貿易順差突破千億美元，為1296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出口5048億美元，進口1296億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2009年服務貿易順差額相比2008年雖下降了4%，仍達到1384.2億美元。

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出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運輸和金融服務，其出口額各自分別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時，政府服務、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保險、通訊、建筑服務分別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計在15%以下。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和保險服務，其進口額分別占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時，政府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以及通訊服務分別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建筑服務比重較小，分別是0.45%和0.16%。綜合美國服務行業進出口所占比重，各個服務部門發展符合美國經濟特點，沒有出現比重極大的部門，即部門間發展未表現出嚴重失衡現象。同時，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新興服務部門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突出，在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

（2）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各部門發展有所失衡

中國服務貿易在1984—1995年間保持小額順差，1995年開始出現逆差，后進入持續逆差狀態，并且自2002年開始逆差規模逐年擴大，特別是加入WTO后，服務貿易逆差更加顯著。其中，2004年服務貿易逆差額達到最高值95.5億美元，2004年以后服務貿易逆差呈現小幅縮小之勢。但2008年和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規模進一步擴大，分別達到115.6億美元和296億美元，2008年服務貿易逆差額比2007年增長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長56.1%。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主要逆差行業為運輸、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保險和旅游，逆差額分別是230、106、97和40億美元。

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旅游服務貿易占比第一，2000年達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現遞減趨勢。運輸服務貿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間占比逐年上升［1］。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通信、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貿易占比最小。可見，中國一直以傳統服務貿易為主，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與傳統服務貿易相比差距較大。盡管如此，中國傳統服務貿易所占比重呈現逐年縮減趨勢，如旅游服務部門，而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比逐年遞增，尤其是咨詢服務，2008年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12.33%。2008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是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分別是31.67%、22.75%和14.55%，合計70%左右。同時，咨詢、保險與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分別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與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分別占比2.75%和1.99%。通訊、金融、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政府服務占比較小，合計為2%以下。綜合中國服務行業進出口占比，部分行業占比極大，中國服務部門出口出現嚴重不平衡現象。

3.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多元，涵蓋多個經濟體類型

英國、加拿大、日本、德國、墨西哥、愛爾蘭、法國、瑞士、中國和荷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出口市場，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五席，包括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和荷蘭，合計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27.77%。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國、墨西哥、瑞士、印度和愛爾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地，占美國服務總進口額的56.29%。在前十大進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四席，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和愛爾蘭，合計占美國服務進口總額的26.45%。事實上，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別是美國前五大服務貿易伙伴。

歐盟是美國服務出口最大的目標市場，2008年，歐盟27國進口美國服務項目占全美服務出口總額的37.3%。同時，歐盟也是美國服務進口的最大來源國，從歐盟進口服務的增長率也高于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增長率。就地區性而言，西歐和中歐國家是美國服務貿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及通訊服務。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國服務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分別占比8.71%和7.84%。加拿大與美國無論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還是經濟環境都有極大相似之處，因而加拿大不僅是美國服務輸出的主要接受國，還是美國服務進口的主要來源地，這在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方面體現尤為顯著。近年來，伴隨著美國日益重視亞洲和環太平洋服務市場的拓展，韓國從1987年開始逐步成為美國生產出口的最大國家，同時，新加坡、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服務市場增速很快。據WTO統計，2008年美國與中國雙邊服務貿易額為260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占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2.7%。其中，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160.9億美元，同比增長13.3%；進口99.2億美元，同比增長12.8%。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順差額為61.7億美元，同比增長14%。

綜合看來，歐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國等國家在美國十大服務出口目標國之列，也是美國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國的一部分。可見，美國服務貿易市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同時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呈現出市場多元化特點。

（2）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側重發達國家和地區

2008年，香港地區、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香港地區、歐盟、美國、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進口來源地。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市場集中在香港及發達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東盟各國市場在中國服務貿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因素等特點，一直是中國服務出口主要目標市場，在旅游、運輸、建筑服務和咨詢服務方面體現尤其明顯。在旅游服務方面，中國旅游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區是旅游服務中的最大進出口市場。在運輸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也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占中國運輸服務出口總額的33%。在建筑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不僅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也是中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僅次于東盟。此外，香港地區是中國咨詢服務第一大出口市場，在咨詢服務進口方面，香港地區和歐盟占據中國咨詢服務市場50%的份額。近年來，伴隨著東盟的日益強大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東盟不僅逐步成為中國貨物貿易的主要市場，而且逐步成為中國服務貿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服務市場增速較快。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經濟增長，歐盟逐步超越美國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險、咨詢和計算機及信息服務方面貿易聯系日益緊密。

4.服務貿易體制法規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較健全

美國服務業長期保持的比較優勢和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與美國重視服務貿易發展密不可分，表現為美國完善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的法律法規。鑒于國際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差異，不能通過關稅措施對服務貿易實施保護，所以一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規范對該國服務貿易發展意義重大。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國服務貿易管理機構主要是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2］。其中，商務部負責服務貿易的具體管理工作，如統計服務貿易數據、制定服務貿易政策等，貿易代表辦公室則具體參與和負責服務貿易領域的國際談判和協調等事務。這種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強大的談判能力不僅能將有利于美國自身的貿易政策貫徹到世界服務貿易體系中，還能加強美國對服務貿易的執行與監督能力。第二，實現貿易促進和貿易救濟相結合，在積極促進和擴大服務出口的同時，能夠快速針對服務進口及國外服務企業對國內服務業帶來的損害采取多種救濟措施。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美國服務貿易法律法規以國會和聯邦政府行政命令為主［3］，包括了對外貿易綜合法案中的部分條款、對各個服務部門立法的相關條款和針對部分行業專門規定的市場準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會單獨對服務貿易立法，如保險業和專業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國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國各州也會依據自身優勢行業制定服務貿易支持政策，如針對證券交易、企業產權等方面分別制定了《證券交易法》、《商標法》等。

（2）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不順，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中國服務貿易整體水平處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國經濟結構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沒有快速、全面展開，導致中國還未形成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所以，改革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對中國服務貿易未來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戰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務部通過服務貿易司具體制定和協調，隸屬于商務部的服務貿易司還承擔第三產業利用外資、雙邊及多邊國際談判等事務。但在實際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執行。這種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主要表現為：第一，服務貿易整體缺乏統一的管理部門，各有關職能部門相互之間銜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務貿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國服務貿易與國際市場接軌。第二，多頭管理現象導致中國對服務業的劃分標準、統計口徑等缺乏統一性，這與世界發達經濟體間缺乏一致性，在貿易往來中易引發摩擦［5］。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立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為核心，以國家頒布的外資法為重要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體規定為支撐，具體規范中國服務市場。一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相比中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中國雖然在近幾年先后頒布了《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廣告法》、《海商法》和《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但互聯網通訊、電子商務等許多領域仍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之間，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現象，這嚴重削弱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權威性和執行力。

二、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綜合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服務貿易的領先優勢來源于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間已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具體而言，美國高度發達且結構合理的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并保證了美國服務貿易的全球持續領先地位。服務出口的不斷擴大吸引了國際更多資本和人才流入各個服務行業，這樣既有利于先進技術和各個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保證了服務業競爭優勢的最大發揮，也進一步推動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提高，美國服務貿易在原來基礎上逐步趨向于服務貿易方式的網絡化、服務貿易內容的廣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務貿易區域的國際化，服務質量進一步提高。簡言之，就是“國內經濟領先—服務業發達—服務貿易發展”的循環路線。當然，美國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全球領先地位，與健全的服務貿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務業立法是分不開的。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全球服務貿易雖然有所波動，但就服務貿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小于貨物貿易，換言之，國際金融危機只是暫緩了各國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沒有改變。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將會呈現如下趨勢。

1.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

國內外諸多學者研究表明，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搞活經濟，增強經濟的靈活性，這樣能有效應對外界沖擊，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通過此次危機，各國充分認識到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世界產業結構將繼續作用于服務貿易，驅動其快速發展。第一，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加快，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將持續擴大。一是服務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其轉移重心將從制造業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二是服務業發展有一定水平的國家，其服務業轉移重心更傾向于從勞動密集型轉向金融、保險和咨詢等資本技術密集型，這些服務業也會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第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分工更加細化，許多原本依賴于制造業的服務行業逐步獨立出來，使世界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結構得到進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競爭加劇，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這給世界貿易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服務貿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經濟貢獻度、吸納就業人數多的特點正好符合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的新動力。

因此，危機過后，伴隨著各國越來越重視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新興服務貿易，當前以貨物貿易及傳統服務貿易占較大比重的局面將得到明顯改善，全球服務貿易結構將更加平衡。

2.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此次危機中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促使發展中國家將更加積極主動地制定支持服務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并逐步開放各自服務市場，涉及旅游、運輸、保險、咨詢、金融、計算機和信息等服務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國際人才注入本國服務業，通過提升行業資本構成和人力資本構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務市場中。近年來，亞洲地區普遍的開放性政策為亞洲各國自身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帶來機會，推動亞洲地區逐步成為世界服務貿易的重要市場。后危機時代，無論是各國出于自身發展需要主動開放服務市場，還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動開放服務市場，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國服務業將更加開放，各國將逐步實現“服務業—服務貿易—國內經濟”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格局。

伴隨著服務出口市場和進口市場逐步開放，市場呈現多元化態勢，盡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服務業競爭力差距較大，但這種差距最終會越來越小。為了擴大服務市場份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服務市場上，伴隨著服務提供者逐漸增多，出現同一市場存在多個服務提供者的局面，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3.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

當代國際貿易已經從原來傳統的貨物貿易拓展到了涵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更廣泛的領域。同時，伴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務貿易成為各國政府貿易保護的重點領域。第一，世界各國逐步開放相關服務業，服務業整體開放度不斷上升，伴隨全球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業各部門間融合度不斷提高，新的服務貿易摩擦應運而生，這些摩擦不僅來源于發達國家，也來源于發展中國家。第二，由于國際服務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服務需求的復雜化、服務范圍的廣泛化，世界服務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各國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保護本國銀行、保險、信息等敏感部門免受外來競爭紛紛設立貿易壁壘。第三，危機過后，在世界經濟從衰退走向緩慢復蘇的進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進程的差異性，部分國家為提高國內就業率和保護國內市場，貿易摩擦也從貨物貿易各項產品向服務貿易單個部門及整個行業擴散，這對未來產業遭受損害埋下隱患，由此進一步體現出服務貿易壁壘廣泛化的趨勢。

后危機時代，無論是世界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導致的服務貿易摩擦增多，還是由于各國政府為保護本國經濟和國內市場設立服務貿易壁壘，其涉及服務業內容將更加廣泛，服務貿易壁壘將更加普遍。

三、后危機時代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全球進入后危機時代，在世界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的背景下，中國應依據國情，加快國內相關服務業的發展，縮小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在提高服務業對國民經濟貢獻度的同時，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真正提升中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

1.加快國內服務業發展，強化微觀主體競爭能力

中國無論是服務業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推動力度，還是服務貿易發展對經濟拉動力度均不足，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無論是出口方面還是進口方面均較弱。因此，中國若想從根本上提高國內服務業競爭力，縮小與美國在服務業及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必須從提高微觀主體競爭力著手，在加大服務業科技研發及自主創新力度的同時，重點關注服務業人才培養。第一，加大服務業各部門技術投資，鼓勵自主創新。技術投資具體表現為相關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如經濟技術數據庫、信息共享系統等，為技術創新奠定良好基礎。此外，在引進先進技術過程中，服務業不能一味引進而不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要保證科學技術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所以，結合中國自身經濟特點，在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基礎上實現有效的再創新，真正達到“科學技術—服務業—服務貿易”三者的循環效應。第二，注重服務業人才引進，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先進技術的引進必須與人力資本有機結合才能發揮出最大效應，才能促使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發揮出來。因此，一是針對中國現有服務人員進行多層次培訓，多渠道設立職業培訓機構。二是依據中國服務業從業人數特點及其分布狀況，有計劃、有目的地適時調整高等院校及職業類院校相應專業設置。三是加強國際間合作與交流，多渠道引進高級短缺人才。通過人才培訓、人才培育、人才引進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專業服務人才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問題。

2.縮小國內服務貿易逆差，把握服務業開放速度

服務業拉動經濟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服務業只有個別部門如旅游、運輸、建筑等發展突出，大部分行業及部門拉動經濟發展的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在信息技術、金融、保險和資訊類等新興服務業表現尤為明顯。所以，中國應以縮小服務貿易逆差為目的，積極擴大傳統服務貿易出口的同時，分層次、有重點地開放中國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6］，并控制服務業開放速度。第一，維持中國傳統服務貿易固有優勢，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一是加大傳統服務部門的營銷力度，提升傳統服務部門的競爭力，提高傳統服務部門對經濟的拉動能力。如將旅游和文化相結合，衍生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務產品，借助中國豐富旅游資源，擴大旅游服務貿易出口。二是重點發展運輸服務貿易中的海運服務貿易。運輸服務貿易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而海運服務貿易在運輸服務貿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開始這一比重就已超過60%。伴隨著中國海運運力的快速上升，積極調整海運結構，加大海運領域國貨國運的比重，在遵循海運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下，政府通過引導海運企業聯合與重組，提升中國海運乃至運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第二，適度開放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掌握服務業各部門開放速度。一是適度開放資本密集型行業，在開放的同時，完善這些行業的競爭機制，提高其在市場機制下承受考驗的能力。同時，通過采用和引進國際標準，促進國內智力、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相關標準的規范化。二是關注經濟安全。服務業掌控大量資金、技術、信息的流進流出，影響著國內市場的穩定。如果本國服務業尚未具備國際競爭能力，過快開放可能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同時，在服務業開放的問題上，做到履行承諾但不做出超承諾的讓渡。

3.拓展服務貿易地理方向，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出口市場，還是進口來源地都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呈現市場單一化特點，這對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尋求大發展極為不利。一旦貿易伙伴中個別區域經濟遭受嚴重沖擊，中國服務貿易及相關服務業必定受到牽連，這將阻礙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加快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簽訂的進程，有效擴大市場半徑，并拓展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務貿易市場過于集中和單一的風險。第一，對于已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應強化其所涉及的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如在中國與新加坡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中，主要服務合作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會計等服務業，因此中國要根據自由貿易協定側重點的不同，合理利用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有效促進中國衛生醫療、教育和財務會計等服務業的發展。第二，對于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中國與海合會、澳大利亞、冰島和挪威等，一是在談判進程中，加強并拓展服務業合作領域，保障雙方在部分服務貿易領域做出重要承諾。二是積極推進談判進程，爭取早日實現自由貿易區對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使雙邊服務貿易額迅速增長，實現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第三，對于那些尚未與中國建立優惠制度安排的國家，在條件成熟時積極啟動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如在金融、保險、咨詢等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中日本和韓國與中國有諸多合作，且日韓雙方在以上領域具有國際領先優勢。所以，中國在積極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基礎上，需重點關注日韓具有優勢而中國缺乏競爭力的相關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4.健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完善服務貿易救濟制度

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法律法規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國實際又不違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法律法規是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當務之急。就服務貿易制定統一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而言，實現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性，同時，在貿易救濟政策制定方面，經過全球經濟危機后，更應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第一，從中國國內經濟和就業增長出發，優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環境、信息、能源、衛生醫療、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法律法規，以提高這些代表新經濟的服務部門的競爭力。無論是對現存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完善，還是新制定相關政策，需要通過引入國際競爭政策推動這一進程。第二，完善現存服務貿易的預警機制、應對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一是針對服務貿易風險分布的主要行業，及時跟蹤國外相關產業及部門的政策變化，密切關注國外對中國某些行業進行知識產權調查的動向，迅速預警信息，實現預警信息從商務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業的順利傳遞，同時實現預警信息從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饋。二是針對國外對中國服務企業貿易救濟調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國地方政府、服務企業應積極利用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制度進行申訴。三是中國政府應積極爭取國際談判主動權，要求外國取消具有歧視性的服務貿易保護措施。同時，對國內不具有競爭優勢的服務業和敏感業制定具有保護性質的法律條款，達到保護國內服務業和就業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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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康，陳燕，黃林軍.美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及政策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4，（12）.

［5］陳松洲.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研究［J］.經濟與管理，2010，（2）.

篇2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財政政策;有為政府;垂直結構

【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趙秋運:《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知識產權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即將出版.

篇3

論文摘要:論述了如何科學理性地看待我國現階段貿易摩擦形勢嚴峻的問題。首先從我國貿易摩擦的現狀人手,客觀地講述了我國現階段所面臨的貿易摩擦形勢,然后以綜述當前相關理論研究作為鋪墊,用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數據來說明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問題是歷史的必然,無需驚恐而是應該沉著冷靜應對,積極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線和摩擦曲線組的概念以及相關的政策和建議。

作為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正面臨著國際經濟與貿易摩擦的高發期。雖然在后WTO時代,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但是,貿易摩擦是我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該科學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沉著應對,以科學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經貿權益,弱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并更多地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 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

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 ( Real 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 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 --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

本文從現狀到理論再用數據說明現狀,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的興起必然伴隨著摩擦的增加,特別是經濟貿易層面的摩擦。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線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貿易摩擦的減少或是消失,必定將會有新的貿易摩擦國的出現,進人下一個摩擦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