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之后中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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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對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鄧小平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進行考察和評估，認為鄧小平的決斷是促成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從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出發，努力促進中美經濟貿易的發展，不僅為中國引進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而且為穩定中美關系的大局構筑了一個新的戰略支點。鄧小平在1989年中美關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對策，使中國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穩住了陣腳，并成功地把中美關系穩定在一定的戰略水平之上。

關鍵詞：外交/中美關系/中國對美政策/鄧小平

鄧小平自1977年在中國政壇再次復出后，即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對美政策的主要決策人。從對中美建立外交關系作出決斷，到積極促進兩國經濟貿易的發展，直至處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下起伏不定的中美關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對美戰略和策略思想，不僅對促進和穩定當時的中美關系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人們從更高的層次上認識和處理當今的中美關系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本文依據現有的文獻資料對鄧小平與1977之后的中美關系進行考察，并試圖總結出一些具有規律性的歷史經驗。

一、中美關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但雙方因為臺灣問題，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曾對中方做出承諾，要在其第二屆任期內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但尼克松連任總統后，因受“水門事件”的影響，無法實現諾言。福特繼任總統后，在臺灣問題上仍然是舉棋不定，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陷入了僵局。這種局面直至卡特總統上臺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觀。在臺灣問題上采取拖的方針，以維持中美關系的現狀，構成了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1977年，隨著鄧小平在中國政壇的再次復出，打開對美談判僵局的艱巨任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為尋求解決久拖不決的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美國總統卡特派遣國務卿萬斯（CyrusVance）對中國進行一次“探索性”的訪問。8月23日，萬斯在北京向中國外長黃華提出，美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須通過一項非正式協定，讓美國政府人員繼續留在臺灣”。萬斯還表示，在適當的時候，美國將公開聲明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希望中國“不否定這一項聲明，也不要發表任何有關以武力解放臺灣的聲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鄧小平與1977年之后的中美關系美國研究萬斯的這個方案不但沒有在中美關系原有的基礎上前進一步，而且從實質上看是從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倒退了，因為它是變相要求中國以默認的方式，承諾不對臺灣使用武力，而“讓美國政府人員繼續留在臺灣”實際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聯絡處”方案，即中美間的聯絡處升格為大使館，而美臺間的“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處。這與中方的要求相去甚遠。

為了全面闡明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原則立場，鄧小平于8月24日會見了萬斯，并且坦率地指出，“要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在臺灣問題上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老實說，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個讓步。現在是要美國下決心。民間來往，我們可以同意。你們這個方案，集中起來是兩個問題。第一，你們實際上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實際上還是干涉中國的內政。第二，你們提出不掛牌子的大使館，實際上是倒聯絡處的翻版。我們對這個方案是不能同意的。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后，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的談話》，1977年8月24日。

這次中美會談雖然未能就臺灣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對雙方熟悉和了解對方政策的底線是有幫助的，特別是鄧小平在堅持中美建交三項條件方面的堅定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國政府指望中國在臺灣問題上做出較大讓步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出現了新的轉機。這首先是由于美蘇關系出現了波折。美國國內的輿論中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觀點認為，蘇聯因“緩和”單方面獲了利，而美國卻吃了虧，從而對美國的對蘇緩和政策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懷疑。這種情況促使美國政府重新關注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因為，在美、中、蘇戰略三角關系中，雖然中國的力量最弱，但卻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為了對付蘇聯，美國需要再次打“中國牌”。另外，中國在鄧小平復出后，加速經濟發展，準備大量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對于美國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在這種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5月17日，對即將訪華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inski）下達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指示，明確表示：“美國的決心已下”，已經準備積極協商向前推進，消除正常化的各種障礙。ZbigniewBrzeinski，PowerandPrinciple（Farrar，StrausandGiroux，1983），pp.207-209，Appendix1.

1978年5月20日，美國總統特使布熱津斯基帶著這份條件明確的指示到達北京，先后與黃華外長和鄧小平進行實質性的會談。他表示，美中關系是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個中心環節，美國政府已下決心要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與臺灣斷交、撤軍、廢約），但希望（而非作為條件）在美方作出期待臺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的表示時，不會明顯地遭到中國的反駁，這樣美國國內的困難將更容易解決。Ibid.，pp.211-212；薛謀洪、裴堅章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頁。鄧小平對此不失分寸地做出了回應。他說：“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觀點都是明確的，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我們雙方隨時可以簽訂關系正常化的文件。過去我們也說過，對自己國家統一的問題我們怎么能夠不關心，不急于解決呢？我們很希望能早日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歷來闡明的就是三項條件，即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條件都涉及臺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到主權問題。關系正常化問題對兩國來說，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當然我們歷來說，我們之間的關系還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國際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有許多合作的余地。有許多問題我們可以共同探討，不少問題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關于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解放臺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時的談話》，1978年5月21日。在這次會談中，布熱津斯基還提議，如果中方方便的話，美國已授權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大使于6月開始就中美建交問題同中方進行高度機密性的談判。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對布熱津斯基帶來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極大的興趣，雙方商定從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開始舉行中美建交秘密談判。在談判中，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長黃華1978年11月下旬，黃華外長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韓念龍為外交部長與美方進行談判。，美方代表是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中國方面的談判工作一直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除此之外，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先后與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韓敘、柴澤民也舉行了多次會談，溝通情況，加深理解。

中美談判的焦點是中美建交后的美臺關系問題。經過多次磋商，中美雙方的立場逐漸明確。1978年10月30日，布熱津斯基再次約見柴澤民，表示卡特總統希望加速中美關系正常化的談判進程，并認為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將是“一個特殊的時機”。隨后，在11月2日中美舉行的第五次會談時，美方提出了聯合公報草案，一共16條，內容包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關系；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非官方關系；美國行政部門將為調整與臺灣的關系向立法部門提出特別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國統一問題是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的事情，別國無權干涉。中國還應表示，統一問題將和平地實現；美方將表示，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不提出異議，重申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鄧小平在仔細分析了中美會談的進展情況后，決心要加快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看了布熱津斯基同柴澤民的談話和外交部報來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會談的請示，看來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當然不一定趕在美蘇限制戰略武器第二階段協議之前，同美國關系正常化要加快，從經濟意義講也要加快。原則當然不放棄。可以按美方提的問題談。談的時候不要把門關死。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頁。

這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都要求中國領導人抓住時機，早下決斷。當時由于中越關系急劇惡化，蘇越又簽定了同盟條約，中國已在考慮對在邊境不斷挑釁的越南采取懲罰性的有限反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牽制蘇聯，中國需要加強同美國的關系。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就政治局根據鄧小平建議提出的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已如箭在弦。從現代化建設的角度來看，中國需要加強同美國的關系，尤其是經濟關系。因此，鄧小平這時在談到中美建交問題時，強調“這確實是個大局。”《鄧小平與李先念、許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談話》，1978年12月1日。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國領導人盡早完成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決心。

在中美建交談判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連續三天與美方代表伍德科克進行了會談。原外交部副部長朱啟楨回憶道，中美建交談判到最后，一個問題卡住了，就是美國售臺武器問題。我們是三大原則，這三大原則美國接受了，與臺灣斷交、廢約、撤軍，但是在出售武器給臺灣這個問題上，美國不讓步。當時如果堅持要美國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的話，我們就可能喪失與美國建交的時機。但是如果說我們為了求得同美國建交，對武器問題就放過去的話，這個問題將來就成為一個長期解決不了的遺留問題，所以最后鄧小平同志跟美國談判代表談判的時候，就提到這個問題：是不是我們雙方同意發表建交公報，建立外交關系。這個武器問題就留待雙方建交以后兩國政府繼續商談解決。因為有了這句話，才有后來的“八·一七公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臺編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頁。鄧小平還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臺灣的關系，不要影響中國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頁。鑒于美國要求于1979年底按條約規定期滿“自動終止”《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鄧小平要求美方在該條約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臺灣出售武器。

從中美建交談判的最后結果來看，中美雙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首先，在《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問題上，中國原來堅持建交前必須廢約，后來體諒美方困難，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滿之時終止該項條約。第二，美方原來要求在建交之際將單方面發表聲明，希望臺灣問題和平解決，而中國不要予以反駁。后來經鄧小平提議，雙方通過協商，決定各自都可以發表聲明陳述自己的立場。中國方面后來在聲明中指出，解決臺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國內政。不過中方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上，雙方決定保留分歧。中國保留以后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權利，美方則表示相信，在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后將會逐漸出現有利于討論這個問題的氣氛。美方還保證在美臺條約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臺灣出售武器。雙方一致同意不因這一問題影響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時間表，從而表現出向前看的長遠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談判終于取得了“突破”。這是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鄧小平和卡特總統的決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雙方達成上述協議的基礎上，中美兩國于1978年12月16日（美國時間12月15日），共同發表了“中美建交聯合公報”。

二、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

中美建交之后，鄧小平把美國看作是實現對外開放、引進資金技術和擴大貿易的重點對象國。在此背景下，中國加大了對美經濟貿易的力度。從中國方面說，打倒“”之后，國內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對外開放，需要擴大對外經濟貿易，需要學習和借鑒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科學的管理方法，并從美國那里取得發展經濟所缺少的資金和技術。從這個角度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與中美建交、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幾乎是同步，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1979年1月24日，鄧小平在訪美前夕會見美國客人時，曾闡明中美關系正常化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他說：“我們相信中美關系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點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利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109頁。中美建交伊始，鄧小平就開始為克服發展雙邊貿易中存在的障礙，尤其是為早日解決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了艱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鄧小平副總理在北京接見美國國會眾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他在談到中美發展經濟貿易關系時說：“中美貿易有廣闊的前景，美國科技水平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競爭力比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都強一些。但還有一些障礙。既然兩國關系正常化了，這些障礙就應排除，比如最惠國待遇問題如能解決，障礙就減少了”。《鄧小平會見美國國會眾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的談話》，1979年1月2日。隨后，在鄧小平訪美期間，中美雙方就解決兩國被對方凍結征用的資產問題、簽訂長期貿易協定、航空協定和海運協定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最惠國待遇問題，他說，你們不解決最惠國待遇問題，我們償還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國待遇不只是中國的需要，也是美國的需要，而美國的需要并不比中國小。宮力：《峰谷間的震蕩：197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頁。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開始在中國最惠國待遇方面給予通融。1979年5月6日至15日，美國商務部長訪華，與中國方面商討中美經濟貿易實質性問題，雙方于5月14日草簽了中美貿易協定。協定規定：“為了使兩國貿易關系建立在非歧視性基礎上，締約雙方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雙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進兩國貿易持續和長期的發展。”《人民日報》，1979年5月15日。1979年7月7日，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和美國駐華大使伍德科克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了為期三年的中美貿易協定。根據這一協定，中美雙方將在關稅、手續稅費用方面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向對方的商號、公司等貿易組織提供最惠國待遇，相互對等地保護專利、商標和版權，允許建立在本國領土內的對方的金融機構，根據最惠國待遇的原則開展業務，協商解決雙邊貿易問題等。

1980年2月1日，中國外交部和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北京互換照會，確認各自已經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續，從而使中美貿易協定即日起開始生效。這是中美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為兩國經濟貿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道路。在這之后，中美貿易有了迅速的增長。

在中美最惠國待遇問題解決之后，鄧小平又為在經濟技術領域，解除美國政府限制美國技術進入中國問題進行努力。1982年9月8日，鄧小平指出：“我訪問美國時雙方簽訂了科技合作的協定，但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沒有把一樣比較像樣的先進技術轉讓給我們。我同黑格談過，他也感到驚奇。就連聯合國幫助我們普查人口的電子計算機也拖了好幾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準。美國過去長期把中國放在‘Y’組，26個字母，是倒數第二個。”《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的談話》，1982年9月8日。鄧小平認為，這種狀況應盡快改變。

在此之后，美國相繼放寬高級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限制，1982年美國總共向中國出口了價值5億美元的防衛和高科技產品。JamesMann，AboutFace：AHistoryofAmerica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AlfredAKnopf，Inc，1998），p.40.1983年6月21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對華技術轉讓的新規定，將中國從美國出口管制分類的國家改為V組，即列入與美國友好的非盟國一組內。鄧小平抓住有利時機，繼續對來訪的美國政界人士做工作。他指出：“中美關系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臺灣問題；一是技術轉讓。在技術轉讓問題上，美方有些松動，我們表示歡迎。但松動到什么程度，也還要看。”他還說，“在技術轉讓問題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為什么樣的朋友，是普通朋友，還是比較好的朋友。”《鄧小平會見美國參議員杰克遜時的談話》，1983年8月27日。

1984年美國總統里根訪華之后，美方承諾加速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和轉讓技術許可證的審批，并表示，在1983年已公布的七類產品放寬限制的基礎上，將考慮制訂另外十類產品放寬限制的指導方針，其中包括微波通訊、導航設備、激光、數控機床、非軍用飛機等。這表明里根政府在中美關系方面更加強調發展中美經濟貿易，這一方面是希望以經濟貿易關系來推動雙邊政治關系，借以牽制中蘇關系緩和；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中國又一輪經濟改革浪潮下的市場潛力。

在鄧小平積極倡導下日益發展起來的中美經濟貿易關系，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吸引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而且為穩定中美關系的大局構筑了一個新的支點。正因如此，盡管冷戰結束后中美兩國關系磕磕拌拌，時常遇到很大的麻煩，但中美間貿易卻仍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并日益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主導因素之一，這對維護中美關系大局起到了的一個強有力的新的戰略支撐的作用。中美在經貿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必將對今后中美關系的發展走向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三、打破美國對華制裁

1989年，正當中美建交進入第二個十年，人們對此寄以很大期望的時候，中美關系卻因春夏之交中國國內的政治風波驟然跌入低谷。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帶頭對中國實行制裁，中美關系降溫至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鄧小平認為有必要表明中國政府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的原則立場和決心。1989年7月2日，他在會見秘密訪華的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Scowcroft）時說：“現在中美關系確實處在一個很微妙、甚至可以說相當危險的地步。中國沒有觸犯美國，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沒有觸犯。問題出在美國，美國在很大范圍內直接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我要明確告訴閣下，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么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決不會讓步。中國領導人不會輕率采取和發表處理兩國關系的行動和言論，現在不會，今后也不會，但在捍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也決不含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433頁。此后，他又在與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提出：“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0頁。中國方面據此適時調整了對美方針，沉著應對。

在中美關系處在僵局的時刻，曾經為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前國務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與中國領導人有良好關系的特殊身份，再次肩負與中國領導人對話，共同探索擺脫危機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訪問北京。盡管嚴格說來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現的，但中美雙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溝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獨特作用。因此，中國方面對尼克松的來訪極為重視。鄧小平與之進行了實質性的談話。他對尼克松說，我們同美國應該結束這幾個月的過去，開辟未來。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們接受別人的錯誤指責。他請尼克松轉告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采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采取主動。美國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系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臺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鄧小平認為，中美關系有一個好的基礎，就是兩國在發展經濟、維護經濟利益方面有相互幫助的作用。中國的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鄧小平表示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并認為這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詳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1—333頁。

尼克松在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談話之后，對中國的現實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中國希望恢復同美國的良好關系，但是堅持必須由華盛頓采取主動；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對6月發生的事件重新做出評估。美聯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電。尼克松說，在這件事上，他同中國領導人的談話“就像是兩條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們有他們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合眾國際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電。但尼克松認為，中美雙方應該討論這些分歧，并盡力解決分歧。

尼克松回國后于11月5日向布什總統和政府高級官員匯報了此次中國之行的情況。這次訪問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對于美國領導人準確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及中國領導人的看法是有意義的。1989年11月7日，布什總統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尼克松前總統這次私人訪華是很有益的。但布什在談到中國方面所堅持的“解鈴還需系鈴人”這點時又說，他認為“不是那種情況”。《人民日報》1989年11月9日。

在尼克松訪華之后不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又應中國外交部的邀請，于11月7日至10日訪問中國。剛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鄧小平會見了基辛格。他對基辛格說：“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有的。那種按社會制度決定國與國關系的時代過去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發展友誼，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間肯定能夠找到共同利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442頁。在美國宣布中止中美高級官員接觸的情況下，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與之舉行會談，實際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維持了兩國間的微妙聯系，溝通了兩國對彼此間立場的了解，而這對恢復和發展中美關系有重要意義。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總統布什開始考慮采取一項更大膽的行動探索阻止中美關系繼續惡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國總統特使公開訪華。1989年12月9日，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抵達北京。12月10日，鄧小平會見斯考克羅夫特，并對他說：“你這個行動，是一個重要的行動。重要的意義就是，中美盡管有一些糾葛、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這句話點明了中美關系對穩定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他還說：“將軍這次來訪是通報馬耳他會談，實際上應該說是雙方一個共同的愿望：能夠盡快解決6月以來中美之間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的糾葛，早點解決，使中美關系能夠得到新的發展新的前進。這是我們的共同愿望”。《人民日報》1989年12月11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我們沒有做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1972年到現在的17年中，世界局勢總的比較穩定，中美關系的發展是形成這樣好的局勢的一個原因，占的分量不輕。中美不能打架，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我多次講過，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美國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國人自己說，我們不干預。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對雙方都不利。”鄧小平還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0—351頁。

在鄧小平的講話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為改善中美關系提出雙方都應讓點步，要雙方努力，不要久拖不決。這是在布什總統先采取主動行動在尼克松訪華時，鄧小平曾提出，中美要結束過去美國應該采取主動。之后，中國做出的積極回應，體現了中國方面對恢復中美關系的誠意和外交方面的靈活性。

斯考克羅夫特的這次中國之行雖然以通報美蘇首腦會談為名，但卻是布什政府為響應中國方面“解鈴還需系鈴人”的一個打破僵局的主動行動。而中國方面在鄧小平確定的基調下，顯示出了改善關系的誠意。中美這次會談的結果表明，雙方承認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權問題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但雙方都認為兩國在廣泛的領域內仍存在著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為減少分歧做出努力，以便使中美關系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布什總統在派特使訪華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主動行動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1989年12月19日，美國總統布什批準向中國出口三顆美制通訊衛星，實際上是在對華全面制裁中打開了一個缺口。1990年1月10日，美國政府還宣布將不再反對世界銀行對中國提供的所有貸款，但將密切注意貸款是否用以滿足人們基本需要并在逐項的基礎上進行考慮。美國政府的這項決定雖然還留有尾巴，但畢竟是在總體上減輕了對華制裁。

中國方面對于美國的上述姿態也做出了一些呼應。如針對美國所擔心的武器擴散問題，中國公開聲明，中國沒有向任何中東國家出售過中程導彈，今后也不向中東出售中程導彈。中國還準許一名“美國之音”記者入境。中國原則上同意恢復富布賴特交流計劃中的客座教授和學者互訪，但不再向美國派出攻讀學位的留學生。中國政府還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區自1989年5月20日以來實行的戒嚴。這一決定既是基于國內政局已趨向穩定的考慮所采取的步驟，同時也有緩和中國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的考慮。1990年6月，中美雙方經過磋商解決了方勵之滯留在美國大使館長達一年的問題。

這樣，在中美兩國領導人鄧小平和布什的決斷下，雙方為不使兩國關系陷入完全破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終于使中美關系維持在一定的戰略水平之上，這就為中國逐步打破西方的制裁，爭取日后中美關系的改善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結論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這一時期鄧小平處理中美關系和制訂中國對美政策過程呈現出以下幾個具有啟發性的顯著特點。

第一，鄧小平是從長遠的戰略觀點出發來看待中美關系的。他曾一再強調：“如果要使中美關系不停滯并且要繼續發展，關鍵問題是從什么角度來觀察和對待中美關系，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來對待兩國關系，還是從一些暫時的、戰術的策略觀點來對待兩國關系。中美關系是全球戰略中的一部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191-192頁。由此出發，盡管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但這一時期鄧小平在制訂對美政策時，已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根據國家的最高利益，從大局著眼，不僅在對付蘇聯威脅時，及時發展和維護了中美之間的合作，而且在中美關系遇到挫折時，仍能夠保持冷靜，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觀點看到，中美兩國共同利益仍然超過兩國的分歧，由此做出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0頁。的基本判斷。

第二，鄧小平強調獨立自主的基本立場，在涉及到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問題上毫不含糊。鄧小平重視同美國的關系，但這決不意味著由此可以放棄原則。70年代之后，中國曾實行聯美制蘇的“一條線”的戰略1973年，對基辛格說：“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從中國、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的聯合抗蘇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詳見：《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1973年2月17日。，80年代初，美國認為中國在戰略上有求于它，因此可以在臺灣問題上迫使中國做出讓步。但鄧小平認為：這“涉及到中美關系是停滯、前進還是后退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鄧小平會見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布什時的談話》，1980年8月22日。他表示，如果由于臺灣問題迫使中美關系倒退的話，中國不會吞下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頁。在此之后，中蘇關系有所改善，中國適時調整了對美政策，更加強調獨立自主，與美國適當拉開一定的距離。

第三，鄧小平是以兩手策略對付美國的兩面政策。這一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并且處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美國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同中國打交道，不能不重視中國的市場以及在解決重大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偏見，美國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于世界的東方，總要找點麻煩來干擾和阻礙中國的崛起。鄧小平的對美政策是對癥下藥，采取“剛柔并濟”的兩手策略，與之周旋，斗智斗勇。在他指導下，一方面，中國政府堅決頂住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所施加的種種壓力直至經濟制裁，并且在臺灣、西藏等涉及到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問題上據理力爭，堅持原則，反對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做法。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處理這一時期中美關系時又十分講究方法，嚴格把反對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行徑同發展與美國國家間的關系區分開來，不再像70年代那樣，把反對霸權主義連同奉行霸權主義的國家一起加以反對，而是針對不同的具體情況，做出不同的反應，盡量維護中美關系的大局，做到進退有序，爭而不裂，有理、有利、有節，著眼于長遠。在此基礎上，中國一再強調，中美雙方要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這是一個十分明智的方針，它表明，經過多年的實踐摸索，中國的對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成熟，更為切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