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聯合公報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美聯合公報，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國際法基本原則是指被各國公認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用于國際法一切效力范圍的、構成國際法基礎和核心并具有強行法性質的國際法原則。[1]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確立主要依據三個文件：《聯合國》、《關于各國依聯合國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關于中國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定》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二、美國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政策與行為

（一）《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書》。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首腦發表《開羅宣言》，宣言中規定：日本“占據”的中國所有領土，包括在清朝時割讓的臺灣、澎湖以及中國東北，歸還于中華民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發表《波茨坦公告》，公告稱：《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簽署投降書，其中第六條規定日本無條件將臺灣、澎湖列島及其周圍島嶼歸還給中國。關于以上三個文件的法律效力問題，筆者認為：以上三份文件都屬于國際條約，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條，在國際法中，宣言、公報、議定書甚至新聞公報都可以視為國際條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十一條指出，在國際法中，國際條約效力并不單看簽字與否。以上三份文件的條款表明臺灣在二戰后回歸了中國。從國際法的角度講，1949年中國人民經過革命舊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后，通過政府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關于美國對臺灣立場的報告》及《舊金山合約》。1949年2月3日，《關于美國對臺灣立場的報告》經杜魯門批準，編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7/1號文件，報告提出了分離臺灣的四項可行性辦法。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的政策建議書，內中旨要是：中國政府在臺灣治理不當，應由美國和部分盟國出兵占領并要求聯合國“托管”[2]美國在舊金山和會中，蓄意將中國排斥在外，在《舊金山合約》中別有用心地寫到“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筆者認為：第一，美國作為聯合國的成員，起草《關于美國對臺立場的報告》，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涉，侵犯了中國，違反了《聯合國》。第二，臺灣在二戰之后，以國際條約的形式已經收歸中國所有，不屬于聯合國托管管轄的范圍。據《聯合國》規定，適用于國際托管制度的領土是二戰結束時尚未獨立的前國際聯盟委任統治下的領土和大戰后割自敵國的領土。第三，從國際條約簽訂的宗旨看，《舊金山和約》摒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參與、擬制與簽訂，處處掩飾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罪行，在政治、經貿、領土、安全和戰爭賠償等問題上，處處違背盟國有關對日政策的國際協議。

（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美國政府多次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睆膰H法的角度講，三個公報是中美之間締結的三個雙邊國際條約，對中美雙方都具有法律約束力，它從法律上證明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篇2

1960年3月4日，當時譽滿全球的男中音歌唱家、意大利歌劇表演藝術家雷奧納德?華倫猝死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舞臺上?！都~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格拉蒙僅用了兩個多小時便采寫出了《歌劇明星在舞臺上猝然死去》的轟動新聞，一舉獲得當年的普利策新聞報道獎。這除了他本人具有較強的職業敏感和嫻熟的新聞采寫技巧外，還應當歸功于報社當晚的值班主編。當時，格拉蒙剛出發去劇場采訪，這位主編便指示資料室工作人員馬上整理出華倫的生平材料，要求高級編輯做好改稿準備，并通知預留適當的版面。

1971年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破冰之旅”，被一個嗅覺靈敏的西方新聞記者捕捉到了，但他將所撰寫的新聞稿電傳到他所服務的那家西方通訊社后，卻被值班編輯認為是癡人說夢，一笑了之。直到尼克松踏上中國領土、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之后，那家通訊社才如夢初醒，為自己眼睜睜地扔掉了一條本可以轟動全球的特大新聞而懊惱不已。

同樣是面對具有重要價值的新聞，為什么有的編輯能慧眼識珠，而有的編輯卻熟視無睹呢？問題的癥結，恐怕就在于編輯新聞敏感的強弱。如把具有較高價值的新聞比作“千里馬”的話，那么具有較強新聞敏感的編輯就是“伯樂”?！扒Ю锺R”遇到“伯樂”，才能真正地成為“千里馬”；“千里馬”再好，若遇不到“伯樂”，終不免老死山林、自生自滅。新聞敏感之于編輯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編輯的新聞敏感和記者的新聞敏感雖然本質相同，但其產生作用的過程卻不完全一樣。記者常常在事先想點子，即靠自己的新聞敏感去捕捉、采寫新聞。編輯則常常在事后想點子，即靠自己的新聞敏感去鑒別、挖掘新聞。他們常常面對現成的稿子，不變事實變角度，或從來稿的只言片語中尋找新聞線索，從而發現或概括出具有更大價值的新聞。

那么，編輯應該怎樣培養自己的新聞敏感呢？

首先，新聞敏感取決于政治敏感。就拿前面所講的那位西方通訊社的編輯來說吧，如果他當時對國際政治形勢，特別是中美蘇三極關系對全球戰略的影響，以及中美民間的交往逐漸熱絡起來的現象作過深入研究的話，就不會武斷地認為中美高層之間的秘密接觸是天方夜譚了。所以說，編輯必須有一點政治家的眼光，從宏觀上對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形勢有一定的研究，從微觀上對國內各行業、各領域的經濟社會走向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其次，培養科學的思維方式。一般來講，編輯應該比記者“高瞻遠矚”，即編輯看問題角度應該更新，思考問題應該更全面、更深刻，分析問題的邏輯性和聯想能力應該更強一些。這就要求編輯必須具有更豐富的實踐經驗，占有更多的實際材料。在占有充分的材料后，就可以對事物進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從比較、綜合、鑒別與分析中認識各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特點及差異，從別人不認為是問題的地方找出問題，從別人不留意的地方有驚人的發現。

再次，善于發現和衡量事實的新聞價值。新聞界老前輩趙超構先生認為，評價新聞稿件的質量，應分為新聞價值、寫作技巧、文章篇幅、讀者反應四項。按好新聞100分計，新聞價值應占50分。從這個劃分標準可以看出，新聞價值的大小基本上決定著稿子分量的輕重。一個事實有沒有新聞價值也因此而定。

總之，作為編輯來說，有沒有新聞敏感是至關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新聞敏感的記者寫不出好新聞，而沒有新聞敏感的編輯，不但編不出好新聞，還會葬送好新聞。因此，編輯決不能滿足于坐在辦公室里等稿子、改稿子，而應該在培養自己捕捉、鑒別和挖掘有價值新聞的能力上多下工夫。

篇3

20國集團會議的主要內容

會議指出，高位波動的石油價格、不斷擴大的全球失衡以及日益膨脹的保護主義情緒等風險在蔓延，并將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會議認為要保持全球經濟強勁增長，各方須實施必要的財政、貨幣和匯率政策，加快結構調整，以解決經濟失衡，化解經濟風險。

會議同意在能源問題上加強合作，推動石油供應國和消費國之間通過相關論壇展開對話，幫助窮國應對石油商品沖擊。會議同意推動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推動貿易自由化，打擊保護主義。會議討論了改革布雷頓森林機構的必要性，了改革聲明。會議就發展道路和合作減貧等問題取得共識，并了發展聲明。會議還討論了人口老齡化、持續發展、稅收透明度和國際債券集團行動等問題。

矯正世界經濟失衡是全球共同利益

主席在會議開幕式演講中指出，世界經濟存在南北差距拉大、金融風波時有發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問題，主張尊重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對話和協調，完善國際經濟貿易體制和規則，以及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

近年來，世界經濟周期已經走過了復蘇階段，步入持續增長階段。盡管如此，世界經濟也存在隱憂，面臨壓力，具有不確定性。其中兩個主要壓力就是石油供需矛盾突出和美國以“雙赤字”為特征的經濟失衡。

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推動下，國際石油價格迅速攀升。紐約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貨價格在8月29日一度沖高至70．80美元／桶，創20年新高。投資銀行高盛編制的商品價格指數顯示，今年第三季度能源價格上升了24．15％。如果目前世界石油市場的恐慌性預期不能得到及時調整，投機性石油需求將繼續維持甚至推高世界石油價格，從而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圍的供給性通脹，產生類似上個世紀70年代的“供給沖擊”。如果原油等能源成本上漲僅影響到生產價格指數，即只產生第一輪通脹效應的話，央行在利率決策方面會顯示出觀望態度。若經過一定時期的傳導，一旦能源成本上漲的不利影響擴大，波及其他商品價格甚至勞工成本的話，即產生了第二輪通脹效應，部分央行可能就需要采取行動了。屆時，抑制通脹的努力可能產生抑制經濟增長的副作用，甚至觸發金融危機?？梢?，較高的國際油價水平和較高的油價波動性仍然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長期壓力和風險來源。

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美國，一旦其經濟失衡觸發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來說不啻是個巨大災難。200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創記錄地達到6176億美元，占其GDP6％左右，而今年以來逆差繼續保持在高位水平，將再次刷新去年的記錄。雖然2005財年的財政赤字比2004財年的4128億美元大幅減少近1000億美元至3186億美元，但由于新奧爾良的颶風災難而增加的重建預算，明年的財政赤字可能會較大幅度反彈。

更嚴重的是，目前針對這兩個風險討論得多，行動得少，似乎還未受到政策制訂者應有的重視。

矯正世界經濟失衡離不開發展中國家

克林頓時期的美國財長、現在的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主張，美國經濟失衡和美元匯率調整問題的解決需要在G-20框架內磋商。而1999年成立20國集團的目的是發達國家加強與新興市場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對話。由于G-20國家擁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90％，貿易的80％，人口的2／3，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日益增大。

近年來，關于“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討論較多。貨幣政策版本的“北京共識”指的是，全球貨幣政策不僅是在華盛頓制定，而且越來越多地是在北京制定。本次G-20會議期間，中美雙邊對話受到各界廣泛關注。布什政府經濟班子全部人馬悉數出動參加G-20和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會議，尤其是格林斯潘18年來首次訪華。最大的發達國家主動找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就經濟政策進行對話，寓意微妙。

在發達國家之間于20世紀60～80年代出現了一輪經濟收斂(Convergence)之后，隨后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之間也開始了一輪經濟收斂。經濟全球化正向縱深方向發展，新興市場力量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產品定價權和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利率決定權日益重要。在四大新興力量中，中國貿易額占GDP的比重高達75％(據估計，中國今年的貿易順差將達到創紀錄的1000億美元，為去年320億美元的3倍)，巴西和印度這一數字也在30％左右，而俄羅斯的原油輸出對世界經濟具有較大影響。哈佛大學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認為，四大新興力量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國際勞動力數量幾乎翻了一番。若全球資本數量不變，則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K／L)下降了一半。可見，新興力量參與全球化提高了世界經濟的增長潛力，降低了通脹壓力，并導致了商品和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之間的函數關系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據英刊《經濟學家》引述的研究報告估計，光中國因素就使得美國的通脹率降低了一個百分點。

在這一輪的油價上漲中，歐佩克組織每年的石油出口收入達到600億～700億美元，由此產生的巨額“石油美元”源源不斷地回流到美歐等國家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也將累積的巨額外匯儲備投向國際金融市場。例如，亞洲投資者(尤其是日本央行)持有巨額的美國國債，約占其國債余額的1／3。這一方面有助于阻止國際長期利率迅速上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短期通脹壓力。這部分地解釋了格林斯潘所說的“利率之謎(Conundrum)”，即市場長期利率水平的提高幅度遠遠落后于央行短期利率。

斯諾此行一改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的要求，轉而希望中國政府采取長期措施刺激內需，加快金融體系改革，擴大金融開放?？梢?，美國政府希望發展中國家增加進口，希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提高彈性，以有助于美國經濟失衡問題的解決。這也許才是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醉翁之意”。

宏觀經濟政策稍有不慎，經濟失衡便演化為金融危機

未來一段時期，三大經濟體的利率將整體向上，回歸到正常的中性水平。美國利率水平依然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基準，其利率變動牽涉全球經濟神經。而歐元區和日本一旦利率開始提高，國際金融市場將會出現迥然不

同于低利率時期的走勢，可能出現結構性調整。

颶風災后重建導致財政支出增加，緊貨幣和松財政的政策搭配將會是美國政府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在過去的16個月中，美聯儲已先后連續小幅加息11次，將聯邦基金利率(FFR)自近六十年的最低位1％上調至3．75％。美聯儲通過持續加息行動向市場表明，相對于颶風對經濟的短期不利影響，它更加關心“更高的能源價格以及其他成本將增加通脹的潛在壓力”。如果美聯儲單純顧及穩定物價水平的目標，將利率上調得速度過快，升幅過高，“雙赤字”可能會在颶風和高油價推動下雪上加霜，導致經濟失衡加劇，甚至觸發金融危機。另外，格林斯潘將于明年1月31日前退休，新任主席本?貝南克將面臨復雜的經濟形勢和金融市場的考驗，金融市場也可能產生防范金融風險的市場騷動。房地產泡沫，經濟失衡，油價上漲和恐怖襲擊是美國經濟面臨的四大風險因素。

歐洲央行(ECB)已連續28個月將其關鍵的再融資利率保持在2％的水平，但該行近期的言論表明它已在認真考慮加息的可能性了。在石油價格持續高漲的影響下，歐元區經濟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區內通脹率已經連續多月處于目標水平2％以上。這對于貨幣政策目標是以維持通脹水平于2％的歐洲央行來說，當前貨幣政策該收緊了。不過，歐元區經濟基本面依然不足以支持歐洲央行加息，歐元區的財長們公開反對歐洲央行加息。歐元區經濟復蘇情況尚不穩定，工業生產不振，失業率高達9％。一方面，歐元區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未出現實質性進展，不能實現對美國經濟和日本經濟進行競爭，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正快速溶人全球經濟體系，對歐元區經濟形成了強有力的結構性挑戰。歐元區政治前景的不穩定性也給歐洲央行加息帶來一定程度的干擾。法國公投結果否決了歐盟憲法，德國沒有一個黨派在大選中獲得絕對多數席位，意大利執政黨聯盟也同樣面臨嚴重考驗。政治不穩定性將會加大歐洲各國財長們要求歐洲央行采取擴張性利率政策的壓力。

較長一段時期來，日本維持了零利率政策，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流動性貨幣數量，即執行了數量性寬松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目前，日本央行關于貨幣政策的官方態度是，除非扣除新鮮食品之后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增長年率穩定地處于零水平以上，否則將繼續維持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變。其行長福井俊彥近期表示，這個指標明年就能達到，日本央行可能會在明年4月份結束“數量性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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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特點

(一)在全球外資總體下滑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持續增長

中國對外投資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據商務部統計，200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僅27億美元(本文所述對外直接投資如無特別說明均為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010年為590億美元，其間年均增速超過55％。2007年以前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為1012億美元，近三年就相當于過去累積存量的近1.5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5位。截至到2010年底，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2588億美元，境外資產總額超過1.2萬億美元，境外企業就業人數超過100萬。

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統計，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在2007年達到1.9萬億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外資同比下降了14％，為1.7萬億美元；2009年全球外資下降37％，為1.11萬億美元，2010年全球外資則增長約1％，為1.12萬億美元。各主要國家外資近三年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仍然保持近年來的增長趨勢，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別同比增長14.2％和36.3％。

(二)總體尚處于初級階段，但經濟社會效益不斷提升

盡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水平還不高，但近年來經濟社會效益的提升速度不斷加快。2002年底以前中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累計已達6960家，當年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僅772億美元。到2009年，經核準設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累計約13000家，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為4420億美元，企業存量僅比2002年底增加不到一倍，但銷售收入比2002年增長近五倍。據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經營情況大體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虧損。中國境外企業在經濟效益不斷提升的同時，社會效益也逐步得到提升，尤其在促進當地就業方面一直發揮積極作用，2009年中國境外企業納稅就達106億美元，雇傭外方員工43.8萬人；同時中國企業還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支持當地的社區建設，做好各類公益服務。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企業本身經營壓力和財務壓力較大，但在開展對外投資經營的同時仍然認真積極履行在當地的社會責任。例如，中冶集團在巴基斯坦為投資項目所在地的人民無償提供醫療設備及服務，捐助當地的教育等。

(三)香港地區成為對外投資主要目的地

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至2009年底在亞洲地區的投資存量達1855億美元，占比超過75％。而在亞洲地區，則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按投資額計算，到2010年底，中國境內企業對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存量占對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超過80％，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超過60％。此外，對開曼群島等自由港的投資存量占對外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近20％。

(四)投資領域多元化趨勢更加顯著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已經從過去以貿易服務和小型加工為主逐步發展到能礦資源開發、交通物流、加工制造、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目前在商貿服務、采礦、制造、交通物流等方面的投資占據著較為重要的地位，多元化趨勢日益顯著。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含金融類)總存量中，商業服務類約為30％，金融類約為20％，批發零售業和采礦業則各為15％左右。

(五)投資主體中非國有企業的比重不斷擴大

2010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的31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雖然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在對外投資主體中仍占主導地位，但民營企業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企業的對外投資增長速度逐步加快。

(六)投資方式更加多樣，并購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形式

目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方式更加多樣化，綠地投資、租賃、跨國并購、戰略聯盟聯合投資等多種方式并存。其中綠地投資最多，租賃較少，并購發展較快。今后，對外并購的不斷增多將是發展趨勢。2003－2007年，中國企業通過并購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200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量的1/3以上，跨國并購金額增長了100多倍。2009年和2010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對外投資分別達到175億美元和238億美元，均占當年對外投資量的40％。

(七)低比例參股、換股的合作投資不斷增多

在國內加工能力盈余而上游資源缺乏的行業，一些中國企業為建立穩定的上下游供貨渠道，在不尋求企業經營權和控制權的前提下，以低比例參股國外上游企業的形式對外投資合作。此外，為了相互借助對方的社會資源，更順利進入對方市場，合作雙方采取互換股份、相互參股的形式，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投資方式也不斷出現。這兩種投資合作方式降低了風險，避免了國外敏感企業經營權和控制權變化而帶來的非商業性因素的干擾，有利于實現合作雙方的互利共贏。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和前景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機遇

金融危機雖然已逐步遠去，但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的復蘇將是長期漸進的過程，采取收縮戰略、相對集中主業，仍將是許多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同時，金融危機使各國加強了對金融資本的監管和風險防范，但對產業資本的爭奪更加激烈。由于中國經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良好表現，使許多國家更加重視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

這些因素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空間得以拓展，全球化經營的機會進一步增加。中國企業在尋求國際化經營的過程中，會逐步從生產制造向生產鏈的前端(包括品牌、研發、設計、資源勘探等環節)和后端(包括營銷、售后服務等環節)延伸，培育自主品牌，增強自身的產品研發能力、營銷能力、跨國管理能力，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和投資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機統一。

一是通過對外投資開展品牌合作。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部分國際知名品牌的持續經營壓力增大。中國企業通過與國際知名品牌的合作，既可以發揮中國企業的低成本優勢，擴大整體市場容量，同時也可以使國際品牌持續穩定經營。

二是通過對外投資開展技術合作。金融危機過后很多經濟體出現市場萎縮，遲滯了企業研發成果的產業化步伐。中國企業通過與國外先進技術合作，既可以提升中國企業的制造能力和技術水平，同時也可以促進國外研發機構在市場的推動下進一步發展。

三是通過對外投資開展各類境外資源開發合作。雖然當前礦產資源價格和該類公司股票價格大都比金融危機爆發時有不小的反彈，但全球資源類產品的需求很難在短期內完全恢復增長，同時資源類項目開發往往周期長，各種不確定性因素較多，因而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資源開發合作，既實現了企業自身的發展，也分擔了開發項目本身的風險，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挑戰

首先，中國企業目前對外投資對象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額相對較多，相對于市場體系相對成熟的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的變化相對較大，特別是在一些極不發達地區，投資項目受當地政經形勢變化的影響較大。

其次，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同時一些國家對于投資的限制措施日益復雜，特別是在戰略性、資源性、高新技術行業以及當地著名公司的股權投資上，一些國家提高了審核批準的門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

再次，中國企業實力還相對有限，全球投資經營基礎還比較薄弱，主要體現在大部分行業的規模集中度較低，產業鏈控制能力相對較弱。例如中國冶金行業前十位的鋼鐵企業占全國總產量的40％，而發達國家本國前四名企業就占全國總產量的60％。

最后，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人才隊伍建設和有關對外投資合作的中介機構還處于逐步發展成熟的階段，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完善，才能為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有力的支撐。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

一是市場風險。全球經濟的復蘇過程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球需求的持續恢復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帶動經濟新一輪增長的技術動力尚未完全形成。中國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需要對行業內的全球需求有更準確的判斷，對當地社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市場需求的波動和社會問題引發的工會等非政府組織抵觸都會對對外投資的成敗產生決定性作用。

二是經營管理風險。中國企業大都缺乏全球化經營經驗，對外投資對企業全球營銷、產品研發、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和財務支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對外投資企業缺乏良好的經營管理應變能力和學習能力，就有可能在企業內部出現“消化不良”的現象。

三是產業鏈風險。由于中國企業大都缺乏對全球產業鏈前端的控制，往往在進行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受制于上游企業的制約，缺乏產業鏈擴張能力，在面對產業鏈上下游談判中往往缺乏主導性。對于全球產業鏈的影響能力大小將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到對外投資的成果。

四是匯率風險。金融危機過后匯率波動更加劇烈，美元和歐元幣值不穩定趨勢更加明顯，其中美元指數就從金融危機初期的71左右上漲到90左右的階段性高點，隨后又回落至75左右，至今仍在75-85之間不斷震蕩。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和貿易仍以美元和歐元進行結算為主導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面對外匯匯率波動加劇的風險。同時人民幣升值預期也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加了不確定性，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提高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財務能力；但從長期看，人民幣升值又會影響中國企業投資完成后產品銷往國內，會隨著時間推移將初期由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投資溢價逐步平滑掉。

五是融資風險。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會面臨項目融資問題，尤其是對于中小企業來說，融資難度較大，缺乏必要的信用擔保，容易由于缺乏充分的融資保障而導致項目投資“擱淺”。

六是文化風險。由于企業對外投資會遇到本土化的問題，能否更充分地了解當地的文化，融入到當地的人文當中去，也是中國企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已經產生的失敗案例中，就有部分中國企業缺乏對當地文化的了解和融入，缺乏本土化思維，進而導致投資項目難以獲得成功。

(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前景

首先，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全球外資流動2011-2012年將可能逐步恢復到1.6萬億美元以上。結合國內外經濟形勢和中國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需求在未來五年將進一步得到釋放，預計“十二五”末期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將超過1000億美元。

其次，能礦資源投資合作繼續保持，部分有集約優勢的制造業逐步向境外轉移。盡管全球經濟有所復蘇，但是能礦產品的長期需求并沒有得到完全恢復，部分國家仍希望與中國企業在能礦開發上開展投資合作，風險共擔，互利共贏。同時隨著國內成本不斷上升和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國內具有集約優勢的制造業將會出現向境外有序轉移的趨勢，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將會逐步增加。

第三，并購投資將穩定增長，比重會進一步擴大，有全球影響力的并購投資個案會逐步增多。金融危機過后的全球市場需求復蘇仍相對緩慢，部分跨國公司或國外本土企業尋求資金支持便成為增強持續經營能力的最好選擇。而中國公司一方面現金流充裕，一方面對品牌、技術、資源有著強烈的渴求。此種情況下，并購投資無疑是實現雙方潛在合作需求的一種良好方式。可以預見，今后諸如中國吉利集團收購沃爾沃轎車這樣有全球影響力的個案將會增多。

第四，對香港地區的投資仍將保持較高比例，與中國簽訂自貿區協議的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可能出現較快增長。香港地區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平臺，在融資、海外投資保險、離岸金融業務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企業仍將繼續利用該地區的便利條件開展全球投資經營，對其投資仍將保持較高的比例。同時中國與部分國家和地區簽署并實施自貿區協議特別是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后，部分中國企業有通過自貿區規則輸出設備、技術、制造能力的需求，進而促使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會出現較快增長。

三、建立與完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體系

(一)以政府為主導營造對外直接投資的友好環境

一是營造互信的政治環境。不斷加強與各國的政府間高層往來和溝通協調，通過聯合公報、聯合聲明和雙邊協定等方式加強和穩定已有的雙邊外交和經貿關系，保持中國對外投資的整體政治環境穩定趨好。

二是營造優惠便利的投資貿易環境。政府應加快完善多邊、雙邊的投資合作機制，通過與有關國家簽訂投資保護、避免雙重征稅、司法協助、經濟合作、社會保險、檢驗檢疫、勞務簽證等政府間協定，努力為對外投資企業創造

良好的外部環境，維護企業境外投資的合法權益。同時，通過多邊、雙邊固定機制可以將有關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遇到的諸如不公平、不公正問題同投資對象國政府進行協調。在雙方政府的密切合作下，在有條件的地區發展境外經濟合作區，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規劃和要求，興辦符合當地需求的產業園區。

三是營造和諧友善的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要通過會談、專訪、論壇演講等方式引導國際輿論，努力減少各類經貿摩擦帶來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中國在外投資企業在守法經營的同時，還應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積極擴大當地就業和履行社會責任，并積極主動地同當地工會、媒體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溝通，不斷展示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提升當地對中國企業的認知度和接納度。

(二)以政策為支撐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體系

一是要完善對外投資法律政策體系。加快推進對外投資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適時推出《對外投資管理條例》，促進對外投資管理進一步規范化。

二是要完善對外投資管理和促進機制。逐步完善已有的對外投資企業申報備案制度，促使更多的企業在對外投資項目實施之前，向有關政府部門通報情況，并提前了解相關情況，規避不必要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充分利用現有的對外投資促進渠道和資源，建立充分有效的統一協調機制，將產業政策制定、投資項目申報、外匯管理等環節予以統一協調，提高對外投資促進的效率和效益。

三是要加大對外投資的財政支持力度。目前已有的對外經濟技術專項資金等支持的項目總量相對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中國境內企業在境外投資中的前期費用補貼和貸款貼息。在整合對外經濟技術專項資金等促進對外投資資金項目基礎上，嘗試建立對外投資促進專項基金。通過建立對外投資促進專項基金，既包括對企業在對外投資中項目前期費用和貸款利息進行直接補貼，也包括對外投資促進體系建設、中介機構支持、對外投資人才體系建設等資金支持。

四是要構建海外投資促進網絡，提升政府服務企業“走出去”水平。在已有雙向投資促進合作協議和機制的基礎上探索在主要投資對象國逐步建立海外投資促進體系，構建投資促進網絡，以投資促進機構作為橋頭堡搜集信息、引導投資、提供相關便利化服務。同時，加強支持相關中介機構和社會組織的發展，逐步完善企業對外投資的法律、財務、工程技術咨詢等服務體系，支持行業協會和商會發揮自律、協調等多項功能。

(三)以企業為主體創新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方式

一是要引導中國大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布局，形成對外投資戰略性產業集群。進一步鼓勵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上與國外企業開展合作，尤其是關鍵部件、關鍵環節和關鍵資源上推進國際合作，分享發展機遇，實現互利共贏。進一步鼓勵中國企業開展境外資源開發，加大與國外在油、氣及重要礦產資源開發項目的合作；進一步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進一步鼓勵制造型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完善營銷網絡，打造品牌，推動企業產品結構調整；進一步鼓勵企業在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擴大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力。

二是支持部分企業在國際重要市場建立戰略支點。通過在一些國際重要產業集聚的區域建立中國企業的分支機構，尤其是若干優質中國企業的分支機構，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國際市場對中國企業的認知程度，逐步促進有關產業和市場接納中國企業，有助于加快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

三是要加快金融企業“走出去”，以金融企業帶動非金融企業加快對外投資步伐。通過鼓勵有條件的金融企業不斷“走出去”，在海外開展各項業務，特別是投行類業務，一方面可以為國內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提供融資、咨詢等金融服務，有助于降低企業的投資風險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部分金融企業的進入，有助于提高投資的品牌效應，弱化投資對象國存在的不利因素。

(四)以社會力量為載體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