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語境中的批判和超越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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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現代性批判

論文摘要：對現代性進行理論探討是現代西方思想運動的基本主題之一。亞當·斯密確立的勞動價值論，既從經濟學層面對現代性的合法性進行了辯護，又從“歷史深處”凸顯了現代性的界限。馬克思通過勞動價值論批判，把現代性視為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過程，從而在經濟學語境中完成了對“現代性”的實踐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學界在解讀馬克思幾乎傾其畢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文本的基礎上，得出了馬克思通過“經濟學語境”凸顯“哲學話語”并走向“歷史深處”的結論。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所走向的“歷史深處”，其實就是通過勞動價值論批判展開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的實踐批判，進而徹底批判和超越“現代性”。

一、勞動價值論:“現代性”的經濟學辯護

“現代性”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內在規定，既體現了近代以來西方社會運行的基本狀況，又構成和蘊含了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時代特質。因此，對現代性進行理論探討自然成了現代西方思想運動的基本主題之一。盡管人們對現代性的具體理解存在分歧，但從精神或文化層面把現代性等同于理性主體原則幾乎是一致的。

按照傳統與現代的界別，西方現代性理論的緣起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運動把人本主義信念作為思想理論世俗化取向的學理依據，最終構造和確立起了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結構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啟蒙運動繼續高擎理性這一精神旗幟，進一步肯定與推崇“自我”以及“人”的價值。康德不僅繼續推崇理性主體原則，而且將其確立為德國古典哲學的基本原則。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原則將理性主體原則抽象成了世界萬物的絕對原則，完成了對理性主體原則的哲學論證。可見，現代西方思想運動是在推崇和維護理性主體原則的過程中展開的。

同時，現代西方思想的發展還深深扎根于人類生活實踐的實際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會擺脫封建專制的人身依附關系與爭取個體獨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興資產階級為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推動科學技術研究，并由此獲取與集聚巨大的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這一事實。質言之，對理性主體原則的推崇是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自我意識與邏輯要求。

正因為如此，在現代西方思想運動中，推崇理性主體原則并不僅僅屬于哲學，國民經濟學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不僅從“歷史深處”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要求，即資本不斷自我增殖的邏輯，而且通過把“勞動一般”作為私有財產的唯一本質，肯定人及其勞動在世界中的主體性地位，把“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原則抽象成理性主體原則，進而將抽象的理性主體原則貫徹到了社會生活的基礎層面。簡言之，國民經濟學通過創立勞動價值論介入并推動了西方現代性理論運動。所以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亞當·斯密稱作國民經濟學的路德”。

眾所周知，對財富的本質的規定是國民經濟學全部內容的前提性問題。對這個前提性問題的不同解答則成為區別國民政治經濟學的各個發展階段和各個學派的標志。馬克思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把財富歸結為貨幣，由于還沒有看到財富的本質是人和人的勞動，因而不能看到貨幣的本質，不能揭示出人的主體性地位，只能陷人對貴金屬這種單純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為代表的重農主義雖然看到人的勞動構成財富創造的條件，但卻沒有把勞動抽象成為財富創造的一般原則。“這個體系寧可說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權統治的資產階級式的再現”。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為代表的早期古典學派提出的粗糙的勞動價值論，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財富創造中的主體地位，從而為后來亞當·斯密揭示財富的勞動本質并創立勞動價值論，進而確立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奠定了基礎。

斯密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討如何增進國家財富為理論任務，并通過把商品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把商品生產和勞動緊密地聯系起來，從而把增進國家財富的生產勞動和資本的地位及其關系問題作為討論的重心。盡管他對這一問題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則上堅持了價值決定于勞動的原則。他指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顯然，斯密已經把勞動抽象成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本質和源泉的勞動一般，即人的體力和智力的消耗。這標志著勞動價值論的確立。

斯密在把“勞動一般”作為財富的源泉的基礎上看到了勞動社會交換的意義。斯密發現現代生產力的發展雖然是分工的結果，但在徹底實行社會分工之后，人們需要的滿足必須依賴于勞動的社會交換。因為，“沒有成千上萬的人的幫助和合作，一個文明國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這是我們很錯誤地想象的)他一般適應的舒服簡單的方式也不能夠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給”。沒有勞動的社會交換，國家財富的增進根本無法實現。為此，現代社會必須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縛，推動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流動，讓內在于社會的“看不見的手”—市場來調節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這樣，不僅為資產階級社會從事實與法律層面把“利己主義”肯定為“完全自由和正義的自然制度”閻提供了理論支撐，而且也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個人”在自由活動基礎上生產人自己的自由空間，即把人的命運還給“大寫的人”提供了理論說明。李嘉圖也正是以此為基礎在交換價值形態下探討商品的價值問題，發現“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規定”l，從而“科學地”闡明了勞動價值論。

然而，同樣明顯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圖完成的勞動價值論，一方面由于把財富的本質歸結為人的勞動，把自然界和財富看作是人的產物或人的構成物，從而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們揚棄了財富的外在對象性，將人本身及其勞動抽象成資本積累與擴張的環節，從而將人的感性活動本質遮蔽起來，把人的主體性思辨地歸結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識。“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原則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體原則，即把“資本對人的抽象統治”變成了理性觀念對人的抽象統治。這樣，國民經濟學也就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合乎邏輯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會形式;而它所創造的勞動價值論也就構成了對以“資本對人的抽象統治”為深層邏輯的“現代性”進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辯護的理論基礎。

二、勞動價值論:“現代性”界限在“歷史深處”的凸顯

盡管國民經濟學對“現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辯護，但它也不自覺地從“歷史深處”凸顯了“現代性”的界限。

首先，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經濟范疇作了超歷史的理解。這一錯誤的始作俑者就是亞當·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勞動的產物，而不看作勞動產物的一種社會形式，表明他從來沒有研究過勞動產物表現為商品以及勞動表現為價值與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等等的歷史條件這些根本性問題，而只是在交換價值的形態下探討商品的價值并把勞動抽象為私有財產的本質。因此，馬克思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缺點歸結為: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從而把價值形式看成了一種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閉這就是把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即具有歷史的特征的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國民經濟學家忽略作為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歷史性、暫時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國民經濟學始終把雇傭勞動及其價值表現形式與一般生產勞動及其價值混淆在一起。

國民經濟學在勞動價值論上的錯誤，使其對“現代性”的辯護陷人了悖論。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國民經濟學所要求的財富增長或積累，本質上是以犧牲具體勞動或感性活動為代價的抽象勞動的積累—財富或資本的積累，不僅這種積累的不可能性與積累本身同步增長，而且，它所要求的財富越是抽象，人的“主體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統治。李嘉圖把國家理解為生產的工場，把人理解為消費和生產的機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資本，把人類生活世界理解為經濟規律盲目支配著的世界的觀點充分表明:勞動價值論只是從表面上承認人、人的獨立性、自主活動，實質上卻通過把私有財產的本質規定為人的勞動，進而十分片面從而更加明確、徹底地把私有財產以及勞動規定為一種世界主義的、普遍的、摧毀一切界限和束縛的能量，即將人及其勞動僅僅抽象成資本積累與擴張的環節，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動本質，把人的主體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識以至于敵視人的反面。誠如馬克思所說:“以勞動為原則的國民經濟學表面上承認人，毋寧說，不過是徹底實現對人的否定而已”。質言之，國民經濟學的現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體性與實際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時，資本主義生產的周期性危機，資本平均利潤率的降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加劇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矛盾不斷涌現，也處處昭示著資本永恒積累的不可能性。這種以財富積累為目的與以積累的不可能性為結果的矛盾，無疑進一步彰顯了國民經濟學現代性理念的悖論。

國民經濟學現代性理念的悖論使“現代性”的歷史界限顯得極為清晰。因為，國民經濟學現代性理念的悖論作為國民經濟學理論本身的邏輯結論，并不在于其理論推論過程出現了邏輯錯誤，而在于其借以推論的社會現實前提本身包含著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勞動與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基礎的一般人類勞動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價值論的支離破碎是現代工業現實的支離破碎的原則。資本“為生產而生產”，不僅生產著生產力，而且同時生產著自己的界限。因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不是作為人的生產率的發展，而是作為與人的個性的生產發展相對立的物質財富的再生產”。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物質生產力，另一方面卻使人成為了抽象物—受商品、貨幣以及資本的統治，以至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物質財富的創造必須以對物質財富的巨大浪費為前提。這種矛盾既表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形式自身發展的界限，也為人類尋求新的社會形式提供了前提。國民經濟學現代性理念的悖論正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的理論折射，從而也是從“歷史深處”對“現代性”的歷史界限—“資本自身性質上的界限”的凸顯。

總之，國民經濟學通過勞動價值論對“現代性”的認同與辯護，在把人導向追求“自由”的同時，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淵。當國民經濟學通過勞動價值論完成自身的時候，人就通過國民經濟學對“現代性”的辯護完成了自我否定;而當勞動價值論使國民經濟學的現代性理念陷人悖論的時候，它也就從“歷史深處”凸顯了“現代性”的歷史界限。因此，對于既改造著世界又改造著自身的人類來說，在置身于“現代性”困境的同時必然會開啟出一種新的生存境域。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對人類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種理論開啟。

三、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馬克思雖然未使用過“現代性”這一術語，但卻具有反思與批判“現代性”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馬克思不再把“現代性”看作某一領域、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是看作現代社會的整體性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現代性”作為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內在規定，理性主體精神確實是其重要內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體精神。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在人類歷史上劃了一個時代，或者說具有“現代性”，關鍵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體原則提升為自我意識，而在于它建立了遠遠不同于傳統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因此，一方面，現代生產對“現代性”具有“基礎”作用，“現代性”集中體現于“資本生產的過程”、“資本生產的規律”以及“資本生產的結果”之中,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對理性主體的不斷呼喚與訴求，折射和反映著現代社會的自我意識。因此，馬克思的現代性思想，既沒有簡單否定理性主體精神，也沒有簡單肯定現代生產，而是通過探討理性主體精神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關聯，揭示“現代性”的深層邏輯—資本的邏輯—資本的增殖歸根到底必須通過吸附活勞動來實現:“勞動是酵母，它被投人資本，使資本發酵。這首先表現在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批判與重建上。

首先，馬克思通過揭露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理論缺陷，徹底批判了國民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哲學把現代性抽象為理性主體原則，從而為“資本對人的抽象統治”進行意識形態辯護的錯誤。在馬克思看來，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把人的勞動規定為私有財產的本質，的確反映了資產階級生產的實際運動，即對現代經濟生活以及價值運動作了“科學解釋”，但是這種“科學解釋”是建立在對資產階級經濟關系及其范疇的非歷史理解基礎上的。國民經濟學與黑格爾哲學把現代性抽象為永恒的理性主體原則，從而完全站在“市民社會”的立場為“資本對人的抽象統治”進行意識形態辯護，其根源就在于它們的理論前提—勞動價值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勞動抽象為“勞動一般”，從而把物質生產勞動轉換成了精神活動。具體地說，國民經濟學通過勞動價值論把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原則抽象為理性主體原則，即把勞動歸結為私有財產的唯一本質，把從事商品生產的雇傭勞動抽象為一般勞動，進而把資本對人及其勞動的抽象統治，解釋為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從而也就直接把“現代性”作為了“資本家的科學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國民經濟學家眼里，“資本對人的抽象統治”既是市民社會的實際，又是現代工業的永恒“意識力量”。黑格爾哲學則通過把“現代性”抽象為精神的貨幣和資本，把全部歷史規定為抽象的、絕對的思維的生產史，“即邏輯的思辨的思維的生產史”從而以“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在對資本對人及其勞動的抽象統治的經驗事實進行哲學概括的同時，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義”對這一事實的合法性進行意識形態辯護。

可見，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卻未說明這一事實，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抽象為一般公式和規律，卻沒有理解和闡明這些規律怎樣從私有財產的運動中產生出來。因此，國民經濟學以及站在國民經濟學立場的黑格爾哲學，從“歷史深處”對“現代性”所作的意識形態辯護，只能是一種純粹幻想。馬克思在對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及以此為基礎的黑格爾哲學進行了系統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過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勞動的特殊性重建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從而從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現代性”抽象為理性主體原則的現代性理論。公務員之家

其次，馬克思通過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具體勞動與其社會形式之間的矛盾，實現了對現代性的實踐批判。在馬克思看來，以前的勞動價值論所陷人的矛盾不能僅僅歸結為理論自身的矛盾，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論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必須以勞動與勞動條件的分離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須把勞動轉化為勞動條件，使勞動與勞動條件緊密結合在一起，以便實現自身的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因此，在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勞動總是表現為雇傭勞動，勞動條件總是表現為抽象勞動的積累即資本;勞動作為資本積累的手段從而從屬于資本;資本支配著勞動從而支配著勞動者，勞動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從而不能支配作為勞動條件的資本。在這里，人不是通過勞動而實現自我發展，而是由于勞動而被否定;不是人通過活動而存在，而是因為活動而淪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勞動價值論在理論上陷人的矛盾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的理論反映，現代性理論的缺陷不過是對“現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論直觀。

因此，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對現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對現代社會的實踐批判。隨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種暫時的、歷史的社會實踐形式，以及“資本本身是處于過程中的矛盾”并“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這一規律的揭示，不僅“現代性”作為現代社會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實踐批判過程得到凸顯，同時馬克思也由此實現了對“現代性”的徹底批判。

再次，馬克思通過對勞動價值論的改造和重建，揭示了現代性自我揚棄的必然性和條件，從而現實地超越了“現代性”。馬克思通過揭示商品生產勞動的二重性及其矛盾，進而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實現了對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重建。在馬克思看來，以前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把勞動歸結為財富的唯一本質，但并沒有真正理解這一內容。其實，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方面是個人的具體勞動，一方面是社會的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是商品生產的自然基礎，抽象勞動是商品生產的社會基礎，具體勞動創造生產力，抽象勞動創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的增殖通過抽象勞動來完成，資本價值的轉移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是二重性的統一。但是，商品的價值量總是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的量，具體勞動總是被歸結為抽象勞動，私人勞動總是被歸結為社會勞動，即資本的增殖過程中總是只表現抽象勞動的物化，并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即“資本為了生成，不再從前提出發，它本身就是前提，它從它自身出發，自己創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這里的勞動總是表現為抽象勞動排斥和否定具體勞動，從而不僅使具體勞動對資本價值實現順利轉移的作用被遮蔽，而且使它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真正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意義被消解。以前的勞動價值論作為對這種現象的理論直觀，雖然揭露了事實，但沒有洞穿事實的真相，從而犯了把處于特殊社會形式中的抽象勞動與一般人類勞動相混淆的錯誤。

按照馬克思的理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方式只是一種歷史的、暫時的社會生產形式。只要拋棄資本增殖這一狹隘形式，這里的具體勞動作為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的意義就會顯現出來。人在這里不只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且還生產出了自己的全面性。可見，資本的生產勞動本身就潛在地包含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否定的必然性和條件，即“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必然性和條件。因此，“現代性”正如它歷史地發生一樣，也必然在歷史中通過自我否定而終結。不難看出，馬克思通過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和重建實現了對“現代性”的徹底超越。

綜上所述，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并不是站在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邏輯上從理性轉人非理性或重建理性主體原則來拒斥或重建現代性方案，而是站在人類實踐的歷史發展道路上，通過揭露和批判人們對“現代性”所制造的理論迷霧與意識形態幻象，從“歷史深處”揭示“現代性”擺脫其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資本對人及其勞動的抽象統治—的現實條件和途徑，從而把“現代性”還原成現代社會實踐的自我批判、自我揚棄過程。這就是馬克思在經濟學語境中完成的對“現代性”的徹底批判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