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學思想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12 0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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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西方經濟學存在無法割裂的中國淵源[1]，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在今天帶給我們的許多困惑都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源流中去尋求解釋。當今社會，一邊是經濟總量的急劇增長，另一邊是自然資源的日漸枯竭和生態環境的顯著退變；一邊是人類物質生活的明顯富足，另一邊是人類精神上的壓抑和情感上的空虛。而老子站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學高度創立了意蘊豐厚的道家學說，其包含的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人本主義經濟思想既是對上述矛盾的一種解讀，更是我們進行理論研究和經濟實踐的必要借鑒。
【摘要題】經濟思想史
【正文】
今天，伴隨人類文明的延續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伴隨人類物質財富總量的急劇增長，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傳統西方經濟學）所面對的問題卻一點也沒有減少，相反，同一次次經濟危機相伴而生的是經濟學所遭遇的理論“危機”（注：羅賓遜夫人認為，她一生經歷了兩次經濟學的理論危機，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危機，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參見注解[2]。）[2]，以及“危機”過后并無多大實質性改進的理論“革命”或“綜合”[3]。
一、西方傳統經濟理論謎點
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帶給人們的困惑(puzzle)根源于它的邏輯路徑。西方經濟學以“稀缺性”(scarcity)作為自己研究的邏輯起點，把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注：據認為，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參見注解[4](P59)。）[4]，認為人們所從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一系列經濟活動無不是也理應是為了彌合有限資源同無限欲望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所謂“稀缺性”概念的實質。其次，西方經濟學提出有名的“經濟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則”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原則”兩層含義，而“擁有完全信息和具備完全理性”是該項假定的核心。由此，傳統經濟學得出的結論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徑在于鼓勵經濟人按照“利己以利他”的原則活動—既然資源是稀缺的，人們就應當加緊索取和利用。如此一來，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今天都面臨著發展經濟同保護生態之間的尖銳矛盾，本應平衡和諧的天人關系近一個世紀以來被顯著打破而嬗變為一種天人對抗或人地沖突。而且，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掠奪性的資源大開發所帶來的“吃不完”的問題似乎比從前的“吃不飽”更為棘手，這種由“稀缺性”假設出發到“過剩性”矛盾結束的狀況同樣使眾多的學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對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和生產過剩問題，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可以說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對于什么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這一日益受到關注的問題，傳統西方經濟學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個體效用最大化—也越來越與客觀現實相矛盾。“效用”(utility)一詞被定義為“物對于人的有用性”，它內在地包含了物質利益最大化是人們追求的唯一目標這一價值取向，作為測量人們心理滿足程度的數量指標，其曝露無疑的“精確化”數理傾向本身就是對經濟學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種背離[5](P50)。為什么在物質生活最貧乏的年代出了雷鋒這樣的時代英雄？為什么今天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以后形形色色的精神疾患卻反而層出不窮？為什么今天經濟實力最為強大的發達國家和地區自殺率往往也是最高的？這些問題顯然都是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經濟學僅憑效用理論所不能闡釋和解答的謎點。“吃得苦中苦，爭做人上人”的“雄心壯志”從長期來看不能不說已構成對現代人的一種精神折磨。此外，基于傳統西方經濟學而搭建起來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尚存懸疑的謎題也有很多，比如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到底誰更接近于所謂的帕累托效率便為一例，這二者之間的分歧雖歷經幾個世紀現在仍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從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到凱恩斯主張的相機而動的積極干預政策，再到新自由主義者的完全放任自流的觀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經濟背景下各派學說總會輪流擁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隨從，但“現實的市場經濟”同“理想的市場經濟”之間似乎始終橫亙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6]，以至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微觀經濟無效率、社會不公平成為西方經濟學家自己也承認的市場失靈的三大表征（加爾布雷思，1977）。[7](P15)
在某些歐洲中心主義者那里，“現代文明的根本特征是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區形成的”（哈耶克，《不幸的觀念》）[8](P29)，因而（包括國內的）許多學者都主張前述的經濟理論謎點仍然應該從西方的經濟理論范式中去尋求解釋，但不幸的是，迄今為止這一工作仍然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馬克思曾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9]。這告訴了一個事實，我們應當站在一個摒棄偏見的全新立場上，運用歷史分析的眼光和比較研究的視角進行考察，才有可能獲得更為全面和嶄新的認識。正如宋承先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新經濟學“在繞了‘經濟學地球’一圈之后”重又踏上一條“回到古典”之路[10]。實際上，我們可以在重返古典的道路上追溯得更遠，因為有學者研究提出[1]，西方經濟學原理存在難以割裂的中國淵源（注：西方經濟學的鼻祖魁奈與斯密曾密切接觸了游歷東方后歸國的傳教士，從他們那里了解了中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多種學說，并對各自的觀點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先哲們早已用更為含蓄、更為優美的語言表述了西方經濟學家們系統論證過的核心思想，甚至給出了前述幾個理論謎點的樸素解釋與初步對策。所以，我們有理由在當前的經濟理論研究中作一番古與今、中與外之間的比較分析，而老子的道家學說則是這種跨越時空的比較研究應該加以重視的理論基礎之一。被譽為“西方孔子”的法國重農學派代表人物魁奈曾著有《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在書中表達了對中國實行自然法的崇尚之情，而這種自然法思想不能不說就是肇始于老子的“道法自然”理念[11](P110)，他的“天人合一”、“無為而無不為”以及“小國寡民”等一系列觀點無疑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現代經濟理論內涵的認識。
二、老子道家學說的經濟思想
流傳至今的《道德經》是老子道家學說的經典著作[11]（注：傳統上，取九九歸一之意，《道德經》被分為八十一章，但內容難免支離。本文依據的《道德經》由陳忠譯評（參見注解[11]），按照清代魏源的理解分其為六十八章，保持了每章的相對完整性。），依其記載可反映出老子生活的時代社會經濟已取得的長足進步。例如，畜力耕種的普遍運用（注：《道德經》（第39章）中有“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一句。）和冶煉業的興盛（注：《道德經》第5章提到冶煉用的風箱—“橐籥。”）構成了春秋時期手工業及商業繁榮的基礎，因此，后人能從《道德經》中窺見道學理論隱含的（市場）經濟思想當不足為奇。
（一）老子道學與可持續發展
終《道德經》一書，“先天地生”（《道德經》第21章，以下引文只注明章數）的“道”作為立論之本貫穿其中，“道”乃“天地之始”、“萬物之母”（1章）。而什么是“道”，老子所謂的“非常道”（1章）的“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實際上就是人們行為處世務必要遵守的客觀規律，包括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這種客觀規律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它先于世間萬物而存在并統轄人的知與行，是區別于“實際自然”的“真際本然”[12](P116)。老子指出，“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1章），就是說居于天地萬物之主體地位的是人，人與天、地、道同為“大”，但人對“道”的遵循邏輯地展開為如下之階序：即人應按照地的法則發展變化，地應按照天的法則發展變化，天應按照道的法則發展變化，而道的真諦則是順其自然、由之任之。因此，“道法自然”構成老子道學的思想內核，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人乃宏觀宇宙的一部分，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人的發展應與天道循環相諧相一，與自然演化相諧相一，從而體現一種樸素的“天人合一”的意念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老子不提“資源稀缺”，因為他實際上把人類生存的外部環境（地球）先驅性的視為一個“大全”（宇宙）范圍內的開放體系，宏觀宇宙的無限決定了天、地、人的發展本應無際，然囿于對“道”之理解的局狹與偏誤，人們往往為追求一己之私而使“人欲”同“天道”激烈相抗，導致天人分離和天人俱損局面的出現。他認為發展過了頭就走向反面，即“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反對“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46章），這些都是“非道”的過分的要求，因而認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37章），主張“無以人滅天”[12](P121)。事實上，今天已有學者提出，宇宙域內的廣義自然資源實為無限，所謂的稀缺性本質上是指人力資源（包括人的體力、智力、知識技能尤其是認知能力）的不足和有限，“人力資源稀缺是一切經濟問題的總根源”[5](P106)。如果人們不能充分認識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為滿足物質需求而過度耗費自然資源，為眼前的短期利益所累而損害到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那么就會加劇稀缺性矛盾而越發遠離可持續發展的向徑。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的大氣污染，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長江水患，以及威脅北方數省市的荒漠化危機，細想起來莫不是經濟發展中偏重一方而忽視另一方的“逆天之行”所造成的。有道是“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2章），“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50章），當人們窮盡財力、體力、腦力掠奪性地開發資源的同時也正遭受著自然界的無情懲罰。
老子生活的年代，諸侯爭霸、征伐連連，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服從于戰爭的需要，平民百姓辛苦創造的物質財富在不息不止的戰爭中消耗怠盡，使老子發出“有無相生”（2章）的良多感慨，因此在天人協調發展的問題上他最終提出“侯王若能自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27章）的勸告，希冀終有一日能“由人之天回歸天之天”[12](P121)。對于今天的經濟建設領導者而言，這也是十分具有借鑒意義的，因為如果今天的“有”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破壞自然合諧為代價而實現的話，那么必然意味著后世子孫將來的“無”，這就得不償失了。
（二）老子道學與自由經濟
如果說“道”是統帥老子學說的靈魂，那么“無為”即是體現其政治理想的主線，整個《道德經》一書即在告誡世人當以“道”義為根本，從于“德”之感化，最終達至“無為而無不為”（41章）的最高境界。
老子認為，萬事萬物的發展變化均守“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36章），而“道”的本性之一即在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36章）。他舉例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5章），言下之意是講天地之間就象一架大風箱，雖然中空但萬物有序，反而是人們在其中的活動會有可能破壞這種平衡，就如風箱的活塞使空氣外泄一樣的道理。老子的主張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50章），只要施政者不過多的朝令夕改，不過于的“勤政”、多“事”和多“欲”，則民德“自化”，民行“自正”，民生“自富”，民風“自樸”。顯而易見，這與今天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意圖具有何等的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在亞當·斯密那里借用的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暗喻，而老子更加精煉地稱為“道常無名”（27章），并更為形象地提出“治大國者若烹小鮮”（52章）。一方面，“烹小鮮”（小魚）之喻展現了老子那種自比經天緯地之才的寬闊胸襟，另一方面，他也借烹調小魚不可過度翻炒之意勸誡執政者不應折騰民生太過。
此外，斯密曾有一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著名論斷，即經濟人追求自利的過程是實現社會公利最佳的甚至唯一的途徑，也就是中國俗語“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所形容的那種意境。可以大膽推測，斯密的這一觀點也許多多少少地受啟于老子道家學說。老子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6章）。對此章的理解歷來眾說紛紜，關鍵在于如何解讀“以其不自生”句。這一句實際上是說天地為什么能壽命長久的原因在于其本身并不謀求壽命的長久，也就是不刻意去追求某一目標反而能真正達到這一目標的意思。由此不難理解“圣人后其身而身先”的含義在于圣人把對人生目標的追求置于遵循自然法則（道）之后而能先于別人實現自身目標，圣人“外其身而身存”的含義在于圣人把自己置于紛亂的迷局之外而切實感悟“道”之真諦，使自我永存于世。可見，斯密提出前述論點的邏輯同老子“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31章）的思路如出一轍，只不過，斯密是以“自利”而達“公利”，老子則“以其無私”而“成其私（擁有）”。
雖然老子主張“無為”，但與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政府回復“守夜人”角色而完全放任自流觀點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老子并不反對所有的“為”，而是主張依據客觀規律有“道”而為。老子云：“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15章），即是說，天下萬物都合于規律（常），懂得規律叫做賢明，否則，若不懂規律妄自作為必將導致兇險厄難。另一方面，他也勸導萬事不可強求，認為容器盛物過甚反而外溢，不如適可而止，即“持而盈之，不如其已”（8章）；認為把金屬物品錘打得又尖又利反而容易折斷，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8章）；認為錢財過多不僅無法長守而且遭致禍患，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8章）。這些論述均表明，老子反對違反客觀規律的“亂作”和“妄為”，反對過猶不及的苛求。他所憧憬和描繪的理想是一幅“為無為，事無事”（55章）、“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55章）、“為無為，則無不治”（3章）的美好圖景，他所定義的自由是與秩序完美結合的自由；他主張欲有所“為”當以“無為”為指導，欲處理應做之“事”須以“無事”為指南，充分發揮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使“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樸”，從而“無不治”。
與老子“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的理念比較起來，凱恩斯主義者依據“需求創造供給”法則而提出的“相機抉擇”之見解則顯得如此的片面和膚淺。所謂“相機”，就是根據宏觀經濟運行中業已出現的一系列指征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采取的是一種無異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理原則，因而終有“滯脹”惡果的產生和國家干預主義理論的沒落。正如薩繆爾森在20世紀70年代末所評論的那樣，“（市場經濟）現在反復地鬧滯脹病，有利于滯脹中的‘滯’的部分的政策導致‘脹’的部分惡化，而有利于‘脹’的部分的政策導致‘滯’的部分惡化。因此，可以看到，我們仍然處于進退維谷之中”[13]。
（三）老子道學與現代幸福觀
對于什么叫作幸福，對于什么是現代經濟條件下正確的生活態度，這些都是現在爭論頗多而又仁智互見的熱點問題。老子站在“道法自然”的高度，用“天乃道，道乃久”（15章）的哲學眼光觀察世界，他的一些看法值得今人的深思。
老子提倡厲行節儉，視節儉為治國理事的基本原則，呼吁理性的人（圣人）當“去甚，去奢，去泰”（25章）。他說，“吾有三寶，……儉故能廣”，即認為節儉反而成為他一定富有（廣）的法寶，這一觀點同現代經濟學中較高儲蓄率益于經濟長期增長的原理十分近似。今天，儲蓄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運動是我們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基礎理論之一，而經濟周期的不可捉摸性及其造成的貧富轉化恰恰是引起人們焦慮、困頓與痛苦的原因之一。老子認為幸福的人當“見素抱樸，少私寡欲”（16章），因為如果“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如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3章）；世人的欲望尺度應為“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10章），即把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作為行動的最高要求，如此“知足之足，常足矣”（39章）。否則的話，“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37章）。老子一方面反對過度享樂，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11章），另一方面，老子也承認做到“少私寡欲”的困難。他反問世人，“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言下之意，人們耳眼口鼻開閉張闔之間接觸到世俗中的花花世界，有誰能不為之心動而甘心雌伏呢？老子的理念，既有別于佛家所謂的“絕欲以絕苦”的極端之論點，也不同于現代傳統經濟理論以極力滿足人們日益膨脹的欲望需求為責任。可以推論老子的邏輯是：人們無邊的物欲、貪婪的心魔是造成諸侯國戰亂不眠不休的根本原因，是造成民生疾苦的根源，因此要限制而非禁絕人們的欲望，使“合于道”，然后“可以長久”（37章）。盡管這種思路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借此推及今世，我們能夠體悟，經濟發展的盛衰間替，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刀兵相向都可歸結為過分的貪欲使然。
老子同時指出，道生出萬物，德養育萬物，即“道生之，德蓄之”（44章），并且“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44章），即提出生養萬物而不據為已有、哺育萬物而不居功自傲、萬物長成而不屠之食之方為真正的有道之德。在今天看來，老子倡導的“大小多少，抱怨以德”（55章）尤為難能可貴，雷鋒式的助人為樂精神現在離我們似乎變得越來越遠。除此之外，老子的幸福觀還在于與世無爭和貧富自均。他一則曰：“夫唯不爭，故無尤（災禍）”（7章），“故天下莫能與之爭”（19章），二則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64章）。前一句是講消除天災人禍的根本原則在于消除人的爭斗之欲，后一句是講取長補短、以多補少乃天之法則，因此，那些為了某種私欲而“損不足以奉有余”（64章）的人是不會感到心安理得的。
老子最終為我們設計的理想境界是社會回復“絕巧棄利，盜賊無有”（31章）的“小國寡民”（67章）之狀態，“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67章），人們縱使“鄰國相望”，然“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67章）。過去，這一主張是老子受后人批判撻伐最甚之處，后世學者往往斥之為“反動”、“倒退”。但是，設想在一個“國大民眾”但金錢至上、見利忘義、暴力橫行的社會里，在一個“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50章）的環境中，即使一個人腰纏萬貫、前呼后擁，如果失去親情、友情和愛情，失去誠信，失去健康，那么何樂之有？換句話說，在老子生活的年代，他在自己切身感受的基礎之上開創性地提出了一個“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67章）的自得其樂的理想國，何罪之有？比之今時今日，科學技術的飛速更新，經濟總量的突飛猛進，在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在極度地滿足人們的口腹之欲、聲色之聞的同時，也為人類的未來演進埋下了危險的隱患。就以“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來講，先進的技術、新奇的發明如果應用得當、役之有度，帶給人們的會是物質享受和精神愉悅，反之，若失控濫用，則帶給人類的或許是滅頂之災。例如克隆人和核技術，說它們可能喪盡人倫、毀滅眾生絕非聳人聽聞，“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人間將陷入萬劫不復。若是那樣，一切的肉體靈魂、民生幸福、思想理論、主義學說都歸于灰飛煙滅，何談經世濟民？有學者調侃，“我不敢預言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如何進行，但我知道人類的第四次世界大戰一定是石頭與棍棒的戰爭”，此說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由此可見，老子的預見性多么敏銳，他的觀點具備了“有限生命成本約束下的快樂最大化”的人本思想萌芽，哪怕忠言逆耳，也要著書立說，警醒后人。誠如其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68章），老子的道學思想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三、結語：從功利境界向天地境界的飛躍
馮友蘭先生提出，基于對存在世界的不同“覺解”，表現為意義世界的人生境界可以分為順序進階的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14]。自然境界中的人依據習慣風俗率性而為，缺乏自悟，歸于質樸與“混沌”；功利境界中的人自覺有“我”，謀私逐利且投機取巧；道德境界中的人自覺是社會的存在，“見利”的同時更注重“行義”；天地境界中的人則“超越了一般的道德之境”而自視為宇宙的一體，其“行義已不是一種有意的選擇，而展開為一個不思而中，不勉而得的過程”[12](P120)，是覺解的最高之域。與此人生劃界相對，以人為主體的經濟活動亦可歸屬不同的層級：自然境界中的經濟行為以滿足人的溫飽為意旨，可名為“短缺經濟”；功利境界中的經濟行為除了滿足衣食之欲以外更追求自我之名與自我之利，所謂“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權衡構成該境界的本征；道德境界中的經濟行為雖不拒斥自足自利，但無論“義利之辯”抑或“群己之爭”均以前者為百行之先；而進入天地境界之后的經濟行為則已實現知天、事人、利群、悅己的相容相合，其達于“天人合一”超然之境的意念是人類可持續永恒發展的最高追求。不難看出，今天的西方傳統經濟學無論是其邏輯路徑、結論觀點，還是人們受其影響而做出的行為本身，都沒有逃出功利主義枷鎖的束縛，廣大“經濟人”尚未徹底擺脫從求存走向趨利的人生苦旅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通過對老子道學思想的反省，通過對其天、地、人三位一體學說的重溫，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人生天地境界的領悟，更有助于我們懂得如何協調人地關系以實現可持續穩定發展，懂得如何在寬容的基礎上切實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服務職能，以及懂得如何通過“兩手抓”來推動兩個文明的協調進步和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另一方面，通過對老子道學的反思，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搞所謂的“全盤西化”既不應該也是不必要的，中國古代浩繁廣博的經書典籍是我們治史研今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注重古今中外之間的比較研究是今天我們重習老子《道德經》一書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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