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價值與社會效益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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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價值是法律科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將經濟法的價值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鄰近法律部門，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價值進行比較，從而進一步論證以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和諧為其獨特價值取向的經濟法具有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獨特的存在價值及意義。

關鍵詞：經濟法價值，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經濟秩序

價值是法律科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法律史的各個經典時期，無論是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對價值準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的主要活動。”[1]古今中外的學者通常認為法的價值包含秩序、正義、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方面，法的價值在于實現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正義、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現代社會中，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的法。經濟法的價值則是經濟法通過其規范和調整所追求的目標。[2]學者們對于經濟法的價值，已多有闡述。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在于“整體效益”；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包括社會經濟福利價值和經濟民主價值兩方面；還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包括工具性價值-結果公平、經濟安全與體制效益，目的性價值-可持續發展。[3]上述觀點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經濟法的某種價值屬性。然而，毋庸諱言，它們卻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問題：沿用法哲學通用的概念，卻不曾賦予其有別于一般意義法的價值的特別意義與屬性；未能通過將經濟法價值與鄰近法律部門（尤其是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對比并有效區別，從價值角度來突出的經濟法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獨特的存在意義。只有把握經濟法獨立的內在價值并與其他法律部門如民法、行政法的價值相區別，才能從理性和邏輯的高度確立經濟法的獨立地位，為實現經濟法律體系內在和諧統一奠定基礎。[4]鑒于此，筆者傾向認為，經濟法的價值表現為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和諧，并在本文中試圖將經濟法價值與一般意義上法的價值以及鄰近法律部門，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價值進行比較，以論證經濟法獨特的存在價值及意義。

一、實質正義

自從人類社會發生公正與不公正的社會問題以來，正義一直被視為人類社會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視為維護和促進正義的藝術或工具。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學家強調，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法只能在正義中發現其適當的和具體的內容，也只能在正義中顯現其價值。但是，“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aProteanface），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5]從法哲學的理論高度來看，思想家與法學家在許多世紀中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盡一致的“真正”的正義觀，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正義意味各得其分，各得其所；正義指一種德行；正義意味著一種對等的回報；正義指一種形式上的平等，指某種“自然的”從而也是理想的關系，指法治或合法性，指一種公正的體制，等。在上述諸種正義觀中，社會體制即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具有決定意義，[6]是首要的正義。而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包括兩個基本方面，首先是社會各種資源、社會合作利益和負擔的分配方面的正義，即實質正義；其次是社會爭端和沖突的解決方面的正義，即形式正義。

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陸法系或民法法系，從亞里士多德的校正正義中發展出來的形式正義，其要求同等的人受到同等的對待。眾所周知，在各個法律部門所確立的形式正義是以民法為典型代表的。民法的形式正義的價值取向，從根本上說，是與法律的普遍性相聯系的，其以個人主義為指導，以抽象的人格平等為假設條件，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提倡對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地執行法律和制度。民法形式正義的價值取向表明，民法試圖用自然法來建立永恒不變的法律與正義，只要實現平等對待就足夠了。與此同時，民法的正義價值又承認市場主體起點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這種不平等不是市場外的因素造成的，他們之間的交易就是公平的。[7]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日益復雜，國家積極地參與到經濟生活的管理、調控和運作之中；同時人們之間的能力、財富等方面存在著極大差別，如果法律嚴守形式正義的需求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也就必然導致、甚至加劇競爭結果的實質不平等。面對這些問題，以形式正義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民法無力解決，從而導致了新的正義觀及相應的法律規范的出現。“經濟法產生于國家不再任由純粹司法保護自由競爭，而要求通過法律規范以其社會學的運動法則來控制自由競爭的時候。”[8]相對于民法的形式正義而言，經濟法所要實現的法的價值首先在于實質正義。從理論角度講，經濟法在追求和實現實質正義的過程中，其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同時隨著法律調整手段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立法者和社會賦予執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執法者不僅根據普遍性規范來解決問題，也針對個別情況、個別主體、個別案情作特殊調整，體現了實質正義要求法及其調整所具有的能動作用、靈活性和適應能力；實質正義的法律調整手段之多樣化，更表現為經濟法為了糾正社會不會而采取的種種積極措施或手段。[9]從實踐角度講，經濟法在追求實質正義的過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種市場主體的意志和利益，維護和保障最大多數人的福祉。一方面，經濟法從市場規制角度出發禁止壟斷、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等破壞競爭秩序的行為以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市場交易主體一方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給以特殊的保護，以維護交易的公平和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經濟法從國家宏觀經濟角度，通過金融、稅收、產業指導等經濟手段引導市場主體作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選擇；規定企業、金融機構等權利義務，促進社會經濟收益的公平和社會分配的公正。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義的實現，行政法法也不例外。然而行政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與經濟法又有不同，其對行政程序正義更加關注。美國著名的行政法學家伯納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實體法，而是程序法”。現代行政法是通過對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程序的規范和制約，最終達到行政法控權的目的的。一個行政機關，權力即使再大（如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其行使方式有嚴格的程序規范，遵守一整套公開、公正、公平的程序規則，其對相對人權益的威脅并不是很大；相反，即使其權力很小（如僅可對公民進行小額罰款），但如果其行使方式沒有程序制約，可以任意行為，其對相對人權益亦可能造成重大威脅。[10]“行政法的基本目標是在公民受到不法行政行為損害時為他提供充分的救濟。”[11]正是在這種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在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中，行政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不體現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正確與否，而體現在防止權力在適用這種手段的過程中被濫用，并以有效的方式來監督權力的行使。顯然，行政法對程序正義價值追求是有別于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的。

二、社會效益

效益（效率）作為經濟學上的概念，表達的是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其基本意義是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中獲得最大的

產出，即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以同樣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益作為一種法的價值目標導入法學領域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律經濟學的勃興。從法哲學角度講，所謂法的效益價值是指法能夠使社會或人們的較少或較小的投入而獲得較多或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的意義。[12]法的效益價值在于利用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方式，來規范資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機作用促使效益結果的出現。法律不僅要以自由、正義、秩序、安全和平等為指向，而且要以效益為皈依；法律所指向的自由、正義、秩序等價值之實現性是建立在法律效益前提上的。法律效益作為現實的法律價值，總是與某種評價相關聯的，包括個人效益價值和社會整體效益價值；其中法的社會效益外延十分廣泛，主要表現為權力運用效率的提高、社會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和社會公正的維護等。[13]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而市民社會是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有學者認為，在民法的規制與引導之下，個人自由競爭成為規范經濟活動之高度有效手段，可以將勞動與資本引導至能產生最大利益之場所，實現對資源分配及利用的低成本、高效率，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14]可見民法根源于社會分工、個人占有和個體小生產，它追求的價值目標雖然也是效益，但其卻是以個人利益的基點的，它確認和保護單個經濟主體依照自主意志與市場規則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價值追求的是個體的、微觀的經濟效益。一般而言，民法的個體效益價值追求在法律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民法規范不應為主體行為設置人為障礙，不得使主體的交易成本無謂增加；二是民法規范應該盡量增加或保護交易的達成，而不是減損主體的交易機會。[15]基于民法對個體效益價值的追求，按照亞當？斯密之觀點，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最終會促進實現社會的財富最大化。換言之，民法的價值取向是充分保證個體效益的實現，而對社會效益的維護則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調整個體利益之間的沖突來實現個體與社會效益的平衡。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無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自身固有的缺陷，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面對市場失靈，面對“對個體利益的無限追求反過來會扼殺個體利益”的悖論，[16]雖然傳統民法亦作了一些修正，如對契約自由作出了限制，從過錯責任發展出無過錯責任等，但其自治性的性格及個體本位的價值取向使其無力解決效率與公平、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等矛盾問題。于是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應運而生。

經濟法自產生之日起就以社會效益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經濟法根源于集體協作、共同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其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和經濟的成果只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7]具體而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于社會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經濟法從社會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即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18]經濟法對社會效益價值的追求，要求個人經濟行為與社會總體的經濟發展相協調，其不是追求每個市場競爭主體的個體利益最大化，而是側重于促進市場的整體運行效益、調控個別、微觀經濟效益以取得國民經濟整體效益最優，另一方面，經濟法亦在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的過程中綜合運用各種手段防止“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狀態的出現，為市場主體的競爭與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從而為每個市場競爭主體自由競爭以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總而言之，“經濟法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法”。

行政法對“效益”的價值追求與經濟法、民法有著明顯區別。行政法調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關系，其并未直接介入生產過程，不能直接創造財富，而且其在調整行政管理關系過程中都以消耗社會物質為代價。因此，行政法并不以“經濟效益”為其價值追求，而是以努力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價值取向。在行政法規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過程中，一方面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在作出行政決策時盡可能減少誤差，做到行政管理活動的效果與管理目標之間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能，加快行政行為的進程。行政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價值取向的指導下，通過行政決策的準確化和工作效能的提高，不僅減少行政管理過程中的物質消耗，而且也間接地改變再生產過程中社會資源的占用和消耗同所提供的勞動成果的比率，從而對社會經濟效益的增長起到積極作用。[19]

三、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統一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屬性。從哲學角度講，自由是要能夠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其是對血緣、宗法聯系、思想禁錮和專制政經體制之解放。法律上的自由是對自由的設定和保障，是人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活動的權利。而秩序從廣義而言是指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性現象，某種程序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自由與秩序本身是一對與生俱來的矛盾。當放任、無度之自由破壞了由一定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作為社會之人與人的正常秩序之時，法律就必須發揮其強制作用，規制自由以恢復秩序。法律，甚至于社會都是在“既定之合理秩序對社會個體不時發生的自由沖動構成約束并予以匡正，而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引起新的自由要求，又對舊的秩序時時構成沖擊”[20]的輪回中而不斷發展與進步的。自由作為傳統市民社會的基本精神，天然地貫穿于市民社會的代表法-民法之中。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帶有濃烈的市民社會個人主義的色彩，這突出表現在民法最基本原理-私法自治原則中（它是建立在19世紀個人自由主義觀念基礎之上，即依個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民法自由始終以個人權利的弘場為最終目的，其基本內涵在于：一是行為自由，即民事主體可以支配自己的經濟活動方式，選擇做或不做什么；二是意思自治，即要求任何主體在經濟活動中都僅依自己的個人意志決定行為的內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強制。[21]當然，民法對自由價值的追求并不排斥其對秩序價值的向往。在“讓市場機制自主發揮作用以實現經濟運行的良好的狀態”的經濟學觀念的指引下，民法試圖在無任何外力干預的市場經濟自然秩序狀態下，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主體的自由，即為市場機制的自由發揮創造條件以保障和實現人們最大的經濟自由。

過于理想化的東西往往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堪一擊。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19世紀末期當壟斷等出現之時，民法所熱切追求的經濟自由與自然經濟秩序的和諧狀態即宣告終結。自始就將公與私融為一體的經濟法，在自身對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獨特的價值追求中，開始重塑市場經濟的自由與秩序的和諧與統一。如前所述，經濟法以實質正義和社會效益為其價值取向，在經濟法對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價值追求中，實質正義與社會效益價值亦發揮了其應有作用。例如，經濟法在自由價值的追求中，多數情況下它總是表現為以適當犧牲個

人自由去爭取社會自由，以此實現社會效益和實質正義。社會整體的自由不僅是經濟法獨特自由價值取向追求的結果，更可以認為其表現為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以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整合選擇度的延拓為目標，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應有廣闊的空間。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自由與秩序的價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和諧的。現代經濟法更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為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而采取干預、限制的手段，以達到一種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實現自由與秩序之平衡。經濟法對于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之統一性與和諧性的實現，在于經濟法是一種將代表“公”的國家意志滲入經濟關系之法律制度化的產物。[22]為實現這一目的，要求經濟主體按照經濟法制之規定，保證其行為之合法性，彼此間形成規范的相互關系，消除任何主體在市場活動中對自由之不當限制或無度妄為；要求國家經濟機關積極執法，嚴格遵守法律約束，不得利用經濟權限使經濟主體承擔不法義務或侵害其權利，并克服政府經濟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要求司法機關正確適用法律，保證經濟司法之合法性。

現代行政法的“控權”為其理論基礎，其核心內容自然是行政職權的賦予、行使及違法行使行政職權的法律責任。因而，在自由與秩序的價值選擇中，行政法往往側重于對“秩序”的追求。行政法在立法中合理設定行政機關的權力范圍，公平分配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行政執法既要求公民服從行政權，又摻入民主與公平的機制與因素，以保證權力的正當使用；而行政救濟則是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或行政權濫用的監督和對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可見行政法的“秩序”價值的追求處處表現于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在權利上的動態平衡之中，而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正是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得以實現。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定位差異，是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這不僅決定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異的法律精神與基本觀念，從而使它們在根本價值取向或法律理論上大異其趣。由此也突顯和驗證了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特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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