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經濟波動評論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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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如何判斷這次經濟危機的性質成為理論界探討的核心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角內，有兩種看法:一種觀點是從生產過剩和金融化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當代表現;另一種則是從結構性經濟危機和長期經濟波動的視角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在本文中，筆者對國外長期經濟波動的理論分歧進行評述，梳理我國學者自1980年代以來在長期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研究進展，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一、三種解釋模式

長期經濟波動(長波)也稱“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對其命名并概括為三種周期體系，即在一個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內還存在著平均大約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約40個月的“基欽周期”(短周期)。對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關于長波理論的研究，長期以來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理論研究不足。在經濟史研究領域主要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論呈現出來的，例如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劃分，與長波的統計實證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從文獻史的角度來看，長波理論研究主要有兩個重要階段:二戰前的早期研究階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爾德倫、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現代研究階段，這一時期形成了長波理論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技術決定論”，戴維•戈登等提出的以“積累的社會結構”分析為核心的“制度決定論”，以及曼德爾提出的長波理論。

1.技術決定論。該模式源于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主要觀點為:

(1)“執行新的組合”、創造新的生產函數是打破靜態循環流轉、推動經濟發展的源泉，但是這些創新(新事象)的出現“不是象人們依據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的出現”(蜂聚)，從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環流轉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經濟周期［1］69，72～74，237～253;

(2)長波與基礎創新相聯系，間斷性的基礎創新(產品創新)是解釋長波的主要變量，其它經濟變量如利潤率水平、固定資產投資等都是圍繞這個變量而變化的;

(3)經濟活動的長波顯示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機制，“每一次長波包含一次產業革命和對它后果的吸收”。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熊彼特將其稱之為“創造性毀滅的過程”。19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面臨“滯漲”危機，長波理論開始得到復興。1975年出版的《技術的僵局》是復興長波理論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書中，門斯繼承了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思想、使之現代化，并試圖對熊彼特理論的薄弱環節進行補充和發展。門斯關注的是基本創新的前提和環境以及如何推動擴張性長波的產生，并以實證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創新蜂聚假說。另一名荷蘭學者范•杜因則綜合了熊彼特創新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創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認為任何一個基礎創新都要經歷引進階段、增長階段、成熟階段和下降階段，基礎創新產品的性質不同，生命周期的階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礎上，杜因提出以創新生命周期為基礎的長波理論，認為創新生命周期的四個階段分別對應于長波的復蘇、繁榮、衰退、危機四個階段，并認為不同行業(新行業、現有行業、基本部門)在長波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創新傾向，因而以半個世紀為一個循環的長波主要是由創新生命周期以及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決定［3］118～125。另外，在長波理論的當展中，以卡蘿塔•佩蕾絲(Carlota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弗朗西斯科•盧桑(FranciscoLou)等為代表的學者開創了技術－制度協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一書中，佩蕾絲發展出一個技術、經濟、制度三者協同演化的模型，探討了技術變遷及其被吸收的過程如何在經濟和制度領域引起變化，推動“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并掀起發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盧桑合著的《光陰似箭》著作中，他們提出了五個準自主社會子系統(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大眾文化)的共同演化觀，“探討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調節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術創新、結構變化以及經濟和社會運動共同演化在內的經濟史的方法，并根據一個連續發生的技術革命向經濟系統擴散的模型，對過去兩個世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行描述。”

2.制度決定論。該理論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稱為SSA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愛德華、鮑爾斯、韋斯科普弗、科茨、麥克唐納等。SSA學派的長波理論的主要理論觀點為:

(1)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概念。該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義為資本積累賴以進行的外部環境的具體機制和一般制度。這一學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馬克思的論斷:“利潤決定著積累的進程，而積累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經濟增長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爾一樣，SSA學派也同樣認為利潤率決定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是，它們不再局限于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有機構成、剩余價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擴展為決定利潤率的外部環境和制度機制，形成“積累受社會機制制約”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會力量關系。利潤率取決于社會中的力量關系，即資本與工人之間的關系、資本家階級與國外賣者和買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資本家階級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資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資本，就會形成消費不足的危機(剩余價值實現的危機);資本家的力量太弱，剝削率降低、利潤停止增長，形成剩余價值生產的危機。戈登等認為這一理論在三個方面發展了傳統的理論:一是強調力量關系對于利潤率的影響要比對利潤份額的影響重要得多;二是強調力量關系在決定獲利能力基本條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認為對恢復資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過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等，因對設備能力利用的消極影響而可能會使勞動后備軍擴大，但并不能恢復利潤率［6］。

(3)研究了長波與積累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擴張性長波和收縮性長波的交替運動可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的變遷來解釋，每一個長波都對應著一個相應的制度結構以及由這種社會機制所決定的力量關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將積累的社會結構與長波之間的關系概括為8個方面:①一個有利于資本積累的SSA是擴張性長波的基礎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環境導致投資繁榮和經濟加速;③投資逐漸達到一定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所允許的極限;④積累速度放慢、經濟進入停止階段;⑤經濟停滯，使現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機中恢復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取決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機期間階級斗爭的性質塑造，但不僅僅取決于階級斗爭的特征;⑧新的SSA與原有的SSA不同，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7～8］。

3.曼德爾的長波理論。曼德爾的長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響。在曼德爾看來，資本主義運動的一般規律能夠解釋從擴張性長波向蕭條性長波的轉變，但是不能說明后者向前者的轉變，因此，對長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釋邏輯是不對稱的。擴張性長波的特點是:利潤增長、加速積累、加速發展。但是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及資本積累矛盾的加劇，具體條件的變化遲早會使平均利潤率衰減、資本加速積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個技術革命的巨大障礙，進入收縮性長波:利潤退縮、積累逐漸減速、經濟發展減速。下降過程是由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決定的，馬克思提出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擴大再生產以及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在這里發揮著長期作用。與資本積累中利潤率下降的機制不同，使平均利潤率突然上漲的因素發生在“危機過程中的資本貶值周期性結果之外”，主要有四個因素:

(1)資本有機構成的突然降低，如資本大量涌入到一個有機構成非常低的領域(或者國家);

(2)剩余價值率的突然增長，如工人階級嚴重失敗和原子化，從而導致勞動力價格偏低，甚至以低于價值的價格出售;

(3)不變資本因素的價格，特別是原材料的暴跌，從而對有機構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勞動生產力的革命性進展使固定資本價格暴跌產生重大影響;

(4)由于交通運輸新體系的完備、分配方法的改進、股份的加速循環等原因而發生的流動資本周轉期的突然縮短。

利潤率突然上漲所引起的資本積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暫的，在短暫的投資高潮之后，可能繼而產生新一輪投資不足。因此，必須還有一種機制使過剩資本的積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渦中去，在這里不僅發生中等的技術革命，而是要發生大規模的、普遍的生產技術革命。如果幾種因素能夠引致平均利潤率突然上漲，很可能將引發這樣一種機制，從而導致廣泛的、規模巨大的擴張性浪潮。根據馬克思對“機器大工業”的分析，曼德爾認為這種技術革命的決定性因素在于用機器生產動力機械方面:“在能源機器生產和動力機械的機器生產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漸使整個經濟中的全部生產技術發生了變化，其中包括交通運輸體系的技術在內”。正是動力機器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傳送機器和工具機器的革命性變化，逐步引起整個社會生產技術的變遷，從而暗示了新積累資本擴大的長期可能性［9］121～156，［10］。根據這些分析，曼德爾認為有事實性標志的長波主要有三個時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國學者的研究

我國學術界對長波理論的研究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西方滯漲危機后長波理論復興的影響，學術界基于我國傳統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對長期經濟波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根據相關文獻，我國學術界構建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主要形成了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從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最革命的因素出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階段性適應和動態調整。這些研究構成了我國1980年代長波理論的主流模式，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基本理論的重大理論創新。1982年張蘊嶺發表《西方經濟戰后發展的轉折和長周期波動》，全面分析了1973～1975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征以及與1873年和1929年危機的共同特點，認為長期經濟波動有規律性，這種經濟運動形式“根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基本結果”。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生轉折性危機并隨之陷入緩慢增長的原因在于:

(1)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束縛的矛盾積累深化的結果;

(2)科學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的影響;

(3)經濟結構畸形需要調整［11］。

張薦華在《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長周期理論初探》一文中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出現長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產階級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許的范圍內對生產關系作有限的調整，使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得以迅速發展，但是隨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慢性蕭條之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科技革命發展的階段性，構成長周期的物質技術基礎。”［12］1984年查汝強發表《試論產業革命》的文章，界定了“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涵義及其相互之間的辯證關系，并以產業革命為重點，全面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中三次產業革命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的發展演變，并提出以此建立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的設想［13］。1988年趙濤出版《經濟長波論———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長期波動研究》，這是我國第一部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為框架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的專著，該書采用主要發達國家的大量統計資料證明了長波周期的存在，并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論證了經濟長波起因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矛盾運動周期”的觀點［14］，是我國構建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的重要嘗試。除了上述研究外，我國學術界還作了其它探討。例如，沈華嵩在《論長期波動》一文中，批評了曼德爾用外因解釋擴張性長波的原因以及新熊彼特學派用技術革命解釋長波的觀點，認為康德拉基耶夫所主張但并未展開的資本主義內部機制的解釋方法是可以建立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之上的，提出用傅里埃級數作為聯接長周期以及其它周期運行的機制，并通過疊加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不同長度的周期波動［15］。金巖石以投資需求的變動作為解決長期波動的關鍵，試圖構建以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以平均利潤率波動為中心的分析框架，用受資本有機構成和剝削率的變動所制約的一定再生產結構的最高增長率所要求的積累結構來解釋長波運行機制［16］。

1980年代之后，長波理論的研究進入低潮，特別是隨著西方資產著作階級經濟學說的大規模引進，構建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2001年孟捷的著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以及發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述評》等文章，對長波理論做了新的探索:

(1)區分了作為經濟增長階段的長波和作為分析性概念的長波之間的不同。認為長波事實上只能作為一種分析性概念來使用，新熊彼特學派的“創新生命循環”的解釋模式缺乏一個恰當的理論基礎，因此，長波應當被“把握為資本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在新興主導部門的基礎上由以展開的內在時間框架”。

(2)探討產品創新如何在資本積累的框架內作為解釋長波的內生機制。肯定了新熊彼特學派用產品創新的消長解釋一般利潤率動態的理論貢獻，對曼德爾用外生因素解釋擴張性長波的看法提出了批評性意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蕭條引致基本創新”的假說，并考證了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觀點———從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帶來的生產過剩得出產品創新的必要性［17］115～130。

(3)探討了結合新熊彼特范式和馬克思主義范式的、構建新的長波理論的可能性。新熊彼特派和曼德爾的長波的理論共同點都強調了利潤率對長波的作用，并認為利潤率是資本積累過程的核心因素，但是新熊彼特學派缺乏基于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理論基礎，馬克思的理論則抽象了產品創新這一重要因素，因此，新的長波理論可以考慮在一個全新的利潤率動態的理論基礎上，將新熊彼特范式與馬克思主義范式相結合［18］。在2011年發表的文章中，孟捷進一步提出吸收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制度分析方法構建新綜合理論的可能性，認為新熊彼特學派和馬克思主義范式有互補性，在馬克思主義一派中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的貢獻在于:將資本主義經濟一般運動規律與具體歷史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個中間層次的制度分析理論，構建新綜合的長波理論范式可能性方向是從技術、經濟和制度協同演化的角度，進一步考慮制度對資本主義積累的重要意義［7］。

另外，在長波理論的基礎研究方面，我國學者還從具體問題出發做了大量研究。高峰在《“新經濟，還是新的”經濟長波“?》一文中分析了美國1990年代“新經濟”周期性長期擴張的性質，并指出:新熊彼特學派、曼德爾和SSA學派分別強調了技術變量、以利潤率為中心的變量和制度變量，三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將投資或資本積累增長速度的變化置于長波分析的中心地位，那么上述三個變量均與投資率的變化直接相關，“經濟長波的內在機制，并非取決于上述三種理論所分別強調的某種單一因素，而是由社會生活中與投資直接相關的三類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19］許建康在《經濟長波論及其各學派分歧的最大焦點》文章中指出:馬克思關于危機理論的基本原理包括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以及派生矛盾，但是“不能僅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關于本質關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資本論》中馬克思所動態揭示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的基本方法、基本框架以及具體變化過程，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研究包括《資本論》一卷第七篇、二卷第三篇、三卷第三篇，三者分別揭示了剩余價值的生產條件、實現條件和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分別對應于消費不足論、比例失調論和利潤率下降論，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應由此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長期波動的原因［20］。李民琪、朱安東在《世界利潤率長波與資本主義的歷史局限》中計算了1855年“核心世界”利潤率長波的變動并分析了我國19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高積累率、低利潤率的原因，證明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21］。

三、幾點思考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創新的基礎性作用，并走向一個以技術、經濟、社會、文化協同演化為視角的研究框架;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堅持利潤率和資本積累的分析邏輯，并由SSA學派發展出一套制度分析框架;我國學者提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研究范式，盡管能夠涵蓋這兩種分析邏輯，但是基本概念過于抽象，缺乏中介性變量和中間機制的具體研究。我們認為，構建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應當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依據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探索經濟變量之間的具體作用機制及其與歷史和現實之間的聯系。曼德爾的長波理論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分析框架，但是這一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缺乏技術革命對利潤率影響機制的研究(微觀層面);

(2)缺乏對于導致利潤率突然高漲的各種原因如何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內生發生的研究;

(3)對于不同階段生產關系如何對生產力發展做適應性調整的研究不充分;

(4)沒有將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發展思想吸收進去。因此，長波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應當充分吸收新熊彼特派、SSA學派以及傳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論的思想和觀點。除此之外，還應當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關于階段論和循環論。長波不應當理解為一種重復波，而應當理解為一種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相聯系的長期趨勢。按照辯證法的觀點，資本主義發展表現為商品經濟基本矛盾的不斷展開，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每一個階段都在前一個階段的基礎上，使矛盾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加深。因此，我們反對將長波理解為一種簡單的循環論，這種論調將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看作50年左右的單調重復，并期望尋找一種共同遵守的原因和機制，缺乏一種發展的眼光和歷史的方法。列寧及傳統政治經濟學所提出的“階段論”，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矛盾出發對生產的社會化趨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趨勢不斷加強、矛盾不斷加深的正確判斷，長波理論不可缺少這一視角的分析。

2.關于單因素論和多因素論。對于長波現象進行單一指標的確認和單一因素的解釋，是過于片面地看待問題的形而上學方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應當理解為資本積累的長期趨勢，伴隨這一長期趨勢的各種經濟變量表現為總體的、綜合的變動，這并不排除有眾多逆趨勢的反作用，但是起主導作用的力量在塑造著基本趨勢。因此，多指標和多因素的分析比單指標和單因素論更有說服力，這體現了社會科學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的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實，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22］478這句話道出了我們所說的方法的實質。長波顯示的不是單一現象和微觀時間的趨勢，而是資本主義體系整體的漲落，以及資本主義向著更高階段過渡的必然性。因此，它是綜合作用的產物，是多因素聯合的結果，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必須強調的是，這并不是說各種因素的作用是平行的、等量的，在分析具體波動階段時，應當區分本質因素和非本質因素。

3.關于內因論和外因論。內因論主張用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機制來解釋長期經濟波動。這種觀點發端于康德拉基耶夫，在《經濟生活中的長期波動》中，他否認長波“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認為“長期波動產生于資本主義經濟實質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并拒絕為“一種長期波動的適當理論奠定基礎”［23］20。外因論則常用偶然的、單因素的、超經濟的事件來解釋長期波動的原因，在長波理論的早期研究中，黃金生產、戰爭、貨幣、食物和原材料等都作為長期波動的原因和解釋。曼德爾的“非對稱”觀點，則主張收縮性長波用資本主義內在機制解釋，而擴張性長波用外因來解釋。我們認為，應當將資本主義體系作為一個整體、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派生矛盾以及反映這些矛盾的經濟變量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解釋長波，資本主義的穩定性(而不是走向崩潰)是因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存在一個廣泛的負反饋機制，戰爭、新市場的開拓、國家干預等都是這一機制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在系統中起著抑制離心力的作用，對資本主義矛盾激化、趨向瓦解的傾向進行反作用，進而推動著資本主義向更高階段發展。

4.關于技術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在長波理論中主要有兩種對立的理論傾向:熊彼特派傾向于技術決定論，而SSA學派更傾向于制度決定論。我們認為，我國學者所提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作用的分析框架是統合這兩種分析傾向的更好的分析范式。在二者的相互關系上，作為生產力的表現形態的技術革命將在一定時間框架內推動作為生產關系表現形態的制度變遷，制度或遲或早必然會對技術做適應性調整。馬克思曾經多次對這種關系做過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24］567～568，575～576在批判蒲魯東時，馬克思說:“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22］82，83技術變革取決于人類科學探索實踐、已經取得的科學技術發展程度及社會經濟對科學技術的吸收。制度對技術的反作用是SSA學派對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的重要貢獻，但將資本主義長期經濟波動僅僅用制度的“創造性破壞”解釋，未免過于簡單。相比較來說，熊彼特派如卡蘿塔•佩蕾絲、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盧桑試圖用技術、經濟、社會等之間的相互作用構建演化的分析范式，強調社會經濟對技術的吸收以及二者之間相互作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生反作用辯證機制的理解則更具借鑒意義。

5.關于辯證方法與演化方法。熊彼特派的長波理論經過卡蘿塔•佩蕾絲、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盧桑走向了依據演化經濟學方法的綜合范式。他們的研究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共同之處在于:

(1)從歷史的觀點來研究問題，將歷史理解為一個過程;

(2)反還原論的研究方法，從而不同于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之個人主義。但是，演化經濟學的方法論畢竟不同于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

辯證法是一種關于運動和發展的理論，在方法論上是能夠包容演化方法，并遠遠超越了演化方法以生物學隱喻所構造的方法論思想。是否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理解為進化論的方法，是判別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標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包括保羅•斯威齊在內的一些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曾經有用進化論庸俗化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的理論傾向。我們認為研究長波理論主要的方法論應是辯證法方法而不是演化方法，資本主義長期波動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運動的必然表現形態，它以一種周期性的、階段性的過程推動著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從而為更高社會形態奠定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