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發展哲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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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經濟學的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哲學與經濟學的不解之緣：經濟學最初從哲學中誕生出來，而哲學的每一次發展幾乎都會對經濟學產生重大影響。從誕生來看，在經濟學的思想未體系化之前，經濟思想實際上是與哲學思想渾然一體的。這表現在古希臘很多哲學家同時也是經濟學家，色諾芬、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奎那等無一例外。比如，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論述了分工的經濟意義；亞里斯多德討論“公平”這一道德范疇時發表了對商品價值形式的天才見解。從經濟學的發展來看，新的哲學思想的引進，幾乎每一次都會引起經濟學的重大發展。正是在文藝復興后的人文主義哲學旗幟下，重商主義才敢堂而皇之將人的欲望、追求擺上經濟理論論壇；正是在培根“世界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們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這一認識論思想的牽引下，威廉·配第才開始探究經濟運動的內在規律，從而提出了勞動價值論；正是引入了愛爾維修利己主義倫理觀，亞當·斯密恢弘的《國富論》才會長篇論述“人的自利追求會使社會福利自動實現最大化”；正是先有了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我們才會看到龐巴維克至今尚存的《資本實證論》；只有研讀了斯賓塞的《第一原理》，我們才會明白為什么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運用了那么多進化論、均衡論的方法；也正是凱恩斯將量子論中的“測不準原理”引入經濟分析，羅賓遜夫人才會評論說：“凱恩斯所論證問題的真正本質是不確定性”。

斯密以來，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機械自然觀、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系統實在觀。本文分析了這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具體影響，并指出僅僅依靠系統實在觀是無法完全克服機械自然觀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經濟學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的發展進行指導。

一、以機械目然觀為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局限

機械自然觀的建立始于英國那個被稱為“機械宇宙繪圖員”的霍布斯以及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后來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機械自然觀強調從部分和個體角度認識整體，認為整個世界與機械類似，由部分組成又可以還原為部分。這種哲學觀經過工業社會的實證后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如生物學將生物細胞與人體器官當作機器的零部件理解；醫學將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進行治療；管理學的泰羅主義將人看作生產工具，和機器一樣被當做時間和動作的研究對象。

機械自然觀是19世紀西方學術界有關世界的一種主流認識。受牛頓經典物理學偉大成就的影響，19世紀初很多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主張將社會科學建設成類似數學和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種觀點無疑對邊際革命的創始人瓦爾拉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瓦爾拉斯就是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運用數學來構建他的經濟學一般均衡體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理性原則構架起一套經濟宇宙的客觀法則，在這樣的經濟宇宙中，人們可以用盡可能少的公理演繹出經濟生活中的規則。為此，他秉承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對其做了進一步簡化①，將社會歸結為同質自利個體的總和，遵循先分析個體規律，而后將個體規律直接加總為社會規律的路徑研究經濟現象，并且這一路徑是不可逆的。這種方法論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一直遵循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其哲學基礎顯然是機械自然觀。

通過個體來認識整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機械自然觀將個體組成整體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整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這一過程不是物理過程，而是化學過程。機械自然觀對這一過程的簡化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瓦爾拉斯將經濟學數學化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缺陷，他將社會看作同質個體的機械加總，忽視了個體在習俗、道德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沒有深入研究個體組成社會的有機過程。以系統論的“蝴蝶效應”②為喻，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實際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動翅膀的動作，并沒有研究這一動作引起龍卷風的整個過程。在這種哲學觀的指引下，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的一個橫截面，并沒有關注經濟發展過程。所以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批評說，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而沒有研究經濟發展。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經濟學注重個體與競爭傳統的強化及其局限

如果說機械自然觀只是從學理層面為經濟學片面強調個體主義方法論提供哲學指引，那么，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進一步滲透到社會層面對經濟學注重個體、強調競爭的傳統進行了強化。

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理論，將這一原則應用于社會領域就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過達爾文本人并沒有將自己的理論由自然界擴展到社會領域，這一過程是由斯賓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賓塞就在其著作《社會靜力學》中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當《物種起源》發表后，斯賓塞為其社會進化思想尋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學論據，于是就有了其后來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辯護的《第一原理》。1890年，馬歇爾在斯賓塞《第一原理》的基礎上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經濟學，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經濟學原理》有那么多詞句與《第一原理》相同。馬歇爾的經濟學體系所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深刻程度，可以從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說：“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是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

達爾文認識到自然界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但他并沒有忽視生物問的共生現象。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卻無視自然選擇過程中的合作，片面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生存競爭。這是對達爾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爾丁意味深長地說，達爾文顯然不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競爭的片面強調意味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缺乏道德基礎，這與強調理性分析與競爭、忽視道德研究的經濟學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I司時，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堅持的也是一種典型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因為它也只是從單個物種間關系來認識競爭，然后將總結出的所謂規律推演至整個自然界乃至人類社會，這與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牛頓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雖然進化論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經濟學，但社會達爾文主義遠比經濟學流傳更廣、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深刻影響著經濟學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社會達爾文主義既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缺陷，為什么還能夠在西方社會成為主流?除了歷史局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掠奪提供了理論辯護。盛洪在分析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揚的原因時指出：“在現代經濟學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列強正走著一條用武力向外擴張的道路。盡管連年征戰也給人們帶來了痛苦，西方對非西方的掠奪和榨取卻減少了西方國家戰國狀態的殘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較少對戰國規則產生憎惡之感，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主流。”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夠從中獲得切實好處，人們有意無意地堅持或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它得以長期存在。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與揚棄。

三、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影響

20世紀以來，隨著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對人類認識的拓展，系統論這種新的哲學思想得以產生。系統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大系統，這一系統雖由各部分組成，但各個部分并不能與系統機械地分合，因為系統與部分之間除了線性關系，更多的可能是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非線性關系，這種非線性關系使得人們的決策往往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與機械自然觀不同，系統論哲學認識到整體、關系、過程和動態的重要性，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認識個體，認為關系和整體是首要的，個體必須在動態的整體過程中才能夠界定，而且各個相互聯系的部分在整體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無所謂主次。這種哲學觀對眾多領域的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強調身心統一的整體醫學觀、管理學當中的系統管理理論以及各學科中的自組織理論等等。

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27年海森堡發表了《量子論運動學和力學的直觀內容》，提出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1930年奧地利數學家哥德爾證明“在數學中總有一個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這其中蘊涵的不確定性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原理，而精通數學的凱恩斯接受了這一原理并將不確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分析中③。這可以看作是系統論思想最早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而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混沌經濟學、演進經濟學等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更體現出系統實在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和交易費用的強調，將意識形態、社會科學知識等也納入了經濟分析，使得經濟學不僅接近了現實，而且有突破個體主義方法論的趨勢，其對集體主義方法論的強調將促使經濟學反思機械自然觀。混沌經濟學尤其關注一些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的模糊現象，發展下去似乎也會在哲學上改進經濟學：因為以機械自然觀為基礎，只能解釋運動狀態能夠復制的周期性現象，而對于那些路徑界定非常模糊、經常有漲落、且運動軌跡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夠復制的波動性的非線性變化，則需要借助系統哲學觀才能夠解釋清楚。演進經濟學則進一步闡發了經濟學的經濟生物學性質，而不是經濟力學性質，這既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也是對經濟學牛頓體系的挑戰。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上述經濟學的新發展還沒有從哲學基礎上真正揚棄機械自然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因為它們還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這些東西，從而使它們的批判很大程度上發展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豐富。凱恩斯雖然將整體性和不確定性引入經濟分析，但他并沒有從根本上清除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的影響，很快被希克斯－漢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薩繆爾森綜合進“新古典綜合派”，后來還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和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邊際分析”和“經濟人”假設等，更重要的是它們缺乏一個統一的主體理論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由綱領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保護帶兩部分構成”這一模型來分析，上述非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做了調整，并沒有觸及其內核。用庫恩的話來說，新古典經濟學目前還只處于“危機階段”。因此有人說，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其實不過停留在19世紀哲學和物理學的水平上，還沒有實現“現代化”。“在現代經濟學與當代哲學之間是一段沉默的距離”。也就是說，經濟學并沒有完成在系統論基礎上的哲學重建。

四、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可能貢獻

由上述分析可知，經濟學要想獲得新的長足發展，在哲學基礎上必須突破兩個局限：一是機械自然觀的局限與束縛；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局限與束縛。對于第一個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統實在觀的貢獻，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已經做了初步的嘗試。盡管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遠，不過依靠西方的歷史資源與努力取得進一步的突破還是有可能的。對于第二個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無意識的作用，僅靠西學的資源就要困難得多，必須考慮引入新的文化傳統來改造西方原有的社會哲學和人們認同的舊的行為規則，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古典哲學是為數甚少的可資借鑒的非西方的文化資源。事實上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對第一個局限有所突破后，經濟學應該向何處去，西方至今沒有找準方向。

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是天下主義，這種天下主義也必定是一種和平主義，它是一種完全不同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引入到社會領域，是以民族主義為現實基礎的。所謂民族主義是指人類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達成的一種身份共識。由于它只認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從而更傾向于用強力或暴力手段來改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財富分配與利益沖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民族主義的這種暴力行為提供了理論辯護，因此只要有民族主義就必然會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天下主義則持“世界大同”的觀念，認為人與人是同等的，國與國是平等的，根本就沒有也不應該有民族之分。由于強調對全人類的認同，從天下主義很容易導出“天下為公”的原則，在它看來，以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謀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實際上毫無意義。因此，天下主義更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貿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強力手段去獲得財富。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為增進全人類的整體福利，我們需要的是天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在民族主義下，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國家將主動或被迫將資源用于發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義下，這些資源將會完全被配置到社會生產中去。更為嚴重的是，堅持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還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最終走向滅亡。因為在民族主義“以暴制暴”的行為規則下，民族國家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就必須確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領先地位，長期競爭的結果是“不合作沖突”不斷升級，發展到現在便是人類擁有了數萬顆核彈頭，足以將地球毀滅幾十次。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已經將人類社會帶到了滅亡的邊緣。

要發揚天下主義就必須要倚重中國，因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惟一以天下主義文化傳統為主流的國度，她為今天整個世界天下主義文化發揚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天下主義要成為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長期的和平統一；二是幅員遼闊。長期的和平統一才允許一個國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進該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并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去發展民族主義；幅員遼闊才可能促使一個國家在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狀態下把自己“作為一個世界以發展，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在秦朝便結束了戰國時代，并形成了一個幅員遼闊的統一國家，這非常適合天下主義精神的發展。用湯因比的話說，由于長期的和平統一，再加上“獨尊儒術”等文化政策的實施，中國自漢以后便發展出持久的世界主義（即天下主義）。雖然中國歷史上也不斷有朝代的更替戰爭，但中國的文化成功地將國家和天下區分開來，以確保天下主義的發展，顧亭林的一段話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反觀西方，他們至今也沒有結束戰國時代，而國與國爭必然滋生民族主義，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義。雖然歐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統一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民族主義的結束，因為歐洲的統一只不過是一個放大了的民族主義。①

只有天下主義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經濟學本身所蘊涵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發揮。在天下主義還沒有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之前，經濟學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論證和迎接這一時代的到來。由于文化的無意識，相比生活在民族主義文化氛圍下的西方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者更有可能突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局限，在中國古典哲學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義的影響，提出西方經濟學家因為文化偏見而提不出的問題，并使經濟學的發展回到她應該回到的軌道上來。正如汪丁丁所說：“經濟學向現代的發展應當，而且也只能，從回到哲學開始。中國經濟學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訓練，然后才被實踐推動著去思考超越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不過中國經濟學家對老師的超越，在我看來會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這一超越必須從哲學開始，而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哲學了。”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隨著西方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思，我們相信，中國的天下主義文化必將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那時經濟學就真的會成為“她本來就應該是那樣的經濟學”。

五、結語

至此，我們可以對中國經濟學的定義及其今后的發展方向做一個簡短的總結。什么是中國經濟學?是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還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或者說是中國人所研究的經濟學?顯然，這三種認識都沒有道出中國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根據上述經濟學發展的哲學路徑分析，可以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學，應該是引入了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的古典哲學從而使得經濟學在問題的發現、理論的構建和發展的方向上均有所突破的一個經濟學派。而中國的經濟學要想走到世界的前列，至少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一是突破機械自然觀的局限，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重整經濟學體系，使之對現實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二是發揮比較優勢，充分利用中國古典哲學當中的優秀資源，闡發經濟學本身所蘊涵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使人類社會走出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的“不合作升級”困境，并最終為人類社會開出萬世太平。這不僅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兩個基本哲學路向，實際上也是整個經濟學發展所必須堅持的兩個基本哲學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