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轉變思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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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和穩定的經濟增長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呈階梯式增長，引起國際范圍的高度關注。與高速經濟增長相對應的，是隨之而來的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十一五”規劃強調走自主創新之路，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發展目標的戰略重點，是針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解決當前我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問題，必須認真分析經濟增長的方式和實現條件，根據國情選擇切合實際的經濟增長道路。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及其理論淵源

理解經濟增長的內涵應從增長的機制和路徑兩個方面進行把握。從增長機制的層面看，經濟增長有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之分。從增長路徑的層面看，經濟增長有外延型和內涵型增長的區別。當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針對經濟增長的機制，但也涉及經濟增長的路徑，兩者是有機結合的。

從經濟增長機制看，相對于資源的使用，存在著“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粗放”或“集約”概念，起初應用于資本主義農業生產中，后來才擴大到工業生產和國民經濟增長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農業中的級差地租時，就闡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約化耕作”兩種農業生產方式，以此將“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區別開來。歷史地看，可耕地擴展的有限性，是促成農業部門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的重要經濟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內容，從來就是與資源有限性直接相關的。

當代意義上的“粗放型”和“集約型”概念，是擴展了整個國民經濟意義上的不同增長方式。粗放型增長由于具有低質低效的增長特性，依賴于生產要素的擴張，而生產要素的擴張主要是在規模、數量、產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較少重視質量、效益和效率。集約型增長由于具有高質高效的增長特性，依賴于現有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產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進步、節約能源投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管理水平，并在生產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產品競爭力，同時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程度。

從經濟增長的路徑看，經濟增長總是表現為生產成果數量上的增長，生產成果的數量增長取決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生產規模擴大的原因和表現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經濟增長有“外延式”和“內涵式”之分。馬克思在分析社會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時，針對固定資本折舊費用于擴大再生產的使用問題指出，折舊費既可以用來擴大企業規模，也可以用來改良機器，提高生產效率，“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可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生產能力提高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達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資源以擴大生產能力；二是提高生產效率以提高生產能力。

除了通過將固定資本折舊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內涵式”擴大生產這一路徑外，還可以通過新增投資用于建立新企業或擴大與改造舊企業，前者為“外延式”，后者為“內涵式”，這是另一條路徑，兩條路徑不應混同。馬克思指出：“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就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過程，而不論這種擴大是從外延方面表現為在舊工廠之外添設新工廠，還是從內含方面表現為擴充原有的生產規模”。在第二條路徑下，“外延式”增長可以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實現，“內含(涵)式”增長也可能是生產效率不變下的生產規模擴大。就是說，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長或“集約型”增長，也可以有“內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約型”增長，例如建設寶鋼就是“外延式”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的路徑，不僅取決于社會的物質資源狀況、經濟技術水平，也與生產的社會組織和合理安排相關。

從經濟增長的動力或源泉看，馬克思將生產力歸結為促進經濟增長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決定性的因素，而生產力的內涵又是豐富的，包括勞動力及其實際勞動、科學技術、生產對象即自然資源和物質條件，以及生產的社會組織等。經濟增長不僅依賴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賴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須靠技術進步，而且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做出的貢獻越來越大。馬克思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技術進步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生產形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強調技術進步的作用，也要重視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形式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

我國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長方式。在當前倡導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方式應增添新的涵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意味著要素投入方式由資本投入為主，向資本、勞動、科技投人為主轉變；需求拉動方式由投資與凈出口為主，向投資-消費-凈出口拉動為主轉變；投入產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轉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質量、高效益。

經濟增長方式必須適應生產的目的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成效已經受到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正反兩方面的驗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已逐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在集約型增長條件下，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斷緩解和克服經濟增長的瓶頸。據薩繆爾森分析：“美國產量增長的大約1／3可以歸之于勞動和資本的增長。其余2／3可以歸之于教育、創新、規模效益、科學進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導致的余留額”。他看到了經濟增長的內涵所在。

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迫切任務。應當看到，經歷2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目前已難以為繼。國際經驗表明，用大量投資支撐的增長，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從微觀角度看，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會造成相關產品的價格下跌、庫存上升，使企業經營陷入困境。而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又會加大潛在的金融風險和社會就業壓力；從宏觀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長方式由于對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產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不可再生資源耗費過度的現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長造成資金要素投入大，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份額不斷提高，投資效益下降，積累了大量風險。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長能源消耗高，我國近年來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呈增長態勢，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我國國內人均資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資源和45種主要礦產資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國際上許多重要資源被少數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壟斷，資源產品的進口要受到運輸能力等多方面制約，粗放型增長面臨極大的資源壓力和不確定性。發達國家在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我國目前已在一些地方開始出現甚至集中出現。由于不合理的開發建設活動，一些地方生態系統的整體功能下降，生態環境趨于惡化。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必須立足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可以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一是可以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實際效益較差，國有企業虧損面大，不改變這種狀態，經濟發展就很難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業化道路的路徑依賴。長期以來，我國在工業發展上過度熱衷于上項目、鋪攤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長，忽視現有企業的改革、改組、改造和內部管理，造成不少企業技術進步緩慢，生產能力閑置等問題。據統計，目前我國彩電生產能力閑置比例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為三分之二，汽車為四分之三。這種現狀迫切要求轉變工業化發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有助于解決“三農”問題。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目前國家對農業基建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遠遠低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這說明工業的粗放增長實質上已擠壓了農業，成為農業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應當改變長期以來農業未受應有重視、農業向工業提供積累的做法，而且工業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反哺和支持農業，從而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此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將改善環境污染的現狀和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傳統的經濟增長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來維持。據統計，每增加一美元的生產總值，我國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國的2倍～3倍。資源的過量消耗，也會加劇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以集約型方式增長，資源消耗將會減少，環境污染狀況將會得到改善。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看，我國長期以來生產技術進步緩慢，產品的質量不盡如人意，在國際市場上主要靠低價競爭。通過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實現科學發展，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集約型增長方式有利于人們實現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收入增長，為生活質量的提高創造物質條件，實現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擁有量少，生態環境整體上比較脆弱。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堅持節約發展、循環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才能不斷改善生態狀況，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為人們提供適宜居住的生活環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迫切要求更加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軌道。

三、客觀認識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中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中走的是一條粗放型增長的路子，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經濟效益低、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進步緩慢、產品質量低等一系列問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客觀地看到我國在經濟增長問題上的不足與差距。

一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較強的粗放型增長的特征。很多產業仍以粗放式經營為主，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有效增長。據統計，2003年我國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總產量的比例分別為：煤炭占31%，發電量占13%，鋼材占27%，銅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國GDP只占世界總量的4%，2001年我國從事制造業的勞動力總數為8083萬人，分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業的增加值分別是上述三國的31.6%，50.6%和98.1%；我國鋼鐵工業的噸鋼能耗比世界平均先進水平高出30%，除上海寶鋼外，鋼鐵工業生產每噸鋼的平均耗水量為15噸，相當于世界先進水平的2.7倍。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投入產出比卻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盡管由于人口規模不同，產業結構不同，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也不同，相互之間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從很多技術經濟指標的統計數字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擺脫粗放運行的局面。

二是我國生產技術水平偏低，勞動者素質結構改善緩慢，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如在技術進步上，我國在1952—1990年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僅為0.02%，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據內生增長理論，要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就要利用財政政策追加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三個領域的公共投資。從公共教育支出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參照比較看，東亞國家和地區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別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趨勢。我國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還不及東亞國家和地區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我國研究與開發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趨勢。如1990年的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該比例下降到0.50%。盡管我國經濟近年來增長迅速，但這種增長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費嚴重，不利于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是我國經濟比例關系沒有理順，產業結構不合理現象仍然突出。盡管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系不順。一方面，我國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國的投資率分別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費率卻分別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趨勢。另一方面，我國部分產業如房地產、鋼鐵、加工等行業發展過快，拉動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快速上漲，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頸部門更加緊張，而下游的消費類產品供大于求，生產能力顯著過剩。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往往注重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適當降低積累率，提高消費率，把兩者的比例調整到35；65的水平上，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投資主體的資金主要來自于銀行貸款，大量投資失誤和投資項目的失敗，造成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呆壞賬。投資審查不嚴，擔保和約束機制不完善，又助長盲目和惡意向銀行貸款的行為，這些問題成為經濟增長的隱患。從產業結構看，基礎產業特別是農業長期低迷不振，制造業等行業效益下滑，失業、待業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業的發展受到區域性因素的激勵，如短期內能夠擴大就業、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等，其新建項目的規模和生產技術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現有先進企業的情況，加劇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現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等外部不經濟性。同時，這還會促使企業之間進行惡性競爭，降低了生產要素的綜合配置效率。

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經濟增長內在規律告訴我們，穩定持續的經濟增長，不僅要重視價值補償，更要重視實物補償。在價值補償上不僅要重視不變資本的補償，還要重視可變資本的補償。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勞動者收人被極度壓低，出現了“民工荒”現象，說明了“可變資本”的補償已難以完全實現，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實物補償上，要重視對自然環境、土地礦產、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利用。目前農田等重要自然資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價轉讓，已直接影響到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景。因此，在理論上和指導思想上，必須堅持用系統論、整體論的觀點看待經濟增長，正確地處理好生產與消費、儲蓄與投資、“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的關系，強化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集約化生產提高生產率，以內涵式增長擴大規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須采取有效的財政政策，增加對“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方面的投資，真正實現和保持我國經濟的長期、全面、穩定、協調地可持續發展。

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重在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

實現集約型增長，關鍵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和經濟質量，基礎在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和優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都需要增強國內自主創新能力，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以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由低質低效向高質高效的轉化，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保障增長目標的實現。

推進科技創新，必須從體制人手，加大國家對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加強科普能力建設，實施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推進科技創新還必須改革科技管理體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經濟運行中，科研投人應向前沿技術研究和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傾斜，集中優勢生產要素，啟動一批適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科技項目，實現核心技術的突破。在體制上，要建設科技支撐體系，特別是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實施知識創新工程，構筑高水平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

在科技創新的主體上，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立企業自主創新的基礎支撐平臺。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既具有通過科技創新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內在動力，也具有重視技術創新、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外在壓力。企業直接面對市場需求和競爭，能夠更敏銳地覺察科技創新的方向和目標，同時具有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設備、工程技術能力以及社會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決科學技術創新與生產脫節的問題，從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我國科技人員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學。目前我國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擁有的科技研究開發人員分別為52%，28%和15%。只有改變科技研發人力資源與企業生產能力及經營能力相分離的狀況，充實企業科技人員和加強企業技術研發中心建設，企業才能作為技術創新主體，實現科技要素、經營管理要素和其他生產要素的直接結合。國家對于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的提取應給予稅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優惠，鼓勵企業加強研究開發工作。

科技創新必須與管理創新相結合，沒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亂、浪費嚴重，甚至企業管理層搞腐敗經營，科技創新的成果就難以體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會最終落空。加強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職工勞動素質的必要條件。目前，我國技術工人匱乏的現象十分嚴重，產業工人中的高級技工只占3.5%，與發達國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遠。提高職工整體素質和技術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應的制度作保證。要有能夠激勵職工學技術、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晉級晉升制度。

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內容。產業結構是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不同企業配置的比例關系。從產業結構來看，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演變路徑一般都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和資源密集，再到技術與知識密集的發展階段。雖然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但我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如果沒有政府的約束機制，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通常并不考慮外部的經濟性問題。政府應通過必要的市場準入制度，對產業結構進行宏觀的調控和規劃，不能一哄而上。為了減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政府可以通過行業協會，經常現有企業生產能力利用率、主要產品產銷率、企業景氣或破產的比例、同類企業主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狀況，以作為投資主體投資決策時的依據或參考，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調整產業結構，應按照消除結構性短缺或結構性過剩、促進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門轉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原則進行。既要有宏觀規劃的引導，也要發揮市場競爭機制作用，優化產業的空間布局，避免地區之間的結構趨同。生產集中化趨勢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現象，即生產要素不僅向優勢企業集中，而且向優勢地區集中。優勢地區實行高度的專業化分工，工業配套能力強，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物流成本相應要低，能較大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競爭力。要因勢利導，不同地區應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避開劣勢，培育優勢產業。經濟結構的調整既包括增量調整，也包括對資產存量的調整。增量調整應著重加強基礎產業建設，緩解和消除增長的瓶頸；著重發展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以推進產業升級。資產存量調整的重點，是用先進的技術裝備和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傳統產業的資源利用效率，推進產品的升級換代。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轉變觀念，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加快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要考慮到市場的有效需求和就業問題，還應考慮到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強有力的科學技術支撐。對于技術創新領域的市場失靈，政府應發揮職能進行彌補。政府還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調整優化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產業布局，特別是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同志指出：目前，國際經濟正處在產業結構朝著技術、知識、服務密集的方向發展的新的調整時期。為此，我國也需要通過結構調整，提高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通過產業的發展帶動就業的擴大，拉動市場需求，推動整個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