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模式多樣性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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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與內涵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是多樣性的，還是單一的，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經濟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注：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和越南十個東亞經濟體。）。在浩瀚的學術文獻中，有關概念的使用及其內涵極其混亂。因此，在探討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多樣性問題之前，必須區分“東亞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內涵上的差別。

筆者認為，東亞模式這個概念屬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范疇，是從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其內涵是指“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強政府的干預下，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在經濟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實行趕超戰略，加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則是屬于經濟學的概念。其研究對象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規律及其增長源要素，包括勞動投入要素、資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勞動與資本投入后的促進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也屬于經濟學的范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以及基本經濟發展狀況。其本質內涵是分析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包括研究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的發展趨勢；經濟結構的基本變化；經濟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國（地區）人民而非外國人參與的經濟發展過程及相應的收入分配關系；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注：參見馬爾科姆·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邁克爾·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但是，隨著近些年來各門學科的相互融合，經濟學家在考察一國經濟發展時，已將視野從經濟增長擴展到社會發展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同時，為了簡便，在國內外經濟論文中，東亞經濟發展模式通常被統稱為“東亞模式”。

閱讀有關英文論文或著作時，可以發現，東亞模式在英文中有兩種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雖然僅相差一個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與內涵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為東亞地區的各種模式，后者則指東亞地區單一的模式。

認同于單一“東亞模式”的一些學者認為東亞模式的內涵包括了以下六個重要特征：(1)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高投資；(2)合格教育與人力開發的高投資；(3)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4)促進出口的自覺政策（即在經濟增長初級階段，采取本國本地區貨幣貶值政策，在經濟起飛階段，則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業的工業政策）；(5)注重公平增長，避免了西方國家在早期經濟增長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平現象；(6)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和在對外經濟政策支持下的穩定康健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幸的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單一“東亞模式”的內涵似乎又變為“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與國家壟斷”、“道德公害與道德敗壞政權所致的劣質銀行業”、“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腐敗關系”、“經濟基礎脆弱”綜合體的代名詞（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多元性，很多外國學者沒有用EastAsianModel（單一東亞模式）的提法，而是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樣化的東亞模式），以示區別。有的學者把“亞洲四小龍”稱為“亞洲第一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First-tierANIEs)，將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稱為“亞洲第二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Second-tierANIEs)，或“東亞虎”(EastAsianTigers)與“東南亞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較亞洲兩個不同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同點（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學者使用世界銀行的提法“經濟實績優良的亞洲經濟體”(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東亞經濟體”(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學者使用“亞洲型經濟發展模式”。很多學者贊同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報告書中提出的東亞不存在單一“東亞模式”的論點，明確提出，“在世界銀行所涉及的八個經濟體中，至少存在三種模式。日本、韓國、臺灣的模式與城市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應視為兩種不同的模式，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這三個東南亞國家可被視為第三種模式。”

單一“東亞模式”與多樣性“東亞模式”論爭的實質

單一“東亞模式”與多樣性“東亞模式”論爭的實質性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應采取何種理論作為指導；第二，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否與東亞模式有著直接的關聯。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際理論學術界就對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模式”的形成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魯格爾(Kreuger)和巴拉薩(Balassa)的理論為代表的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這五個經濟體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推行了金融和貿易市場自由化，采取現實主義的兌換率和經濟對外國的開放，在實行進口自由化和關稅削減的同時，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張國家推動發展論(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經濟學家卻強調政府干預的作用。認為“亞洲四小龍”的強政府正是通過采取極其反市場干預的政策，如“選擇贏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將價格搞錯”(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對出口部門和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投資、貸款和稅收優惠傾斜政策，擴展了經濟并促進了產業的升級，最終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離開了政府的干預，這些都是難以實現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亞洲四小龍”經濟取得快速增長之后，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中國和越南的經濟也相繼得到了快速增長。日本政府與學術界認為，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所創造的“經濟奇跡”都是引進日本直接投資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結果，也是與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模仿和復制日本早期經濟發展的經驗、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強干預分不開的。

日本在東亞地區經濟實力與影響的增強直接導致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及其經濟實力的削弱。為了使美國勢力重返亞洲，美國政府通過其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用提供貸款和援助等方式，極力對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施加影響。美國通過提供有附加條件的貸款，要求受援國家和地區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接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推行金融貿易自由化政策，實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開表示不贊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貸款附加條件的理論。認為世界銀行向東亞經濟體提供貸款要附加條件是不符合東亞的實際情況的。日本政府建議世界銀行對東亞發展經驗進行全面研究，并為研究工作提供總額為120萬美元的經費，希望這一研究能夠反映日本政府的觀點：(1)東亞經濟發展的特點與其他地區是不同的；(2)雖然成功的戰略需要一個健康的市場機制，但是，政府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不應忽視。世界銀行于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研究報告書便是這項研究的最終結果。有關系列報告試圖用一種折中的理論“市場親善論”(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場親善論主張政府的職能僅限于為市場交易提供合法機構并在市場失敗時提供公共政策或貨物，同時強調，積極的國家干預在有的時候還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由市場力量來決定。）解釋東亞經濟的成功，可視作一種妥協。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卻在說明“經濟實績優良的亞洲經濟體”經驗的多樣化、機制的多樣性以及經濟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別。同時，在正式承認國家（地區）干預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同時，明確提出了東亞地區不存在單一“東亞模式”的論點（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對世界銀行報告書《東亞奇跡》的論點進行各種批評的過程中，又產生了與之相悖的理論——市場增進論（注：該理論認為，東亞政府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不僅僅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補充，更為重要的是對市場機制的加強。參見青木昌彥等主編：《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頁。）。

正當國際學術界還在為東亞模式是多樣性還是單一性進行激烈爭論之時，東亞金融危機于1997年夏天在泰國爆發，因此引發了又一輪新的論爭。這場論爭的中心論題是危機與東亞模式的關系，因而出現了東亞模式過時論、東亞模式死亡論與東亞模式完善論等多種說法。然而，從本質上來看，此次有關“東亞模式”的論爭仍然是自由市場和國家干預理論之間的爭論，是東亞政府失敗還是市場失敗、是加強自由市場還是加強國家干預之爭。危機初期，國際重要經濟機構和西方著名學者認為，東亞的國家過度干預是危機爆發的根源。但是，當東亞金融危機向世界其他地區擴散時，這些解釋就引起了人們的疑惑。對這些論點進行挑戰的是一些亞洲學者。他們認為，亞洲地區的宏觀經濟管理并未嚴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過多的市場）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管理，導致危機爆發（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東亞經濟發展的多樣化使得危機根源并非同出一轍：泰國的金融危機是由于銀行業擴張不謹慎、國內金融市場多樣化和短期私人借貸膨脹所引起的；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金融危機則主要歸咎于危機的傳染機制；韓國則是政府的經濟與金融政策失誤，大企業集團和金融機構經營方略失敗以及政經結合過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曉西主編：《亞洲金融危機實地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東亞四類經濟發展模式比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60年代初期，東亞十個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發展進程不同，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懸殊。目前情況大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社會經濟差異，而且這種差異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是最大的。

從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東亞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相繼形成了至少四種不同類型的經濟發展模式：(1)“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香港）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2)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綜合型經濟發展模式；(3)菲律賓拉美型二元斷裂性經濟發展模式；(4)中國和越南過渡型經濟發展模式（注：根據發展經濟學與開發經濟學的有關理論，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指標應包括：(1)反映經濟增長的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長源要素。(2)經濟部門結構變化與產業部門結構變動指數。其中最重要的標志是工農業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業、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及發展情況。(3)反映一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程度與經濟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標，包括一國GDP中的外貿依存度、主導產業的外貿依存度、外部儲蓄在資本形成中的比重、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等。(4)能顯示經濟發展實績的社會經濟的指標，如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受教育情況、就業比例、收入分配和貧困緩解程度等。）。從特性的角度考察，東亞每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點。統計數據表明，屬于同一類型的經濟體中，其人均GNP與經濟增長率要素組合、經濟結構變動情況、外部平衡狀況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亞洲四小龍”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有別于其他類型發展模式的特征：(1)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增長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帶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均GNP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國家與地區。(2)產業部門的結構轉換具有跨越性特點。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產業中的新興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產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產業超前性跨越性發展，并向國際化、信息化迅速邁進。(3)具有較強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韓國外，其他三個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均為順差，經常賬戶長年持續巨額盈余，外匯儲備豐裕，無外債負擔。(4)反映經濟發展的社會經濟指標，包括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醫療衛生與營養、人民大眾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貧困緩解等普遍得到明顯改善，有的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

然而，從特性角度來考察，“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NP顯然處在兩個不同的檔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臺灣、韓國高出1至2倍。經濟增長源要素組合差異也很大。在經濟發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勞動投入與資本投入，韓國和臺灣則主要依賴美國提供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進口替代工業和農產品出口等全要素生產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業政策、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創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則主要得益于金融業先行發展與深化以及自由貿易政策。技術創新對臺灣與韓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也起了關鍵性作用。臺灣主要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與當地企業合作的方式獲得先進的技術，韓國則著重利用國外貸款購買成套設備技術，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模仿、改造、創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折射出不同的特點。韓國和臺灣表現為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再向高新技術制造業部門轉換的特點。香港和新加坡則從服務業部門低生產率活動（如倉儲貿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門）向制造業部門、現代金融部門、現代商業貿易、運輸與通訊等部門迅速轉移，工業化發展進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業化發展過程只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從資源與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韓、臺的工業化進程雖然都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但是，階段的劃分、產業扶持重點并非一致。新、港、臺的外部平衡要比韓國強勢，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長期以來都呈盈余，外匯儲備額充裕，大大超出3個月進口貿易總額的國際標準，均無外債負擔。韓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呈長期赤字，債務負擔沉重。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經濟指標因各自情況差異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標被認為是除日本之外亞洲最高的，有的指標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韓國和臺灣較為遜色，但臺灣與韓國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對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數衡量，臺灣為0.299（1987年），韓國為0.316（1993年），香港為0.453（1981年），新加坡為0.474（1984年）。）。

（二）東盟三國綜合型經濟發展模式

東盟三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凸現出以下特點：(1)經濟增長與貿易出口在長達十多年期間呈良性互動增長狀態，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馬來西亞被世界銀行列為中上等收入國家，泰國和印尼則為中下等收入國家。(2)注重各經濟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農業部門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顯著下降。工業增長很快，資源型傳統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非傳統制造業發展很快，服務業也得到較快發展。(3)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這主要是外資的贏利匯出、債務償還、外貿逆差、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赤字造成的。(4)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著較大差距。人均預期壽命、醫療衛生與營養、嬰兒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數大有改善。絕對貧困指數隨著經濟增長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現象比較嚴重。

這三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經濟增長源也不盡相同。80年代之前，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資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國儲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資方式向外借貸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泰國則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貿易出口和技術進步、金融部門對外開放等成為馬、泰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經濟結構變動表現出明顯的多樣性、非同步性。馬來西亞的工業化經歷了四個階段，泰國則為三個階段。印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具有較模糊的特點，表現為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經常賬戶赤字以泰國為甚，貿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對外負債數額最大。三國各項社會經濟指標差距甚大：馬來西亞的各項指標遠高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泰國的大部分指標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印尼大部分的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僅達到中低收入國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國嚴重不平衡，馬來西亞次之，印尼較為均衡（注：泰國的吉尼系數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別為0.5313、0.5179、0.5114；馬來西亞的吉尼系數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別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數為0.365。）。

（三）菲律賓拉美型二元斷裂性經濟發展模式

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點：(1)國內低投資率。這是因為國內儲蓄率和生產率都比較低。菲律賓經濟年均增長率較低并伴隨著“高漲—崩潰”反復循環經濟發展周期的特點。菲律賓被世界銀行列為中下等收入國家。(2)各經濟部門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極其不公致使農業發展滯緩。工業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尤以制造業為甚。服務業發展相對較快，但公共基礎設施、金融服務明顯滯后。(3)貿易與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逆差與赤字狀態。國際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勞務收入和外國貸款彌補。(4)社會兩極分化十分嚴重，人民生活極其貧困。

（四）中國和越南轉軌型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和越南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點：(1)經濟增長呈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建立在工農業快速穩步發展、投資與出口大規模擴張的基礎上。人均GNP水平雖然較低，但增長速度很快。(2)部門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已經改變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畸形經濟結構，建立了有重點的協調發展的部門經濟結構。越南則逐漸地發展了重工業和基礎工業。(3)貿易和資本的對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包括人均預期壽命、醫療衛生與營養、嬰兒死亡率、孕婦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絕對貧困人口大幅減少。

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為10.2%，1990年至1995年為12.8%。同期，越南為7.1%和8.3%。中國的人均GDP是越南的兩倍。例如1999年中國的人均GDP為780美元，越南僅為370美元。部門經濟結構變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國已經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成為工業國。越南在革新開放以前長期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個農業國。兩國的對外平衡能力大相徑庭。中國的貿易往來欄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則長年贏余，國際儲備長年保持充裕。越南的進出口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通常赤字，經濟的外部平衡問題比較嚴重。從人均預期壽命、醫療衛生與營養、嬰兒死亡率、產婦死亡率等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指標來看，中國明顯高于越南。中國的收入分配指標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數中國為0.403，越南為0.361（注：世界銀行1999年統計數據。）。

政府（當局）在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過程中，各經濟體的政府（當局）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韓國政府、新加坡政府和臺灣當局在經濟發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預手段，對有增長潛力和能創造就業機會的特定部門進行積極的干預。但在經濟起飛之后，這三個經濟體的政府（當局）對經濟的干預便逐漸從直接轉為間接，從有形轉為無形。香港政府對經濟歷來實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強調市場機制和自由企業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現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計劃、制定引資優惠政策、支持與補貼公共商品供給、重視工業教育和職工技術教育、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扶持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等方面。

東盟三國政府在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決策的科學性、前瞻性和政策的連貫性方面均遜色于“亞洲四小龍”。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東盟三國都將工業發展的方向從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國客觀條件的制約和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政府在相當長時期內采取“中性化”的干預措施（注：所謂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種政策的同時，又采取了另一種與之沖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種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為吸引外商投資、發展出口工業而采取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護貿易政策如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匯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滯了工業面向出口的轉變。8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亞太區域資本和歐美短期資本的大規模進入，東盟三國政府放棄了原先設計的外聯內擴、工農業綜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在重要的經濟領域實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賓政府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局限性和低質量。以大地主為代表的菲律賓政府與美國壟斷資本代表勾結在一起，支配著菲律賓的政治與經濟。從50年代至今，菲律賓政府無論采取何種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權貴們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拋棄。直到90年代初，菲律賓仍然未能實現工業發展從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變。

中國和越南政府在轉型經濟的過渡時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發揮了主導作用。兩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在政府的統一部署之下，由政府制定方針政策、實施和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強制性與誘導性相結合的制度變遷。兩國都在探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市場機制的改革，以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