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工業化經濟發展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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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費孝通教授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探討,是一項重要的學術貢獻。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四種模式:工業化新模式,認為發展鄉鎮企業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不同于西方國家工業化模式的一個基本區別,也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鎮發展模式,認為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離土不離鄉”和“離鄉不背井”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兩條具體途徑;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與“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背景和現實發展道路;經濟圈(帶)模式,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黃河三角洲開發區,推進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區的整體發展,沿歐亞大陸橋建設一條溝通東西、平衡南北的經濟走廊等。這些理論觀點不僅啟發了無數理論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決策咨詢價值。

關鍵詞：農村工業化小城鎮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圈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費孝通教授的一項突出的學術貢獻,是關于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探討。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費孝通教授經常深入基層,“到農村里、城鎮里去觀察,去思考”,追蹤中國城鄉改革開放與建設的實踐,總結與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業化模式、小城鎮發展模式、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圈(帶)發展模式概念及其論述,不僅啟發了無數理論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決策參考價值,對于廣大實際工作者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費孝通教授幾十年如一日,經常深入基層實地考察,從沿海到邊區頻繁進行長時間、大跨度的系統調查。“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當我翻開費老當年親筆簽名送給我的一本本論著,內心充滿了敬意與懷念。現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費孝通教授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輪廓,作為對先生永久的紀念。

中國工業化的新模式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發現從有限的責任田上大可騰出手來另找生財之道。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找出路,是鄉鎮工業興起和發展的內在因素。費孝通教授指出,中國農民找到發展鄉鎮工業的道路是“逼上梁山”。鄉鎮工業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以新的勞動手段與新的勞動對象相結合的產物。但也有人對農民辦工業很不以為然,“有人說社隊工業挖了社會主義的墻腳,是不正之風,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各種帽子都有,問題提得很嚴重。”（注1）這種僵化與保守的觀念,沒有阻擋得了農民辦工業的潮流。他旗幟鮮明,明確支持社隊工業的發展。費孝通教授說過:“中國的草根工業如今長成參天大樹,實在是億萬農民長期艱苦奮斗創造性的勞動成果。作為一名社會學工作者,有責任對他們的實踐活動做點理論性的分析和總結,并在輿論上給予支持。”（注2）

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教授通過對蘇南等地的調查,發現社隊工業是農民擺脫貧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們應當提倡‘大魚幫小魚,小魚幫蝦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業幫助、促進農村社隊工業的發展。”他形象地指出,資本主義是“大魚吃小魚”,而我們社會主義卻是“大魚幫小魚”,社會主義模式里還有“小魚幫大魚”的一面,說得更完整些是個“大小相輔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蘇南地區,城市工業、鄉鎮工業和農副業這三種不同層次的生產力渾然一體,構成了一個區域經濟的大系統。這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實現工業化的發展系統,展現了中國工業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費孝通教授在三訪江村時指出,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多種多樣的企業不應當都集中在少數都市里,而應當盡可能地分散到廣大的農村里去,我稱之為‘工業下鄉’”。工業下鄉同樣可以在國家經濟結構中增加工業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卻不致過分集中,甚至可以不產生大量脫離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在這個意義上,為具體實現工農結合,或消除工農差距的社會開辟了道路。（注5）在農工相輔、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實現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這可能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同于西方工業國家發展模式的一個基本區別,也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可行道路。

費孝通教授以蘇南發展鄉鎮工業為例,指出了我國農村工業化模式的意義。他說:“由于這些地方工業辦得好,因而富裕起來的鄉村,農副業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斷降低,這個事實應當大書特書,中國社會基層的工業化是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發生、發展的,而且又促進了農業發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個特點的重要意義,只要和西方早年工業化歷史相對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歐洲工業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機器工業興起的同時,農村卻瀕于破產,農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涌進城市,充當新興工業的勞動后備軍。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工業的成長是以農村的崩潰為代價的。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與此相比,我國農民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以巨大熱情興辦集體所有制的鄉鎮工業。這種工業化的道路,是農民群眾在實際生活中自己的創造。（注6）

蘇南鄉鎮企業發展受到了強有力的行政推動。為什么當年從公社主任、鎮長到縣長,對辦工業這樣積極?費孝通教授指出:“沒有經費搞建設,他怎能不辦工業!”“甚至連學校也要辦工業。學校添置設備,修理校舍,都要校長籌集經費,校長又到哪兒去要呢?”（注7）在蘇南地區,村與鄉鎮領導增加行政、教育與福利經費的熱情很高,因而對于鄉鎮企業的基層行政推動力十分強大。費孝通教授的觀點,反映了蘇南農村工業發展的實際與歷史背景。蘇南鄉鎮企業是由農民自己辦起來的,當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現了分散化的現象。說“村村辦廠,隊隊冒煙”,有些夸張,但相當多的鄉鎮企業沒有集中到城鎮確是實情,造成了產業升級困難、要素聚集規模低、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等問題。當年個體企業與聯戶企業的興起,對農村的集體企業有沖擊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費孝通教授認為,這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以前,鄉鎮集體企業興起的時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現在聯戶企業與個體企業起來了,鄉鎮集體企業可不能當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婦”的時候。這一前一后的兩次沖擊,何其相似,里邊一定有文章。因此與其去抑制,倒不如回過頭來總結分析一下集體企業所存在的問題。（注8）他的這些想法很有道理,為了解決“二國營”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江蘇鄉鎮集體企業進行了改制和“二次創業”,成效顯著。當年農村社區集體企業,如今轉變為股份制企業與私營企業,有些成為規模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現代企業。

費孝通教授主張發展農村特色工業。他認為,在基本上屬于市場調節的情況下發展社隊工業,必須根據農村地區的特點去確定能夠發揮自己優勢的工業方向,才能保持穩定性。社隊工業應當有原料和市場的主動權才能穩步發展。農村工業的原料與農副產品銜接起來進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生產,以地方特色拓寬國內與國際市場,這些無疑是社隊工業選擇發展方向應該遵循的普遍原則。蘇南地區相對集中地發展了一些有特色的鄉鎮工業,從而以這些特色工業生產基地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吳江盛澤絲綢市場等一級批發市場。

費孝通教授把社會系統思想引入了鄉鎮企業研究。他指出,成熟的鄉鎮企業應當是一個開放性的社會系統,一方面,它要從城市輸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輸出產品,投入市場,在交換中實現產品的價值。企業是否能在市場競爭中取勝,不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來資源條件,關鍵的一環還在于企業內部,取決于鄉鎮企業這一社會系統的結構合理性,即有效的、靈活的、科學的管理。不論在實踐中觀察還是在理論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結論:一個高效率的社會系統總是開放性的,總是需要不斷通過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換來保持其穩定發展,從而使其高度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響周圍的環境系統。一個封閉的系統是不可能對外界發生影響的,而只有通過信息的不斷反饋與傳遞,才能逐步使系統從封閉走向開放,信息是農村社會和鄉鎮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他指出,蘇南農村經濟與上海市聯系較多,與常州、蘇州、無錫、南通等市的聯系次之。這就是說,上海市的經濟發展對蘇南地區鄉鎮工業乃至整個地區的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起著中心的作用。

費孝通教授在新時期形成的經濟發展觀,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在江村調查時就提出了“人多地少、農工相輔”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訪江村》一文中指出,這個地區人多地少,不搞副業,農民是富裕不起來的。因此,他建議恢復發展農村副業和鄉土工業,主張在村子里辦小型工廠,希望促使農民盡快富起來。20世紀80年代,他又指出:“中國要走出一條具有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來。”（注9）他指出,富則安,安則穩。富民思想是費孝通經濟發展理論的中軸,他在江蘇和其它地區的調查從未離開這個中軸。

小城鎮發展模式

從已有的基礎上做起,這是費孝通教授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說:“從已有的基礎上做起,然后由點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畫出比較全面的輪廓。”（注10）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教授調查的村子是江蘇省吳江縣廟港鄉的開弦弓村,他稱之為“江村”。江村調查是他已有的基礎。

“江村”如何改變比較落后的面貌?從內部來看,應是發展工業;從外部來看,應是發展小城鎮。正如他指出的那樣:“有一股外來的力,在制約著村子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這股力發自村子外邊的鎮。”（注11）1982年初,費孝通教授四訪江村。以后,他將研究視野由村轉向鎮,把小城鎮作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當年,有些地區的小集鎮破爛不堪,凄凄涼涼,正如同志所說的那樣,要發展商品經濟,小城鎮不恢復是不行的。如果我們的國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沒有小城鎮,農村里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就沒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據吳江調查發表了《小城鎮·大問題》一文。他說,小城鎮是農村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離土不離鄉、離鄉不背井這兩種方式,應該作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具體途徑來進行研究。“離土不離鄉”與“離鄉不背井”,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第一階段的主要形式,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離土又離鄉”與“離鄉又背井”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第二階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進程、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宋林飛,1998)我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三大差別”,費孝通教授主張把它們和農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鎮里。

費孝通教授主張“做活人口這盤棋”,認為具體需要做兩個棋眼:一是發展內地的小城鎮這種人口蓄水庫,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廣人稀的邊區開發資源。關于小城鎮的“人口蓄水庫”作用,費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論述:“社隊工業的發展使一部分農民轉化為工人,縣辦和鎮辦工業的發展也招收了相當數量的農民工。這就是說現在已經有不少農民到小城鎮里來了。據調查,這五六年來,小城鎮的實際聚居人口與戶口在冊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鎮人口數與實際情形差得很遠。這些農民工到了鎮上與鎮上工人一樣干活,甚至那些條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們來承擔,他們實際上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最新成員。”（注13）1984年,我曾根據費老的要求,帶領學生在無錫縣進行縣城、鄉鎮、村集三級小城鎮調查,發現該縣小城鎮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戶籍人口的1/3。

關于向邊區疏散人口的問題,費孝通教授指出,當前的邊區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卻是手藝人滾滾而來。應當歡迎這些為當地居民服務的手藝人進來,設法使他們賺的錢留下來,投資擴大再生產。也就是說,得對他們采取開放政策,讓他們落戶。我很贊成他的這一觀點。西部大開發應通過“東人西進”、“中人西移”與加速城市化進程,以人流、人氣帶動資金流、物流與資源開發,繁榮邊區與強固邊防。

費孝通的小城鎮研究,首先選擇的是先進典型。吳江縣地處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的蘇南,費孝通教授以吳江小城鎮為調查點進行深入分析,觸到了小城鎮問題的塔尖。吳江縣小城鎮建設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區發展的明天;現在在這里出現的問題有可能將來在別的地方也會碰到。（注14）

費孝通教授相信:“通過類型比較法是有可能從個別逐漸接近整體的”。“這個方法我至今認為是有價值的,但是也已經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對這種方法的不足,曾作過以下闡述:“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爾德(Redfild)教授也主張微型分析,但是他后來也感到研究一個文化較高的農民社區,應當注意到這個社區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與城鎮的聯系。這就對我過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處了。對中國農村的調查不能限于農村,因為在經濟上它是城鄉網絡的基礎,離開了上層的結構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識形態上,更受到經濟文化中心洗練過用來維持一定時期的整個中國社會的觀念體系所控制。這里存在著一個立體的上下關系,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但是怎樣在微型分析的基礎上來進行這方面的調查研究,當時我并沒有真正解決。”（注16）費孝通教授在小城鎮研究中使用類型比較法時,努力克服這種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銳與遠大的眼光,從個別微觀社區展望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

費孝通教授主張聯系小城鎮建設的實踐,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鎮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觀察范圍逐步擴大,比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觀點的逐步提高。我們對小城鎮這個研究對象,從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類別,又從它的發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從各模式本身的變動中觀察到它們共同的發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視社會科學的應用研究,反映了他經世致用的拳拳報國之心。他說:“對于當前小城鎮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一些大家在認識上比較一致的建議供決策機構參考,起到咨詢作用。”（注18）

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1983年,費孝通教授在《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注19）對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探討把費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即要從整體出發,探索每個地區的發展背景、條件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與其它地區相區別的發展特色,促使他進入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比較研究。

1984年,費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蘇南模式”的概念,指蘇州、無錫、常州和南通大體相同的經濟發展背景和現實發展路子。蘇、錫、常、通都位于長江下游,都是由于鄉鎮工業的興起而進入工業化時期的。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蘇南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發展社隊企業。（注20）他曾對蘇南一位領導說:“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寫‘模式’的。”“蘇南模式”最初的含義,是指蘇南地區農民辦工業,發展鄉鎮企業的農村經濟現象。改革開放以后,蘇南經濟增長快速,是我國率先發展的地區之一。對于蘇南等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鄧小平同志稱之為異軍突起。同志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報告中所說,“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因此,總結蘇南發展經驗并進行理論概括,是必要的。

費孝通教授提出“蘇南模式”在我國具有普遍意義。當時,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怎樣把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這就大大地調動了農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他們千方百計地去開辟種種生財之道,農民常稱它為‘找活路’。各地農民處境不同,條件有別,所找到的活路多種多樣,因而形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各種發展模式”。費孝通教授對蘇南的調查總結了四條:無農不穩,即沒有農業,經濟站不穩;無工不富,即沒有工業富不起來;無商不活,即沒有商業經濟活不起來;無才不興,即沒有教育和科學文化就不能繼續前進。(費孝通,1998)實際上,這就是“蘇南模式”。實踐證明,他的這一主張與蘇南20世紀80年代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是一致的。

“溫州模式”是費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1986年,費孝通教授在溫州調查時發現,“在外流動的手藝工人已達22萬,其中經商的約10萬。這是構成‘溫州模式’的骨干。”(費孝通,1992)溫州農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賣手藝,如木匠、裁縫、修鞋、彈棉花等。這些人省吃儉用,把在外地掙得的錢寄回家鄉積累起來,成了后來在溫州一帶發展家庭工廠的啟動資金,然后通過廣大的運銷網絡出售家庭作坊的產品。“溫州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是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注21）“溫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快、比重大。費孝通教授用“個體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溫州模式的特征,而區別于蘇南模式的“社區所有制”。他認為:“蘇南模式中的社區所有制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發展。社隊企業的發生,它的經營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則,無處不能從傳統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對應,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傳統模式相脫節,而且常常是脫胚于傳統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費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個有影響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鄰近香港的地緣優勢普遍發展“三來一補”企業,與香港形成前店后廠的格局。香港的工業擴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業不僅兩頭在外,而且可以說是主體也部分在外,利潤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費孝通教授還提出了其它一些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他到淮陰、鹽城、徐州等地區都做過調查,十分關心蘇北的發展。1986年,他在蘇北地區的一次調查就達20多天。他指出,蘇北鄉鎮工業發展得遲,個體專業戶發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專業戶對發展鄉鎮工業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陰總結了“耿車模式”,認為這是一條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采取簡單加工的方式來發展家庭工副業的路子。他還對“耿車模式”的創新提出了以下建議:一是要有現代技術,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設商品市場,四是對外開放。顯然,這些建議都是正確的,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他在河南民權縣庭院經濟發展中發現兩條“龍”:一是果農專業以農戶為單位種葡萄,鄉鎮企業榨汁發酵,縣里的國營酒廠最終制成果酒;另一條龍是紡織品抽紗,一根針,一根線,不用油,不用電,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萬戶,縣工藝品廠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裝出口。這種利用千家萬戶的勞動力,讓他們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脫貧致富的路子,他稱之為“民權模式”。（注24）徐州的農民組成建筑隊,到外地承包工程。大慶油田的廠房建筑,多年來幾乎全是由蘇北農村的建筑隊承包的,依靠這種勞務輸出掙回的錢,成了蘇北農村工業化的啟動資金。林縣也有“10萬大軍出太行”。這種專業性勞務輸出的富民路子,費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種模式。福清縣由僑胞投資興辦各種企業,甚至成為開發工業小區的發展方式。這些用現代設備和先進技術建立起來的企業,和國際市場密切相連,奠定了更為寬廣的發展前途,為農村經濟的發展開出了一條新路。費孝通教授稱之為“僑鄉模式”。

費孝通教授研究經濟發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簡單化、樣板化傾向的。他通過對蘇南模式的再認識,認為中國農村的發展應是避免強制不同條件的農村仿效一個樣板。費孝通教授以發展的觀點,分別對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初步認識進行過反思。1992年,他通過實地調查對蘇南模式提出再認識,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張。并對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認識,他指出:“發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變化較大,新的特點正在突出,以致過去的概念已有部分過了時。”費孝通教授還指出:“過去似乎太著重了各個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們的個性,而相對地輕視了各種模式之間交相作用、相互學習而趨同的一面。”無論是“蘇南模式”還是“珠江模式”,都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如果一成不變地看待這些“模式”,就會遠離各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我們是要防止簡單化的傾向,但不應因此拒絕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樣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區簡單地去模仿與照搬照抄。我認為,費孝通教授研究經濟發展模式,是為了倡導人們關注與總結各地發展經濟的實踐,學習與推廣各地經濟發展的經驗,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經濟圈發展模式

1984年以后,費孝通教授走出江蘇,分兩路穿梭進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邊區。沿海的一路從浙江、福建、廣東到香港,可以說是從江蘇向南延伸的。邊區這一路從內蒙古西走寧夏和甘肅,1991年又走進大西南的山區。(費孝通,1992)從研究方法而言,費孝通教授從兩個方向推進:一是橫向擴展,即從對江蘇省本身的深入研究進一步發展到全國性的比較研究;二是縱深發展,即從農村—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個城鄉關系的綜合研究。

“區域發展”、“經濟區域”概念的使用與實際分析,是費孝通教授小城鎮研究的深化與延伸。費孝通教授指出,越來越多的見聞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經濟發展具有地理上的區域基礎。各區域不同的地理條件包括地形、資源、交通和所處方位等自然、人文和歷史因素,均具有促進和制約其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點,具有相同地理條件也有可能形成一個在經濟發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經濟區域。這些區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經濟聯系而形成一個經濟圈或地帶。

費孝通教授首先關注上海經濟區與南京經濟區的建設。他按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將江蘇分成蘇南、蘇中、蘇北三個經濟區域,把長江以南的蘇、錫、常三市和地處長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為蘇南區域,這是從它們經濟發展上的共同性來說的,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經濟區;在蘇南、蘇北之間劃一個蘇中區,把揚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鎮江、南京兩市合成一塊,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內,屬于南京經濟區。這種劃分不同于近幾年江蘇經濟發展規劃中的提法,但對于打破行政區劃理解經濟區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聯結南京、鎮江、揚州3個城市的一片狹長的三角地區,被人們稱為長江下游的銀三角。費孝通教授也看好這一地區,認為南京對寧、鎮、揚所組成的城市體系與上海對蘇、錫、常、通組成的城市體系一樣,應當對自己所處地區的鄉鎮工業產生較強的影響力,猶如兩個相對獨立的星系,各自產生輻射,照亮星點周圍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過揚中,老人家對“散點式的規模經濟”十分有興趣。鄉鎮企業把工業猶如撒沙般地擴散到鄉間,直至進入農戶的家庭,使在整個鄉鎮范圍內的居民都得到實惠。對此,他概括為一句話:“要使千家萬戶富起來。”

費孝通教授建議開發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他認為,長江三角洲作為一個整體,從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適當的重視與扶持,不僅自身能迅速強盛,而且具有強大的能量,可以拉動廣大腹地的發展。費孝通教授對上海浦東開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東仍像深圳那樣吸引外資,以建設工廠為主,哪怕是包括興建一些高技術的產業,它的擴散能力和輻射能力都將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場、產業結構等方面與江浙,甚至沿江城市發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無法起到龍頭的作用。上海應該更上一層樓,在更高層次上成為全國的貿易、金融、信息、運輸、科技的中心。”（注25）這是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

近幾年來,滬蘇浙理論界與政府日益重視“長三角經濟一體化”,15年前費孝通教授的倡議無疑是其先聲。費孝通教授認為,使上海在經濟上成為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帶工農業商品總調度室或總服務站,成為一個具有廣闊腹地的大陸香港,這也許是更可取的一條路子。基于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長江為脊梁,以南絲綢之路和西出陽關的歐亞大陸橋為尾的經濟帶的發展設想。

費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經濟一體化”的觀點,建議推進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區的整體發展。這表明費孝通教授的經濟區域理論又向前發展了一步。他認為,圍繞香港這個中心的三個環形地帶,已到廣東的鄰省。“1998年底我曾從廣西的南寧,經玉林、梧州北上,從恭城入南嶺山脈,穿過湖南、粵北回到廣州。這個地區正處在上述工業擴散區的外圍,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變化,使我感覺到這里正在形成一個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這個經濟中心服務的農副產品的供應地帶,將發生獨具一格的發展模式。”（注26）近年來,張德江同志推動的“泛珠三角”經濟合作模式,無疑與費老的主張不謀而合。

費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設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意見以及建立黃河三角洲開發區的問題。他主張,黃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圍應當包括河口與稍微靠里一點的濰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問題”,中國有“東西問題”。費孝通教授主張“東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關于西北黃土高原、西南溶巖地區扶貧開發的具體建議。這兩套有關開發西部的設想,是費孝通教授在經濟區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認為,在農業傳統悠久的中部地區,從農業到發展工業之間要有一個過渡。這個過渡可能就是發展庭院經濟,為廣大農民切實增加收入,早日脫貧致富,積累資金,自力發展鄉鎮企業。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基礎上,加快中部地區的整體發展,沿歐亞大陸橋建設一條溝通東西、平衡南北的經濟走廊,需要盡早提上議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隨費孝通教授在江蘇吳江、無錫、揚中等地調查,受到許多教益。為慶賀費老九十大壽,我曾發表了《費孝通小城鎮研究方法與理論》一文。此后,費老仍不辭辛勞,繼續進行實地調查。弘揚他始終注重實地調查的“求學之道”、“志在富民”與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注釋：

注1、9、11：費孝通:《費孝通學術精華錄》,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頁。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費孝通:《行行重行行》,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頁。

注3：費孝通:《從沿海到邊區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頁。

注5：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頁。

注15、16、23、24：費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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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費孝通:《從沿海到邊區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費孝通:《舊燕歸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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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費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

8.費孝通:《行行重行行續集》,群眾出版社1997年版。

9.宋林飛:《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及其對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10.宋林飛:《費孝通小城鎮研究方法與理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